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新阶段与特区新使命
时间：2008-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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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宗衡（主持人、深圳市市长）：
尊敬的吴敬琏教授、刘鹤主任，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同志们，大家上午好！
12月的深圳依然阳光灿烂、百花吐艳，在举国隆重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由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中共深圳市委、深圳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中国发展新阶段与特区新使命——中国经济50人论坛深圳研讨会”今天在这里隆重举行，我谨代表深圳市委、市政府对在百忙中莅临研讨会的各位专家和嘉宾表示热烈的欢迎！
中国经济50人论坛聚集了具有国内一流水准、享有很高社会声誉、致力于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著名经济学家，作为国内最权威的经济学家论坛，中国经济50人论坛已经成为党中央、国务院的重要智囊。深圳市政府加强与50人论坛的合作，必将获得丰硕成果。首先，请允许我介绍参加本次研讨会的领导和专家。
出席今天会议的50人论坛成员有：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先生；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刘鹤同志；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教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眆教授；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教授；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先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教授；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汤敏先生；北京大学副校长海闻同志。
参加本次研讨会的省市领导有：广东省委副书记、深圳市委书记刘玉浦同志；深圳市的老领导、原广东省政协副书记李统书同志；深圳市委常委李平同志；深圳市委常委、市政府秘书长戴北方同志；深圳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王京生同志；深圳市人大副主任唐杰同志；深圳市政协副主席姚欣耀同志。
让我们对各位领导、各位专家表示热烈欢迎！
现在请中共广东省委副书记刘玉浦同志致词，大家欢迎！
刘玉浦（深圳市委书记）：
尊敬吴敬琏教授，尊敬的刘鹤主任，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同志们，今天，中国经济50人论坛（深圳）研讨会隆重开幕。这次研讨会既是我国经济学界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一项重要活动，也是深圳市向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献上的一份特殊礼物。首先，我代表深圳市委、市政府对研讨会的召开表示衷心的祝贺。
深圳是邓小平同志亲自倡导的特区。特区成立以来，历届市委市政府始终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为中心，团结带领广大干部群众充分发挥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精神，不断推进改革开放创新，为全国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发挥了重要的窗口、试验田、排头兵和示范区的作用。28年来，深圳以年均26.9%的增长速度累计创造了超过四万亿元的GDP。2007年，深圳实现本地生产总值6765亿，人均GDP率先突破一万美元，达到10628美元。与此同时，深圳在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等几方面也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这些成绩是在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全国、全省和海内外各界朋友的大力支持下，历届市委、市政府团结带领广大干部群众奋力拼搏、锐意进取的结果，当然也包括今天到会的各位专家、各位领导长期以来对深圳的关心、支持和帮助。
当前，深圳的改革和发展正处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迎来了新的机遇，但也面临着新的挑战。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愈演愈烈，已经从发达国家传导到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从金融领域扩散到实体经济，给深圳经济的发展带来较大的影响。深圳由于产业机构升级抓得比较早，自主创新抓得比较早，各项准备工作和应对措施抓得也比较早，为应对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赢得了主动，在危机之下仍然保持着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良好态势。
2008年，我市预计实现本地生产总值7930亿，增长12%。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明年国际国内经济金融形势仍然十分严峻，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仍会不断增加，深圳经济发展将面临更大的挑战和困难。为此，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进一步增强信心，坚定决心，把保增长作为全局工作的首要任务，确保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具体来说，就是要进一步推进自主创新和产业结构的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特别是要在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努力打造现代公共服务型政府方面率先取得突破。不断增强经济的活力和动力，进一步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平安和谐稳定，进一步加强领导，建立党委政府齐抓共管的经济格局，努力实现经济快速发展。
我们相信，有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有深圳20多年发展所积累起来的较雄厚的实力、较完善的社会主义机制和较强的自主创新能力，以及深圳人民开拓创新、敢闯敢试的精神，我们一定能够迎难而上，面对危机，为全国的改革发展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中国经济50人论坛是活跃在我国经济理论和实践战线上的有着重要影响的经济学家组织，荟萃了我国顶级的经济学家与学者型领导。长期以来，50人论坛的专家学者围绕我国经济发展的热点和难点，为中央和地方政府积极建言献策，很多真知灼见已经转成具体的政策措施，为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又好又快地发展做出了积极的重要的贡献。
今天，中国经济50人论坛的专家们汇聚鹏城，深入研究探讨中国发展新阶段与特区新使命，必将为深圳更好地应对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实现新的跨越式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在此，我真诚地希望各位专家在深圳多走一走，多看一看，为深圳经济特区的建设和发展多提宝贵意见。最后，预祝这次研讨会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许宗衡（主持人）：
谢谢玉浦书记的致辞，现在请中央财经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刘鹤同志致辞，大家欢迎！
刘鹤：
尊敬的刘玉浦书记，尊敬的许宗衡市长，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媒体朋友们，大家上午好！非常荣幸能够参加这次会议，首先请允许我代表中国经济50人论坛向深圳市委、市政府，向为这次会议做出贡献的有关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
今天会议的主题是“中国发展新阶段与特区的新使命”，这是在纪念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提出的。此时此刻，我们认为有两个议题特别重要：第一个议题：怎样评价以往的历史；第二个议题：怎样更好地走向未来。
在过去的30年中，深圳经济特区乃至整个中国都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奇迹。能够取得这样的伟大奇迹，我们感到非常自豪，可以说，过去三十多年是中国自1848年以来近代史上最辉煌的三十年，是建国以来最辉煌的三十年，也是整个实体经济增长最引入注目的三十年。我们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就，在于坚持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了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持加强和不断改善党的领导，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思想路线。
展望未来，我们看到，中国经济并没有划上历史的句号，未来的前景更加光明，但是也面临挑战。特别是美国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国际环境正在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世界经济实体结构面临重大挑战。与此同时，国内的经济、社会结构也正在和即将发生前所未有新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准确把握中国发展新阶段的特征，对国家发展战略、区域发展战略进行相应的调整，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坚持改革开放，大胆进行体制创新，使中国经济增长划上一个圆满的历史句号。
这次会议将围绕这些问题，特别是下一步深圳改革开放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我们由衷的祝愿会议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许宗衡（主持人）：
下面请吴敬琏先生代表中国经济50人论坛向深圳赠送《中国经济50人看三十年——回顾与分析》，请刘玉浦书记接受赠书。
（赠书）
许宗衡（主持人）：
研讨会的开幕式就此结束，休息十分钟之后，请各位专家做精彩的主题发言，谢谢大家！
研讨会发言开始。
许善达（主持人）：
现在开始专家发言。金融危机出现以后，学术界对于应对金融危机提出了很多建议，这些都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我们这次会议的主题不是简单地提出要应对，而是强调的“两个新”，一个是中国经济发展新的阶段，一个是深圳特区新的使命。所以重点还是探讨未来，胡锦涛总书记从十七大开始提出的，包括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再次强调的，我们是处在一个新的战略机遇期，我们这次研讨会讨论的提案是围绕着怎样在新的战略机遇期里抓住机遇，能够把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宏观经济发展按照更快更好的发展方针来继续推进。所以我们这次研讨会围绕着的中心主题是这“两个新”。下面我们请樊纲教授发言。
樊纲：
我非常同意刚才许善达同志所阐述的主题。我们是向前看，是为了今后更好的改革。我有另外一个工作就是深圳发展研究院的院长。我们过去一年为迎接改革开放三十年写了一本书，这本书第一个想法是用经济学的理论，特别是制度经济学、转轨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来系统地分析概括过去三十年中国特区，特别是深圳特区成功发展的历史。第二是着重研究今后在新的发展阶段我们应该怎么进一步发挥特区的作用，怎么使特区在新的阶段上仍然发挥特区新的作用。所以我在这儿把我们这个研究的研究成果向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向我们深圳市的各位经济工作者和媒体做一个简单的报告，谈一下自己的想法。
