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1723-1790）的巨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系统地探讨了当时经济政策争论中所涉及到的理论基础问题，并对后来的经济思想发展和经济政策产生了极其广泛的影响。

    与罗不同的是，斯密认为社会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供给不足而不是需求不足。因此，他的著作从一开始就将“国民财富”概念定性为一个供给问题：劳动创造价值；分工促进劳动效率的提高，从而促进财富增长；资本是劳动分工的发展所必需的基本工具；凡能促进资本增长的事物和政策必能促进劳动分工的发展，从而促进国民财富的增长。

    不能说斯密的见解一点儿也不注重需求。他提出了“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的著名陈述，还提到了“交换价值”的概念。他指出劳动创造产品的价值，但是产品的价值实际上必须分解为各个参与生产要素的报酬；产品价格与生产要素价格实际上都存在如何通过市场交换过程而得以实现（最终决定）的问题。

    与后来的许多经济学家不同的是，斯密认为产品的交换过程并不会构成对产品价值决定的任何严重挑战：市场经济体系在这个事情上是完美无缺的；抽象理论思维得出的有关价值决定的结论在实际经济生活中将得到遵守；供给与需求之间将保持量的平衡（总量平衡和局部平衡）。

    斯密的经济思想极其丰富。他的有两个观点对后来的金融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一个观点是将劳动划分为“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另一个是将资本划分为“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

    从前一个观点引申出来的看法是，银行信贷和金融服务应当面向“生产性劳动”，不应当面向“非生产性劳动”。坚持“生产导向”的原则在很长时间中成为欧美经济社会中的流行实践。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三篇第四章“论贷出取息的资财”中具体谈到了借款可用于生产或消费两个不同领域，并明显赞成前者而不赞成后者。有人认为，消费信贷之所以二十世纪才开始普及起来，与斯密的这个观点有缘故。

    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二篇第一章关于资本的讨论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的划分，并在随后的篇章中讨论了货币和信用的关系及作用。在该篇第二章“论作为社会总资财（Stock）的一部门或作为维持国民资本的费用的货币”中，指出货币是社会流动资本的一部分，其对社会收入的影响，与其对固定资本的影响是相似的（上卷，第264页）。从现代观点来理解，斯密似乎认为货币或信用仅对或仅应对社会流动资本发生作用，而固定资本的融资来源问题则未得到充分关注。

    斯密的这个论述被后来一些学者认为是不重视金融问题。而且，许多经济史学者的研究也发现在工业革命初期和中期，金融业的作用和地位的确不如后来那么突出。

    一位不列颠经济史学者指出，不重视资本形成问题或金融问题是此前经济史研究中一个倾向。例如例如，芒图（Mantoux）关于工业革命的巨著有160页谈技术，100页谈劳工，仅34页谈资本；诺尔斯（Mrs. Knowles）392页有关工业革命的专著仅有8页半篇幅谈到资本与公司（Heaton，1937（1972），p.84）。Heaton自己对工业革命时期英格兰企业主的调查发现，那个时候企业的外部融资的确不多。

    法兰西经济史学者Crouzet对工业革命时期的融资问题进行了长期研究。他得到的结论是，“用二十世纪的眼光看，十八世纪资本市场似乎组织得很糟糕，但现代工业的创造者们似乎也没有因为资本市场的不完善而受到太多妨碍”（Crouzet，1972）

    当代经济史学者Mokyr在1980年代中期对工业革命时期的融资问题研究文献进行了一番总结，他指出，有关工业革命时期资本融资问题的研究围绕两个看法展开，一个是刘易斯-罗斯托看法（Lewis-Rostow claim），即一国投资率在工业革命或经济起飞时期翻番，二是希克斯-兰尼斯-费看法（Hicks-Ranis-Fei claim），即资本形成或金融发展的根本转变在于从流动资本供给向固定资本供给（Mokyr，1985，pp.33-34）。按照他的概括，亚当•斯密时期或早期工业革命时期企业固定资本的主要来源是：自有资金，利润再投资，非规范市场。正规借贷市场或证券市场在那个时期还没有面向普通企业，尤其没有面向普通企业的固定资本融资或长期资金融资。

