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经济理论研讨会 -> 论坛十周年研讨会:改革开放三十年——回顾与展望
论坛十周年研讨会:改革开放三十年——回顾与展望
时间:2008-10-19    阅读:30715次   
    樊纲(主持人):
    中国经济50人论坛十周年研讨会暨《中国经济50人看三十年——回顾与分析》首发式现在正式开始。首先进行《中国经济50人看三十年——回顾与分析》首发式,请这本书的总负责人、论坛学术委员会成员、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吴晓灵发言。
 
    吴晓灵:
    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年,50人论坛有很多同志亲历了这一过程。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这样一个关键的时候,大家把经历过的事情、想到的事情记录下来,这对于总结改革开放的经验,研讨中国未来改革的方向是有意义的。
    首先,感谢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彭斯先生和前世界银行驻华首席代表林重庚先生,还有大家非常尊敬的吴敬琏老师,他们为这本书撰写了序言。
    迈克尔·斯彭斯先生在序言当中谈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和面临的挑战,其中有两点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第一,他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得益于学习与开放相结合,中国的改革开放很好地学习了前人的经验,并将其与中国的国情相结合。第二,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进行政策调整的时候,能够做到慎重、可控和渐进,在改革方案和相关政策措施的实施过程中,中国政府的执行力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迈克尔·斯彭斯先生提到的这两点,我认为是很中肯的。
    林重庚先生和斯彭斯先生有同感,他的序言主要谈到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对外思想开放,他认为,如果没有思想的开放和解放,就没有中国改革开放的今天。
    吴敬琏老师在序言中描述了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制度变迁的轨迹。他提到,巨大的灾难使中国形成了改革的共识,中国的改革从摸着石头过河、实行双轨制,逐渐走向有设计的整体改革。1984年,党中央确立了市场经济改革的取向,尽管当时没有使用“市场经济”这个词,但在1984年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确立了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制度框架。在以后的历次中央全会上,都对在这样一个制度框架下改革的具体政策和配套措施进行了描述。改革需要整体设计,政策需要配套,这是我们的共识。
对于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绩,很多人认为是特殊的,但是钱颖一教授在他的文章指出了中国不特殊的三个方面。第一,中国持续三十年的高经济增长是奇迹,但并不是唯一的,很多东亚国家都经历了高增长阶段。从改革开放到现在,中国遇到了很多的问题,但很多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中国也不例外。第二,中国的发展具有强大的动力,但这个强大动力和其它国家相比也没有特殊之处,都是建立激励机制,让市场在配置资源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第三,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也不特殊,没有一个封闭的国家能够实现经济起飞。钱教授提出来的三个不特殊和改革发展的三个动力,对于研究今后改革的方向是有益的。
此外,很多专家在自己的文章中对改革开放进行了描述,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这些都是我们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可以借鉴的。
    中国正处在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在国际金融海啸和世界经济增长放缓的大背景下,科学总结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正确思考世界金融危机给我们带来的教训,这些都关系到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和道路。这个时候也正是我们经济学人为国家和社会贡献智慧的时候。我希望各位专家在这些文章的基础上,对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进行研究。
    最后,感谢博源基金会对本书的资助,感谢中国经济出版社对本书出版的支持。这本书也是我们中国经济50人论坛对社会的一份小小的贡献。谢谢大家!
 
    樊纲:
    请博源基金会总裁何迪先生致辞。
 
    何迪: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是中国和世界历史上的大事件,本书的作者都是这个大事件的参与者、推动者,他们创造了历史,也见证了历史。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验,可以为未来的发展奠定更加坚实的理论基础。博源基金会资助这个项目,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是有着共同的经历和共同理念的一代人,对改革开放的制度建设、基本政策以及未来面临的挑战,都有着较全面的认识与理解。在资助这个项目的同时,我们还与《财政》杂志合作,赞助了中国体改研究会“口述历史”的项目,这个项目是以文献和当事人的回忆为基础,从史学的层面来研究改革开放三十年。另外,我们和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研究中心合作,资助14位中青年学者从理论的层面来总结这三十年。
    《50人看三十年》这个项目的介入,使我们更全面地了解过去三十年的发展。对这三十年的经验总结,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个观点是,中国已经成功创造了自己的模式,即中国模式。张五常先生在前几天的一个研讨会上说,他平生没有见到过这么好的制度。他认为,在中国的2700多个县所产生的县级竞争,政府与企业视同股份公司的关系,中央政府、省、县上下相连,层层承包,通过合约的方式,利用县级政府所掌握的土地及税收资源,进行地区性的竞争,降低了交易成本,大大提高了经济效率,从而创造了中国的奇迹。另外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经验不是独特的,存在一种具有东亚特色的模式,即由一个权威性的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在集中资源加速经济起飞方面,这个模式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吴敬琏老师认为,要超越这种东亚发展模式,因为这种模式不具备可持续性,只有继续进行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建立法治社会,才能将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努力变成制度建设上的成果。当然,这种超越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这种争论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把美国作为市场经济发展的老师,但是现在老师出问题了,我们应该怎么办?市场经济的自我调节功能似乎丧失了,不得不依赖政府的干预来解决危机。因此,主张推动市场经济的理论学家将要面临更大的压力。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在历史上第一次参与了全球化的竞争,如果说,中国在过去的二十多年当中分享了全球化的好处,那么今天我们也不得不面对全球化所带来的冲击。关键在于我们能否从中国今天的成功和美国今天的失败中找到答案,从中国过去的失败中和美国过去的成功中找到答案。
    博源基金会是以支持中国现代化转型有关的中长期研究(包括现代化转型的制度性建设与现代的思想性建设)为目的的非盈利组织。在今年1月20日基金会成立时,秦晓理事长写了一篇文章——“当代中国问题研究的使命、宗旨和方法论”,发表在6月24日的《经济观察报》上。他在文章中说,我们试图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梳理问题,建立框架,寻求共识。
    50人论坛为大家提供了高质量的交流平台。《50人看三十年》一书集中了一些课题,为今后基金会的赞助项目提供了基础,比如财税制度改革、土地制度的案例研究(已启动)等。另外,我们还做了一个中短期的项目,直接反映国际资本市场的最新动向和对中国的影响。在周其仁、许小年、曹远征等经济学家的支持下,基金会从今年3月起出版了一个内部刊物,叫做《中国经济观察与全球视野经济参考》。我们邀请了八位国际投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和香港金融管理局的首席经济学家,把他们撰写和推荐的利用银行资源获得的最近国际动向的一些研究报告编辑成册,50人论坛大部分成员都已经收到这个刊物,以后我们准备定期出版。
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把博源基金会的一些想法和工作向大家做一个介绍,希望今后和50人论坛有进一步的合作。谢谢!
 