我们首先做这项工作也是向各位经济学的同行、专家们来汇报，就是怎么从理论上来分析概括中国特区现在具有全国的意义，而且具有国际意义。因为全国现在都在做试验区，在一些大规模的区域，不是一个市，而是省级的试验区。现在世界上很多发展中国家都在看中国，我们的研究成果最后能概括出几条简单的政策建议，将来对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起到一些政策参考作用。虽然我们是我们的模式，但是我们可以提供一些政策的参考。而要做到这一点，要使深圳特区这个现象具有一般性，就需要把问题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加以系统地把握。
中国这三十年，包括特区这三十年基本的内容就是改革开放和发展。而开放既是改革的组成部分，又是发展的组成部分。因此，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我们国家是两方面，一方面是体制的改革、体制的转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过渡。另外一方面就是发展，从一个贫困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向现代化、城市化、工业化这种新型的社会发展。因此，我们就想借鉴研究体制改革的转轨经济学和研究经济发展的发展经济学这两部分的理论来对深圳特区的历史和现状以及和未来做一些研究分析。
第一个方面，就是用转轨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来分析深圳体制改革的过程。
改革和发展是分不开的，这是一个大过程的两个方面。我们在理论上是把它抽象的分开，然后再把它综合起来。说到经济改革，它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工程，而这复杂的社会工程我们进一步把它抽象，其实它是两个方面的问题。转轨经济学它的特殊研究范围指的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这个过渡和以前的制度演变的差别在于：我们知道我们想朝哪个方向发展，我们知道我们要放弃计划经济，要做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的具体细节、很多信息我们都缺乏，但是大的方向应该是清楚的。即使改革初期我们有很多争论，有很多历史上的束缚，但是从改革全过程来看，应该说大家知道要有一种有效的经济体制，而且市场上有很多现行的可以借鉴的体制来过渡发展。
这个发展过程我们在抽象的意义上归结为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方面的问题就是如何打破旧形式、旧的利益关系，包括旧的观念、旧的一些原则和教条的束缚，打破这种阻力，来实现体制转轨。第二方面的问题是如何克服信息的不完全、知识的不完全，关于制度信息的不完全、关于制度知识的不完全的障碍，使得改革能够比较平稳地推向前。
现实当中我们发现，有关改革的问题大概两个方面，第一是很多人由于各种原因不愿意改，阻碍了改革的发展。第二是现实当中不会改、不知道怎么改、不知道前面应该怎么走，怕出乱子。这就是转轨经济学基本的两个方面。转轨经济这些年也得到了很多的发展，我就不细讲这方面的理论了，我们的书里面都有解说。
特区为什么是一个体制转轨的好的形式、好的模式呢？就在于特区实现了以下两个大方面的功能：
第一、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五个特区，特别是深圳特区是在原来的旧体制比较薄弱的地方搞起来的，旧体制的束缚相对比较小。而一开始成立特区的时候，想的就是在一些沿海地区、原来旧体制包袱比较小的地方建立特区，而且多数的特区，包括深圳和海南都是经济相对比较落后的地区。广东不是落后，但是当时在深圳这块地方，当时的宝安，应该说由于当时历史特殊原因，经济相对落后，收入水平比较低，就使得既得利益本身比较小。要克服既得利益的障碍，要补偿对既得利益的损害，相对来讲容易点。
第二、特区，特别是深圳特区因为毗邻香港，它就比较容易实现对外资和外贸的开放，比较容易引入一些新的利益主体来推动改革，成为改革的动力，要克服改革的阻力得有动力。深圳率先开放，而且毗邻香港，香港有大量的经济、大量的资本，是外资可以进入、外贸可以迅速展开的地方，就使得新的利益主体--进行市场化改革的利益主体可以比较快速的成长。在利益关系的对比当中，动力这部分可以增长得比较快一点。我们可以回忆一下，过去这三十年很多改革开放都是由于我们引进了外资，我们做外贸，和世界接轨，为外资创造条件等等，推动我们国内的改革。
第三、深圳是一个原住民比较少的地方。如果实现了对民营的开放，就使得原来在国内的一些有改革动力的、有闯劲的、有创新精神的人才可以向这个地方聚集。这也加速了改革的进度，因为它加快了改革动力的增长，在利益对比关系中也有利于改革体制创新。甚至包括外来民工能够第一次来到特区，也是属于有创新精神的一批。因此，一个开放的移民政策，能够在一个特区体制改革上、在利益主体的关系发生变化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因此，对比中国这几个特区，凡是对于移民开放比较大的地区，改革的进程都比较快，不仅是对外开放，而且是对内开放。前面讲的是改变利益关系，本来束缚比较小、阻力本来就较小，然后迅速引进了一批新的改革动力的行为主体，就使得我们的改革相对来讲比较顺利。我这里不多讲当时领导人的独特作用：有开放精神、有务实精神、有市场意识的领导人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这是一般的理论都会讲到的，领导人的观念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观念。但是其他地方可能做不到像特区能够做到的事情。特区也有这样的领导人，其他地方也有这样的领导人，但是还要有其他因素的引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就可以看到深圳特区之所以能够先行先试，能够改革体制发展迅速，是因为有以上这些条件。
第二方面，刚才说的改革的一个大问题是缺少信息、缺少知识，哪几方面的知识呢？我们知道一个大的方向是要市场经济。但是第一，我们缺少市场经济任何一个个别制度以及有关这些制度的细节。我们知识不全面，不知道一个制度应该具体怎么运行，需要什么法规，有哪些约束，需要哪些配套的制度等等，这些细节我们不知道。第二，一项改革的过程以及它需要多少时间、它需要哪些环节、需要哪几个阶段、需要通过什么样的过程才能够完成，这是世界上的人都不知道的。在这个过程当中，转轨经济学会研究起点的制度，也会研究风险的制度，转轨经济学是研究这两者之间的过渡过程，而过渡过程本身这些东西是人类没有经历过的，他对转轨过程包括它对时间的长度等等是不知道的，至少信息是缺乏的，这就是所有的转轨国家都遇到的是慢还是快的问题，等等。
第三，更重要的信息是制度，是一个体系，这个体系是由各种具体的制度构成的，而这种不同的制度之间是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些细节我们不清楚。因此，就容易出现各种问题，出现不配套的问题，出现各种体制在改革进程当中进程又不一样、速度又不一样，然后相互之间互相影响、互相制约，有的时候是出现瓶颈、出现摩擦。有的是一方面没改，有的地方又突飞猛进。国际上、国内这样的例子我都不多讲。这本书的第二部分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这种信息、知识的缺乏就导致在转轨过程当中、体制改革过程当中出现各种无序、混乱，也就是在转轨过程中被称为体制的不协调。这种问题不大不小，有的是制度之间的问题，有的是产生社会矛盾的问题。这一类是我们改革过程当中经常见到的问题，也很正常，取决于我们能不能有更大量的知识，这些都是一些具体的实践性的知识，不是学者能够提供的，需要在实践当中通过各种渠道来传递才能够获得。获得这种信息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要进行一些试点，这是中国经验，从试点当中获得一些知识，指导全局的发展、全局的改革。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的改革当中进行了很多试点。但是刚才说的第三方面的信息，简单的试点、局部的试点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一个制度的细节，可以通过一个具体的试点来解决，一个改革需要多长时间，我们也可以通过局部的试点去解决。但是各种制度之间的相互关系，就需要在一个区域内做全方位的改革、全方位的试点才能够获得这方面的信息。因此，就需要一种全方位改革的试点模式存在，这就是特区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特区是全方位改革的新的形式，它在这个区域中对各种改革获得自主权，可以随着各种改革的进程不断地进行自主的调整、协调、配套，然后取得全方位的知识和经验，这是经济特区的一个重要意义所在。特区为全国的改革先行先试获得知识、获得信息、获得经验、获得教训，给全国做示范、做样板，然后用于指导全国的改革。这就是特区的重要作用。
第二方面，特区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也是引进各种信息的一个重要机制。通过先行先试，通过先行对外资开放、对外贸开放，对姓“外”的各种人才的开放，使得各种信息能够直接交流、迅速地扩大，包括我们的目标体制，也就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各种信息能够迅速地在我们这个经济体当中放大。我们引进外资，特别是深圳经济特区毗邻香港，跟境外的机构、企业有着直接的联系，就可以迅速地获得各种信息。另外一方面就是外企，带来了他们的运行方式，带来了各种制度的相互关系，因为企业运行是需要制度条件的。改革三十年，我记得最初的时候，要请国外的企业到中国的海上开采油田，人家来的第一件事就是问“我凭什么到你这里开采油田？你有哪个法律规定我可以开采油田？我的利益是否可以得到保证？你的利益是否可以得到保证？”我们才发现原来我们没有这个制度，就赶紧制定了一个法规，一年半以后制定了一个法规，国外的企业才能够进行这方面的操作。这就是你每做一件事情需要一个法规来对这些进行规定。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特区第一就是全方位的试点、区域性的试点。第二是特区因为是开放的前沿，它也是迅速吸收消化引进各种关系、制度、信息的一个重要的机制，它最先获得这些信息，最先进行试点。
我最后会概括总结，但是我先讲它跟体制方面的两个方面：一个是克服制度的障碍，另外一个是克服信息的障碍。深圳的发展确实走在中国的前列，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从一个小渔村发展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大都市，在发展经济学方面如何来分析这样的现象，也是我们所需要思考的。发展经济学一个基本原理就是研究落后国家的特点，什么特点呢？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弱势：要资本没资本，要人才没人才，要技术没技术，要环境没环境，要市场没市场，要品牌没品牌。
发展经济学最根本的问题不是增长本身，而是趋同，是能够追赶上发展经济，缩小跟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是如何迅速大规模地运用你的相对优势，利用你比较充裕的那些资产要素，而且这些资产要素可能比较低级，但是你要充分地运用起来，这就是如何充分利用我们廉价劳动力的问题和一些其他资源的问题。第二方面的问题是如何迅速地使你的经济当中所缺少的、比较稀缺的要素：资本、人才、技术、教育等等得到增大，这就解决了我们的发展问题。所以一方面是很好地利用了我们的相对优势，同时又弥补了我们的相对弱势。而特区就是能够率先实现这几方面发展的特殊的机制。
第一点是特殊，因为最早实行了市场经济体制，就形成了一种我们叫做“制度洼地”的现象。我们原来也有这些人才、有这些技术，但没有一种行政，它形成不了一种特殊的集中利用。而特区提供一种市场优势，因为这里有活力，这里比较开放，这里有一种市场定价的激励机制，使得全国各地的优势资源迅速向深圳或者其他这样的地方实现了集中。
在对特区的研究上长期存在这样一种说法，就是特区并没有利用外资，利用的都是内资，这一点也恰恰是特区的优势。它是在我们原来的基础上，通过一种新的方法，使原来的我们有的那些相对比较稀少的资产要素可以迅速集中起来，是集中发挥作用的一种结果，是体制优势的结果，而不是计划的结果。所以，特区要实现这一点，我们国内的人才到这儿了，国内的发明创造在那个地区不能发挥作用，反到在深圳这里能发挥各种优势，它形成了这样一种吸引力，把各种优势资源集中起来，迅速发挥作用，使我们的增长取得突破，使原来发挥作用的一些要素更得以集中地发挥作用。
第二点是开放，首先这个开放其实还不是外资，而是贸易。我们怎么样来扩大贸易，怎么样扩大出口，而扩大出口的含义是什么呢？扩大出口的含义是迅速利用我们的优势资源，我们比较充裕的资源，包括劳动密集型。我们自己的国内市场太狭小，过去发展不了，要利用国际市场，卖的东西可以多一点，卖的价钱可以高一点。我们的劳动力是廉价，但是它需要尽快地和生产资料相结合，能够迅速地获得就业，我们才能实现新的发展。我们过去长期的70%、80%的劳动力在农村，现在通过贸易开始实现了迅速的转变，在全国都实现了转移。最初通过深圳特区和其他特区的渠道，使我们的贸易可以充分展开，使得我们国内的比较充裕的生产要素可以迅速地得以运用，这就是我们这么多移民、这么多民工得以在深圳和珠江三角洲找到新的就业，它不是实现深圳当地的就业问题，是全国的就业问题，是全国的农民工转移问题，和我们的贸易的发展、和深圳特区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
前面两个都是如何利用好我们原来的资源，通过特区、通过新的经济机制我们用好了。第二是怎么弥补我们原来资源禀赋的不足，通过开放、通过引进：引进外资、引进外商，来迅速地弥补原来要素禀赋的不足，使那些我们说的高级的生产要素得以迅速地扩大。引进外资本身是引进资本，引进技术，同时还有引进各种知识、管理制度、品牌等等。
