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必然引起转型，转型也是发展。从1949年之后，中国进入到现代经济增长时期，即人均收入或人均GDP年平均增长率持续超过1%，由此中国伴随着前所未有的巨大规模的多重转型，这包括：一是从以农业为主向工业、服务业为主的产业转型；二是以农村人口为主的传统社会向以城市人口为主的现代社会转型；三是从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四是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全面开放社会转型；五是从封闭、落后的文化向开放、先进的中华文化转型。这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超大规模的多重转型。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发展最快的时期也正是转型最快的时期；而转型成功的时期也正是发展成功的时期。可以认为，1978年以来，中国无论是在发展速度上还是转型规模上都超过了以往，并持续了30多年。中国既是世界发展成功的典范，更是世界转型成功的典范，在以上五个方面的转型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中国在发展中转型，在转型中发展；发展带动了转型，转型促进了发展。

    从各方面发展来看，由经济发展引起、带动了其他方面的发展；而其它方面的发展又进一步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从各方面转型来看，同样如此，由经济转型引起、带动了其它方面的转型；而其它方面的转型又进一步促进经济转型。转型是发展的结果，也是发展的手段，还是发展的途径。

    从历次五年计划或规划来看，主线都是强调经济发展和经济转型。例如，1996年首次把“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规定为“九五”计划的一项基本任务；[2]2001年又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经济结构升级”规定为“十五”计划的主线之一；[3]2006年 “十一五”规划，明确将“必须加快转变增长方式”作为六条指导方针之一。[4]这都为我们提出国家“十二五”发展规划基本思路提供了历史的经验和历史的来源。这是继承与创新的结合，有继承也有创新，先继承后创新，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

    从党中央提出的发展思路看，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改为更广泛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5]并提出要推进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前者是经济转型，后者则是社会转型，缺一不可。2010年2月，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研讨班上再次提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思路和举措。他指出，国际金融危机使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更加突显出来，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表面上是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冲击，实质上是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冲击。综合判断国际国内经济形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刻不容缓。为此，他还提出八个方面“加快”的重点工作。[6]实际上，转型不仅涉及到经济转型，而且还扩展到其他方面的转型。其中，前四个方面和第八个方面属于经济转型，第五个方面涉及到节能减排、生态环境建设，第六个方面和第七个方面涉及到社会转型和文化建设。

由此可知，当今中国社会主题已经是“转型是硬道理”，已经从“加快发展速度”转向“加快发展方式转变”。中国转型的内涵由经济转型扩展到社会转型，构成经济社会转型，应成为今后“十二五”规划的基本思路。
 
   二、经济社会转型的国际背景

    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并不是中国独有的，是在世界转型、亚洲转型的大背景下率先转型的，而中国的转型也会带动和引领全球和区域转型。

    首先是全球背景，因突如其来的国际金融危机而引发了新一轮的发展模式转型。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对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西方国家以沉重打击，充分暴露了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明显弱点和不可持续性，尤其是美国的现代化模式过度依赖消费、过度依赖财政赤字、过度依赖进口、过度依赖化石燃料、过度依赖石油进口，这既是引起国际金融贸易不平衡的根源，也是美国实力和竞争优势衰落的根源。为此奥巴马上台后启动了美国的转型，以缓解并改变上述五个“过度依赖”。欧洲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转型，力图避免进一步的僵化与衰落，更加注重创新、注重人才、注重发展绿色经济，带头减少碳排放，力图成为绿色革命的倡导者和领导者。日本经历了近二十年的发展停滞，开始经历新的转型，打破固化的利益格局，力图夺回东亚地区的主导权，力保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第四大贸易体的大国地位。

    与此同时，由于受到国际市场需求下降的外部冲击，新兴工业化国家也主动调整战略布局，改变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石油、原材料出口国家力图发展多元化的经济和出口格局，减少对单一产品、单一出口地区的依赖。这是中国转型的重要全球背景。