    樊纲:
    请中国经济出版社副社长栾建民女士致辞。
 
    栾建民:
    今天和我一起来的还有一位经济出版社的同志,借这个机会向大家介绍一下。他是这本书的责任编辑乔卫兵博士,乔博士是负责组织选题和书稿编辑出版中心的主任。很高兴参加今天的会议,也借这个机会简单介绍一下中国经济出版社。
    中国经济出版社是国资委唯一的直属出版单位,年出版量700多组图书,以经济类图书为主。20多年来,出版了一批优秀的经济类图书,连续4年被评为“中央精神文明单位”。借这个机会,我代表出版社感谢多年给予我们关注、支持和帮助的经济专家。今天与各位专家一起祝贺《中国经济50人看三十年——回顾与分析》的顺利出版,我们特别高兴。本书的编辑出版来之不易。首先,专家们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撰写了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论文。同时,吴晓灵老师、徐剑秘书长、肖梦老师以及50人论坛秘书处的全体工作人员,都为这本书的顺利出版付出了大量的努力。肖梦老师从专业的角度对文稿进行了严格的把握,体现了一位资深编辑所具有的专业水准和严谨的职业态度,在这里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们相信,本书的出版为我国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献上了一份特别的礼物,也是出版界的一件盛事。为了表达谢意,我们向出席今天会议的嘉宾赠送一本刚出版的新书——《三井帝国在行动》,请大家批评指正。
    希望今后和各位专家有更多的合作机会,谢谢!
 
    樊纲:
    今年是50人论坛成立十周年,我们以研讨会的形式来纪念十周年。出席今天会议的,除了50人论坛成员和论坛企业家理事会成员之外,还有很多媒体朋友。另外,我们邀请了很多重要的嘉宾,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先生、招商局集团董事长秦晓先生、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汪建熙先生等,都出席了今天的会议。
    在过去的十周年中,50人论坛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今天特别邀请了过去曾加入论坛企业家理事会的几位企业家,他们是:中国华能集团公司副总经理黄永达先生、三星石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单昶先生、北京市金德律师事务所主任徐钢先生、新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兼首席投资官王瑛女士(受新奥集团董事长王玉锁先生委托参会)。下面请论坛学术委员会成员吴敬琏老师和刘鹤先生,为这四位嘉宾赠送《中国经济50人看三十年——回顾与分析》和纪念画册。
(赠书)
    下面请到会的各位专家、企业家和嘉宾合影留念。
(合影)
    首发式结束。下面开始今天的研讨会。今天会议的议题是“改革开放三十年回顾与展望”。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年,在新的世界环境下,中国也处在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中国如何进行下一步的改革和发展,这可能是全世界都在思考的问题。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转轨国家,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更好地实现自身的发展,这是需要思考的,也是今天会议的意义所在。首先请吴敬琏老师作主题发言。
 
    吴敬琏:
    我的发言其实就是一句话——用经验的总结来照亮未来的道路。我做一些解释。改革开放进行了三十年,对这三十年的估价有很大的争论,不外乎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改革开放的方向是不是正确,是不是对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不是很大。尽管有少数人全盘否定中国的改革开放,但是说服力不够。只要想一想这三十年的变化,就不会认同这种观点。即使有人“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骂完之后,回过头来想一想,他还是会觉得这三十年的成就极大。在全世界来看,中国这三十年的发展是一个奇迹。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而且长期落后的国家,能够取得今天的成绩,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进行了改革开放,这一点无法否认。
    第二个问题,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产生了很多问题,存在一些阴暗面,面临的挑战非常严峻,最严重的问题就是腐败的蔓延,以及由于腐败和其它因素所造成的贫富差别拉大,尤其是低收入阶层和所谓的弱势群体对此有切身感受。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很大。对这个问题的成因,有不同的解释,这些解释甚至是相互对立的,主要有两种。
    第一种解释认为,这些现象最核心的问题是腐败,是改革不到位造成的,改革不到位大致有两种形式。一种形式,原来由行政权力支配的制度安排没有得到消除,比如审批制度,寻租环境的存在滋生了腐败。特别是本世纪以来,行政许可制度的强化,使得权力能够介入市场交易,造成了寻租基础的扩大和寻租活动的猖獗。另外一种形式,方向是对的,但是中间加进了私货,比如土地由调拨变成批租,方向是市场化的,但是在批租过程中没有按照市场原则,即拍卖、投标、批租的原则,而是由行政官员来决定批与不批和批多少,这就形成了很大的寻租基础。90年代初期,城市化进程加快,寻租者有了更广泛的可能性,利用批租中的行政干预获得非法收入。
    另外一种解释认为,市场化使得人人追求财富,使那些“大鳄”们在批租过程中大量地积累财富。
    这两种不同的解释,不同的判断,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其中一个重要的影响是,由于大多数经济学家支持改革开放,倡导市场化,所以被认为是罪魁祸首,从而形成了一种妖魔化经济学家的风气。怎样看待经济学家倒不是太重要,关键在于,如果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今后的方向就会出大问题。取得今天的成就靠的就是改革开放,如果改革开放被否定,形成另外一种共识,那么中国的未来将会很暗淡。因此,不管从学科的角度,还是从国家前途来说,认真总结过去就显得非常重要。从学科的角度来说,进行这样的总结需要很高的学术素养,要通过各种工具进行分析。短期的和长期的经济现象是不一样的,如果没有一个正确的理论框架,分析也不一定正确。经济学家通过深入分析得出的一些判断,有些在短时间内可能不被人理解。在2006年的田横岛论坛上,50人论坛的专家就外汇政策进行了讨论,当时就明确指出,出口导向的政策要转变,否则宏观经济会受到打击,很多人当时就不太理解,甚至认为这是屈服于帝国主义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但是在两年后的今天,我们回过头再看,当时的判断是很有预见性的。
现在我们又遇到了国际金融危机,为了保持系统的稳定,避免出现系统性的危机,美国和欧洲各国政府都出台了一些救市的政策,对此作何评判?现在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有人说凯恩斯主义已经消失了,现在又复活了,保罗-克鲁格曼(200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有一篇文章指出,凯恩斯主义从来没有消失。全球金融体系出了问题,这个问题是怎么来的?实质是什么?如何应对?像这样一些问题,都需要经济学家参与全社会对当前这些现象的分析,因为中国也是在全球化体系中发展起来的,对我们这三十年的发展进行总结是非常必要的。
    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要宣传丰功伟绩,更重要的是向前看,而向前看的基础就是对过去三十年进行认真的总结和回顾,用经验的总结来照亮我们未来的道路。
 