第四方面，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出现各种新的问题，会有不同的发展阶段。特区这几年的发展，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问题，如何通过特区区域性的实验和探索，使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不断得到解决，使其成为全国发展政策和发展战略上的借鉴，这是深圳发展研究的一个重要功能。我们后面要讲新阶段的问题，新阶段的问题也都是特区功能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通过转轨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理论的分析，对深圳特区和中国经济特区的现象进行的理论概括和分析。
概括起来，如果现在我们向其他国家的经济学家们或者政策的决定者们提供参考、提供建议，如果你要做特区，应该怎么做、应该以什么方式来做等等，我想我们可以从前面这些问题当中得出一些结论。我参加一些国际会议上，包括世界银行行长参加的会议上，专门研究改革的问题，当时我的建议是在非洲建特区，先建一个特区，具体怎么做？当时没有这么清楚。我觉得我们可以形成以下九点，供世界上的人来参考。
第一、要选择旧体制相对比较小、比较薄弱的地区建立特区。
第二、要在原来增长水平比较低、收入水平比较低的地方，而不是比较高的地方建特区，这样既得利益的阻力比较容易克服。
第三、一定要在有利于进行外贸和外资这样的地方，具有这样区域性的优势，以便引入新的利益集团，以便引入新的关于制度的信息。
第四、要在原住民相对较少的地方。要实行移民政策，吸引本国各地的居民、一些优秀的人才和一些创新精神的人才到这个地方来。
第五、在适当的一个时机，把特区当作试点，在局部地区采取新的制度，一方面可以检讨你整个改革当中的不协调等等，另一方面也可以在最初阶段形成制度优势，来把你们国的一些优秀的生产要素迅速运用起来。
第六、用外贸来带动经济发展，并带动外资的进入。外贸是实现本地资源充分利用的一种方式，同时外资能够带动其他的生产要素，除了利用你本国的生产要素以外，还带来一些新的生产要素、比较高级的生产要素，使你可以比较迅速地改变你的要素禀赋。
第七、要给特区全方位的决策权和自主权，包括立法权在内，使它能够全方位地进行试点，来探索各种制度实现相互关系。
第八、特区要长期存在，要在改革发展的整个过程当中都存在。因为改革发展的任何一个新阶段都有新问题，都有新的利益集团，都有新的竞争力需要打破，需要有新的知识。因此，特区不是一个短期的现象，要有长期的思想准备，要在改革和发展的全过程当中有一个特区的机制，为我们先行先试。
第九、这是在国际上曾经争论过的一点，一定要由本国人，要在本国的体制内建立特区，而不是由外国人，由完全是外部的体制来建立特区。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一个国家的特区是为这个国家服务的，它必须在这个国家当中有可学习性、有可复制性，并且要具有可操作性，它不是产生一个异类，而是由自己内部人管理的机制，使你内部的人可以学习、可以复制。不然就变成了一个异类，反倒造成了新的风险，而不是化解原来的风险。
最后一个问题是接着刚才第八点，特区是一个需要在改革发展全过程当中都能够存在、都能够为全国的改革发展服务的一个机制，这就是我们的新阶段特区新使命的研究。之所以要探讨这个问题，也是因为我们前面说的改革开放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年了，按照我们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我们的体制应该说还有很多缺陷。我们初步建了一些市场框架，但是一些细节、一些具体的制度还很不完善，有很多问题。而在每一个新阶段上，包括在发展新阶段都有新的问题，比如我们的公共决策问题、行政体制改革的问题、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环境问题、环保问题以及全球变暖的问题、服务的问题，都是在我们新阶段所面临的新的问题。原来我们主要是实现温饱、实现发展，经济发展仍然是今后一个阶段核心的内容，仍然是我们工作的重心。但是同时我们又有新的问题，这次金融危机也暴露出了我们相对的弱势，我们在发展阶段的落伍，而且暴露出我们再往前走面临着风险。因此，我说深圳特区在未来继续会在更多的领域、更多的方面起到先行先试的作用，而且也应该在更多的方面起到先行先试的作用。
首先是继续在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方面要先行先试，我们的经济体制还非常不完善。第二是社会问题，包括社保的问题，包括贫富差距的问题，包括民工的问题，包括城市化当中新来的人和原来的人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公共服务的覆盖面问题，我们的公用设施的共性问题等等，都是我们这一阶段和下一阶段需要分析的问题。
政治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现在全部都提上了日程。政府的职能转变，由于全国很多地方有很多初级的问题还没有解决，需要我们深圳先行先试，然后是环境与自然、人和自然如何实现科学发展，如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如何为我们子孙后代留下美好的环境，如何能够节约我们的资源，如何能减少污染，这是在落后地区还很难提上日程的问题。因为在人们温饱问题没解决的时候这还很难解决，只能靠外力来解决，而我们深圳已经有这个内力来提这个问题。
所以至少在四个方面：经济体制、社会体制、行政政治体制和人与社会关系，这四个方面仍然在特区未来发展当中具有重要意义，能够发挥重大作用。从全国情况来看也是这样。为什么深圳能为全国提供借鉴经验呢？是因为深圳五年前遇到的问题、现在遇到的问题，大概其他地方明年才能遇到、五年之后才能遇到。应该说全国都在关注着深圳，也希望像深圳这样的地区在未来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通过这些研究，我们也希望能够从各个方面来推动有关特区的研究，而不是仅仅总结和概括，而是推进特区在今后的发展阶段上继续发挥特区的作用，继续为全国提供新鲜的、我们自己这个体制内部的一些经验，一些新的做法，一些新的战略思考和新的思维方式，把我们中国的改革开放进一步推向深入。
谢谢大家！
许善达：（主持人）
刚才樊纲教授特别阐述了深圳作为市场经济改革的先导，深圳的发展在全国都有示范作用，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做了提炼，这不光对中国经济学，对世界发展经济学也有意义，这里面都有创新的成分。下面请吴敬琏教授发言。
吴敬琏：
讲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现在全国、广东、深圳面临经济发展转型的严重问题，在转型中，深圳发挥了非常好的作用。过去三十年，深圳在全国改革开放中起到排头兵的作用，希望今后深圳发挥比以前更重要的作用。
现在我国面临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面临很多经济困难。在克服困难的过程中，我们越来越体会到，世界金融危机之所以对我们造成这么大的冲击，是因为我们自身的经济金融体系存在着很多重大缺陷，我们的发展方式上存在着不小的问题。次债危机发生在上半年，那时我们还没有很深刻的认识，到了下半年，经济形势急转直下，我们也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看起来是突如其来的外部因素，实际上是内因在起作用。
我们说经济发展方式存在很大的问题，是指原来的经济发展方式主要靠两个力量推动：一个是大量的资源投入，第二个是出口需求拉动。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原来靠拼资源的发展方式没有得到根本扭转，这种发展方式的弊端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就已经表现得很明显，如资源短缺、环境破坏、最终需求不足、普通劳动者和农民生活水平提高慢等。但是在那个时候，以出口需求来支撑高速增长还是相当有潜力的，特别是在1994年外汇改革以后，出口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尽管存在这样或那样的贸易问题，我国的贸易还是持续高速增长，没有发生严重退后。但是到了21世纪初期，问题就出来了，和所有利用通过这种方式支撑高速增长的国家或地区一样，这种政策在前期都取得了辉煌成就，但经历十年、十五年之后都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就是过分依赖出口需求。
出口需求增长导致了外汇结存大量增加，增加到一定程度以后，就要出问题。我国外汇储备在2006年10月已经居世界第一，到了年底，从八千多亿增加到一万亿，这就造成了流动性泛滥，造成资产市场的泡沫，到去年就变成了通货膨胀，使金融系统中存在大量的泡沫。我们出口的条件很差，中国卖什么都降价，买什么都涨价，结果利润空间缩小，大量的资源浪费造成环境破坏，而且金融体系变得很脆弱，以至于外面一有冲击，我们就要出问题，这是内部体系所造成的。一些地区、一些企业今天还好好的，过不了几天就出现资金链断裂，西方国家不给我们定单，企业就不行了。我们现在看到，不完全是外部的因素在起作用，是外部因素和我们本身的经济体系存在重大缺陷相结合造成了一系列问题。所以，要应对金融危机，克服当前的困难，政府要采取一些措施来稳定市场，稳住宏观经济，但从根本上来说，我们必须解决经济发展方式的问题，要修补经济体系的漏洞。
从更长远一点说，要改造现在的世界金融体系和货币体系，我对此并不乐观，因为这牵涉各国的利益，谈判和实施的过程将会是一个相当艰巨的、相当漫长的过程。我们要争取把人民币变成一种结算货币，甚至国际储备货币，但这也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外部环境不可能很快改善的情况下，我们要用更大的力气自求多福，也就是“十一五”提出的、十七大重申的、今年胡总书记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刚才说到，我们原来的经济发展方式是粗放型的，是靠两个方面来支撑，一个是资源的大量投入，另外一个是出口。转变这种经济发展方式，要转变成什么样的发展方式呢？简单地说，就是集约式的，也就是靠效率的提高。这个转变不是一天能够实现的，但是要努力，让它快一点实现。“十一五”以后，在这方面有所进展，各地的发展情况参差不齐，有的好一点，比如深圳，但是大多数地方发展的很慢。
第二个问题，深圳在转型过程中应该怎么做。
深圳向集约式的发展方式转变，依靠科技进步和效率提高来支撑增长，应该说在全国范围内做得都是比较早的，但是现在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第一，全国要尽快地推进发展方式的转变，深圳条件比较好、基础比较好、做得比较好的地方就承担着更重的责任。第二，深圳在全国来看做得比较好，但是如果跟更先进的地区比较，应该说深圳的经济、产品技术含量、GDP附加价值还有相当的距离。因此，深圳还要更加努力。
对于深圳来说，转型的重点，我觉得是两个方面，同志们看看是不是恰当。有两个是我们要着力进行，不光深圳，对于广东，对于全国都一样。
第一个问题，在营造粤港澳这个世界级的大都市圈，深圳应该发挥作用。我们处的地缘和我们过去二十几年积累起来的经验，都使得我们当仁不让，国务院最近通过计划，明确了这一点。
另外一个，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中间应该起着先锋的模范带头作用。这样说，是因为我们有一个背景。我们观察一下，现代的市场经济，从地区的结构上来讲，一方面有先进制造业集聚的专业化城市，经济发展、教育的提高依赖于服务业。还有一些集聚先进制造业的中小城市，专业化的、效率很高的、技术性又很高的、附加值很高、盈利性很高的增长，分工越发展，就需要用交易来把它串起来。这些重要城市是一个个璀璨的明珠，可是串不起来就是一盘散珠，要有分工，把它们串起来。而服务业更是集聚在一些大的中心城市，城市服务业集聚度越高，它的水平越高，这个城市辐射的范围就越广，带动力更强。
深圳的服务业虽然很多都是世界级的，但是我们旁边紧挨着就是香港，香港是一个世界级的服务业集聚的地区，在这个背景下我们来观察深圳的地位和作用，我认为我们着力在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广东和香港更紧密合作，来发展广东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配套的现代服务业体系，发展与港澳地区错位的航运、物流、贸易、旅游、创新经济，这是国务院最近通过的规划，显然通过广东做这件事，最重要的受益者就是深圳。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做很多的工作。
今天汪洋书记和论坛的同志共进早餐的时候也讲到了，希望论坛在落实国务院提出的规划中发挥一定的作用。深圳发展紧密合作，打造一个都会圈，千条万绪，各个方面都有许多工作要做。比如说交通运输，国务院规划纲要里讲了，要加快和港深机场的建设。我记得大概在十年以前，香港机场董事局的一个领导说过一句话，就是想把珠三角五个机场想办法变成一个组合机场，看来这个计划需要加快进行，现在也正在加快进行。这是说高速公路的对接，通关的便利，这都是属于硬件方面。
软件方面需要解决的问题，现在不但是货流的问题。最近中央批准的14项对香港的措施中间，人民币走出国境线，在香港开展人民币业务，这是很重要的步骤。这不光是香港，你说人民币走出国际大门在哪？最大的舞台在我们这，因为需要我们配合，这个得做很多工作。
由于时间关系，我不能一一去讲了，我们的现代化建设，我们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很重要的是需要很多人才。深圳这里有很好的条件，当然我们也正在努力，要建设、要创建国际一流的大学，最方便、最快的方式就是请香港的大学进来，像这些方面，我们需要做很多具体的工作，我们深圳担着重大的职责。
第二个方面，我觉得深圳应该在产业升级上，给全国提供示范。国务院规划了，给了我们责任，也给了我们一些决策权，应该充分利用国家授给我们的决策权，来把国家交给我们的任务办好。有两段话很重要，一段话叫深化改革，继续承担全国改革的任务；第二段叫大胆探索，在重要领域上、关键环节上突破，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经验。要作为科学探索发展模式的实验基地，赋予珠三角地区发展更大的自主权，支持探索发展模式，为全国发展模式提供示范。
