一、全球金融危机已使中国外资的实力下降

    自改革开放以来，外资对中国外向型经济的形成与发展作用重大，但2007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导致了中国国内原材料涨价、用工成本增加、人民币升值等，并对国际资本流动特别是外商直接投资（FDI）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从而对外资企业造成了严重冲击。具体表现为：

    1．外资企业投资减少。据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显示，2008年全球FDI流入萎缩21％，跨境并购下降近28％。贸发会议还表示，始于2004年的国际投资增长周期已结束，随着全球衰退程度加深，FDI下降速度还将加快。据中国商务部统计，自2008年10月以来，中国实际使用外资已连续7个月下降。2008年12月，中国新批设立外资企业同比下降25.78%，实际使用外资同比下降5.73%。2009年1-4月，中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6241家，同比下降34.24%，实际使用外资同比下降20.98%。[①]具体表现为：

    一是制造业使用外资出现下滑趋势。2009年1-3月，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下降11.5%。在长三角地区，自2008年10月以来，纺织行业外资新设户数、投资总额、注册资本和出资认缴降幅高达50%以上。[②]

    二是房地产业使用外资大幅削减。据国际地产投行及中介机构仲量联行发布的《2008年第四季度北京商业地产报告》显示，外资并购全年总额同比下降74%，2008年第四季度北京市场未出现任何外资收购案例。[③]仅2008年上半年，长三角地区新设外资房地产企业116户，投资总额35.4亿元，注册资本25.3亿美元，认缴资本23.5亿美元，同比分别减少55.5%、44.6%、42.4%和39.4%。[④]

    三是零售业外企在华投资放缓。2007年沃尔玛在中国开店30家，2008年新设店铺不到15家。2009年10月22日《每日经济新闻》报道称，在零售市场加速细分，“大而全”以及“小而精”将成为零售商两大发展趋势的背景下，许多内资零售企业均有大幅战略拓展，如百佳超市首家高端超市在广州开业，华润万家加大“ole”业态的拓店速度；而作为外资零售龙头企业的沃尔玛、家乐福则“按兵不动”。

四是金融业外企在华战略收缩。受危机冲击，金融类外资企业采取了财务紧缩、战略减持、套现甚至撤资等策略，自2008年10月以来，美国银行、高盛及瑞银等企业大幅出售其持有的中国金融机构股权，在短短三个月内减持总金额超过百亿美元。

    2．外资企业出现关闭、裁员或降薪现象。2008年以来外商在华企业注销、倒闭现象明显增加，以东莞为例，在2008年1-9月，外商投资企业关闭625家，占当地外商投资企业总数的4.2%。江苏省工商局《2008年上半年长三角地区外商投资企业发展情况分析》报告指出，2008年上半年共有4119家外资企业撤出了长三角市场，其中，注销企业1203户，吊销企业2906户，比2007年同期分别增长68.7%和81.7%。

在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对金融危机下中国出口企业的随机抽样调查中发现：在裁员或降薪方面，2009年以来外资企业“没有裁员但降低薪金”的比重为13.1%，比上年上升1.9个百分点。“小幅裁员”为15.6%，上升1.2个百分点。虽然2009年外资企业采取保持常态做法的比重为57%，比08年同期下降0.8个百分点，但与2008年相比，2009年以来外资企业的净裁员企业比例（净裁员率）[⑤]又上升1.8个百分点，达到3.9%。2008年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的净裁员企业比例为5.3%，2009年以来的比例为5.2%，净裁员企业比例远远高于其他类型的企业。

    3．外资企业在进出口贸易中的比重下降。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呈现进出口降幅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一般贸易进出口不同程度下降、加工贸易降幅很大等特点。

    据中国海关统计，2009年1-8月，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总值7325.29亿美元，同比下降22.57%，高于全国平均降幅（下降22.43%）0.14个百分点，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54.72%。2009年10月，中国海关公布了2009年1-9月中国进出口情况，其中进出口总额为15578.2亿美元，同比下降20.9％；出口8466.5亿美元，下降21.3％；进口7111.8亿美元，下降20.4％；顺差1354.7亿美元，下降26％。9月份，全国进出口总额2189.4亿美元，下降10.1％。其中，出口1159.4亿美元，下降15.2％；进口1030.1亿美元，下降3.5％；顺差129.3亿美元，下降56.8％。中国月度进口规模自2008年7月后持续下滑，由当月1114亿美元一路下降到2009年1月的513亿美元。[⑥]