    樊纲:
    下面自由发言。
 
    刘鹤:
    简单说四个观点。
    第一,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创造了人类生长史上的奇迹,这三十年也是中国近代史上最辉煌的时期。改革开放的成功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市场化的取向是正确的,渐进改革的路径也是正确的。
    第二,改革开放的事业没有结束。总结三十年是为了更好地走向未来,这种总结是很有针对性的。下一步应该改什么,可能是我们思考的重点。特别是中国经济周期正处在一个转折期,如何选择改革的优先领域是非常重要的。选择那些有利于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结构、扩大内需和促进增长的领域推进改革,是非常有必要的。
    第三,用什么办法推动进一步的改革?现在要搞一个非常完整的总体设计难度很大,所以必须在思想路线上特别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鼓励群众解放精神。
    第四,关于金融危机。现在外部经济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我认为危机总会过去,一年、两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但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有几个基本趋势没有变化,有些趋势可能还会延续。一是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没有变化,政府的角色会有一些调整,但是整体趋势没有变。二是全球化趋势还会继续深化。每次危机的发生都会出现大量的兼并行为,各个国家的依存度不但没有下降,反而提升了,所以开放的方向不应变化。三是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上占优势的基本状况没有变化。当然,我国的综合国力在不断增强,但是要清醒地看到,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是发展中国家,这个事实没有变。在这个前提下,我们清醒地看到这些中长期趋势,就需要在防范当前的危机中真正做好自己的事,即坚持改革,坚持开放,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汤敏:
    改革开放三十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面对当前的金融危机,中国确实是在一个坎上,我们有什么机遇?我认为,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我们在战术上会有些损失,但是从战略角度来说,这是50年甚至百年不遇的大机遇。这次危机从表面看是次级债引发的,是房地产和货币政策不够谨慎,但是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美国超前消费的模式存在问题,东亚的这种高储蓄率和出口导向模式存在问题,或者说是国际货币体系的问题,造成了这次危机。这次危机一定会像1929年的经济危机一样,造成全世界金融体系的重组,这对于中国来说意义重大。长期以来,我们是遵照所谓的国际惯例办事,现在这种国际惯例出现问题了,这正是我们诉求利益的时候。
    目前有哪些问题呢?第一,缺乏一个多元化的货币体系。第二,没有一个全球化的监管体系,监管以国家为主体,但资金流动是全球化的,目前的监管体系存在缺陷。第三,这个体系以发达国家为主,但是现在发展中国家的实力很强,诉求也很多。因此,在新的体系中应该体现这三方面的内容。
    对中国来说,现在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可以把我们的诉求纳入新的体系。尽管有机遇,抓不抓得住是另外一个问题,机遇只留给有准备的国家,所以我们要做好充分的准备。现在要抓紧组织人员对国际新秩序和新规则进行深入研究,研究人员不能仅限于政府,因为研究任务很重,内容很多,需要多元化的研究,可能由民间组织出面更好沟通。我建议,50人论坛在这方面应该起到先导和推动作用。
 
    魏杰:
    今年参加的会议基本都与改革开放三十年有关,这些会议有三类:第一,以赞扬为主。第二,以反思为主,这种反思不是朝前走,而是批评,这个声音很大。第三,认为改革要继续推进。现在有一个问题,值得我们讨论。比如,改革三十年最重要的经验之一就是建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体制,这方面的改革要不要进一步推动?
改革不仅要改传统的东西,对于三十年形成的一些所谓的经验,也要进行反思,继续推进,不能把经验模式化、固定化。
 
    蔡昉:
    改革开放三十年,在改革的方式上有很多可以讨论的,我想以劳动力市场发育和转型为例谈一下。
    传统上习惯上把改革方式分为对立的两类,比如激进主义和渐进主义,存量调整和增量调整。在劳动力市场改革的方式上,一种是数量调整,即裁员,还有一种是价格调整,即降低工资。实际上,从劳动力市场发育和转型中可以看到,这些对立的方式都是结合使用的。劳动力市场的发育是渐进的,在实行家庭承包制以后,劳动力很快被解放出来,从离土不离乡,逐步进入小城镇,再到中小城市和大城市,现在又加大了流动的推进。但是,90年代后期又采取了休克式的疗法,累计下岗失业人口达到4000万。所以,两种方式都采用了。经过长期的增量调整,通过城市的一些“三结合式”的就业方式,农村劳动力逐渐转移出来,创造了计划之外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的机制。与此同时,非公有经济的发展也创造了可行的增量就业渠道。因此,1998年之后,城乡就业增长并没有减慢,从数字上看,这一时期也是就业增长最快的时期。俄罗斯和东欧一些国家,有的采取了数量调整的方式,有的采取降低工资的方式。情况不一样,但都会出现问题。如果失业严重,就会影响社会安定;如果工资下降太严重,就造成大量的贫困。但是在我们国家,由于在进行工资调整之前创造了新的就业岗位,下岗失业人员有一部分实现了再就业,还有一部分通过新的就业渠道找到工作。我们看到,大学生、农民工以及下岗失业再就业的城市职工,他们的工资是趋同的。因此,数量和价格调整是被结合采用的。
    还有一个特点。过去说改革就是自由化,就是所谓的解除规制。但是从劳动力市场来看,既是一个解制的过程,也是一个规制的过程。一方面,解除阻碍劳动力跨部门、跨地区、跨城乡流动的制度障碍。另一方面,制定了保护劳动者利益的一些规制。今年颁布了《劳动合同法》,在此之前,1994年就有一部《劳动法》,也并不是没有效果。如果说,在今年之前对农民工的保护相对弱一些的话,实际上对城市职工在受到冲击以后的保护还是很充分的。这些对于在劳动力市场受到冲击之后,保证社会安定,保证人们对改革继续持有信心,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因此,在总结经验的时候,不能简单地归结于黑和白两种方式,这样有助于我们从长期以来站在两个立场争论孰优孰劣的思维框架中解脱出来。
 