我们过去在增大生产技术含量，提高附加值上，走在了全国前面，但是现在需要更上一个层次，因为有两种情况，有一部分企业仍然是劳动密集的，以加工工业为主，在这些企业来说，怎么帮助他们，我们应该起到很大的作用。
我6月、9月来了两次，说产业升级，在深圳、东莞听到的反应比较多。我最近看到《南方日报》也谈到这个问题，中国有这么多的低水平的，没有什么技术、文化的劳动力，我们要保留大量的劳动密集型、加工型的。最近在北京的讨论里面，有不少的经济学家和专家说这个问题。
那次听了报告之后，我也很反思，升级这个说法容易有误解。升级是一系列的台阶，不是说一步登天就到了，深圳能上几个台阶就上几个台阶。现在原材料成本高了，价格也高了，我们的环境不容许我们再这样了，要上台阶，但是台阶能上几级，企业要自己想办法。我们政府有各种办法帮助它，还有行业协会来帮助它。
有两个关，一个是产品的升级，研发、注资的技术。政府要考虑，在每个地区，我这个产业的产业链现在怎么拉，有哪些可能性，这是一种情况。专利，特别是技术标准要达到最高水平，深圳各个行业的标准现在都能达到发达国家水平，比如无线装备通讯，特别是深圳华为、中兴，应该说它的技术含量是比较高的。
另外一个层面，就是电动汽车，但是都还没有达到在最高层次的竞争，就是技术标准的竞争上赢得地位。我们这里制造能力很强，我们专利也不少，但是在世界上，中国在四个标准里面，只有TDSM中我们的技术标准份量比较大，专业也比较强。可是CDMA在世界来说是排第三的，第一个是欧洲的CDMA，是世界第一的标准，美国的CDMA，两千的标准。现在我们其实已经有这个条件，大行业的技术标准有，而且很有可能能够赢得。
中兴通讯的人跟我们说，我们国家地面高清技术标准，各种技术指标都是优于发达国家标准，但是这些信息不一定深圳都要有。但是我们要把它筛选出来，能够在重要领域里面，标准的制定中赢得先机，这样我们就可以成为创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我们有这么多的普通劳动力，只能做装配，只能做加工，留在中国的价值链只有3.5%。如果我们能够创建这样的产业，有一个好处，就是把那些加工全带起来了，如果在做标准、专有技术这个上面，深圳掌握了更大一部分，这就好玩多了，而且我们还可以出口专利，我们就能拿到这些东西了。
这些事情我们需要认真研究，精心准备。
最后一点，转型这个问题，其实提出很早了，我们九五计划就提出了实现根本转变，但是过了十年，这个问题进度不快。为什么进度不快？中央台记者问我，你感受最深的是什么？我感受最深的，是要发挥改革创新精神，要把改革创新精神灌注到工作的一切方面，来推动经济改革、政治改革、文化改革，用改革来保证转型。深圳本来就是改革的试验基地，这次国务院通过的纲要，赋予先行先试的权力，既给了责任，又给了权力，我们怎么应用这个权力，在体制改革、文化改革、经济改革先行先试。
我们深圳有一个好的条件，就是紧挨着香港。我们改革三十年，我想最难的就是政治改革。政府怎么管理经济，对我们经济学家，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过去没有经验，但是有香港的借鉴，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
我在苏州，他们学新加坡工业园区，最重要的项目，叫新加坡政府的管理软件的全套引进。新加坡那边，有一个软件办，我们这边有一个借鉴办，我们输出软件，不光是规章条文，第一批就派出三千，到新加坡政府上岗。上世纪90年代，有一些企业北移的情况，东莞的一些企业移到苏州，我问他们，苏南好在什么地方？一个是法制环境好，一个是治安环境好。苏南地区法律环境很大程度受益于软件环境的影响，这是邓小平亲自肯定的。
我们这里的条件很好，香港全世界竞争排名总是排在前面，有香港政府的管理。我觉得比苏南地区、江苏地区学新加坡条件还好。
我就讲这些，谢谢！
许善达（主持人）：
吴老师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方式以及经济发展方式讲了很多年。他刚才讲的意思，我的理解，广东、深圳更应该是实现这样的转变的优先地区。作为经济发展方式上的特区，深圳应该走在全国的前面。他特别讲到了向香港学习一些有关的政府管理的经验，这个很重要。市场经济还在探索过程中，要想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不是简单的一个管理问题，其中重要的是政府的管理问题，还包括企业，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汪洋书记来到广东以后，提出广东要坚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还有对国际和国外的示范作用，包括对东南亚一些地区比中国还差的地区，我们中国的产业升级的转变本身还有外交上的政治上的影响，这对广东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觉得吴老师讲的增长方式的转变这件事情绝不能仅仅从企业层面来理解，而是一个国家的大政方针，这包括了政治、经济，包括外交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下面请刘鹤同志发言。
刘鹤：
我的发言，是对吴敬琏老师、樊纲老师刚才发言的一个互补性的发言，他们二位刚才说的我都同意，我们都有共识。我从另外一个角度谈一下我的看法，我发言的题目是“如果美国的储蓄率提高会产生样的影响”。
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得益于改革，也得益于开放。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处于国际经济的黄金环境。过去三十年，特别是近十年来我们获得了很快的发展。未来会产生哪些变化，这对于深圳、对广东、对全国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特别是美国金融危机发生以后，我们高度关注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我们认为一个比较核心的问题是美国的储蓄率，就是美国人花多少钱、存多少钱。这个数据虽然简单，但是可能影响甚大。
借这个机会，我想主要讲三个想法。第一是如果美国储蓄率提高意味着什么样的全球后果；第二是如果美国的储蓄率提高、美国人攒钱了、少花钱了，中国在扩大内需中应该把握什么样的重要方向；最后是在扩大内需的历史进程中，从发展战略的角度，深圳还应该注意什么问题。在这里，我特别用“还”字，因为刚才吴老师、樊老师的发言都说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思想。我加一个“还”字，也就是补充性的发言。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美国的储蓄率本身。前一阶段（9月14号）我到美国去访问，当时主要准备中央经济工作会议。9月15号我一下飞机有各种消息传来了，先是AIG被政府购买，然后雷曼兄弟破产一系列的事儿。我们的会谈按照正常的顺序来进行，我们和美国的白宫、美国的财政部、美联储、美国的学者和美国财政部的常务副部长，还有在中美战略对话中发挥重要作用的麦德米克见面，另外和哈佛大学一批学者交流。当然美国人非常重视中国代表团去，需要把他们的想法说出来，我们也非常重视。
在访美的过程中虽然问题很多，我们就始终问两个基本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金融危机什么时候见底，能够有多长的时间？第二个问题就是如果美国的储蓄率提高，是不是适时？会不会提高？提高了以后会怎么样？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非常不一致，最乐观的是美国当政的官员们，包括白宫总统、经济委员会的负责人、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的负责人，以及联储、财政部都非常乐观，打气。说今年能好一些，明年肯定能过得去。最悲观的是哈佛大学的学者，说这一轮调整不是短期的，至少十年，甚至对世界格局会产生重大的影响。
对第二个问题，美国储蓄率会提高吗？答案是高度地一致：YES。经过这一轮金融危机以后，美国的储蓄率肯定会提高。实际上我们在提出这个问题以前我们自己的答案也是非常清楚的：YES，可能会提高。但是我们想验证一下，并且想理解美国储蓄率为什么会提高。当然他们给出了不同的答案，最主要的短期要还债，中期觉得美国这种靠负债的消费模式走不下去了，自己要安全一点。但是不管怎么说，美国储蓄率会提高，这样就提出了两个基本问题，对世界究竟意味着什么？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我在这儿给出了一个美国储蓄率变化的曲线。
大家可以看，从1980年到2008年，美国储蓄率的变化。在80年代美国的储蓄率超过10%的，美国人还攒钱，到1982年最高达到12%，后来一路下滑，到的90年代下降到5%左右。到了世纪之交基本是2.5以下，到了2004、2005年负2.5，基本上全都借债，不存钱了，炒股、买房子、靠财产性收入来支撑美国的高消费。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大家可以看到，发生了一个逆转，就是到2008年第三季度的数据已经接近2.5，我们相信还会慢慢地滑坡。这个到底是什么含义？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是相互高度依赖的世界，美国的高度消费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占美国GDP的比重到75%-79%。如果消费率下降、储蓄率提高，将对全球经济产生重大的影响，对全球的贸易体制、金融体制以各个方面的制度安排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究竟是什么影响？在不改变全球化趋势、不改变市场化趋势这两个重要的前提下，我们来看看短期的影响和长期的影响、中长期的影响。在这儿说的短期影响通常指一年之内、12个月之内，中长期通常是3、5年，如果更长的时间我们说10年。我在这儿主要指的是12个月之内和3、5年的时间到底会怎么样。
从短期影响看，我们认为，三角形的国际循环的收缩。最近十年全球化的趋势逐步形成了一个三角形的循环，就美国的高消费、中国的高出口以及资源输出国很多初级产品的出口，形成了这样一个循环，这是这一轮全球化的最主要的特征。凡是能够进入这个循环圈的国家，或者公司、或者个人都受益了。凡是脱离这个循环圈的国家、公司乃至个人在某种程度上都被边缘化，基本就是这么一个事实。我们粗算了一下这个循环圈占世界GDP的比重，绝对量超过40%，增量超过60%。一旦美国的消费减速，这个循环圈必然收缩。所以我们在座的诸位，特别是做企业的、做经济工作的同志们已经感觉到了这种收缩。
从中国的情况来看，长三角比较多的贸易份额是在欧盟，珠三角比较多的是中国香港转口到美国。现在咱们转口到香港的是33%，直接到美国的是28%，加起来超过了50%。所以近期经济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现在大家都在谈论复苏问题，从中长期来看，有一个重要的判断，就是这一轮复苏不管是U型的还是L型的，美国的经济不可能是复制。刚才吴老师讲到中国转变发展方式，转变增长模式，如果我们放眼世界，美国也不能照原样重来，美国靠印钞、靠负债消费的路子是会调整的，是会转变的。这意味着什么呢？如果美国的国内市场收缩，意味着全球市场可能在一个阶段内会相对地收缩。各个国家可能更加重视内需，更加重视保护国内市场，它的政策含义可能贸易保护主义会抬头，各个国家的政治家在制定政治政策的时候势必受到极大的国内压力，1929年的危机之所以延长就是因为全球的贸易保护主义。这一轮全球的危机，各个国家的领导人，我们胡主席首先倡议的就是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布什也在拼命唱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但是由于总需求的收缩，国内市场成为各个国家保护的主体。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由于市场收缩了，各个国家都要升级。刚才吴老师说了必须要升级，要看实力，在供给方面展开更加激烈的竞争，看究竟谁争得过谁。如果我们反过来从逆向思维的角度思考，可能意味着全球过剩的生产能力，不管是低水平的还是高水平的可能会进一步增加，所以总需求会相对缩小，总供给相对增加。可想而知，我们面临着一次中期的调整。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想有两点非常重要的结论，第一点是在未来中长期的时间内，市场将成为最宝贵的资源。现在我们说现金为王，到底是什么意思？从供给的角度，现金为王是能够用现金流转动企业的生产经营。从需求的角度，就是利用市场，你是买主。第二点是世界经济将会“返璞归真”，真正有能力为世界提供市场的国家才能够获得更高的国际地位。美国为什么强？有综合国力的支撑，但更为重要的是有现实的市场，有80%的国内消费支撑着世界市场。可是未来的竞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怎么能够成为市场大国，这是我说的第一个想法。
