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已经快速增长了30年，这个势头还能保持多长时间？一般估计是十年左右。从国际经验看，没有一个经济体连续40年保持两位数增长，连续40年保持7%以上增长的只有韩国、中国香港和新加坡。但这都是较小的经济体，大经济体尚无先例。中国增长潜力还有多大，是如何分布，高速增长何时、以何种方式结束等，都有大量问题需要研究，也会有许多不确定性，但比较确定的有两点：第一，中国经济将会转入一个中低增长期；第二，这个时间大概不会太长，至少很难再维持30年。

    如果采用高速增长期还能维持10年的估计，那么就要面对两个问题，一是把高速增长的潜力发掘好、利用好，二是要进入中低增长期做好准备。我想着重就后一个问题作一讨论。

    讨论这个问题，需要作一个设想，就是当经济进入中低速增长状态后，具体地说，进入6-5%或以下时，会出现什么局面？最近可以比较的一个例子，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中国经济去年四季度和今年一季度的增长情况，速度将到了6%左右。与之相伴随的是企业利润急剧减少，政府财政收入大幅下滑，就业也出现问题，上千万农民工失业，有回乡的，也有不回乡的。仅仅两个季度，我们就感受到了很大压力，如果不是短期，而是长期，是一种常态，我们能够承受吗？由此，我们可以提出一个正面的问题：如果中国经济增长速度6%以下成为常态，而我们有期望出现一种好的局面，一种可持续的局面，应当解决哪些问题，应当做好哪些准备？

显然，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这里我想提出三个我认为很重要的问题。

    一是创新问题。由此要达到一个目标，就是在中低速增长时，大多数企业是能够盈利的。目前，中国经济还是一种速度效益型经济，前些年曾经有一个研究认为，当增长速度低于6%时，一半以上的企业是要亏损的。美国企业在2-3%增长时会盈利，中国的企业在5-6%时不会盈利。问题是，中国企业主要靠要素投入，靠市场需求快速扩张，而不会在市场需求增长放慢后，靠技术进步提高生产率而盈利。而要实现这一转变，必须大幅度提高创新能力。这个问题已经讲了很长时间。要真有突破，必须在产权（包括知识产权）保护，企业治理结构改革有大的推进，这样企业才能有促进创新、技术进步的眼界和动力；必须在促进创新的组织、机制和政策安排上有大的改进，必须在教育、科研等领域培养创新型人才上有大的突破。钱老最近一篇谈话，讲得很到位。

    二是金融发展与金融风险防范问题。美国金融机构出了问题，中国金融总体保持健康，是不是中国金融机构在机制和效率上就一定好于美国金融机构呢？恐怕难有这样的结论。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中国几大银行不良资产比率达20%以上，被称为“技术上已经破产”。十年后再一次金融危机到来时，中国金融机构可被称赞为“一支独秀”。确实，这些年银行业和其他金融机构改革有了实质性的推进，但是有一个大的背景，这就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由此带来的很好的流动性和很大的业务空间。这次危机冲击、经济大幅回落后，当时多数人的估计是会出现“惜贷”，信贷收缩，但事实相反，出现了规模空前的信贷扩张。发达国家是“宽货币、紧信贷”，中国货币实际上并未明显放松，但信贷大幅增长。这应该说反映了中国目前银行业的行为特点和体制特征。有统计称，前三季度银行信贷60%是投向各级政府项目，认为政府项目就是没有风险的。其中有些中长期贷款5-7年后还款，那时的回报如何呢？不难看出，目前存在着两类问题，一是已经发生的业务存在着中长期风险，二是我们的金融机构改革和制度建设还没有到位。一旦增长速度下降，这两类问题都可能显露出来。国际工业化的历史显示出这样一个规律，即踏上工业化征途的经济体，在经历了一个黄金增长期后，几乎都发生了不同形态的金融危机。中国要避免大的金融危机，必须把已有业务中风险限定在可控的范围之内，同时要通过制度建设，使金融机构达到中低增速时可稳健运行的状态。

    三是服务业开放问题。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大的产业结构仍会基本保持先前的格局，以工业为主导。当这个格局发生大的变化，工业比重开始下降时，高速增长时期也就结束了，这时服务业将会出现快速增长。也就是说，中低速时期与服务业的大发展是同时到来的。这个包含的一个问题是，如果这时服务业的发展跟不上，高速增长后可能出现一个大的下滑。避免这种情况的的一个要求，是服务业的发展要有足够的动力。正如大家所知道的，中国服务业发展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开放不足。不论是与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相关的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还是与政府公共服务相关的服务业，其中既包括金融、通讯、运输等基础性行业，也包括教育、医疗、出版、文化等行业，如果放宽准入，公平竞争，增长的潜力、创新的潜力都很大。

    以上三个问题，以及更多相关问题的解决，现在就是着手推动，有些还必须加快，因为解决这些问题都需要时间，等进入中低速增长时期到来时再抓就晚了，就可能出现大的波动。解决这些问题实际上就是在推动增长模式或发展方式的转变。这些年发展方式转变一直在讲，但进展不大，尚未出现全局性、实质性的突破。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经济处在高速增长是时期，可以化解、掩盖一些矛盾，推后一些问题。但一旦增长速度由高速转入中低速，矛盾和问题不能掩盖、后移时，发展方式的转变就很难推后了，也就被“逼出来”了。换一个角度看，如果增长速度降低了，通过增长模式或发展方式的转变，增长的质量反而提高了，增长速度的降低就不会带来大的冲击，中国经济发展就会进入另外一个充满活力、令人满意和振奋、可持续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