    马建堂:
    有一个问题伴随了改革开放的三十年,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就是改革的环境,或者说增长与结构调整的关系。在进一步推进改革的过程中,经济增长进入一个什么样的区间,才能更好地解决一些问题,把方方面面的关系处理好。大概有这样几个关系:
    第一,宏观的关系绷得不太紧。这样既能解决就业的问题,存量劳动力的日子能好过一点,同时使企业在市场压力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调整产品结构。在经济周期的四个阶段——衰退、箫条、复苏和繁荣,有大约2/3的创新发生在箫条和衰退阶段。能不能有这个区间,把这些宏观的东西都摆得住?
    第二,有没有这样一个增长的区间,是国家的资源和环境可以承受的?
    第三,增长区间要高到什么样的幅度?这已经不是一个理论问题了,已经影响着决策层的一些看法。特别是现在越来越透明,宏观决策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因此,增长的压力要减弱一点,当然速度太低了也不行,很多问题还是要解决。
 
    张曙光:
    最近都很关注金融危机,刚才汤敏讲了处部环境,我讲点内部的问题。
    这次金融危机对于中国来说,可能机遇大于风险。10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使中国成为一个真正的亚洲大国,这次能不能使中国成为一个世界大国,我觉得机会是存在的。因此,要关注和认真研究这次金融危机。这次金融危机的形成原因有三个层次:
    第一,美国的经济增长和生活方式,即低储蓄率和高消费率,这是根本原因。
    第二,借钱消费,首先要有钱可借。美国金融市场的一系列创新,为借钱消费创造了条件,包括资产证券化等。
    第三,借钱是有条件的,其中有三个很重要的条件。一是美元的地位;二是美国宽松的货币政策,13次降息,促进了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三是金融监管上的失误,只有创新,没有监管。
    关于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我认为直接影响不大,但是间接影响不可低估。目前中国面临三个问题:一是出口下降造成生产过剩;二是股市和房市经历了去年的非理性繁荣之后,现在进入调整期;三是如果经济增长过慢,社会矛盾就会显现。这三个问题怎么解决?目前中国宏观经济的状况还不错,金融稳定,政府力量也比较强,财力和资源都很多,大家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也比较一致。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提出启动内需、金融稳定、财政扩张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我认为是正确的,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落实。以房地产为例,现在地方政府都在救市,不是补贴就是贷款,但结果未必理想。地方政府的利益与房地产直接联系在一起,这才是根本问题,政府救市,救的是自己。我认为,解决房地产的问题,政府要把钱用于解决保障性住房。把宝都押在基础设施和投资上,走前几年紧缩时的老路,恐怕走不通的,可能造成更大的扭曲。要想办法启动消费。
    另外,要把钱花在社会政策上,解决教育、住房、医疗等问题,要真正落到实处。只有解决好这些问题,市场才能发展,改革才能推进,才能在危机中抓住机遇。
 
    哈继铭:
    我从市场的角度谈谈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给中国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首先,国际金融危机要经历三个阶段,现在处于第二阶段。第一个阶段,房地产泡沫破灭,一些杠杆比较高的投资银行倒闭破产。第二个阶段,出现信贷危机,银行不敢向实体经济放款,尽管各国金融监管机构向商业银行注入很多流动性,但这些流动性基本上是凝固化的。第三个阶段,实体经济萎缩,出现通货紧缩,企业无力偿还贷款,需求下降,进而影响商业银行的利润。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将遇到许多挑战。
    首先,中国经济接下去的调整可能会持续较长时间。从1978年到现在,中国经济经历了三次周期性下降。第一次是1978-1981年,第二次1990-1992年,第三次是1992到1999。在这三次周期性下降中,没有一次在三年内完成调整。这次的情况和以往是不是不同呢?有所不同,可能更严重。现在全球经济进入衰退的风险增大,衰退由三个因素造成,即失业率上升、房地产价格下降和信贷危机。而在以往的衰退过程中,不一定出现信贷危机,也并不都是伴随着房价下跌。就中国而言,第一,出口依存度比原来高,现在是40%,过去是百分之十几;第二,中国的房地产价格没有出现过下降的现象,现在出现了;第三,非公有经济所占比例很高,过去出现经济下滑时,政府可以通过一些政策工具推动经济增长,但现在政策操作的空间在缩小。
    其次,许多指标可能会出现硬着陆。GDP实现了软着陆,主要消费韧性比较强,发展中国家的基本性消费占比很高,但是投资出口需求会硬着陆,大宗商品需求和电子消费需求会硬着陆。这是我们总结中国过去三十年的经验,并且与日本过去三十年经济下滑的情况进行对比后得出的结论。
    就机遇而言,宏观和微观都有。宏观方面,要提升人民币在国际上的地位,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一口吃成胖子不太可能。第一,要提高人民币在区域内的地位,很多人提出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想法很好,但最终能实现的不多,因为中国的经济体还是比较小,美国和欧洲占的比例很大。第二,利用这次机会释放资产价格泡沫。现在国内外资产价格同时下降,热钱流出、抛此增彼的可能性比较小,最差的情况是在其他国家资产价格下调到比较合理的水平时,我们的泡沫凸显,这时可能会触发国内投资者抛此增彼,引发金融危机。微观层面,无非就是走出去,发挥我们的优势,我总结了三句话——眼前现金为王,等待未来时机,始终发挥优势。从目前来看,全球需求下降可能导致资产和资源价格进一步回落,我们的优势不在于兼并收购金融机构,因为我们未必了解金融机构的情况,我们能够影响的是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我们要知道自己的经济何时见底,需要多长时间。从这意义上来说,我们要兼并的对象,应该是具有可控性的领域,大宗商品应当优于金融企业。
 