第二个想法就是关于扩大内需和扩大内需的方向问题、。我们所说的经济转型一个重要的内涵，从供给方面来说是提高供给能力，提高科技水平。从需求方面来说，中国要成为一个内需主导的国家，要逐步扩大内需的能力。我们现在被称为世界的工厂，在国际分工中讲主要是生产者，如果我们向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转化的话，并且逐步成为世界主要市场的话，我们需要具备哪些条件。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党的十七大报告对2020年中国远景描述的时候，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是要中国成为世界的巨大市场。我想可能有三个条件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是从主要依靠出口和投资拉动转向主要依靠内需拉动，就是国内的需求要起到主导作用，当然我要说一下，我这里说的主要都是中长期的问题，一会儿我再说短期的问题。现在我们需要反思的就是刚才吴老师提出一些问题，为什么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储蓄率为什么还这么高？消费率为什么还这么低？是个人的事儿吗？是企业的事儿吗？是国家的事儿吗？还是我们在一些最基础性的制度安排上还存在着缺陷？怎么认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不太可能从企业层面解决的。
我这儿列出了两张表，第一个是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从1997年到2005年中国的储蓄率。
1997年中国的总储蓄率是41%。到2005年上升到48.1%，上升了7.1个百分点。其中个人存的钱虽然很多，但相对的份额在下降，企业存的钱、国家存的钱相对比重在上升，这意味着居民购买力的相对比重在下降。
第二个表是我们的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格局。
跟刚才那个表一样，从1997年到2005年，政府以及企业的分配比重上升了6个多百分点，而居民分配的比重下降了6个多百分点。所以我也呼吁我们经济学界以及社会各界对这个问题要引起高度关注。
第二个条件就是我们需要继续提高城市化率和提高城市的规模效益。我们始终认为对于一个大国来说，扩大内需根本的源泉和动力是推进城市化率。我们现在的城市化率是45%。这次金融危机告诉我们，可能这个数据基础是不巩固的，尤其一部分农民工回乡，我们的城市化率在经受着一次考验。到目前为止，我们全国消费75%是在城市，固定资产投资90%是在城市，我们正在过城镇化率、城市化率从40%到60%的历史性的关口。所以从长期的目标来看，坚定不移地巩固城市化的成果、坚定不移地继续推进城市化，应该是我们追求的方向。
在这里我想特别强调一下很现实的两个问题：一个是现在80后的农民工在农村是没有土地的；另一个，农村的人口老龄化速度在加快。所以我们说抓机遇，可能未来十年是我们推进城市化最好的历史机遇，如果我们错过这个历史机遇，中国扩大内需的战略可能会受到影响，对这个问题我们也要高度关注。这里有一个世界主要国家城市化率的比较，由于时间关系我就不说了。总之，现在全球的平均水平到了49%，高收入国家78%，中低收入国家50%左右，我们现在低于这个水平。
第三个条件是我们需要高度注重提高中等收入者的比重。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到2020年我们中等收入者的比重超过50%，现在全国的水平是20%左右，这就意味着我们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的速度每年要在3个百分点左右。目前正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挑战，我们怎么在应对金融危机挑战的过程中还能够坚持这个方向，这个至关重要。所以我说，提高消费率、提高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提高城市化率是中国成为内需型大国三个最为重要的条件。当然我们仍处于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阶段，我们更需要处理好这些现实的问题。
在这儿我想插一句话，关于拉美的教训问题，拉美问题值得高度关注。拉美在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以前陷入了所谓的拉美陷阱，很多人把拉美的问题归结为城市化过快、市场化程度过高以及过快地卷入全球化。我到阿根廷、智利专门做了调查研究，我得出的结论恰恰相反，就是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不是拉美陷入陷阱的元凶，拉美陷阱最主要的原因是民粹主义。拉美的军政权向民主政府过渡的过程中为了获得选票，对社会民众做出了各种高福利的承诺：我要给你教育、给你社保、给你房子、给你最好的条件，但是政府的财力没法支撑，然后就开始大量的举债，印钞票，结果货币发行过多、债务率过高，导致通货膨胀率急剧上升，政府就下台。新一轮的政府在争取民意的过程中又提出更高的要求、提出更高的承诺。在这种竞相的承诺过程中拉美经济徘徊不前，而且产生了严重的两极分化。我们感觉到这个教训的背后，就是拉美国家始终没有出现一个稳定的、有恒产、有恒心的中产阶级，中产阶级是非常理性的，政府的民粹主义行为没有受到中产阶级理性的制约。当然我的话可能说得有点长，但是我们需要重视这个问题，我们需要研究这个问题。
无论怎么说，我们提高城镇化率、提高中等收入者水平，提高消费水平，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最重要的问题是教育，使得劳动者具备市场竞争和适应市场变化的能力。如果我们广大的农民工都具备转换岗位、转换产业的能力话，我们不可能会受到这么大的冲击。
全国政协副主席陈锦华先生讲过一段故事，我简单地说一下。他说，1945年日本人投降的时候，他在北京的西直门火车站亲眼目睹，按说溃败之军应该非常丧气，但他吃惊地发现日本的家庭主妇在西直门火车站带着自己的孩子在读书。他就问为什么你在这儿读书？那个日本人说，日本经过战后还要进行修复、建设，我们需要加强子女的教育，而孩子们的教育决定国家的未来。所以我特别想呼吁今天我们需要高度重视教育，包括农民工的教育，包括我们下一代的教育，使我们真正能够培养出一支具备参与全球竞争素质的劳动力大军，这可能是我们呼应吴老师提出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需要做的一件具体的事。
我刚才说的可能都是比较远的问题，我认为是一个顶层设计的问题。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关键是要加快改革，建立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于是我想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改什么？我们现在推动的改革怎么去适应当前、去适应未来？这也是50人论坛将要以及正在讨论的问题。一个是加快生产要素价格的改革，另一个是我们需要加快完善全国统筹的社保体系，现在农民工回乡反映最强烈的就是这个问题，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另外我们需要加快完善创业制度和产权保护的制度，创业制度包括登记公司注册，使他能够获得创业的机会，我们还有大量的事儿可以做。另外，我们需要加快金融创新。美国是创新过度，我们是实体经济发展得很好，但是金融和虚拟经济发展得不足。最后大家都同意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第三是关于深圳扮演的角色问题。就是在前一轮改革开放中，深圳特区确实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先锋作用，对改革开放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从某种意义上深圳的经验引领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未来。刚才樊纲教授总结了九条，他的潜台词就是深圳的改革不但引领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对世界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最近国务院已经批准了珠三角发展规划，刚才吴老师也做了很多重要的发言、重要的论述，我觉得除了已经批准的东西以外，我非常期望深圳还要努力把自己打造成扩大内需新的增长极。深圳不仅是工厂，而且要成为最具活力的世界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到目前为止，我们认为，深圳已经具备了中等收入者比重比较高、受教育程度比较高、城市化水平比较高这“三高”的特点。下一步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要充分利用粤港澳合作的机遇，扮演好重要的角色。我们也希望能够在继续发挥供给方面优势和产业优势的同时，努力塑造新的优势。具体的说，就是要通过深化粤港澳合作，希望深圳这个地区、珠三角这个地区，当然深圳是最核心的，成为中国最大的大中小结合的城市群，成为世界最具活力的市场。在市场拉动的作用下不断巩固和发展自己的创新中心的地位，从而对中国扩大内需、继续转型发挥重要的作用。
当前有两件具体的事儿我觉得非常迫切，第一是要抓住政府扩大公共投资的机会，加快三地基础设施的一体化。咱们现在抓得很好，就是因为基础设施通了，刚才吴老师说了有可能成为最大的都市圈。第二是努力创造最好的金融、商务、创业方面的服务环境，加强产权保护，以便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
最近获得诺贝尔奖金的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大家都比较熟悉，他写了一本书叫《萧条经济学的回归》。我看了几遍，发现这本书的结尾非常精彩，在这里与大家共享。克鲁格曼说，有些人认为日本、亚洲是新兴经济，巴西的问题是结构性的，不可能在短期内就解决，但我相信通向繁荣的唯一重要的结构性障碍，正是那些盘踞在人们思想中过时的教条。所以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之际，我们应该积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深圳需要在解放思想中创造新的辉煌。
谢谢大家！
许善达（主持人）：
刘鹤主任对深圳的发展和粤港澳的发展提出很多建议，他的建议不是简单的对策性的建议，是建立在他对国际形势和历史经验总结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他讲了如果美国储蓄率提高了，会影响美国、影响世界、影响中国。第二是中国提高消费率的问题。第三是总结拉美经验教训的问题。拉美是发展中国家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停滞的案例，不像香港、韩国，从发展中国家变成发达国家。拉美几个国家曾经有一段很快发展时期，但后来又停滞了，这个经验教训很值得我们总结，因为我们也快进入这个阶段。所以刚才刘鹤主任讲的一些内容，是把这三个重要的历史的和理论的经验教训凝固在他所提出的一些政策建议上，既有理论深度，也有结合实践的含义。
（午间休会，下午2点半继续发言）
樊纲（主持人）：
我们的讨论继续进行。今天下午有五位专家发言，然后还有一些讨论，首先请蔡昉教授发言。大家欢迎！
蔡昉：
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大家交流一些我的研究成果。最近我看了一些关于深圳的材料，包括深圳市委市政府的一些文件。同时我注意到全国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理论研讨会，上面也有深圳市委的名义的一个报告，特别是讲到对深圳市的一个新要求，就是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发展的示范市。我想一是结合我们深圳市的实践，一是结合我自己在有关领域的研究成果谈一些个人的看法。
总的来说，中央对深圳特区一个要求，就是先行先试，提供经验。我们先看一看深圳市在过去的三十年中，究竟提供了哪些示范效应。应该说作为一个率先改革开放发展的特区，应该说在各个方面都体现了这种示范的作用，包括率先改革、率先开放，特区的设立就是一个典型，同时它创造了“深圳速度”。随后它变成了中国的奇迹。同时我们也看到从产业结构来看，它也率先实现了农业比重的下降，以及成为制造业中心，这都是深圳先走一步，随后变成中国的特色。包括大规模地吸纳就业，推动了全国范围的农村劳动力的转移。
同时，我们也看到深圳率先实现了从中等收入的地区，也就是从人均GDP的角度，从一个中等收入的发展阶段转向基本接近高收入的发展阶段。这个转变其实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我们知道，上午刘鹤主任讲到了“拉美陷阱”，“拉美陷阱”的核心就是它比较早地进入到中等收入发展阶段，但是它从此就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没有能够摆脱出来，没有实现向高收入国家的迈进。
现在深圳人均GDP达到一万美元，也就是说已经跨入高收入的门槛。接下来这也是全国面临的挑战，这个示范意义也是巨大的。我们觉得深圳的现在是全国改革开放发展的缩影。今天深圳的一些探索可能会成为下一步全国的经验。因此，我的发言就是深圳的下一个示范效应究竟在哪儿。
总的来看，我认为深圳所处的发展阶段，他目前的挑战主要是由产业结构的升级、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到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上，这个发展阶段它基本上像很多比较发展的经济一样，是处在创新的前沿。也就是说他也许不再会有原来那样的高速增长，这个奇迹般的高速增长终究要过去的，但是它已经走在技术创新，也包括制度创新的前沿上，它的发展其实就更为艰难。因此，实现这一步的转化，从产业升级开始，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本身就非常艰难、非常具有挑战性。
特别是这种转变在当前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也就是说从今年我们遭遇到历史上最大的金融危机，在这个冲击中，我们如何把冲击变成一种机遇，实现我们产业结构升级和发展方式的转变呢？特别是在应对这个危机的过程中实现突破，从而产生新的示范作用，进入到现在经济增长，我觉得它是非常具有意义的。因此，我们重点讲今后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一些看法。
