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复苏还不稳固，对好不容易才获得的复苏势头必须倍加珍惜。如果2011年世界经济的二次探底开始露头，到2012、2013年间趋于严重，则中国经济就是今年出现某种程度的过热也不应加息。我们必须先把屋子里边的火烧旺，才能从容对抗外部严寒。

　　加息会引发国际资本的大规模流入，进而在外汇占款项下出现相应的大规模货币投放。这种情况在2007～2008年中国为治理通胀而不断加息的过程中已经明显出现过。目前欧元一年期存款的利率是1.1%，美元不到1%，日元更低，而人民币已高达2.25%，如果继续加息，引来的国际热钱就更多，其结果是为了减少货币投放的政策却刺激了货币投放。控制住货币供给增长过快，采取数量型的货币政策还是应该的。在反通胀方面，用财政转移支付的方法对中低收入人群进行物价补贴，效果会更好。

　　我反对为通胀加息，不是认为通胀不需要治理，而是因为加息会损害还不稳固的经济复苏，并且也解决不了通胀问题。

　　御寒先把火烧旺

　　说中国的经济复苏还不稳固有三方面原因：

　　第一，去年虽然“保8”成功，但是外部危机再度爆发的阴影并没有消除。我认为2011年以后美国与世界经济很可能二度触底，并且在“十二五”中期形成世界经济的严重萧条，因此自去年三季度以来世界经济的复苏只是暂时性的，2010年世界经济的持续回升也是暂时性0的，我们如果仅看到世界经济的复苏就盲目乐观起来，就会重蹈2008年上半年覆辙，即在宏观调控中仅仅考虑内部因素与需要，而把外部因素弃之不顾。

　　实际上，即便是2010年世界经济的复苏仍会很脆弱。从主要发达国家看，到1月15日美国和德国的经济先行指标已经下降到4个月来最低点，美国经济虽然在复苏，但是失业率却在上升，由于失业和减薪，去年12月美国的信用卡与房屋抵押贷款坏账率都创出了新高。日本则正在为经济重新陷入萧条而烦恼，去年日本企业资本支出下降了四分之一，超市消费下降了42%，已经下降到1992年的水平。这些都说明，发达国家的内需复苏极不稳定，一旦金融市场再次剧烈动荡，就难逃经济的二次探底。在这样的背景下，把今年中国的出口增长率放在8%～10%考虑是太乐观了，若发生世界经济二次探底，出口就很可能出现比2009年更大的负增长率。

　　第二，去年“保八”成功，主要办法是用投资需求的扩张对冲出口需求的萎缩，但是在国内各产业领域产能普遍过剩的条件下，投资需求的扩张必然会带来下一轮更大规模的过剩难题。现在我们把遏制过剩产能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就同时意味着要压抑投资，所以今年的投资增长率肯定会低于去年，如果出口今年只有微弱增长，中国的需求增长空间就只能是去年上的那一大批项目的延后投资需求，但这部分需求肯定是递减的。当然还有消费，可是如果不改变高、低收入居民间的分配比例，消费就是出口和投资的函数，即只有出口和投资增长消费才能增长，而不可能成为引导需求增长的独立变量。

　　第三，在去年全年投放的近10万亿元贷款中，有超过70%是国有单位吸纳的，这是中国能率先全球走出“V”形反转的重要基础，但由于复苏不是由市场主导的，到目前为止，内生性的增长动力就只是在外生动力促进下有所萌动，只有在当今后的投资中非国有投资比重能再次上升到70%以上，我们才能认为经济复苏是被经济增长自身的要求推动的。

　　我认为，在通胀背景下加息会损害经济复苏，是因为中国目前的通胀是输入型与结构型通胀，这两种通胀的特点是都会增加企业的成本，相应冲减利润，企业为了保持合理的利润水平，才会以提价方式把通胀压力向市场释放。加息能抑制通胀的原理是利息出自利润，利息增加企业利润就会减少，从而通过压低企业的需求扩张来压低物价水平。

　　利润是企业的内生性增长动力，没有合理利润，企业就没有扩大生产和投资的要求，如果利润已经因通胀而受损，加息就是把企业利润压得更低，其结果是丧失经济的内生性增长动力，而这正是我们在2008年上半年所看到的现象。

　　既然经济复苏还不稳固，对好不容易才获得的复苏势头就必须倍加珍惜，如果2011年世界经济的二次探底开始露头，到2012、2013年间趋于严重，则中国经济就是今年出现某种程度的过热也不应对加息。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当外面要变冷的时候，我们先把屋子里边的火烧旺，才能从容地对抗外部严寒。

　　加息难医输入性与结构性通胀

　　说加息也解决不了通胀问题，是因为通胀的原因不是由于国内需求过大，而是由于输入性与结构性这两方面原因。

　　输入型通胀的源头在外部，主要原因是巨额国际资本炒作国际大宗商品期货，导致中国进口的大宗商品价格不断攀升。去年二季度以来，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从危机中的低谷开始攀升，到四季度中国就开始出现了通胀势头，这种前后影响的一致性充分说明了输入型通胀对中国的影响。由于源头在外部，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加息就制止不了输入型通胀。

　　结构型通胀的源头在国内的食品价格，核心是粮价，而粮食供求长期紧张导致粮价长期上涨，是由中国人多地少的国情决定的。未来20年，中国还将增加1.7亿人口，而耕地面积由于城市化与工业化的推进还要减少，因此增加粮食产量的唯一出路就是提高单位耕地的产出量，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报酬递减”现象，即为获得每单位新增粮食产量，都必须付出比以前更多的农业生产资料投入，结果就是农业生产成本的不断提高，推动粮价及食品价格上涨。加息既抑制不了人口增长，也不能增加土地供给，所以就治理不了中国的结构型通胀。

　　引来热钱将抵消加息效果

　　如果加息的话，那么会造成人民币与其他主要货币的利差过大而引发国际资本的大规模流入，进而在外汇占款项下出现相应的大规模货币投放。这种情况在2007～2008年中国为治理通胀而不断加息的过程中已经明显出现过，目前欧元一年期存款的利率是1.1%，美元不到1%，日元更低，而人民币已高达2.25%，如果继续加息，引来的国际热钱就更多，其结果是为了减少货币投放的政策却刺激了货币投放，实施宏观调控的动机和效果就会正好相反。

　　数量型工具转移支付并用

　　如果加息不可行，又必须控制住货币供给增长过快，则数量型的货币政策如适当提高存款准备金率还是应该的。此外，在反通胀方面，用财政转移支付的方法对中低收入人群进行物价补贴，效果会更好。今年的通胀曲线应该是前低后高，上半年可能在3%，下半年可能会上升到5%，全年4%。由于世界经济存在二次探底的可能，至少在未来中期内会对需求形成压力，因此国际大宗产品的价格虽然会继续上涨，但不会暴涨，这就决定了在中期内中国的通胀可能是在6%以下的温和型通胀，用财政的转移支付就可以很好地消除通胀的影响。

　　从长远看，货币政策的重点可能应该从以往的以稳定物价为主要目标向“保增长”转变，而由财政的转移支付政策来抑制通胀的后果，这就是“货币保增长，财政保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