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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经济进入中低速增长期做好准备
作者:刘世锦    发布:2010-01-26    阅读:4476次   
    中国经济已经快速增长了30年,这个势头还能保持多长时间?一般估计是十年左右。从国际经验看,没有一个经济体连续40年保持两位数增长,连续40年保持7%以上增长的只有韩国、中国香港和新加坡。但这都是较小的经济体,大经济体尚无先例。中国增长潜力还有多大,是如何分布,高速增长何时、以何种方式结束等,都有大量问题需要研究,也会有许多不确定性,但比较确定的有两点:第一,中国经济将会转入一个中低增长期;第二,这个时间大概不会太长,至少很难再维持30年。
    如果采用高速增长期还能维持10年的估计,那么就要面对两个问题,一是把高速增长的潜力发掘好、利用好,二是要进入中低增长期做好准备。我想着重就后一个问题作一讨论。
    讨论这个问题,需要作一个设想,就是当经济进入中低速增长状态后,具体地说,进入6-5%或以下时,会出现什么局面?最近可以比较的一个例子,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中国经济去年四季度和今年一季度的增长情况,速度将到了6%左右。与之相伴随的是企业利润急剧减少,政府财政收入大幅下滑,就业也出现问题,上千万农民工失业,有回乡的,也有不回乡的。仅仅两个季度,我们就感受到了很大压力,如果不是短期,而是长期,是一种常态,我们能够承受吗?由此,我们可以提出一个正面的问题:如果中国经济增长速度6%以下成为常态,而我们有期望出现一种好的局面,一种可持续的局面,应当解决哪些问题,应当做好哪些准备?
显然,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这里我想提出三个我认为很重要的问题。
    一是创新问题。由此要达到一个目标,就是在中低速增长时,大多数企业是能够盈利的。目前,中国经济还是一种速度效益型经济,前些年曾经有一个研究认为,当增长速度低于6%时,一半以上的企业是要亏损的。美国企业在2-3%增长时会盈利,中国的企业在5-6%时不会盈利。问题是,中国企业主要靠要素投入,靠市场需求快速扩张,而不会在市场需求增长放慢后,靠技术进步提高生产率而盈利。而要实现这一转变,必须大幅度提高创新能力。这个问题已经讲了很长时间。要真有突破,必须在产权(包括知识产权)保护,企业治理结构改革有大的推进,这样企业才能有促进创新、技术进步的眼界和动力;必须在促进创新的组织、机制和政策安排上有大的改进,必须在教育、科研等领域培养创新型人才上有大的突破。钱老最近一篇谈话,讲得很到位。
    二是金融发展与金融风险防范问题。美国金融机构出了问题,中国金融总体保持健康,是不是中国金融机构在机制和效率上就一定好于美国金融机构呢?恐怕难有这样的结论。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中国几大银行不良资产比率达20%以上,被称为“技术上已经破产”。十年后再一次金融危机到来时,中国金融机构可被称赞为“一支独秀”。确实,这些年银行业和其他金融机构改革有了实质性的推进,但是有一个大的背景,这就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由此带来的很好的流动性和很大的业务空间。这次危机冲击、经济大幅回落后,当时多数人的估计是会出现“惜贷”,信贷收缩,但事实相反,出现了规模空前的信贷扩张。发达国家是“宽货币、紧信贷”,中国货币实际上并未明显放松,但信贷大幅增长。这应该说反映了中国目前银行业的行为特点和体制特征。有统计称,前三季度银行信贷60%是投向各级政府项目,认为政府项目就是没有风险的。其中有些中长期贷款5-7年后还款,那时的回报如何呢?不难看出,目前存在着两类问题,一是已经发生的业务存在着中长期风险,二是我们的金融机构改革和制度建设还没有到位。一旦增长速度下降,这两类问题都可能显露出来。国际工业化的历史显示出这样一个规律,即踏上工业化征途的经济体,在经历了一个黄金增长期后,几乎都发生了不同形态的金融危机。中国要避免大的金融危机,必须把已有业务中风险限定在可控的范围之内,同时要通过制度建设,使金融机构达到中低增速时可稳健运行的状态。
    三是服务业开放问题。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大的产业结构仍会基本保持先前的格局,以工业为主导。当这个格局发生大的变化,工业比重开始下降时,高速增长时期也就结束了,这时服务业将会出现快速增长。也就是说,中低速时期与服务业的大发展是同时到来的。这个包含的一个问题是,如果这时服务业的发展跟不上,高速增长后可能出现一个大的下滑。避免这种情况的的一个要求,是服务业的发展要有足够的动力。正如大家所知道的,中国服务业发展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开放不足。不论是与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相关的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还是与政府公共服务相关的服务业,其中既包括金融、通讯、运输等基础性行业,也包括教育、医疗、出版、文化等行业,如果放宽准入,公平竞争,增长的潜力、创新的潜力都很大。
    以上三个问题,以及更多相关问题的解决,现在就是着手推动,有些还必须加快,因为解决这些问题都需要时间,等进入中低速增长时期到来时再抓就晚了,就可能出现大的波动。解决这些问题实际上就是在推动增长模式或发展方式的转变。这些年发展方式转变一直在讲,但进展不大,尚未出现全局性、实质性的突破。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经济处在高速增长是时期,可以化解、掩盖一些矛盾,推后一些问题。但一旦增长速度由高速转入中低速,矛盾和问题不能掩盖、后移时,发展方式的转变就很难推后了,也就被“逼出来”了。换一个角度看,如果增长速度降低了,通过增长模式或发展方式的转变,增长的质量反而提高了,增长速度的降低就不会带来大的冲击,中国经济发展就会进入另外一个充满活力、令人满意和振奋、可持续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