首先，我们讲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核心，应该是从一个物质资本和劳动力投入驱动经济增长的一种发展模式，转向生产力的提高和技术进步为驱动的一种经济模式，这是它的核心。在这个转变之下，它的具体的表现形式应该是相应的产业结构的升级，包括从过度依赖第二产业转向第三产业，比较均衡、比较符合眼前的经济发展阶段要求的经济模式。同时，在第二产业内也从一种加工贸易型，主要是为了就业而附加值比较低的类型，转向更多的依赖品牌创新、技术进步，能够具有真正意义上的竞争力的一种经济模式。这种转变是需要条件的，就像吴老师多次讲的，我们讲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过去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已经多年，但是这个转变迄今为止其实还没有实质性的进展。我想它是和特定的发展阶段是有关的。
我们知道，在整个的人类发展过程中，都是要经过几个特定的发展阶段。最早经济发展主要是依赖自然资源、依赖土地的丰富，这是最早期的经济发展。如果说土地很丰富，在一定时期它就是比较繁荣的国家。但是我们也知道早期的古典经济学家都指出了土地报酬递减规律。因此，就必然酝酿着你如果想突破传统的增长模式，进入到现代经济增长，必须有足够的资本资源，也就是说可再生的新的要素投入，也就是资本。因此我们注意到，早期的发展经济学都是这样，经济发展、经济起飞的条件就是要实现百分之十几或者更高的积累率，有了这个积累率才有可能突破贫困的限制，从而进入到现代经济增长的过程。
我们在经济史上看到的，现在的这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基本都实现了这个突破。但是随后他们也并不是一劳永逸地就可以发展下去。他们接下来就面临着如何从依靠资本投入这种增长转向依靠生产力的提高，特别是所谓的全要素生产力的提高的阶段。因为在这些国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他的劳动力是短缺的。
我们知道经济发展、生产过程都是要各种生产要素结合在一起。如果你有一种要素是瓶颈，比如劳动力是短缺的，你不断地继续投入资本就必然导致报酬递减。因此，它的经济增长就没有可持续性。所以在实现靠资本投入转向生产力提高的生产方式转变的这些国家，他们就进入了今天我们看到的发达经济，没有实现这个阶段就很显然留在中等收入的阶段上。
我们也看到了这种转变的必要性。但是为什么我们长期没有转变呢？我觉得也和我们中国的国情是有关系的。因为包括中国在内，也包括日本、亚洲“四小龙”在内的所谓的东亚经济中有一个生产要素上的特殊的地方，就是我们不是劳动力短缺的，而是在所谓“二元经济”中我们是劳动力是无限供给。如果劳动力是无限供给的话，就意味着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资本继续投入就没有报酬递减现象发生。因此，赶上我们在“二元经济”发展过去的三十年里头，我们解放了生产力，参与了经济的全球化，因此把丰富的劳动力转变成了我们的比较优势，以及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自己的比较优势，也把我们传统发展方式向前延长。也就是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其实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还有它的生命力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廉价可行的经济发展方式。
但是我们也看到深圳在03、04年开始就遇到了所谓的“民工荒”。“民工荒”最初我们以为，是我们的农民工政策导致的一些结果，比如血汗工资制度、户籍制度等等，这些因素是有影响，但是我们接下来看到“民工荒”没有缓解，它从珠三角蔓延到长三角，又蔓延到一些主要的城市，接下来在一些劳动力输出的地方，像安徽、河南也遇到劳动力短缺的现象。
接下来我们再看看到底是为什么。中国的人口结构其实已经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改革开放三十年恰好也是实行计划生育的三十年。在人口政策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共同作用下，中国人口的出生率水平已经大幅下降。从下降那一天起，减少的那一代人十年、二十年后逐渐进入到劳动力市场，意味着我们的劳动年龄人口现在也进入到缓慢增长时期。按照预测，我们用不了几年，大概五、六年的时间，我们的劳动年龄人口不再增长，而且从那以后，从2013年或者2015年之后我们的劳动年龄人口，也就是劳动力供给会绝对地下降。与此同时，我们又是一个高速经济增长、大规模参与全球化的经济发展时期，两者结合，也就意味着我们中国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已经在消失。
当然，它并不意味着我们没有劳动力的增长。但是“二元经济”的特点，在于劳动力无限供给，意味着你不要涨工资劳动力就可以源源不断来。当你必须依靠提高工资水平才能继续吸纳劳动力的时候，就意味着你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消失了。我们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可能是劳动力丰富：总量很大、比重很高的阶段。因此，劳动力无限供给消失的特征不在于劳动力短缺、不够了，而在于我们必须提高工资，而提高工资就意味着我们的比较优势就开始发生了变化。因此，它实际上就创造了一个条件，我们在经济发展的条件上，要素的禀赋上向早期的发达国家趋同。因此，在这个时候就会出现资本报酬递减的现象。这个时候如果不转变经济发展的方式，不进行产业结构的升级，就很难保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和保持你的竞争优势。这是客观上实现经济发展方式、产业结构升级的条件，这是一个必备的经济发展阶段的要求。
主观上，我们很多人都说走到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阶段了。因此，政府要大力地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问题可能也就恰恰出在这个地方，就是说政府如何推动，政府有什么样的手段来推动。如果说这个手段的使用不恰当的话，就像上午吴老师讲到的，我本来应该是演进式的、渐进式的调整过程，可能会变成企图一步登天的过程，因此它距离比较优势就太遥远。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的比较优势要转变为明天的比较优势，是要根据要素市场信号、资本的价格如何、劳动力的价格如何，其他生产要素的价格如何，由企业家来进行调整。如果说这个比较优势，就是谁率先调整谁可能获益，但是如果说政府来主动调整的话，也许这个比较优势可能是后天的或者若干年以后的，可能就难免犯一步登天的失误。
政府所要做的事，首先是把生产要素的价格、把劳动力的价格、把土地等资源的价格、要把环境的价格、环境的成本以及资本价格，要搞对，让它反映这些生产要素的相对稀缺性和它的供求关系，如果你是扭曲的价格，企业家的行为，调整结构、调整技术的行为也会是扭曲的，可能这种调整结果可能就不能给我们带来竞争优势。因此，我们说这是一个必要条件。
我们再来看一看产业结构的调整，采取了什么样的形式。我们从国际经验中特别是东亚经济中看到了，典型的国外模式是概括所谓的“雁阵模式”，也就是像一群雁一样，有一个头雁，它最早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成为地区的甚至世界制造业中心。但是随着它的技术水平的提高，比较优势就逐步丧失，它就转向更加资本密集型或者技术密集型的产业，把原来劳动力密集型产业退让给下一轮。比如从日本转到亚洲四小龙，亚洲四小龙也经过这么一个过程，进而把它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优势转向比如东盟国家，接下来包括中国的沿海地区，等等。
这个模式在我们亚洲是体现得非常清晰的。我们现在看到的中国，他的地域、他的人口以及各地的差异性，其实中国自身可以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雁阵模式。我们没有必要像有些人预计的，说如果我们的产业比较优势在丧失的时候，我们就一定转到越南、转到印度。相反，我们的地区之间是完全可以实现这种雁阵式的发展道路。而这个雁阵式的产业转移模式需要有两个要素才可能成功。一个是作为领头雁，也就是说珠三角地区、深圳以及周边的地区，它的产业升级是需要成功的，它的产业升级的成功，就是我刚才提到的，不要距离自己的比较优势太遥远，政府不要人为地去干预，不要扭曲生产要素价格。
第二个重要的要素是，接受这些产业转移的地区能够真正实现转移成功。对我们这个地区来说是产业升级，但是对中西部地区来说是产业转移，这两个过程其实是一个事儿。如果转移不能成功，我们转出去的产业在那个地方不能生根、不能生存下去的话，实际上就意味着这个比较优势没有人来接续。在没有接续的情况下，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我们这个地区还有比较优势，因此推进产业结构升级的做法就是违背企业家意愿的。因此，两个过程都必须同时实现，缺一都不能实现国内雁阵转移的方式。
除此之外，我们再来看产业转移还有两个重要的成功要素，其实它还有若干个条件：第一、它真正出现了比较优势的变化。这个比较优势如果没有产生变化，那么我们转移就是人为推动的。目前来看，我们确实看到了沿海地区的劳动力成本在上升，其实土地成本也在上升。同时，相比来说，在中西部地区劳动力成本还保持相对低廉。但是仅仅看工资并不意味着它有比较优势，也就是说，除了工资之外，我们还要观察劳动生产率的情况。如果把工资和劳动生产率结合起来，比如工资去比劳动生产率的话，形成一个指标叫单位劳动成本的优势。和这个指标相关的一些分析表明：在2004年以后，我们沿海地区，这是指全国的大沿海地区，这个指标基本上平缓，也就是说这个优势不再继续上升了。同时，中部和西部地区劳动力成本优势的指标继续在变化，这些地区在逐渐通过相对低的劳动力成本，也在提高的劳动生产率，而获得了一定的比较优势。因此，我们依照这个价格信号来调整产业结构是可行的。
还有一个条件，就是我们需要把当前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变成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经济发展阶段变化和机遇。金融危机来临以后，我们发现广东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的“双转移”其实错位了，它们两个不同步，也就是说我们大量的企业可能经营不良，有些倒闭了，导致了农民工就先回去了。相应的，我们的产业还要有待时日才可能逐渐转过来。因此形成一种错位。在这个错位过程中，我们就形成了一些短期的冲击，对劳动力就业的冲击、对居民收入的冲击，这个收入的冲击就相应地抑制我们消费需求的增长，使得我们经济增长有可能会陷入到没有需求拉动因素的境地。
刘鹤主任上午也讲到中国城镇化的问题。中国的城市化这几年发展很快，我们也注意到，在目前按照常驻人口统计的城市化水平中，我们城市化人口其中有46%实际上还是农业户，就意味着我们的城市化在某种程度上是改变定义的城市化，是统计上的城市化。也就是说一部分人是家在农村，来到城镇打工、居住超过半年就被算做是常住人口。还有一部分人是通过县改市、乡改镇、村委会改居委会、大城市的县改成直辖区。因此，这种现象它导致很多弊端，一是城市化的不稳定，同时还扭曲了城乡人口结构，也就是农村的人口变得越来越依赖老年人、妇女和儿童，城市的人口越来越有生产性，但是它和我们城乡统筹发展的思路不相适应。
同时，这次金融危机来了以后出现大规模的农民工返乡潮，也表明了它也扭曲了我们劳动力市场上的供求关系，使得我们的劳动力供给在一个遥远的地方，劳动力需求在另一个地方，这两者之间出现了错位，这也导致春节以后会有大量的农民工再出来找工作的时候，如果找不到可能会出现一些社会的不安定局面。因此，我们面对冲击的时候，需要有一套制度，用社会发展制度的变革，来应对它，然后使得这种冲击的调整和应对措施变成一个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过程，也就是我们产业结构升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一个过程。
因此，最后一点我想讲讲我们的制度配套。这一次中央要求各地把常驻人口中的农民工纳入地方的失业中心，实际上我认为他们很难真正被纳入。但它实际上是发出了一个信号，也就是说非户籍人口的就业问题、失业问题也是驻地政府的责任，如果有了这种责任感，我想地方政府还是会有他自己的方式来扶助这些人，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当我们这些长期不稳定的就业人口相对流掉了以后，我们反而对那些沉淀下来的外来常驻人口可以做一次清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户籍制度是可以有条件向前推进一步的。总体上来说，这种户籍制度的改革应该是渐进性的，也就是通过选择，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标准逐渐开放户口。我觉得深圳作为一个移民城市，如何把发展过程中的迁移现象变成逐渐的制度化，把城市化变成一个越来越符合典型意义上的城市化的过程。
我们的社会保障的进一步扩大，在这个时期也非常有意义。我们有的时候会想，说社会保障肯定对于居民的消费有帮助，但是毕竟它是一个比较长期的、缓慢的效果。我们要看到中国的社会保障问题不在于保障水平低和高之间的差别，如果从保障水平低提高到比较高的保障水平，由此刺激出的消费需求是需要缓慢的人们去调整他的消费行为才能实现。