    李晓西:
    很高兴参加论坛十周年研讨会。感谢50人论坛这些年提供了这么多机会,让我们参加了很多学术活动,收获很大。
    刚才看了《50人看三十年》这本书,其中其仁讲了一句话,“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年,别忘了一个人——邓小平”。小平同志没有受到条条框框的约束,只要对人民有好处我就干,什么帽子都不在乎,这一点确实值得我们学习。《50人看三十年》收录了众多专家的文章,资料很翔实,涉及很多领域,有很多独特的观点,很有价值,我会把它作为一本重要书籍长期翻阅。
    我谈一个观点。改革开放到今天为止,政治体制改革越来越重要,因为如果要推动经济体制改革,有很多方面是与政治体制相联系的。我们提出建设法治社会,立了很多法,但是执行起来很困难,这也是与政治体制相关的。现在提出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五个统筹,这些都非常重要,关键在于落实,政府官员要把以人为本作为管理的目标。刚才吴敬琏老师讲到防止腐败,政治体制改革对于防止腐败的意义也非常重要。一些政府官员只看到上级的评价,不重视老百姓的意见,因为老百姓对他们的前程没有多大影响。要建立合理的约束机制,让政府官员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在这三十年中,我们看到一些国有企业领导下台,很多是由于制度不合理造成的,他们也稀里糊涂,不知道怎么办,很多东西受到意识形态的干扰。
   
    左小蕾:
    谈一下和次贷危机有关的几个问题。
    第一,由于中国的出口依存度很高,次贷危机对中国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出口。现在提出保增长的策略,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不能保出口,而且这一条应该作为长期战略。我们的外需主要依赖对美欧市场的出口,美国采取了向全世界借钱来支持经济增长的模式,现在危机向实体经济转移的信号已经非常明显。次贷危机之后,美国会认真反思,这种模式可能会被根本地改变。这种改变对于中国来说,短期内可以应对金融海啸,从长期来说,我们要应对国际市场上经济增长的再均衡模式的改变,要注意出口导向战略的调整。我们要保的不是出口,而是保内需,保消费。关于保消费存在一个误区,就是通过各种政策让大家把钱从银行里取出来消费。在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的情况下,要做到这一点是很困难的。内需的启动,关键在于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
    第二,有人说,由于中国对外开放的程度还不够高,所以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受到的直接损失比较小,我觉得这种观点是不对的,我们还是要继续开放。华尔街失败了,金融化的核心价格观受到挑战,是不是意味着我们不要开放,不要全球化?这个问题要搞清楚,对外开放的方向要坚持,需要讨论的是如何走这条路。    另外,尽管这次金融危机是美国自二战以来遭遇的最大的危机,但并不说明美国经济要玩完了,变化是相对的,美国的实力相对下降,而中国是相对提升。
    第三,现在我们面临百年一遇的机会。以前都是强国制定规则,所有参与主体被动地接受规则,发展中国家承受了很大的压力。现在全球金融格局要发生重大变化,我们要争取参与规则的制定。如果不能把握这次机会,在实力相对较弱的情况下,我们在未来还是要为金融危机买单。
 
    许善达:
    面对金融危机,美国政府采取了很多救市的措施。但是即便把金融危机的问题解决了,美国经济还是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即经济发展的动力。次贷危机的产生,就是因为美国的内需不足,把一些没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做成次贷,打包出售。危机早晚要过去,但是美国经济真正的问题,是用什么来推动经济发展。
    中国过去的发展是靠美国的需求,这种需求包括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也包括没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在出口的带动下,中国变成世界工厂,现在这个需求将会大幅度缩减。当然,中国还有内需的市场可以开发,中国的优势在于高储蓄率,需求是有支付能力的。因此,在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发展战略要转向扩大内需。如何把较高的储蓄转化成有效的实际需求,这是中国现在面临的一个巨大的问题,也是未来宏观调控的重点。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在外需萎缩的情况下,要保证中国年平均8-10%的增长率是很困难的。
 
    曹远征:
    这次金融危机将会给中国带来深远的影响。二战以后,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形成了以中国为代表的储蓄型经济和以美国为代表的资产型经济,中国的顺差变成美国的投资。现在美国消费对GDP的贡献率是75%到80%,而中国是35%。如果次贷危机使得美国GDP下降,国内市场急剧萎缩,由此对中国经济产生的影响不可低估。如果这种模式不存在了,没有出口市场,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也就无法继续维持。现在危机还在继续蔓延,各国提出的救援计划是一个“止血”的计划。能不能“止血”,现在还不好判断,要看下一阶段的情况。“止血”之后,我们还要面对很多问题。
    第一,我们要对过去三十年的增长模式进行重新反思,同时要有一揽子新的政策。
    第二,从短期来看,明年中国经济可能会比较困难。根据国家统计局前几天公布的数字,M2下降非常快,只有14.9%,比原来预期的17.5%低很多,有很多指标都存在硬着陆的情况。许善达说从长远来看要提高内需,但是提高内需不是一时半时能够做到的。明年中国经济可能比较冷,要出台一些应急措施,至少财政政策要做一些准备。如果财政政策按照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做法来实施,效果可能很有限,因为除了铁路和城市基础设施之外,可供大规模投资的领域并不多。提高居民收入可能是财政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三,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有人说这次危机是一个很大的机会,但是这个“金娃娃”太重了,可能抱不动。有两个方面:一,稳定国际金融秩序是应尽的义务;二,在其他方面,比如抄底,我觉得还是要谨慎一点,不一定做得到。对于金融机构,我们的管理经验有限,也不太清楚。另外,有人建议,在区域内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过去我们是韬光养晦,现在已经藏不住了,逼得我们要出来。刚才汤敏的建议值得大家认真讨论。
 