    其次全球气候变化背景，因前所未有的生态危机而开始更大规模工业革命转型。气候变化已经成为21世纪人类发展最大的挑战。人类第一次面临根本性的发展模式转变，即经济增长开始与碳排放脱钩，乃至碳排放下降。以避免更大的生态灾难。由此也引发了第四次工业革命。与此同时，绿色能源革命、信息网络技术革命、新材料技术革命、生物技术革命取得重大突破，并将迅速商业化、普及化，形成新的产业增长点。各国都把加强科学发明、技术创新、加大研发投入作为国家竞争战略。发达国家在科技创新方面仍然占据优势，保持领先地位。新兴国家利用后发优势和对外开放加快了追赶步伐，成为新型的R&D中心和未来的潜在领导者。

    再有，亚洲转型背景，因传统发展模式危机而转型。尽管亚洲在这场金融危机中表现最好且率先复苏，但是亚洲发展也面临巨大挑战，也面临转型的巨大压力，并寻找新的发展动能，尤其是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以上信息表明，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已经发生深刻变化，经济全球化并没有因金融危机而中断，科学技术反而加速进步，全球和亚洲都在加速转型，以转型促进发展。未来国际竞争，特别是大国之间的综合国力竞争更加激烈，“形势逼人，不进则退。”[7]无论是国际金融危机还是全球气候变化，本身都会形成一个“倒逼”机制和“外部压力”。客观上，迫使我们加快发展方式转型。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越来越大的国际压力并不是坏事而是好事，不是阻力而是动力。

    为此中国必须在全球和亚洲转型中“先行一步”，争取更加主动的机会、占据更加有力的地位。正如胡锦涛同志所指出的，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适应全球需求结构重大变化、增强我国经济抵御国际市场风险能力的必然要求，是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必然要求，是在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国际竞争中抢占制高点、争创新优势的必然要求。[8]

    可以预见到，今后十年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贸易体、第二大综合国力国家，她的发展和转型必将有力地带动和促进世界和亚洲发展和转型，减少国际间的经济不平衡性，也将带动和促进世界第四次工业绿色革命，减轻人类对地球的巨大压力，同时也有利于我国自身的发展。

   三、经济社会转型的国内背景

    今后，中国人均GDP将从中下等收入水平阶段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人类发展指数（HDI）从上中等水平进入到高水平（HDI大于0.80），必然引发消费结构的变动，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进一步下降，向发展型、享受型结构转变，既引起居住、出行、旅游、文化等私人消费的巨大需求，又形成对教育、健康、卫生、公共安全等公共服务的巨大需求。这是中国产业结构变动（指服务业比重提高）、产业优化升级（指增加值比例提高）、从工业为主导经济转向服务业为主导经济、以及从“世界工厂”转向“世界市场”的微观基础。

    今后，中国城市化在加速，从农村人口为主转向城镇人口为主的现代社会，不仅城镇人口规模更加庞大（现在已相当于两个美国总人口规模），而且形成超大规模的世界级城市群（如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农村人口加速向小城镇、中等城市、大城市、特大城市聚集、工作、定居，成为中国扩大内需的最大动力，也促进中国从工业主导经济向服务业主导经济的转变的中观基础。

    中国进入了社会矛盾凸显期和社会风险高发期。对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巨型国家进行经济社会转型，并不是没有转型成本的，无论是国家治理还是社会治理总是会碰到“大有大的难处”，我们正面临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社会陷阱”，人口流动规模越来越大，迁徙速度越来越快，社会结构加快变动，利益主体日趋多元化，人们对公共服务需求的多样化、多层次化，各类突发公共事件、社会事件日益增多，社会融合与社会分化同步加快。高速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差异性使得中国社会内部原有的城乡矛盾、地区之间矛盾、民族之间矛盾、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进一步释放，更加错综复杂。通讯技术（特别是网路技术）迅速普及、大众媒体广泛传播、人员大范围内流动又扩散和放大了这些矛盾的社会影响和国际影响，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以及保持社会稳定既构成了重大的挑战，也提出了重大课题，迫切需要政府主动转变职能，扩大公共服务，改善服务质量，协调社会各个方面，提高社会治理能力。这是政府转型的社会背景。