中国的保障更主要的是有和无的问题，也就是说如果把农村的人口加进来后，我们的社会保障，比如我们现在的养老保障的覆盖率只有30%几，大部分人口还是没有保障。因此，在有和无之间，我们讲概率是0和1之间有巨大的差别。我们也做了一个回归分析，其实就是用的0、1概率的模型，发现有社会保障，不管水平多低，和没有社会保障，两者之间，居民的消费行为截然不同。因此，我们通过这次进行制度建设本身，它是长期制度建设的要求，也能解决短期的刺激国内消费需求的作用。
最后一个部分，建立一个良好的社会保障，建立一个好的劳动力市场，和我们保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源泉是密切相关的。中国过去实行计划生育以后，人口逐渐变得越来越多的劳动年龄人口，劳动力供给充足，在国际上给我们带来竞争优势。与此同时，人口负担轻，意味着我们储蓄率可以达到很高。随着人口老龄化，这些因素看上去要消失。反过来看，当人们预料到老龄化要到来的时候，人们其实潜在也有一种储蓄动机，也就是说为未来做储蓄，未雨绸缪。如果这个时候我们有一种好的社会保障制度，同时这种社会保障制度是积累型的，而不是现收现付型的，那么很自然就可以把人们的储蓄动机变成真正的储蓄，从储蓄意义上可以说的第二次人口红利。老龄化并不是说人口的年龄组在变化，老龄化更主要的原因是人的预期寿命提高，老年人活得寿命更长，同时也包含着活得更健康，它能够扩大我们劳动年龄人口的概率。我并不是建议提高法定退休年龄，而是我们有一个更加灵活、更加容忍、更加完善的劳动力市场制度，能够接纳这些劳动力参与，从劳动力供给的意义上获得第二次的人口红利。
因此，我总的意思是我们面临着一个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关口。冲击的来临并不意味着我们一定要回到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上去。相反，我们应该抓住这个机遇，通过改变政府的职能，通过制度的建设，能够在应对危机的同时，真正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产业结构的升级。
谢谢大家！
樊纲（主持人）：
谢谢蔡眆教授，他从经济发展的角度，从资源禀赋，生产要素的相互替代关系，从价格体制起的作用，价格扭曲起的作用，分析了结构转型、结构升级当中面临的问题，包括城市化进程当中的各种各样的问题。相信在他所说的，深圳面临这个问题，全国即将面临这些问题，所以公共政策在我们发展战略上如何有清醒地调整，对我们下一步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下面有请国务院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教授发言，大家欢迎！
夏斌：
我谈四点。第一点，解读新阶段特区新使命。第一个，新阶段是怎么走，实际上金融危机之后，要从这个角度反思，来看我们现在的经济体制，我们会比较清楚。
近二十年，全球经济增长比较快，全球经济发展不平衡。危机爆发以后，尤其是美国的高消费、低储蓄，中国的高储蓄、低消费，我认为这还是经济现象，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结局？我想这些原因，从比较大的危机来看是全球化现象的结果。
所谓全球化，从二十年来观察，尤其到最近的前五年，势头发展非常快。仔细分析全球化，1870年1930年，无非是资本、商品、人员的流动，当然全球化也意味着高增长。中国13亿人口，世界50亿人口，加原东欧解体的社会主义国家，原来与传统的资本主义体系隔绝，一下子轮到我们和大量的西方资本结合，必然使经济变化，劳动生产力提高。
美元化现象是这一轮全球化的标志和转折。为什么会这样，不是中国的原因，也不是美国的原因，实际上整个世界融在一块，有些制度必然产生。美国2001年网络股泡沫破灭以后，美国要刺激增长，美国的经济增长主要靠刺激消费，不断地加利息，加利息。另外一方面，降低利率，扩大信贷，房产价格上涨，财富效应扩大又消费。因为美国掌握了国际货币制度的主导权，全世界65%都要美元，美元只要扩大财政，只要进口大于出口，他就可以创造美元。
现象是世界经济不平衡，基本原动力是全球化和美元陷阱造成的。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美国掌握了世界经济的发行权，全球需求大，到全球信用扩张到一定地步，下半年次债危机，看出来是国际货币制度有问题，这次美国金融危机非常好，让更多的人看清了世界经济不平衡的根源是国际货币制度有问题。
美国宏观政策谨慎一点，华尔街搞得严一点，可能这个制度本身不会犯错误。美国宏观政策失调，华尔街监管不严，这个制度就容易有破绽。如果这个制度根子不改，两三年危机过去，美国还是老大，布什总统说华尔街不醉，次级贷款两万亿，喝醉的酒是谁的，既然美国不喝的，或者喝得少了，谁来喝？生财手段怎么办？还是改变外求内需，还是改变产品结构，升级换代？在我们发展的新阶段，我认为是美国金融危机使得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到，我们长期以来的出口主导的发展方向、发展路子走不通了，这就是我们的存在的问题。如果我们不改变增长方式和发展方式，最后的竞争是市场，能不能成功，取决于我们大的消费能不能形成，如果不能形成，我们增长就起不来。这是我的解读。
我们讲深圳，在这样大背景下，总结深圳的经验是什么，深圳的挑战是什么，深圳下一步怎么办，这是三点。
第一步，深圳的挑战是什么？深圳的经验就是敢为天下先，敢闯，确确实实敢干敢闯，闯出了深圳这样的大城市。中国第一家证券公司、中国第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第一家财务公司、第一家外汇交易所，全是在深圳先搞，为什么那个时候能闯？是因为全国想改革，大环境是姓资姓社都没有解决，大环境不知道从哪动手，有人说早搞浦东就好了，我说不可能，浦东是上海财政的长子，在这个背景下，找不着边际的小城市试一试，最后形成影响全国的大城市。
全国改革要开放，全国条件不成熟，全国需要深圳闯，允许深圳闯，给你资金、给你制度，给你人才，给你政策放松，才形成了深圳。如果总结经验的话，我想有一半是深圳敢为天下先，一半是因为全国需要深圳的改革，这是我要说的一点。
第二点，我认为深圳要有进一步的危机感。这十年，深圳在危机感方面远远强于其他城市，尤其数据指标可以证明。我刚才翻了深圳有关城市介绍，深圳一边接受挑战，一边认识到危机危，发展很不错。有几个数据可以看，我们外贸进出口始终是各大城市第一，连续十五年来，把小广东、大上海远远抛在后面。我们专利发明权连续四年全国第一。高新技术产值占工业的增加值深圳占到66%，不要说中国有些省份，即使有些国家也没法和深圳比。一边是外贸出口增长很快，连续第一，一边是产业创新、技术创新、结构升级等等方面，做得又相当不错，接受了挑战。
与此同时，深圳要准备新的挑战。深圳最大的挑战，深圳以后的方向，就是做科学发展观的创新城市，试点城市。今天中央批了这个战略方针，要带领全国上新的台阶。因此，深圳不能简单停留在敢闯敢干“搞试点”这样的思维层面上，因为大环境已经变化了。
第一个，从金融角度说，一讲深圳的创新，金融不可能不讲，港澳不可能不谈，但是东西还是原来的东西。只想要政策，要这要那，我认为这种思维本身有问题。
第二个，整个金融市场经过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制度框架、体系要素、机会要素，发展重心、战略重点很多往上海倾斜。但是打个比方，哪怕沙漠有一个证券公司，如果投资回报是50%，投资者都会涌过去的，挡不住的。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要搞试点，又要搞政策，是不容易的。天津要先试，我说很难，天津的改革绝对不能简单模仿上世纪80年代的深圳和90年代的上海，两回事，不可能，事实上现在就是这样。他想在外汇方面做，我说外汇方面更不能做，更要小心。我想说，整个的市场，要逐渐试点，要有政府的责任，有必要改。
美国危机以后，全党全国都认识到中国下一步的发展，就是整个济发展模式转型，要扩大内需。在这样情况下，深圳出口加工贸易，或者说出口连续十五年第一，我相信还能维持下去，但是这种环境，现在对珠三角冲击最大，今后要注意到外贸环境的变化。
第三个，在今后的发展中间，中西部的增长空间更大。深圳的人均GDP已经达到一万美金，所以深圳就不要简单地再拼GDP增长。整个市场经济越成熟，深圳的优势越来越减弱，一个是从环境来说，一个是增长速度来看，整个中国在变化，所以深圳要有危机感。
第三点，汪洋书记讲话和深圳市委市领导发言都说了，深圳就是科学发展示范区。我想就是在处理科学发展、处理经济发展，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这些关系，处理资源问题，可持续发展问题等等，这方面内容很多，我不展开说，我就说自己比较具体的理解。
第一，进一步实现产业结构、收入分配结构、投资消费结构的全面升级，深圳应该比各个省、各个先进城市更快地向一个成熟的国家经济体消费结构转化。我们的创新体系，我看已经相当不错，全国没有哪一个城市能赶得上深圳，能耗、水耗等等都是相当地低。深圳今后的发展，利润应该主要来自科技创新，增长应该主要来自消费，我们要尽快转向这个方向。
第二，立足于全国发展方式改变，来思考深圳的问题。深圳最好的优点就是很有钱，财政连续27年平均增长27%，地方财政很有钱，财政实力很强。在这个背景下，我的观点是，深圳要搞科学发展示范区，要形成好的结构，财政要致力于公共财政，要致力于民生事业，不要像有些城市那样热衷于搞大项目。在财政方面，我们应该多搞民生试点。深圳有净福利指数，我觉得深圳政府想得很全，最低生活保障线，深圳是上千块，有的城市才一百多块。
深圳还应该跟上海、北京比科学发展，一万人中间上大学的人数，一万人中间的医院床位数，一万人之间的医生数，低增减排的数量，完全按照人均化，按照进一步提高民生水平来要求我这个财政怎么安排支出。这方面深圳有没有具体数字，和其它一些城市比较怎么样？
从创新角度来说，我认为深圳应该给全国树树榜样，公司如何提高获利水平？赚的钱到哪里去了？这笔钱能不能拿出来改善民生，包括让民生扩大消费？其他城市没有条件不敢想，但我想深圳应该考虑。
第三点，谈深圳，就要谈金融。我们客观地讲，在创新方面，深圳一定要有压力。深圳一想创新，就想搞金融，而且这个问题恰恰是最难的问题。整个市场需求已经慢慢成熟，深圳香港要打通，如何一下子区域化是另外一回事。我们在讨论深圳、香港的问题，有些根本性的制度是不能破的。深圳的出路在哪里？在整个宏观金融政策中间，如何争取基础建设的设施方面多走一步，这样我们可以做很多事。
深圳在金融上考虑和香港的关系上，不是考虑金融制度，制度是北京考虑的。人民币兑港币、兑美元、兑台币放在香港做，所谓试，是全打开，不是试点，要通一个口子，资本全部开放，意味着人民币的兑换、汇率完全开放，很多问题非常复杂，政策方面要慢慢推进。
深圳是大消费城市，50%依赖进口，这个情况下，比如说石油期货交易所，整个系统等等，我认为应该逐步地思考。昨天汪洋书记也讲到了，深交所的创业板，不断呼吁中国一千万到三千万资本金的中小企业，为什么不能上市？为什么不把上市门槛降低？这方面深圳可以做，如果深圳这个做成了，创业板是小事。
又比如说，金融三十条出来，内容相当丰富，但是出口信贷、卖方信贷，很多政府都没有思考，要到北京有关部门去追，这里面有很多问题可做。深圳的人才很多，机构也不错，现在中央企业有困难，生产过剩、产品过剩，工人下岗，深圳发展银行在政府的支持下，能不能给小国家和他们的企业发放人民币贷款，让这些国家拿人民币来买我们的产品，完全可以这样做。如果怕信用不好，可以让对方的政府做担保，人民币升值，怕对方有风险，我们可以创新人民币汇率工具，这些地方都可以创新。
成立中小企业发展基金，现在的银行不愿意贷款，银行管理上不去，中小企业信息不掌握。而地方政府心里明白，哪个企业效率很好，能不能成立一个基金，告诉银行，咱们风险共担，如果你贷款，没有本金，我可以提供百分之三四十的本金，有些企业根本没问题，你该支持就支持。
珠三角有很多地方政府、好多银行不愿意给中小企业贷款，中小企业没有抵押担保，有土地抵押，地方政府帮他承诺，抵押帮你出资就行了。这些离不开政治体制改革和科学发展的创新试点，我完全同意汪洋书记讲的，要加快行政体制改革。我也注意到家宝总理在这次中央会议上讲的更大的挑战，世界经济越来越复杂，在这个背景下，这方面需要改的东西很多。现在不光是监督制度落实，我想如何监督有关部门，当市场需要的时候，你必须有制度，往上不断地呼吁，去督促政府部门制订制度。
樊纲（主持人）：
夏斌同志曾经当过深交所的总经理，对深圳的情况也非常了解。下面我们请曹远征先生发言，他也是金融专家，可以进一步来探索这方面的问题。大家欢迎！
曹远征：
非常高兴能又到深圳来。中国发展新阶段和特区新使命，实际上是想告诉我们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无外乎是昨天、今天、明天的故事，我想分三个部分来说明一下。第一，深圳过去三十年，建市28年，它的经验是什么；第二，我们现在面临的挑战是什么；第三是未来我们应该怎么办。
我们知道，按发展经济的看法来说，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是工业化的道路。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后就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先导。我给大家提供三组数据。1949年到1978年，中国的GDP的增长速度达到7%多一点。过去三十年，1978年到2007年是9.8%。进入到本世纪，2005年到2007年是10.5%。其实你会看到，即使在1949年提出了以农民为基础，以工业为先导的发展方向，但是在78年改革开放以前经济增长并不是很快。
为什么后面会比较快的增？无外乎是两条：改变、开放。深圳的故事实际上是在改革开放的中间是浓缩了这么一个过程，从一个小渔村变成了一个比较发达的大城市。在短短二十八年跨越整个过程。其中最重要的还是这两条：改革、开放。从改革来讲，刷新世界(7.36,-0.30,-3.92%)经济新体制，发挥它两个扇面的作用，然后是对内开放、对外开放，中间成为一个枢纽，然后内引外联，奠定深圳最早发展的基础。
开放，利用毗邻香港的优势，率先引进香港的资金、管理和技术，不断地把开放引向深入，这是深圳奠定最早的工业底子。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深圳产业结构在不断地升级，从一个小渔村发展到现在高新技术产业占到66%的地步，也就是说，改革和开放是它最基本的经验。