    郑京平:
    简单说几个观点。
    第一,事实。三十年来的事实表明,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初步的巨大成功,十多亿人口摆脱贫困,浩浩荡荡进入小康社会,形成了一幅令世人叹为观止的画卷,这是不可置疑的。从经济增长的速度来看,三十年年均增速达9.8%;从人民的生活质量来看,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从改革开放初的61.77岁,提高到2005年的72.95岁,年均提高0.22岁。文盲率从改革之初的22.8%,降低到现在的6-7%;国际地位大大提高,GDP总量在世界的排名,从改革开放之初的第10位,提高到2007年的第4位,今年将会超过德国,排在第3位。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作用日益突出,在多极化世界中处于重要地位。
    第二,成功的关键原因。我们可以从不同视角总结三十年的成功经验,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最重要的,也是最基本的一条,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初步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紧紧把握住全球化浪潮的机遇,站在时代的潮头,将市场的疆域成功推向全球。换句话说,我们成功地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封闭、半封闭经济到开放经济的转变。开放型市场经济是中国三十年来成功的关键。开放型市场经济这一人类文明加速进步的推进器,再一次在中国这片具有悠久历史的大地上显示出威力。改革开放获得成功的原因,我认为有三个方面。一,渐进性改革,大家都能接受;二,中国共产党坚强的领导核心确保了三十年来的政局稳定;三,政府,尤其是县级政府的竞争,张五常教授也提到了这一点。地方政府的竞争有两个好处,一是各级政府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行政的动员力确保了经济建设的动力强大。二是建立在公有制居主导地位的基础上,2800多个县级单位的竞争,打破了垄断,逐步形成一个竞争的市场格局。
    第三,展望。我们分析一下刚才提到的四个因素能不能延续。
    第一个因素,开放型市场经济掌握在我们手里,还可以利用这个工具继续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今后应该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以法制为基础的开放型的市场经济。有几点需要注意:一是提高认识,肯定方向;二是自我加压,自觉改革。为什么提出这一点?因为改革有四个制约,如果不自我加压,不自觉改革,就无法突破这些制约。第一,外在压力减弱的制约,包括国内的,也包括国际的。三十年的改革之所以能够顺利推进,就是因为逼上梁山,不改不行。但现在我们处于盛世,经济发展条件非常好,中国经济开始融入国际。在这种情况下,还要不要开放?第二,既得利益的制约。现在已经啃到了硬骨头,如果要改,利益集团必须让度他们的既得利益。具体来说,打破垄断的改革,是哪些部门在让利?调整城乡关系的改革,是哪些部门让利?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调整,又是谁在让利?第三,认识水平的制约。第四,行政管理体制的制约。对于资源的配置,尤其土地资源的配置,政府还是占主导地位。
    第二个因素,要有忧患意识。中国的发展水平还很低,落后就要挨打,尽管现在是盛世,但实际上中国的人均GDP排在世界的第100位。虽然改革取得了成功,但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面临很多困难,包括资源和环保、社保、收入差距、法律统一性、人口老龄化等问题。另外,我们还面临两个转变,即中低收入向中高收入的转变和农村人口为主向城镇人口为主的转变,这两个转变都会带来巨大的矛盾。因此,发展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
    第三个因素,强化机构的作用,加强整体和战略规划。过去的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现在要进行整体规划。
    第四个因素,这一点和张五常教授的观点不太一样。刚才提到的很多问题都与县级政府竞争有关,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法律的统一性。因此,要逐步从政府竞争为主转变成企业竞争为主,把市场竞争的主体真正回归到企业。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推进改革的几个因素仍然可以发挥作用。因此,我们要继续深化改革开放,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以法制为基础的开放型的市场经济,使盛世之下的中国再次书写一个新的三十年的辉煌。
 
    郑新立: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在体制和理论上有三大创新。
    第一,以现代产权理论为基础,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各种所有制经济相互竞争,共同发展。在这方面做了三件大事:第一,放手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第二,改革国有企业管理体制;第三,发展混合型经济。其中,通过改革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使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接轨,解决了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上没有解决的难题。在此之前有一个结论,就是市场经济只能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不可能接轨。我们通过一系列的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使国有企业走出困境,现在看来它是可以与市场经济接轨的,这是一项重大的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
    第二,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分配理论和分配制度。改革开放初期,小平同志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平均主义和大锅饭的旧体制上打开了一个缺口,逐步形成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之后,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再到后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考虑到效率与公平,再分配更注重公平。由此逐步形成了一套有中国特色的分配理论,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机制。
    第三,实现了由高度集中的传统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市场经济体制有四个支柱——市场体系、市场主体、宏观调控体系和法律体系。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这是人类社会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
中国共产党的三大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保证了三十年的快速发展,GDP年均增长率达到9.8%。我们要不断完善这个制度,从而在今后的十年、二十年,乃至三十年,把前三十年的发展速度保持下去。
另外,对当前的金融危机,简单谈一点认识。
    次贷危机到现在已经蔓延到保险业和商业银行,出现了五次冲击波。据有关研究部门称,可能还会出现三次冲击波,明年三月一次,2011年一次,最后一次是2012年,后面的冲击波可能比之前的还要严重。现在各国都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是我觉得这些措施都不能最终解决这些矛盾。现在出现的问题是长期赤字的积累所引发的,美国的债务是60万亿,由此派生的违约债务是70万亿,这些都会逐渐释放出来。美国经济将来到底怎么样,我们也不用替他们操心,要把自己的事情想清楚,在这次危机中抓住机遇,规避风险。至少有三个机遇值得研究。
    第一个机遇,以扩大内需来弥补出口增速下降的影响。出口会不会下降?现在不好说。如果出口下降,对于中国来说就是一个机遇,逼着我们扩大内需,转变发展方式。
    第二个机遇,利用18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坚定地走出去,解决中国经济长远发展的两大难题。第一是打破技术瓶颈,要通过并购国外一些有较好技术资源但经营困难的企业,提升中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通过引致创新,邀请国外的高级技术人员与国内的技术人员合作,解决高新技术产业和装备业发展的难题。第二是打破经济发展中的能源和资源瓶颈,要走出去,获得更多的资源勘探权和开发权。小企业、大企业和政府的援助贷款结合起来。小企业机动灵活,拿到勘探权,大企业与小企业配合起来搞开发,然后国家提供优惠贷款,把我们需要的铁矿、铜矿、铝矿、石油等资源买回来。对于海外金融企业的兼并,要特别谨慎,因为我们不清楚它们的债务情况。
    第三个机遇,抓住这个机会,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蒙代尔认为,必须由美元、欧元和人民币形成一个三角形的国际货币,三点成一面,世界经济才能稳定。在这个过程中,人民币国际化有哪些好处,有哪些风险?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要有相配套的完善的金融体系、资本市场和完全可兑换等,这些方面的工作要加快。抓住这个机会,使人民币成为在国际市场有影响的货币,至少成为周边国家的一种储藏手段和交换手段。我们必须深入研究。这些问题都需要深入研究。
 
