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之后，西欧的经济理论研究出现了空前活跃的局面，工业革命在不列颠和其他西欧国家也蓬勃开展起来，一些新的经济问题也浮现出来。经济学日渐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斯密所构建的庞大经济思想体系被后来一些学者看出了若干问题，他们围绕斯密的一些重要观点展开了激烈的学术争论。极力维护斯密观点的代表人物有不列颠的大卫•李嘉图（1772-1823）和法兰西的萨伊（1767-1832）等。

    在一个重要问题上，即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是否保持平衡，十九世纪初两位经济学者们提出了与斯密-萨伊相反的看法。一位是不列颠的马尔萨斯，另一位是法兰西的西斯蒙第。

    马尔萨斯于1820年出版《政治经济学原理》，此前萨伊出版了《政治经济学概论》并在该书提出“供给会为自己创造需求”观点。马尔萨斯明确表示了不同意萨伊的看法。他认为产出与收入不是可划等号的概念；交换并不一定是“商品与商品的交换”。马尔萨斯事实上提出了总量过剩的概念，认为过剩是“普遍的而不是局部的”。

    马尔萨斯因此认为，社会需要一个“不从事生产但有收入并且将收入用于消费的”群体；“肥沃的土壤和有才智的人民，不但能够维持一大部分不直接生产物质财富的消费而不受损害，而且可能绝对需要这样一批需求者，促使生产的能力发生效果”，当然这种情况不适合于“土地贫瘠而人民缺少才智”的地方（第二卷第一章第九节）。

    马尔萨斯的政策主张似乎十分荒谬，而且在很多人看来是在“为剥削阶级进行诡辩”。但是，从现代经济学有关“转移支付”及其社会效用问题的讨论来看，马尔萨斯观点的实质是如何通过一定形式的财富和收入再分配来实现社会需求与供给的平衡。至于这个任务是否应该由马尔萨斯所仰慕的英格兰乡村士绅阶层（地主阶级）来进行，从现代观点看甚不重要。

    法兰西学者西斯蒙第在1819年出版了《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一版，并在七年后1826年再版此书。他在第二版序言中记载了他对不列颠社会和经济的观感：一方面对那里的财富增长和经济繁荣的景象表示肯定，认为不列颠民族比世界其他民族“更文明、更自由、更强大”，另一方面又对此前不久发生的两次经济危机大加渲染，并认为不列颠的一些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完全是错误的。在他看来，众多企业和银行破产、失业工人充斥街头的经济灾难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与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有误有关。

    西斯蒙第认为，在日渐成长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中，消费需求会出现不足，社会收入与社会产出会不相等，工人工资收入有被持续性压低的趋势；机器应用和分工可促使社会产出不断地、甚至以加快的速度扩大，但是，日益增多的商品却在市场上找不到足够的买者。这就是经济危机的根源。在大机器时代，贫困与财富同时增长，并终将因这种对立而使社会经济不停地爆发危机。

    在货币金融问题上，西斯蒙第明确地表示了几乎反对所有此前经济学者们的看法，否定了信贷活动对社会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其著作第五篇“论货币”中第八章以“信贷决不创造它所支配的财富”为标题。他说，

      

    “信贷决不创造它所支配的财富，毫不增加社会资本。信贷只能使一部分不生息的社会资本产生收益。一般说来，信贷只是转移财富，把一个人的财产支配权转给另一个人，而每个人的穷富还和从前一样。”（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325页）

 

    亚当•斯密曾在《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中以借鉴国际经验的语气花费大量篇幅介绍欧洲近代史上一家重要的银行机构（阿姆斯特丹银行）（参见《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下卷，第50-60页）。但在西斯蒙第看来，阿姆斯特丹银行在忠实履行其职责（坚持充足的库存资金或准备金）的时候是一个几乎微不足道的机构，而在其发挥重要作用（将大量资金放贷给贸易公司）的时候，这个机构就等于宣布了自身的灭亡（《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318-9页）。西斯蒙第对银行或信贷积极作用的坚决否定似乎不能不让人联想到约翰•罗信贷扩张计划破产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比马尔萨斯或西斯蒙第晚些时间的不列颠学者约翰•斯图亚特•穆勒（1806-1873）在1844年出版《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以教科书方式阐述了“政治经济学”。他的一个重要见解是，商品的供给与需求在竞争和价格变动规律的作用下必然趋于相等，供求不平衡仅仅是局部性的或短暂性的。穆勒的“价格变动自动调节供求平衡”这个观点可以说是对马尔萨斯和西斯蒙第观点的回应，也是“古典主义经济学”的代表性观点。