    上述迹象表明，外商在华投资的比重和作用均下降，“外退”趋势明显。鉴于外资在中国对外贸易和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有人担心外资“退却”会对中国经济产生不良影响，引发动荡，认为需要通过政策进一步倾斜以留住和吸引外资。但现阶段没有任何理由以政策为代价“挽留”外资，全球市场经济杠杆调节全球供需，我们应尊重外资企业的战略选择，其扩张也好、收缩也罢，有其经济规律和客观条件，我们要以开放心态和理性态度对待外资，保持外资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尊重同等政策条件下外资企业的自主选择。我们一方面要充分重视外资作用，但防止盲目“崇外”，把保持或扩大出口的希望寄托于外资上；另一方面要将视野从努力吸引外资单方面扩展到经济发展全局上来，发现民营企业这支填补外资“退却”的新力量。

    二、全球金融危机正为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创造契机

    纵观国际国内形势，可以发现金融危机对外资企业的冲击程度明显大于民营企业。在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对金融危机下中国出口企业的随机抽样调查中发现：2009年与2008年相比，不同经济类型企业“净盈利面”都下降了近40个百分点。2009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盈利企业数量最多，净盈利面达到15%，比民营企业高11个百分点，而外资企业则全部亏损。外资企业作为在中国改革开放中逐步发展起来的新兴经济实体，由于其与国际市场的关联密切等原因，所受冲击更大。因此，金融危机给长期处于外资企业强势“抑制”背景下的民营企业提供了发展的新契机，具体表现为：

    1．民营企业与外资企业相比更具灵活性、竞争力和后发优势。民营企业大多是中、小型企业甚至是家庭式作坊，虽然规模小、起点低，但容易转变生产模式和贸易途径，正所谓“船小好掉头”。它们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比跨国企业更具灵活性：民营企业在外贸出口订单缩减时可以迅速调整生产线，生产面向国内市场的产品，也可及时调整企业规模以缩减成本。民营企业是市场导向的，其经营目标就是实现资本增值、利益最大化，囿于“性质”局限不能像国有企业一样得到政府支持，限于规模缺乏像外资企业一样的强大实力及在华投资时可争取诸多政策优惠，在激烈的市场经济竞争中，民营企业形成了更强的抗挫折能力和防风险能力，具有竞争力。追赶效应启示我们，初始状况起点较低的民营企业有更强的增长倾向，现阶段外资“退却”为民营企业发挥后发优势提供了契机。

    2．民营企业“走出去”扩大投资的机遇来临。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发展，中国已经从初级工业化进入到了工业化中期，“走出去”成为产业结构转型的必然趋势；中国已经发展壮大了一批有竞争力的企业，他们熟悉国外市场，具有较强的对外投资能力。据商务部、国家外汇管理局初步统计，自2003年起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持续增长，200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突破500亿美元，达到521.5亿美元，其中，非金融类直接投资406.5亿美元，同比增长63.6%，占78%；金融类115亿美元，占22%。[⑦]海尔、华为等一批民营企业成功地“走出去”，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生力军。

    全球金融危机导致外资企业资产价格缩水、利润下降、融资困难上升、企业自有资金紧张和外部资金来源收缩，从而抑制了其在华直接投资的能力，尤其是大规模并购顿减。全球经济陷入低迷，增强了外资企业对经济萧条的预期，导致企业扩张性的投资意愿下降，即使有充足资金的跨国公司也会审慎地在华直接投资。经济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冲击，会挤垮一定数量、缺乏竞争力的外资企业（尤其是出口型制造业）。此种情形下，民营企业日益成为“外退”后的“填补者”。有些民营企业化“危”为“机”，完成了自身的升级，如温州有几家做服装的民营企业，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收购了国际品牌，有些企业还想进一步收购技术，许多民营企业家反映现在收购成本比以前降了一半甚至更多，加快了“走出去”的步伐。

    3．民营企业在外贸出口中的作用上升。金融危机后，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出口比重发生明显变化。来自第二届博鳌亚洲论坛国际资本峰会的数据显示，2009上半年，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同比下降23%，高于其他企业（主要是民营企业）下降14.5%的幅度，因此，外贸出口额占比相应呈现“内升外降”的变化。虽然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占比2009上半年仍高达到55.3%，但内资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的发展势头强劲，预示今后中国出口企业主体结构的变化趋势，而且这一趋势还会因部分外企向本土收缩、资金回流的态势而加强。