    江小涓:
    简单说两点。
    首先提个建议,50人论坛今后应该多关注一些社会问题,今天谈到的下一步发展中的难题,都与社会问题联系在一起。包括吴敬琏老师讲的防止腐败,小蕾讲的收入分配、廉租房,这些都不是纯粹的经济问题。改革开放继续推进,需要更多地关注社会领域的问题。另外,就经济领域而言,多年来一直呼吁发展服务业,这与服务业的社会属性也是联系在一起的。
    关于金融危机,我对这个行业了解不多。都说金融体系有问题,有没有一个对这个体系最基本面的评价?国际经济体系是一个强调资源自由化进行配置的体系,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就是要建立市场化的资源配置体系。三十年来,中国得到了什么,或者说,净收益是什么?世界银行说中国是全球化最大的赢家,对此我们不做评价,但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国从这个体系中获益,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
    经济会不会往后走?我的看法是,从以往全球金融危机的情况来看,解决危机的必然出路就是全球化的进一步加深,无一例外。以亚洲金融危机为例,亚洲国家发生金融危机,银行体系出了问题,由谁来注资呢?一定是求助于相对较好的经济体。企业也一样,80年代拉美的国有企业出现问题的时候,也是由其它企业注资。最后的结果都是全球化的进一步加深。
    在接下来的全球化过程中,中国还是应该发挥一些积极的作用。要看清楚规则,考虑未来如何规避风险,从中获益。要考虑权利和责任的平衡,如果要成为国际货币,起码在原来的体系中是自由兑换的,但是我们又想把资本市场管住,最好的办法就是不放开资本市场。在这两者之间如何取舍?有没有办法把这两者统一起来?如果无法统一,那就要掌握一个均衡点,在这方面还要做更多的细致的工作。
 
    李扬:
    讲三个问题。
    第一,对当前形势的价值判断。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恰逢美国金融危机,我们注意到,有人从更深层面来讨论金融危机,认为中国改革的取向是错误的。这个问题是回避不了的。是政府干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两极摆动,还是学习中国的管制经济?我觉得肯定是前者,而不是后者。实际上,凯恩斯主义和管制经济是两回事。美国在市场经济和政府管制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它要对整个社会的私人品和公共品进行协调,处理的是社会中的很多外部控制问题,不是简单的政府多做还是少做的问题。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现在借美国金融危机否定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绩的倾向性很大,这是不准确的。
    第二,关于当前全球经济及中国未来的发展,最基础的问题是储蓄率的国别差异,及其在全球化的配置。储蓄是实体经济的一个集中反映,是沟通实体经济和金融经济的一个枢纽,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理解当前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源。美国的问题在于储蓄不足,所以要借债,借债的方式不断翻新。美国的难处在于,要挽救问题机构,就要掏出真金白银,美国是赤字经济,只有借未来的钱,向全世界借钱,钱借多了以后复苏就非常困难,可能会经历一个很长的时期。
    从中国的情况来看,这次危机对中国的冲击比较小,关键在于中国的储蓄率很高,这也是中国平衡国民经济运行的一个前提。在这个前提下,如果外需萎缩,就要扩大内需。消费也是控制不住的,而且我们现在的消费率基本上是没有任何政策约束下自然实现的,如果是这样的结果,只能接受。较高的储蓄率,逐步萎缩的外部需求,基本上控制的较低的消费率,在这样的局面下,只有依靠投资,但投资也有很多问题。这一点大家要引起注意,要刺激经济恐怕还是要靠投资。
    第三,面对美国金融危机,我们要反思我国的金融改革,为未来的改革确定一个方向。有五个方向值得研究。
    第一个方向,是市场主导的金融体系还是机构主导的金融体系,或者说,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保持怎样的平衡关系。本来似乎已经有了结论,投资银行已经消灭了,拯救投资银行的是商业银行,剩下的摩根士丹利和高盛也是从金融控股公司退回到银行控投公司。这是不是表明了一种趋势,是不是中国不需要对金融机构进行改革了?不一定,我认为还是要进行改革。
    第二个方向,金融改革和金融发展必须服务于实体经济。
    第三个方向,加强风险管理应该提到更高的位置上。
    第四个方向,在金融调控中应更加突出金融稳定的重要性。
    第五个方向,积极参与国际汇率制度的改革。原来的体系我们参与了,那时候是英美主导。第二个布雷顿森林体系不受约束,但事实上还是美元本位,英国首相提出重塑布雷顿森林体系,有可能是比较现实的。我们希望人民币发挥更大的作用,但短期内做不到。人民币怎么走出去?美元走出去的必要条件是双赤字,我们什么时候变成双赤字?我感觉,国际货币体系还是要回到一个受约束的货币体系,而不是像布雷顿森林体系那样,美元发挥主要作用,甩掉一切制约。
 
    张祥:
    小平同志用他的思想定义了一个时代,改变了一个时代,塑造了一个时代。这个时代的中心词就是改革开放。中国的改革经历了从逐步市场化到全面市场化的过程,首先突破计划体制,逐步走出一条由点到面,即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发展的渐进型道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体会最深的是放权,这个“权”不是政治上的,从经济上讲指的是资源的集中,或者说资源优势与资源配置不均衡的状态。改革开放本质是放权,中央给地方放权,计划给市场放权。过去外贸体制是高度集中、独家经营,外贸专营权集中,经营自主权集中,财务收益权集中,市场手段集中。现在回过头来,外贸体制改革的主要轨迹就是两个放权,放权给地方,放权给市场。外贸体制改革在放权给市场这一步上,走得还不够快。一直到2001年,全面放权给市场的标志性事件出现,就是私营经济主体的力量开始进入外贸领域。随着市场的进一步开放,现在的主角不再是政府,而是市场,这就是放权的结果。今后还是要加强放权,推进改革,扩大开放。进一步开放的首要问题是开放的领地如何扩大到国外市场,我称之为同质开放。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应该是多元化的改革和全方位的开放,进一步的改革开放体现了经济改革的目标成熟与否,法制改革要加快步伐,文化改革的重要性也会体现出来。
    另外,这三十年来,我国推进了三轮向地方放权的多元化配套改革。最近,上海推出了国资改革、中小企业发展、外资审批、产业结构调整等一系列新的措施。同时,上海打算在近几年内尽快实现乡镇、街道不再有招商引资的职责,工作重心转到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这就表明了三个信息:第一,改革的原动力仍然很大;第二,传统改革领域仍有很大的需求和空间;第三,地方放权的空间还存在,而且可以更大。
    关于外资,我们应该用外汇储备到国外多搞一些收购兼并。现在外资并购发展得很快,但国内还处在一个初步阶段。
 