    作为一个补充，值得一提的是，有关非规范资金市场，有学者指出，就不列颠而言，地租及其转化使用（工业投资）曾在工业革命时期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地租是国民储蓄和资本形成中的重要来源（参见凯恩克罗斯，2000，第284-309页）。

    与斯密思想相关的一个实际情况是，在英美银行界，长期以来就流行的一个倾向是，仅向企业提供短期贷款（流动资金贷款），不提供或很少提供长期信贷（固定资金贷款）。另一方面，斯密有关流动资本与固定资本的划分思想也被马克思所继承，并对后来苏联和中国等国在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做法（对流动资金贷款与基本建设投资贷款实行严格分类管理）产生了影响。

    一些后进经济体（例如十九世纪后半期的德意志帝国）力图突破斯密关于信贷资金主要面向企业短期融资观点的局限，大力发展综合性的、可同时向企业提供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融资的金融机构，并因此形成了与英美体制（昂格鲁-萨克逊体制）迥然不同的金融体制。

    回到斯密的著作，还可以看到他有关银行业发展的大量论述。

    关于银行券，他说，“一国人民若相信某银行家资产雄厚，行为诚实，处事谨慎，换言之，相信他有随时兑换现金的能力和意思，那银行家发行的钞票便可在社会上通用，无异于金币银币。”（上卷，第268页）

 

    他对当时的银行业有着可称为细心的观察，花费了大量篇幅谈论银行业在苏格兰、英格兰及世界其他地区的发展情况，并且提到了当时成立不久、迄今还十分活跃的皇家苏格兰银行（RBS）。斯密说，苏格兰近几十年来工商业大发展与苏格兰银行业的繁荣有密切关系（上卷，第272页及以后多页）

 

    下引这段话可以说是斯密有关银行业自由与竞争看法的一个概括：

 

    “银行发行钞票，若有限制而且可随时兑现，即可不致妨碍社会安全，而银行的其他营业，亦就可任其自由。英格兰和苏格兰两地，近年来，银行林立，许多人引为隐忧。但其设立，不仅无害于社会；社会安全，反从而增进了。银行林立，竞争者多，为提防同业进行恶意的挤兑，各行的营业自必格外慎重，所发纸币，亦必对现金额数，保持适当的比例。这种竞争，可使各银行的纸币，限在较狭范围内流通；可使各银行在流通中的纸币，因而减少。全部纸币既分别在更多的区域流通，所以，一个银行的失败（这是必有的事情），对于公众，影响必定较小。同时，这种自由竞争，又使银行对于顾客的营业条件，必须更为宽大，否则将为同业所排挤。总之，一种事业若对社会有益，就应当任其自由，广为竞争。竞争愈自由，愈普遍，那事业亦就愈有利于社会”（上卷，第302-3页；黑体字号为引者加）

 

    这里提到了“社会安全”（safety to the public/security of the public）。显然，用现代语言来说，“金融安全”在斯密的视野之内。

    还必须指出的是，斯密尽管赞成一般经济自由以及特别地赞成银行业中的自由竞争（这种看法被他自己表达为“无形之手”的概念，或者从另一个角度看，相当于“无为而治”的概念），但是，显然，斯密的这个观点是有前提的，即企业者至少是理性的并有德性的，德性至少表现为不具有伤害他人利益的主观伦理倾向。当然，后一点主要体现在斯密《道德情操论》著作中。

    作为斯密经济思想与其伦理思想联系的一个佐证，是他对大型股份公司及其管理效率的怀疑。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五篇第一章第三节“论公共工程和公共机关的费用”中有关“便利特殊商业的公共工程和公共机关的费用”中有具体论述（下卷，第293-318页）。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