    2009上半年，中国民营企业出口降幅低于其他类型企业，表现出较强的应对危机能力。首先，截止2009年6月，中国服装出口环比增长22.3%，玩具出口环比增长18%，鞋类出口环比增长16.4%，这些多为民营企业。中国主要劳动密集型产品（服装、鞋类、箱包、家具、塑料制品等）出口同比降幅均小于总体降幅21.8%的水平。其次，截止2009年6月，国有企业出口同比下降28.4%，其他企业（主要是民营企业）出口同比下降14.5%，且在出口总额中的比重由一季度的27.4%上升到上半年28.0%，高于国有企业16.7%的出口占比。最后，2007年下半年至2008年年中，中国对欧美出口增长率是下降的，占有的市场份额也是下降的。2008年9月以前，中国对欧美的出口增长率低于欧美从世界进口的增长率，9月以后，美国经济、欧洲经济、日本经济全面恶化，但中国对欧美的出口增长率出现了高于欧美进口增长率的态势，国内企业生产成本下降带来了利润空间的提升，同时国内产业结构调整也呈现优化的趋势。在出口价格方面，自2007年下半年以来，中国企业的出口价格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上升。上述情况说明了民营企业在扭转中国外贸出口下降中作用重大。

    4．民营企业对社会贡献越来越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显著。自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1978～1989年起步阶段，1989～1991年的清理整顿阶段，1992～1997年的重新发展阶段和1998年～至今的迅速发展阶段。自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民营企业迅速发展，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之一。2005年“非公36条”，进一步明确了民营企业的发展方向，成为推动其大发展的新起点。

    在不断成长壮大的过程中，民营经济创造出良好的经济效益。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十五”期间，中国规模以上民营企业实现工业增加值增长了246%，非公经济已占GDP的60%、出口的80%，中国民营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成为促进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在数量上，2007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非公企业数量达30.3万个，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的90％，其中，民营企业数达到17.7万个，占总数的52.6％；在产值上，2007年规模以上非公企业工业总产值所占比重为68％，其中，私营企业占23.2％；在投资上，2007年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非公企业完成投资30％以上；2007年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住宿、餐饮业中，非公企业数量占72％，从业人员占59.8％。[⑧]

    民营企业的社会效益主要表现在创造就业机会和增加税收等方面的贡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显示，民营经济在城镇就业比例，从2000年的45％增加到2007年63％以上。民营经济的税收总量已经超过国有经济，在不少地方，民营经济的税收占地方财政收入的60％以上。[⑨]中国工商联指出，预计到“十一五”末期，民营经济对城镇就业率的贡献将达到75%，税收贡献率将达到税收总量的60%，非公有制经济迅速发展，在解决城乡就业、增加财政收入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⑩]

    三、“外退民进”符合客观发展规律

    中国近代发展史上有过“外退民进”现象，自鸦片战争后，中国长期自给自足、闭关锁国的经济模式被打破，外国殖民者纷纷涌入中国投资设厂，中国成为外国列强的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这种历史背景下的外商投资实质上是对中国人民的压榨和剥削，但客观上也带动了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19世纪60—90年代掀起了一场兴办工业的浪潮——“洋务运动”。在“洋务运动”的刺激下，中国出现了最早的民营企业，比较著名的有上海发昌机器厂、广东继昌隆缫丝厂、天津贻来牟机器磨坊等，开启了中国民族工商业发展的步伐。但由于民营企业诞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环境中，既受外商企业的排挤和不公平竞争又受封建统治当局（当时的清政府已沦为“洋人的朝廷”）的剥削和压榨，长期在外国列强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夹缝中，步履维艰，产生了既有反抗又有妥协的两面性。一战期间，中国民族工商业迎来了短暂的春天，呈现出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的势头，进入“外退民进”时期。从国际环境看，由于一战爆发，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忙于战争，无暇东顾，许多列强在华投资企业出现了关闭和撤销，对华商品倾销力度大大缩减，且战争需要消耗大量战略物资，中国民营企业生产的商品反而能够大量出口到国际市场，营造了较为宽松的国际环境；从国内环境看，一方面政府大力倡导使用国货，另一方面国内民众长期受外国资本主义的欺凌和压迫，具有强烈的爱国意识，自发组织抵制洋货、购买国货的运动，这些为民营企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和国内消费市场。这次“外退民进”是一战爆发和当时中国民营企业有一定程度发展的国际国内条件、主客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现阶段的“外退民进”也是必然趋势，符合历史发展客观规律：

