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代的终结   
    肇始于2008年的那场自1929年以来80年未遇的经济危机，得到媒体持续不断地报道和关注。危机中各国政府采取各种各样的救市方法，普通民众也参与到其中。对于这场危机很多人将直接的原因归咎到格林斯潘的头上，譬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世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里茨在2005年发表的《全能的美联储及其在泡沫膨胀中扮演的角色》一文里也尖锐的指出过，格林斯潘希望仅仅通过讲话“就能够把泡沫熨平,从而使整个国家避免泡沫破灭造成的影响”，但是后来发生的一切清楚地表明，他高估了自己的影响力，仅靠演讲并不能取得成功。

    在无休止的宽松扩张货币政策下，世界经济在经历了高投资和股市飙升，非理性繁荣和投机泡沫也在滋长的同时，终于给今天的危机埋下了巨大的伏笔。格林斯潘所带领的美联储在这点上失策，他没有尽到预警投机狂潮的责任。他不仅让安然、世通这样的大型企业，在投机的冲动中迷失了方向，他也让整个世界都迷失了方向。也终于让我们跌入了到今天尚未完全爬出来的深渊。

    这个备受危机摧残的世界，已无心承担重建全球平衡的重任。各国目前正在制定旨在重现经济繁荣的政策。美国政府希望信贷资金再次流向负债累累的美国消费者，而出口国——尤其是亚洲出口国——最希望的，莫过于这个全球最大的消费国能够引领需求复苏——这是一张后患无穷的处方。
　　这并不是说，目前采取的财政及货币政策无法缓解困境。而是说，如果这些政策最终使得搅乱全球经济的失衡长期存在下去，下一次危机会比此次更为严重。
　　“全球失衡是一个留待日后考虑的问题，危机之后的调整才是要紧之事。” ——这正是今天人们普遍心理。无论是华盛顿还是北京其潜在意图都是那么明显，他们的把重点放在了日益紧迫、启动个人消费和投资的努力上。眼下先顾增长，问题留待日后。这又一次成为了危机之中失衡世界的口头禅。但问题却在于，这种政策有点类似我们的一些财务状况很坏的公司所习惯的财务解决办法——借新债还旧债的把戏，用新债压住旧债，这样的危机在于滚雪球效应，到时或许问题将完全失去我们能够控制的范围了，这正是全球政策所面临的最大风险。

    虽然我与斯蒂芬·罗奇对失衡的理解是有偏差的，在这位高盛亚洲主席的理解世界里，所谓的失衡就是指在民族定义下的国家与国家间国际收支的不对称、是供给与需求的不对称。而我的失衡论则泛指的却是贪婪的人性的无限与地球的有限之间的失衡。但我们的结论却是殊途同归的，如罗奇所说：“这是一条多么不计后果的治世之路啊！”尽管这一次，包括美国、英国、日本在内的世界各国的官员可能紧急划拨资金，实施最为积极地财政投入而救世界经济一时燃眉之急，但观念仍是陈旧的，真相仍被普遍地忽略着。

正如同1933年的经济危机，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它亦是一场根本性的系统重建的开始。今天的危机也不例外，对于克服今天的危机，其根本就在于我们需要一场新的革命性、根本性的系统重建；以往那种繁荣是建立在一种错误的基础上，我们再也不能把繁荣建立在那样的基础上。

    对于当前的危机，我们显然不能够只是简单的把责任推诿给自以为是的格林斯潘或者是贪婪的马多夫。因为160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在他们合著的《共产主义宣言》一本书里明确的指出:“资本主义体系的致命弱点是它的自毁倾向，任何动荡与危机根本不是某个人、某个政府的失误所致，这种自毁倾向及他带来的危机正是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本质。”看到这些周而复始及不断扩大的经济危机，我们不得不恭维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非凡的洞察力、远见力。但我觉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说明也还不够，因为在这次危机中，如果按照鲁比尼的自照镜子的方法去做，那么我们将将会发现，镜中的我们本身就是那个自以为是的格林斯潘、就是那个贪得无厌的马多夫。休谟曾说过：社会动乱的最大根源在于人们互相争夺财产的无限欲望，这个观点也完全可以引申到我们今天所遇到的一切麻烦上来。我认为，这不仅仅只是资本主义体系的弱点，互相争夺的无限欲望甚至可以说是我们整个人类社会固有的弱点、人性固有的弱点。