    关于信用的经济作用，穆勒提出了新的见解。他认为，信用帮助生产规模扩大。在信用扩大后，“虽然现有的资本数量实际上没有增加，但使用的资本数量却由此增加，从而是社会总产量相应地增加。”（《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下卷，第41页）

    穆勒关于信用是购买力和信用影响物价水平的看法对后来的马克思和熊彼特的思想都有明显的影响。而且，穆勒还认为，信用变动是现代经济周期的重要原因，如果不是唯一原因的话。信用伴随投机，乐观的经营者会在景气时期或看涨时期将经营规模扩大到超过自有资本所允许的程度。因此，穆勒认为，对经济周期的调节也可以借助信用调节。这个看法显然还继续在当代实践中发挥作用。

    1812年，第二次英美战争结束。1815年，持续长达二十年之久的拿破伦战争也结束了。1820年代的西欧，尤其是不列颠，经济本应出现长期繁荣局面。但是，现代类型的经济周期（“商业周期”）却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在经济收缩时期，还发生了银行倒闭事件。这种情况激起了人们对宏观经济波动原因和对策的探讨。来自不同背景的人士（学者、银行家、实业家等等）都加入到在激烈的争辩中。当代学者将那个时期在不列颠出现的流行观点分为三派：通货学派、银行学派、自由银行学派（参见Schwartz）。

    通货学派的基本观点是，在现代银行或信用制度下，无论是贵金属货币还是纸币的流通都会给价格运动带来不稳定性；因此，宏观调节是必要的。

    银行学派的基本观点是，现代银行的信用发行及其准备金制度实际上促使过度发行成为不可能，由外生冲击所导致的价格水平波动通常是暂时的，而且主要表现为国际收支平衡的变动；中央调节虽有一定意义，但不应过度依赖中央调节；最重要的事情是坚守银行准备金制度。

    自由银行学派则强调竞争性银行制度的优越性，是“真实票据学说”的完全赞成者（在这点上，自由银行学派与约翰•罗的区别仅仅在于是否支持垄断性的银行体制）。

    前述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被划归为银行学派。但他或许更应该被看成是一个温和的通货学派者，或者介于通货学派与银行学派之间。1844年联合王国议会通过新的“银行法”，确立了英格兰银行作为中央银行之地位。这个事件被认为是通货学派在政策争论上的胜利。

    当时的不列颠已经实行了金本位制，即国内货币发行以黄金作为准备（储备），黄金可自由跨境流动。在这样的货币体制下，无论上国际黄金市场上的价格波动还是对外贸易波动，都会对国内信用发行产生影响。

    一位当代学者以“金融危机与信用周期”为题这样来概述两者之间的关系：贸易顺差时，黄金流入，货币当局黄金储备增加，国内货币发行增多，利率（贴现率）下降，国内信贷扩大，经济活跃起来；但出现贸易逆差时，黄金流出，货币当局黄金储备减少，国内货币发行收缩，利率（贴现率）升高，国内信贷减少，经济下滑，并出现众多中小银行破产（参见Eltis 2000）。

    实际上，在上面的描述中，已经成长为中央银行的英格兰银行不完全是一个被动角色。经济史学家克拉藩（Clapham）曾这样刻画1840年代（“铁路和蒸汽轮船时代”）英格兰银行的作为：

 

    “一旦英格兰银行提高银行贴现率的消息传到向北美运送黄金的船上，这些船只会立即掉头驶往利物浦以追逐更高的伦敦利息率带来的收益。在它们这样做的时候，英格兰银行的黄金储备得以恢复。在这些情况下，国际收支赤字带来的仅是轻微的金融波动。但是如果实际经济增长率无法维持或者使得过去高息银行贷款中隐含的许多问题暴露出来，就会产生较大的危机。”（同时参见克拉藩1974，上卷，第650-1页和Eltis 2000）

 

    从这些引述中可以看到，到十九世纪中期时，经济学者们已经认识到信用制度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并意识到金本位制下国内信用波动的国际关联。但是，那时多数研究者和观察者是从宏观角度来看待信用周期性波动（或信用危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