    从客观上看，在国际方面，西方发达国家爆发了金融危机且各主要发达国家都受到不小的冲击，银行倒闭、企业关门、工人失业等现象出现，外资企业在华发展势头放缓并收缩调整；在国内方面，在经历了三十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执政党已经成为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政党，中国政府正建成为高效、透明、廉洁、公正的服务性政府。政府积极鼓励、引导和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壮大，不断地为其提供政策平台，尤其是金融危机爆发后，国家对民营企业发展更为关注。2009年，国务院印发了《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36号文件），这些政策是针对民营企业的综合性措施，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政策措施以缓解民营企业发展难题。2009年10月15日在沈阳召开的中国中小企业大会对中国民营企业下一步发展做出了重要部署。

    从主观上看，如前所述，中国民营企业已经具备了填补“外退”后空白的实力。在对外开放政策的引导下，中国民营企业广泛参与市场竞争，在与外资企业的市场互动中学习、掌握了外资企业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正处于厚积薄发，发挥后发优势的时刻。金融危机后，不少民营企业抓住“外退民进”的战略机遇，“抄底”海外，如浙江韵升集团，原是美国西南风能公司的零配件供货商，为其生产中小型风力发电机金属部分的永磁材料、线圈等。美国西南风能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小型风力发电机生产商，是全球风能技术开发领域的先锋，产品远销88个国家和地区。2008年下半年，浙江韵升集团抓住美国西南风能公司在金融危机中陷入困境的机会，向其提出了以股权换技术的合作建议。经过艰苦谈判，美国西南风能公司接受了合作条件，双方制订了长期合作框架，美国西南风能公司以技术和资金结合入股，占33％的股份，美方将风能发电机的全套技术图纸提供给中方进行产品开发制造。像韵升集团一样，大量浙江民营企业把金融危机看作“抄底”国际市场的设备、技术、营销渠道乃至进行全面收购的良好机遇。

    四、多方支持民营企业以推进“外退民进”新格局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强调吸引外资的重要性，对外资的重视使得我们获得了宝贵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等要素，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发展。但现阶段，我们亦要强调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扩大自营出口能力和提升品牌竞争力。虽然中国目前仍然存在着外资依存度较高和外资主导外贸的问题，但是民营经济的发展势头非常强劲。以广东省为例，2009年1—9月，全省民营企业出口505.11亿美元，同比下降1.5%，降幅在各类企业最低；进口307.57亿美元，增长5.2%，9月大幅增长33.3%，连续四个月实现增长。同期，全省外商投资企业出口1546.60亿美元，同比下降19.5%，占全省出口总额比重为61.6%，比上年同期下降2.2个百分点。

    外资企业占据中国出口的主导地位，贴牌生产和加工贸易使得中国在国际贸易中实际获利并不大，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若能成为出口的主体，将大大有利于中国经济实力的提升和劳动者收入的提高。现阶段，国有企业因其所有制性质、经济实力及地位，其迅猛发展更多地表现为全球战略性投资，偏重于资源贮备和开发的“走出去”战略，如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等完成了一系列海外油、汽田的收购与股份投资。而民营企业在对外贸易中的表现说明其将成为拉动中国出口增长的重要力量，如果能将其置于与国有企业同等的地位上给予支持，“外退民进”的趋势将更加明显。民营企业具有更大的潜在增长性，现阶段正是注重民营企业发展，增加民营企业在外贸中的比重，加大对民营企业扶持力度的有利契机。正如温家宝总理在达沃斯年会开幕式上的致辞所说：“世界经济前景还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外需下滑的压力仍然很大；扩大内需在短期内受到多方面制约，一些行业、企业经营仍然困难，结构调整的任务十分艰巨；一些刺激政策的效应会递减，一些着眼长远的政策收到成效需要时间。中国需要通过结构调整使经济增长变得更均衡，这样中国的经济增长才能更具协调性和可持续性。”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应凸显“外退民进”的特色，如何增强民营经济的力量应成为重要内容。

    中国要通过各种制度创新和安排，消除民营经济发展中的诸多障碍，扩大民营经济规模，提高民营企业市场竞争力，比如完善相关政策法规、加大财税扶持、调整产业结构、改善政府服务方式等。具体做好以下工作：