海洋赤潮的爆发,湖水蓝藻的爆发,经济危机的爆发——与其说是环境危机、是经济危机还毋宁说是人类的心灵危机，是人性贪婪引起的危机。休谟曾说过：社会动乱的最大根源在于人们互相争夺财产的无限欲望。我们固然的承认，欲望是人性的根本张力，是宇宙对生命的吸引力。在地球资源宽裕时张扬的人性是善,是人的权利。但凡是有个度，超过了一个界限，当地球环境恶化时，过去的善就演化为现在和未来的恶，这就是真理的相对性。当原来的善演化为现在乃至未来的恶时，这种动力也就慢渐的转化为一种传染病毒,它会借助运动进行扩散。如果再得以适宜的价值观的配合，那么这种贪婪病毒借助制度的季风在全世界迅速传播,结果导致整个人类患上了贪婪重症病。贪婪病毒是种心灵蛀虫,它会像白蚁那样把人的精神支柱掏空，让心理大厦倒塌；会像蝗虫那样啃噬心田里的最后一片绿叶，让心田变成荒漠。

    张扬人性,是以地球资源为动力的, 它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具活力和转化力的意识形态，亦是现代西方崛起的基础。实际上，作为现代特征的，人们关注的所有主要领域，比如科学技术、工业资本、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等等，都从中受惠或汲取养分。而且，我们追求的那些被视为属于现代意识的价值，比如自由、平等和人权等等，如果不是在结构上，就是在起源上，与人性张扬为核心思想的启蒙心态密不可分。我们想当然地认为：通过工具理性，我们能够解决世界上的主要问题；进步，主要就经济而言，是人类整体的渴望和需求。
　　人类正患着一种叫“欲望的亢进”病，这个病存在着三多一少：多占、多耗、多污染和少资源。但这在以人类为中心的人类生存方式其必然是：失去外部的推动力量。我们不应该忽视的一个事实是：人体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完全依赖外部能量输入的平衡体。但同时我们亦必须认识到得一个事实是：地球的空间和资源都是有限的,而人的欲望却是无限的,有限的资源无法填满无限的欲壑。这也就决定了以人类为中心的世界是不可持续的世界,他会自取灭亡。而当今人性的最大弊病就是：破坏了当代,更在严重的透支着未来。固然我们知道，经济危机、生态危机它本身是一种独立于人类行为以外的自然规律，它并不会以人的主观意志而发生转移，但我们可以做的却是，我们可以将问题恶化的程度最小化。

    诚如休谟所警告的：我们如果全心信赖人类，一定会遭到危险（见《人性的断裂》）。亦如有人所说的：如果恐龙具有反思精神,它们也许不会灭亡。为了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必须反思人性。所谓的反思人性就是批判人性中那毫无节制的欲望和贪婪；就是审视自我，就是每个人都在镜中照照，自己是否就是那个我们在诅咒的自以为是的“格林斯潘”、是那个贪得无厌的“马多夫”；并以此更进一步的来检讨我们当前的以唯“物”为表现形式的经济模式是否合理，是否能够保证我们人类生活得到可持续的发展。

    现行的这种欧美经济发展模式，就是一种典型的鼓励浪费或者说是一种典型的鼓励贪婪的社会体制，它的各种政策譬如以低利率为表现形式的货币政策都只是为这种体制而服务的。在这样的体制下，人们被怂恿、诱惑去购买更多新的商品，去不断地浪费社会资源。每一件商品的生产，都耗费了大量的自然资源、人力资源。自然资源当中的很多都是不可再生的，比如石油、煤炭等。在这样的体制下，人类的贪婪却让世界支付代价。正是这种浪费和贪婪造成的过度消耗，导致了能源危机和环境危机的产生。

    现在我们需要做的不应是推卸，不应是简单的把问题归结于某人某个政府某国某个阶级，我们需要从最根本上找出问题的根源。一开始我们就因为这种那种的原因，把我们对世界和对我们自己本身的认识之路走偏了，也终于导致了对我们自己和自己所赖以生存的世界缺乏应有的、正确的和完整的认识，我想这才是这轮危机产生的真正根源。