    宋晓梧:
    改革开放三十年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大家也要承认,经济这条腿长,社会这条腿短。最近人民出版社准备出版一本总结三十年的书,让我写社会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就业、工资分配、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社会管理等。从这几项来看,尽管社会这条腿短,但是如果对三十年来社会事业的发展进行总结的话,应该说,社会事业在规模和总量上迅速扩大,成绩还是很突出的,包括就业增加、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社会保障覆盖面扩大、医院和医护人员技术水平的提高、教育的发展等。这些问题有很多本来属于经济领域,但是现在由于中央关注民生,就把它们放到社会问题里了。所以,关注社会问题和下一步的经济改革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觉得社会管理是一个非常难的问题。社会管理涉及到社会组织,社会组织的规模和总量发展得非常快,存在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结构和关系失衡,像就业结构失衡、社会保障待遇差别较大,城乡医疗差别较大等。社会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是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关系严重失衡。现在各种行业协会都是官办、官管、官运作,在这种情况下,行业协会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再比如工资分配,如果把工会的职能和企业家的职能理清楚,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工资分配就不会出现现在的问题,很多贫困群体无法维护自己的权益。这些问题值得关注,如果解决不好,就会引起整个社会结构的失衡,进而造成一系列的经济问题。
    我们下一步发展的方向,就像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来的那样,从过去突出经济问题,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这四个方面建设同步推进,四轮推进,
 
    张维迎:
    我最近做了一些梳理,特别是针对价格改革,这三十年是怎么走过来的呢?市场化的改革相对比较顺利,重要的是一开始并不想搞市场化,很多时候都是被动的,被动的好处是什么呢?这实际上反映了人类本身发展是自发的力量,在改革中我们很好地利用了自发力量,而不是过多地利用人为因素,这一点非常重要。
    关于金融危机和中国经济运行,我有一种感觉:我们坐在拖拉机上,看见飞机飞来飞去,很羡慕,突然飞机掉下来了,我们觉得很欣慰,那么我们是不是就不坐飞机了呢?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任何新的金融工具的出现,都会引起一些振荡,尤其在计算机网络高速发展的时代,金融产品推陈出新的速度远远快于全球金融管理体制能够处理的速度。不能因为飞机会掉来,就不允许造飞机了。对中国也一样,开放还是要继续。
    我们受凯恩斯主义的影响太深,一谈经济就是需求,实际上经济不是需求推动,而是供给推动的。供给的核心是经济机制的问题,不是简单地说,出口不行就扩大内需,我们有储蓄本身就是没有需求。在国民经济恒等式中,任何一个分析都是有需求的,没有需求就不会存在。说钱多,要花钱,其实该花的已经花了,只是不同的人花而已,没有人花钱就不会有那些储蓄。1992年没有人提出扩大需求,经济也上去了,所以主要是供给。关于供给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从短期来看,至少有几点:第一,政府放开一些审批;第二,废除一些税收科目。如果我们总是从凯恩斯主义的角度思考问题,就不能找到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出路。
 
    林荣强:
    提两个建议。
    第一个是机遇。50人论坛的金融专家很多,能不能根据自己的优势,组织一些人进行专门的研究,抓住机遇,尽快地多出一些成果,不要搞重复劳动。
    第二个问题涉及到挑战。怎样应对现在的挑战?如果回到微观经济,从企业的角度来说,很简单,把困难考虑得多一些。可能最后发现困难想得多了,机会少了一点,但是能够生存下去,如果过于乐观,实际困难比想象的严重,企业就要死掉了。因此,我们要把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估计得多一些,出招的时候更慎重一些。
 
    樊纲:
    谈一点感受。
    在谈到中国如何应对危机时,我发现很多人的观点惊人的一致,如果有不同的观点进行争论,这样是不是好一点。
    吴敬琏:
    我插一句。弗里德曼曾于1988年访问中国,他在与中国领导人谈话的时候,对于中国宏观经济提出的意见和他的对立面托宾是完全一样的。弗里德曼和托宾代表了两个对立的学派,我问弗里德曼,你们两位的观点怎么完全一致呢?弗里德曼打了一个比喻,10个经济学家在一起讨论经济问题,10个人的观点都不一样,如果他们和非经济学家在一起讨论,这10个人的观点就完全一致。问题在哪里呢?就是经济学家之间的争论,其实不是在最基本的问题上,所以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樊纲:
    在面对这次危机的时候,世界各国一致认为应该救市,当然通过什么措施来救,不尽相同。概括一下,有三点。
    第一,这是基本理论问题。迄今为止,市场经济仍是相对最好的经济制度,这一点不会因为这场危机就改变,要改变的是政府的作用,过去政府过度放任、缺乏监管的做法可能是有问题的,但市场经济本身不会改。我们的基本问题是市场经济基本制度还没有建立,所以改革的方向不会因为这次危机而有所转变。
    第二,关于全球化。全球化是一个必然趋势,这次危机的问题不在于全球化,而在于全球金融治理结构存在重大缺陷。比如发货币的人可以不受监管,这样的问题需要改,但是全球化不会改。中国的层次比较低,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仍然会朝这个方向发展,而且只有通过全球化才能发展自己,这一点不会改变。
    第三,危机是机会,但是对于如何利用机会要持谨慎态度。我个人认为,对有能力的人来说这才是机会,这就回到发展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即所谓的比较优势理论。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可利用的资源以及能够产生什么样的价值,取决于资源禀赋的结构。用这些钱的人是不是有能力找到机会驾驭千变万化的国际市场?如果没有这个能力,这些钱就是死钱。因此,最根本的,是怎样做好自己的事情,怎样发展自己。要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开放,提升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

    今天的研讨会到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