    1．给予民营企业更多的政策支持

首先，完善民营企业相关出口退税、加工贸易等外贸政策。在民营企业出口商品政策上，适度上调其部分产品出口退税率，完善出口退税政策。2008年中国两次调高部分劳动密集型和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商品的出口退税率，缓解企业压力，促进部分商品贸易增长。但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并不代表中国产业发展方向，未来出口退税政策应该将重点放在有利于民营经济产业结构升级的高技术产品以及创意产品上，同时对具有国际比较优势的产品进行出口退税支持。

    其次，加大对民营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扶持。安排专项资金重点支持具有良好发展势头、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创新能力的民营企业，对企业科研创新活动给予税收减免。对出口型民营企业在设备更新、工艺改造等支出给予相应税收抵扣，降低先进技术设备、装备与知识产品的进口关税，对产品符合国家高新技术的出口型民营企业减收增值税，使企业能够有效的通过技术创新提高产品附加值来提升利润空间和增强国际竞争力。

    最后，完善相关配套政策。通过建立健全相关配套政策为民营企业出口创造最大的便利环境。如建立民营企业出口基金，支持企业相关出口活动；扩展出口信用担保制度，分散民营企业出口经营风险；打造出口信息平台，及时发布国际汇率、供求、产品等方面的资讯，使民营企业更好的了解国际市场动态等。

    2．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

    一要尽快建立为民营企业提供信贷服务的银行体系。鼓励各地建立民营企业贷款风险补偿基金，对金融机构向民营企业贷款按增量给予适度补助；对商业银行开展民营企业信贷业务实行差异化的监管政策；金融管理部门加强督促指导，支持银行机构设立独立核算的服务民营企业的信贷专营机构。

    二要创新融资渠道，增强融资能力。如加快创业板市场建设，加大发展创业投资、股权投资、产业投资基金力度，促进民营高新技术企业、文化创意产业集合发债等；支持民营企业借助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企业债券、公司债券等债务融资工具，稳步扩大民营企业短期融资券和债券的发行规模。

    三要为民营企业提供资金扶持。加强财政向民营企业的倾斜力度，建立财政和银行共担风险和责任的民营企业担保体系；设立包括中央、地方财政出资和民营企业联合组建的多层次贷款担保基金和机构；加大对民营企业的财税扶持，逐步扩大中央财政预算扶持民营企业发展的专项基金规模；在加快设立国家级民营企业发展基金的同时，引导社会资金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对为民营企业提供贷款的银行机构提供政府担保，以政府公信力增强银行信心。

    3．支持民营企业品牌打造。

    首先，民营企业要提升品牌意识，加强品牌营销力度。不少民营企业为跨国知名品牌生产贴牌产品，没有意识到自己有足够的技术和能力生产自己的品牌，在这方面，应该向成功的企业学习，如联想和海尔，他们就具有强烈的品牌意识和品牌营销能力。联想曾作过世界杯的全球赞助商，通过世界杯的竞技场在全世界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力，对IBM的收购更是让全球领略了联想品牌的实力。海尔在全球家电领域凭借技术优势及有特色的售后服务成为受信赖的家电品牌。中国民营企业在许多领域具有竞争力，如纺织企业等，完全可以发展为国际品牌。

    其次，政府要加大对民营企业品牌化的支持，为“中国制造”争取更为公平、公正的国际贸易规则。许多民营企业因缺乏在国际贸易中的话语权而在外国贸易保护壁垒或者反倾销诉讼中束手无策，中国政府应在国际贸易谈判中发挥大国优势，成为民营企业的坚强后盾，支持民营企业品牌在遭受不公平待遇时运用国际贸易“游戏规则”捍卫正当利益。

    最后，鼓励民营企业在竞争中调整产业结构，通过并购整合形成一批具有竞争力的品牌。应引导、鼓励和支持具备优势的民营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通过收购与兼并完成资本聚集，迅速整合资源，调整产业结构，形成自己的品牌，加速参与国际竞争的步伐。

    危机也是契机，中国应将目光从外资企业上收回，转而关注于内——民营企业，实现“外推民进”。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民营企业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更小，且其具有的资金潜力还促使中国民营企业寻找更多的对外投资机会。此外，中国经济因政府刺激经济措施的生效以及出口随世界经济复苏的改善，能实现持续增长，为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因此，在后金融危机时代，要改变过去只关注吸收外资的做法，在继续为外资企业提供有利发展条件和政策优惠的同时，更注重对民营企业的扶持；与国有企业相比，要改变过去忽略民营企业，把大量资金和政策扶持给予国有企业的做法，使民营企业在各项制度和政策措施上享有与国有企业同等的待遇，成为与国有企业共同成长并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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