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美国的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教授称中国这个掠夺成性的重商主义者成心不让人民币升值，要与中国打贸易战。实际上美国也频频出手，对中国的轮胎，某些钢铁产品，实施惩罚性关税。昨天宣布对中国出口的铜板纸征收4%-13%的反补贴关税；美磷酸盐征收109%的关税。

   最近一芝加哥大学的教授提出，美国应该施压人民币升值，逼中国在伊朗和朝核立场上转变。

   MIT商学院教授约翰逊（Johnson）在美国国会关于中国持有美国国债的听证会上说，不能因为中国持有美国国债，就停止施压人民币升值。人民币可能升值20%-40%。威胁应该把中国操纵汇率放入今年4月份的财政部的评估报告中。

   上一轮人民币升值压力来自国会，这一轮升值压力由学者发难。人民币升值问题与对台军售，奥巴马接见达赖，谷歌问题政府的高调表态一起发生，显然人民币升值变成的政治工具。3月2日—4日美国副国务卿访华，不排除代表表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利益群体，推动人民币升值，或者施加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达到中国在伊朗和朝核问题上的让步。

   首先，我们反对经济问题政治化。反对危机时期通过政治化经济问题转移本国老百姓的注意力，误导老百姓对政府行为失误的判断，使得“阴谋论”大行其道。同时也显得政治家们太没有智慧。《金融时报》撰文网有文章指出，如果人民币升值40%，中国的经济规模就是日本经济规模的两倍，就是美国经济规模的一半。这对美国也未必是愿意看到的结果。到时候“威胁论”又要大行其道了。

   其次，我们不认同两个国家之间的问题，采取一方强行威胁另一方的这种盛气凌人态度的解决方式。如果真想解决问题，相信中美两方的智囊有足够的智慧和能力，出谋献策争取达到制定双赢多赢的结果。中国正在致力减少贸易的顺差的调整，增加进口是第一步，这需要贸易伙伴的配合，扩大允许对中国出口的商品；同时中国正在拉动国内消费鼓励出口企业开拓国内市场。相信不要太长的时间，中国的贸易顺差将有所调整。

   第三，我们也坚决反对美国这种操纵汇率的方式。美国需要改善贸易逆差，美元需要贬值，就强行要求其他货币升值。这种做法与操纵汇率别无二致，只是比直接干预更隐晦而已。

   实际上当前人民币升值的对中国经济是弊大于利的。

   首先，人民币升值对出口企业是否可承受的。人民币升值对出口企业是可承受的这个说法太笼统。出口规模和利润是两个概念。升值如果能够升价，当然可以承受。但是加工贸易是买方市场，生产者是没有议价能力的。汇率升值而价格没有上涨的能力，就意味着升值多少利润就下降多少。据最近关于出口企业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测试的报导，大部分出口企业的利润在3%左右，90%以上的企业，人民币升值1%，利润就减少1%。最近劳动力短缺的情况还可能导致出口加工贸易企业的成本进一步增加。最近“要求”或者“预测”人民币升值的水平最低时5%，最高时40%。如果叠加最低的5%的升值影响，中国的出口贸易加工企业可能再次面对危机以来的倒闭潮。

   中国正在大规模的调整，过度依赖外需市场的出口导向型战略正在向拉动内需的增长方式转移。但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合理的产业布局，并不是一次性转型所有的加工贸易产业。在很长的时间内，可能是劳动密集，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共存的格局。所以中国不可能像美国那样一次性产业升级，把失去比较优势的生产全面转移到四小龙和其他新兴市场的国家和地区，也不可能像包括四小龙在内的东南亚国家和地区那样，一次性把加工贸易产业转移到中国贴牌生产。出口产业的调整的时间表应该是渐进的，应该充分考虑中国的劳动力过剩情况的变化，考虑劳动力，包括前面提到的出口价格的上升的可承受水平，对合理经济布局和结构调整的综合性和整体影响。用人民币升值逼出口企业的调整，还不如先从内部要素价格机制的改革，推动企业社会成本到位，国内市场的开拓等等结构性问题的调整，更有实质性的意义。即调整了外部的结构，也理顺了内部的结构。不过我相信，不管中国如何调整，不管中国对美国的顺差如何变化，一般消费品的生产机会也不会回到美国。除非允许劳动力全球自由流动，拉平全球劳动力的收入水平。

   其次，人民币升值是否有利于降低顺差。一国货币对另一国货币升值，增加贬值国出口商品的竞争力，可以减少升值国家的出口，增加相对贬值国家的出口，改善双边贸易差异。但是这一结论应该有一个前提，就是双边贸易是重叠的。比如，日元对美元升值，欧元对美元升值，都对美国的逆差改善会有作用。因为，欧美，日美贸易的重叠部分较大。事实上，去年3月美元兑欧元和日元开始贬值，至9月美元综合指数下降超过20%，对于美国的出口逆差确实有很大的改善，同时欧洲，日本对美国出口一直延续危机以来的负增长。中国与美国的比较优势完全不一样，小幅升值根本不可能改善双边贸易形势，大幅升值，美国与中国的贸易逆差无非是被其他低成本国家所取代。美国能容忍区域其他国家的逆差进而不能容忍与中国之间的逆差，这种选择性是不利于双边关系发展的。

   第三，人民币升值是否有利于减少资本流入。这个“有利”的前提是假设是认定人民币应该升值，如果没有升值，资本就会不断流入以获取未来升值的好处。事实上，新兴市场国家包括中国的资本流进流出的主导因素，是美元走势不是人民币汇率。这已为实证研究和历史数据反复印证。而且2005年以来人民币升值累计20%，资本流入随着升值态势不断增加，并没有遏制资本流入也是不争的事实。事实上不给升值预期菜式遏制资本流入的有效手段。

   第四，人民币升值是否有利于控制通胀。人民币升值导致进口价格下降，对于最终消费价格的影响这是一个经济常识性的结论。但是作为“控制通胀”的货币工具来使用，就不能随便什么时候都动用了。因为进口价格下降的同时，出口价格也会上升，综合影响需要利弊权衡。作为控制通胀的货币工具使用，就一定是在进口产品的价格大幅上涨，输入价格持续性地严重影响国内通胀水平上涨达到不可承受水平的时候，升值应对通胀可能会时一个有效工具。

   《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Rampell女士撰文提到，看到一些美国应该通过通胀这条路来摆脱正在上升的赤字负担的建议。国际货币基金的首席经济学家最近也提到通胀解决全球财务危机的可能性。如果发生全球通胀，没有人能够独善其身，输入性通胀将对中国造成巨大影响。，

   如果在一般输入价格水平在可承受的情况下，特别是目前通胀并没有恶化，输入性通胀也在可承受水平上，通胀形势处于通胀预期管理阶段，轻易动用升值这样的控制通胀的杀手锏，到输入性通胀产生巨大影响的关键时候，升值空间不足，削弱升值作为控制通胀的货币工具的功能，使得不偿失的。

   危机以来，美元走势阴晴不定，变化频繁，人民币升值相对美元贬值，如果人民币升值，招引大规模资本流入，增加流动性，反而不利于货币政策对当前通胀预期的管理。人民币升值有利于货币政策的灵活性的说法也就比较牵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