我们觉得对深圳来说大概是三个件挑战，一个是国内一个基本经济的条件，一个是国际性的挑战，还有深圳本身的挑战。一是所谓国内的挑战，我们三十年中间低成本的优势是否还能持续；二是国际的挑战，这种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是否可以维持；三是对深圳本身来说，就是工业化比较高度的情况下，再往上发展的天花板能否突破。
从这次美国金融危机来看，我们并不认为它的是一个单纯的金融危机，它是在全球化结构下面的调整，这个调整时期可能会比较长。我们看到深圳的发展，其实跟全球化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上世纪90年代初，前苏联崩溃以后，经济进入全球化的过程。这个全球化实际上是两个含义：一个是市场机制扩展到全球，最重要的标志就是由过去的关税贸易总协定变成WTO，过去是关税贸易的总协定，现在变成投资贸易的自由化，于是全球的贸易品种、投资的自由化，乃至地度的扩大构成了全球经济的增长。第二是工业化的生产方式从此扩展到全球，改变了国际的分工，国际分工不再是过去的水平的或者垂直的，而变成了一个新的生产力格局，这是大家比较清楚的，就是服务外包。对中国来说，珠三角的发展模式就是两头在外，制造的环节在国内，销售环节在海外，能源原材料来自海外，所以两头在外。这是全球化的一个过程。
由于市场机制的扩大，规模效应和全球经济出现了快速增长的时期。还是拿过去五年来对比，过去五年中间，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比过去三十年平均快1个百分点。在亚洲地区，又比过去三十年平均快1个百分点，中国2002年到2005年，10.5，比过去三十年平均9.7快了0.8个百分点。在这个过程中，今天刘鹤说的形成三个板块，一个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新兴经济体，它是把低成本的制造业优势纳入到全球化的过程中间。一方面是降低了全球的物价，给全球化作出贡献，另一方面成就了所谓中国的世界工厂的地位，分享了全球化的好处，表现出巨额的外贸生产。
另一个板块是以美国为代表的欧美板块，它凭借金融服务的优势，通过金融创新来为全球化做出贡献，就改变了资源配备的效率，越是资金的获得和投资的来源就更为方便、便捷。另一方面它也在分享全球化的好处。所以次贷危机不就是全体老百姓帮着美国人买房子吗？然后还不起房子你还得帮人家埋单。
除此之外，还有第三个板块，资源出口国。随着亚洲国家工业化的发展，对资源和能源的需求在不断提高。资源出口国的出口量在上涨的同时，主要是出口价格高涨，分享了出口很好的收入，分享了全球化的好处。它同时为全球化作出贡献，就是在资源上支持了全球化的进程。这样一个循环中间形成新的循环，这个循环的核心是低成本的制造，是中国低落成本的制造降低了美国的物价，使美国老百姓消费得起。而形成的出口顺差也反过来投进美国的国债市场，降低美国的利率，使美国负债得起。就形成了刚刚夏斌所说的新的循环，美国的次贷消费构成中国的市场，中国的廉价制造又进一步刺激了美国的消费。
现在金融危机爆发了，它实际上意味着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儿就是低成本制造不可维持。为什么不可维持？由于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间资源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受资源规律支配，出口量在上升的同时，最重要出口价格上升非常快，这个循环被打破。这在中国最早就感觉到了，就是所谓粗放型增长方式不可维持。在前两年就感觉到了不可维持，对资源不可维持、环境不可维持，包括今天下午蔡昉讲的劳动力成本上将来也不可维持，从这个方面来说，低成本不可维持。第二点它反映出来是由于美国负债消费的不可维持性，这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变成是迫于眉睫了。换言之，外需已经不能成为可以依赖的一个市场、可依赖的源泉，必须得调整，这意味着首先要调整经济结构。过去说调整经济结构，我们还说是不可持续，现在是不可维持，必须得进行调整。第二是出口导向经济是无法再继续运行，必须再转成以内需为基础，这两件事儿都迫于眉睫。
就深圳本身的挑战来说，我们可以看到，前两年关于深圳是不是走重化工业化道路问题是有很多的争论的，当时深圳产业结构升级到一定程度就遇到一个天花板。因为深圳特别是关内土地比较稀缺，各种资源也比较紧张，能不能继续维持高速工业化的发展，也成为我们所关注的一个方式。这一点是深圳本身的挑战。
这三个挑战实际上是我们深圳在新阶段面临的新挑战。低成本的制造不可维持；以出口导向型的市场不可维持；本身的继续向重化工业化资本密集化方向发展好像也不可维持。怎么办？就是第三个问题，在新挑战中间，作为特区新使命是什么？
除了我们说对深圳在新的历史时期对全国有示范意义以外，最重要是他得找出自己的示范点在什么地方。我们觉得从历史来看还是得改革开放。
深圳在新的历史阶段工业成长到这样一个程度，在新的历史下改革的道路在什么地方？我觉得有鲜明的基础是两个服务，服务于香港、服务于珠三角。香港已经不是过去的殖民地了，是祖国大陆的一个组成部分。香港经济的发展跟深圳经济发展息息相关，而服务香港就是服务中国。与此同时，服务珠三角同样也是在服务中国，这可能是新的历史定位。怎么服务？对香港经济来说，经历这么二、三十年以后，它基本定型了，它的竞争优势就是它的金融业。香港金融业服务可能是我们深圳新的一个发展方向，包括刚刚夏斌提到的金融的后台，这是数据处理、票据等等能不能相应的转移，是支持香港往高端服务上走。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我们预计将来香港很可能成为境外人民币的中心，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中如何向深圳修通一个顺畅的、跟香港接轨的通道。比如说清算，在人民币回流机制安排中间各种清算和各种服务，而不是单纯地去办新的金融机构。在人民币国际化程度上进行金融创新，可能是对香港最大的支持。
二是所谓服务珠三角。经过三十年改革开放，珠江三角洲地区工业得到了相当大的发展。在这个情况下，今天早晨吴老师讲的延长产业链的问题被提出来。对工业设计、物流、展览、销售、市场营销等等方面提出很好的要求，而恰恰这是深圳可以做的工作。如果是为制造业的服务业的发展，也是深圳发展的新的方向。服务珠三角、服务香港，实际上深圳在完成新的产业转型，这个转型就是传统的工业城市转变成一个服务业为主的城市，使城市变深、变厚、变宽、变大。那么这时候才有一个高度竞争能力，才是在国际上有竞争力的城市。
如果按这个目标来走，深圳的改革创新已经和三十年前有所不同了，最大的不同不仅仅是经济体制，更重要的是社会体制、文化体制乃至政治体制的改革和建设，才能使这个城市变宽、变厚、变深。
最重要的着力点是在形成一套新的机制。实际我们看到就是产学研、资金、市场一块儿结合的基础，人才的培养、技术的进步、研发单位的设立和发展，这可能是深圳新的一轮经济增长主要的方向。只有深圳往高端化走，从一个传统的生产性城市变成一个服务性的城市，它才能服务好香港、服务好珠三角。通过这种服务，深圳才能从一个传统的制造业或者说一个全国雷同的城市转变成有自己特色的城市。通过这么一个转变，继续发挥过去所谓两个扇面的枢纽，利用国内国外资源，这是一个桥梁。这是深圳经济特区在新的历史时期新的使命，这个新的使命既是传统使命的一个肯定，更是传统使命的一个升华，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深圳会顺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和世界经济的发展一块儿发展。
以上就是我的发言。谢谢大家！
樊纲（主持人）：
曹先生简明扼要，重点非常突出，资源整合，非常具有启发意义。现在我们休息十分钟，后面还有两位专家发言，一位是许善达，一位是汤敏。
许善达：
第一个意见，关于美国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在各种媒体上有很多，我有一些想法跟媒体不大一样，把我的看法跟大家简单说一下。
一般来说，说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有两种，一个是因为美国的次债危机引发的，有一些贷款人收入很低，还不上钱了，然后引起衍生产品的危机，这种说法是错的，但是这种说法主要是现象。
第二个说法，因为美国的金融监管机构失于监管，没有很好地监管，造成泡沫，也没有及时消化泡沫。现在很多文章，包括一些人在和美国政府对话里，都提出要美国加强监管，说他搞这么多泡沫是不应该的。
我觉得这些说法没有完全反映出这次出现金融危机的本质，当然很多人看法也不一样，包括这次论坛很多专家发言，包括我的发言也有不尽一致的地方，我谈谈我的。
我认为这次美国金融危机爆发，是美国长期危机爆发的必然结果。因为从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之时，二战之后确立了美国美元主导世界地位。当时定的35美元一盎司黄金，为什么搞黄金和美元的固定比价？因为在二战以后，全世界不管是战败国还是战胜国，生产全部摧毁，经济全部处于破产的状态，包括美国马歇尔计划，美国对日本的援助，当时的产品包括消费品，投资品，因为各国的生产力都要摧毁了，世界要恢复经济，只能到美国去买，你又没有钱，我把美元借给你，你拿美元来买美国的产品。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有两个特点，第一，外贸顺差；第二，他是个债权国，其他国家都是债务国。随着各国经济的恢复，你要想还美国的债，无非就是两条：第一条，你有矿产资源；第二条，就是黄金。从上世纪40年代下半叶二战以后，一直到1971年尼克松总统做这个决定，在25年左右的时间里面，世界其他国家经济开始恢复的过程，经济实力增长以后，就要归还美国的债务，这个时候你用一盎司黄金只能还35美元的债。25年之内，黄金跟美元的比价没有破，所以世界各国的黄金，在这段时间都纷纷流入美国，因为当时美国是债权国。虽然后来市场上美元已经贬值了，贬到了45美元、55美元、65美元、75美元，但是政府也好、企业也好，过去借的钱一律要以一盎司黄金35美元来还这个债。第一，美国人的美元在全世界发行，他得到了大量的获利；第二，固定比价又高于黑市美元的价格，让债务国归还债。
为什么到1971年尼克松取消了35美元比一盎司黄金？因为随着欧洲、日本经济的恢复，美国的市场开始逐渐减少，美国的债权都已经被别人还完了。美国经济在世界贸易、在世界货币上逐渐地出现一个转折，从顺差转入逆差，从债权国变成债务国。美国人最高的国家利益是非常清楚，当他从顺差转为逆差的时候，当他从债权国变成债务国的时候，他就下决心废除了35美元对一盎司黄金的关系。从70年代后期到现在，美国是贸易逆差国，在国际金融市场，他是债务国，他不是债权国。也就是说，他要归还别人的债务，这个时候他就把35美元一盎司的比价废除了。
今天中国也好、日本也好、欧洲也好，要拿美元买他的黄金，你要付700、800美元，最高付1000美元。所以，我觉得美国是发行美元，同时通过美元的贬值，这都是美国在世界范围获取铸币税的手段。现在国际市场上，美元的外汇储备占60%多，欧元占20%，剩下10%是其他的货币，也就是60%多国家的外汇储备都是先把财富给美国人拿过去，然后你把美元存在央行的账户上。当你拿美元去跟美国买东西的时候，他的贬值速度，使你今天挣一美元，明天拿这一美元就买不到价值一美元的东西了。发行货币加上贬值，这是美国从世界市场上攫取财富的手段。
为什么美国房地产业会出现次债危机？美国的金融机构这些人，并不是不知道有很多人没有还款能力的，但是美国人为什么还做这个事？美国有一个问题，他要想获得铸币税，必须超量地发行美元，作为一个经济体，外贸是赤字的话，经济怎么发展，经济怎么不萎缩？必须靠内需来带动，他找不到内需了。其实房地产业的按揭已经是把未来的需求能挪到今天来使用了，因为今天一个房子你住了，你要花十年、二十年还账，已经把未来的需求弄到今天了。即使这样，美国经济还不能支撑，不但把有致富能力的需求拿到今天，也把没有致富能力需求的也拿到今天。给低收入，没有收入的人仍然发放按揭贷款的原因，就是为了保持美国经济内需能够平衡外贸的赤字，他如果不平衡外贸赤字，他就不能获得巨额的铸币税，所以我觉得美国内需的不足，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是围绕世界市场上财富分配，围绕他的债务，为这个而服务的。
现在讲到美国经济的恢复，我觉得美国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他不搞美元发行，不搞赤字了，这当然是一种选择。一个种选择是发展经济，如果他坚持这样一个战略，他必须找到内需，可是现在看不见美国有什么内需，所以你看奥巴马的政策说我要搞宽带，但是靠这个维持美国在70年代以后长期发行美元的战略，我觉得是很难支撑的。
我觉得美国经济发展到现在，要么你放弃美元贬值和美元发展战略，要么内需支撑这个。现在看，我觉得他放弃这个战略是不可能的。因为他获得这个财富，他有权力来获得这个财富。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二战造成的，二战中美国人在欧洲战争、亚洲战争上，都是支撑各国战胜日本、战胜德国最主要的力量，没有美国，欧洲要打败希特勒，可能要花很多时间。没有美国，亚洲、包括中国在内要打败日本，还要花很多时间，所以美国对二战做出胜利贡献，他的军事政治都为国家利益服务的，当然贡献后他要在经济上获得利益回报。
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上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态度，虽然美国出现了严重的金融危机，但是美国和美元作为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基本上还并没有改变，这是我们国家做出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不要以为这次出现金融危机，好像美国不行了，没有，虽然有很多问题，很多困难，但是他基本的地位并没有改变。我觉得这个既说明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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