    对任何一个社会而言，成败的关键在于知道哪些核心价值观应该继续尊崇，而哪些价值观则应随着时代的变化必须应予以摒弃，并去探寻适应于新时代的新的价值观。今日，对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整个世界面临类似的抉择。在过去人类社会所做出的残酷决定中，他们必须决定哪些价值观可以在新变化的环境下继续保留，而哪些视若珍宝的价值观必须舍弃，或是采用不同的做法。在历史上格陵兰的维京人将自己定位为欧洲人和农业社会，而拒绝放弃上述价值观，最后以死亡告终。反之，1979年的中国，在他当身陷政治与经济一片狼藉的时候，这个古老而年轻的国家却深明大义的坚定地远离一些过去的价值观，譬如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宝，譬如越有知识越反动，譬如将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等等。历史上，几陷入绝境的秦国在关键的时候放弃了他们长期信奉的、对国家形象至关重要的一些价值，转而信奉其他的价值观，而终于使他们不至于被强大的三晋予以吞并。同样的例证还有：德国，这个欧洲老牌帝国，几次世界性大战的肇始国，放弃了他由来的军国传统；而稍后“北极熊”俄罗斯也放弃了它长期以来的共产帝国主义实验。

    所有这些发生在过去和现代社会重估价值观的行为尽管艰难重重，但它们都做到了。因此我们没有理由对未来灰心，这些例子足以振奋全世界人民——那些正在享受物质文明或还没有享受到物质文明的但都生活在同一地球的人民。这些例证使我们鼓起勇气重估当前的处境：当前的消费价值观和当前的经济发展模式能够保留多久又能够保留多少？

    当前世界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转折的关头了，我们确需对当前的经济发展模式做出深刻的检讨和反思，并对此作出相应的调整。正如同我们在前面论述的，当前的这场危机是昭示给我们的是，这绝不是一次正常的经济周期，这次的危机它意味着的是一个时代的终结。以往那种繁荣是建立在一种错误的价值观的基础上，我们再也不能把繁荣建立在那样的基础上，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需要的不是回到过去，因为我们有限的地球，已经不容许我们再回去了。

    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我们需要抛弃的是那些不能够在新变化的环境下，可以予以继续保留的传统的、甚至有害的价值观；需要的是去探寻一种新的，能够适应于世界可持续发展的新的价值观；需要的是一种根本性的系统重建。在这个转折的关头，中国乃至全球的社会体系都需要做出重大调整。我希望我们能够在比以往更合理的基础上重建我们新的价值体系和新的发展模式，这不是所谓的“回归正常”，因为以前那种所谓的“正常”不可持续。

    既然英国人在17世纪，可以摸着石头，在原有的体系和传统中重估价值观，并勇敢的做出了根本性的系统重建，以此为后世开创了全新的发展模式；同样既然中国能够在1979年后，可以在政治与经济一片狼藉中，在毫无经验值得借镜的前提下，摸着石头勇敢的做出了根本性的系统重建。那么有什么理由值得怀疑，我们会再次勇敢的对系统做出根本性重建的能力呢？！

    那么我们该如何抉择呢？邱吉尔曾经感慨说“身边的宇宙是我们用意志创造的。” 而又有人说“我们所处的世界的一切，都是我们思想的结果”，对于这种唯意志论，哲学家们已经做过批判，卡尔·波普Karl Popper，这位伟大的哲学家在他的那本伟大的著作《通过知识获得解放》里曾这样阐述道：历史部分地取决于我们的观念。因为卡尔.波普还意识到在我们的观念之外，历史还客观的存在其内在的、不可抗拒的规律。但根据索罗斯的反身定律，一个无可否认的是事实是，我们的观念又的确部分的影响到了历史。因此佛祖释迦牟尼要“畏因”了，原因就在于未来的历史这个果来源于今天我们所赋予的观念这个因。也正是基于此，卡尔·波普Karl Popper认为：“给予历史一种意义，即我们向自己提出任务，把这一点看作是一种挑战，来尽我们的最大努力使未来的历史具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