    中国进入到资源环境矛盾凸显期，人与自然之间差距扩大期。长期以来的“加快发展模式”形成了过度工业化、过度重工业化、过度出口依赖度、过度投资驱动、过度粗放增长模式，从中国国情来看，不断扩大人与自然之间的差距，不断加剧中国人口、经济发展、资源供给、资源承载、环境容量、生态基础的矛盾。从全球视角来看，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黑猫”。目前中国总人口占世界比重已低于了20%，也消耗了世界16.8%能源（第二位）、41.1%煤炭（第一位）、13.8%的电力（第二位）、排放了世界21%的二氧化碳（第一位）、15.1%的甲烷（第一位）、15.0%氯化氮（第一位）。^[9]这既是中国未来可持续发展最大约束条件，也是从“黑色发展”模式转向绿色发展模式的国情与世界背景。
  
    四、经济社会转型的含义

    正确地认识和理解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就需要回答如下问题：当今的中国经济社会需要向哪里转型？这包含了那些方面的转型？转型的宗旨和目标是什么？转型的重点是什么？

    这里我们分为两方面的转型：一是经济转型；二是社会转型。然后我们再讨论两个转型的关系。

    经济转型的含义包括六个方面：一是需求结构的转型，是指主动适应我国需求结构的重大变化，由投资主导到消费主导，由投资、消费带动到消费、投资带动，即提高进口比例，实现进出口的基本平衡；二是产业结构转型，是指主动优化我国产业结构，从工业为主导的产业格局转变为服务业为主导的现代产业体系，即提高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且超过工业比重；三是工业结构转型，是指主动优化我国工业结构，从重工业主导的工业格局转变为高附加价值、高技术、新兴产业（新能源、新医药制造、新材料、生物制品）、装备制造等为主导的新兴工业格局；四是就业结构转型，是指主动优化我国就业结构，继续减少农业劳动力，提高非农业人口劳动比重，大幅度增加第三产业劳动力及比重，形成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现代就业产业格局；[10]五是要素投入结构转型，是指主动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从资本、土地、不可再生资源、化石能源投入为主转向以知识、技术、可再生资源、非化石能源、人力资本以及创新为主，从模仿创新为主转向集成创新、自主创新为主，既充分利用比较优势，又积极创造竞争优势；六是外贸结构转型，是指主动适应全球市场需求结构的重大变化，从低附加价值转向高附加价值，从高能源密集转向低能源密集，从高碳排放密集转向低碳或无碳排放密集，从商品贸易为主转向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共同发展，从出口增长、扩大外需导向变成进口增长、刺激内需导向，从进出口贸易持续盈余到基本平衡，既要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又要主动“走出去”，在全球范围内获取优质资源、配置各种资源。

    以上六个方面的转型构成了以调整经济结构为主线的经济转型，旨在强化国内需求主导、强化居民消费带动、强化服务业主导、强化新兴工业主导，提高增长质量、提高创新能力、提高竞争能力、提高经济福利。它们之间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相互促进。

    社会转型包括六个方面：第一是加快人口城镇化，从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变，由农村人口为主导转向城镇人口为主导的现代社会，继续转移农村人口，继续减少农村人口，继续鼓励各类城市聚集人口；第二是加快农民工市民化，从农民工向市民转变，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采取更加灵活的户口迁移政策，在全国城镇农民工及其家庭人口获得城镇基本公共服务，享有基本社会保障，帮助他们逐步定居安居，就业乐业；[11]第三是社会收入结构转型，是指基本消除绝对贫困人口，降低低收入人口比重，大幅度提高中等收入人口比重；四是从歧视性社会政策到公平社会政策，使不同人口（不分性别、年龄、民族、居住地点等）享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赋予公民的各类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使他们享有基本的大体均等化的公共服务；五是进一步扩大社会内部开放度，促进社会人员的流动性，保证劳动力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自由流动，允许人口自主选择居住地点、自由迁徙，鼓励人口及劳动力从中西部向东南部沿海流动，从不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从城镇分散区向城镇集聚区流动，鼓励各类人员参与公开竞争公务员、雇员等政府和教师、医护人员等公共机构岗位；六是进一步扩大中国对外开放度，积极吸引国际人才到华研究、创业、和工作，积极吸引海外学生到华留学、培训，使入境旅游、商务、工作、学习、培训服务便利化，积极发展出境旅游、学习、合作研究、劳务输出、工程承包，积极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对外投资、对外研发、对外开拓市场。

    以上六个方面的转型构成了以调整社会结构为主线的社会发展转型，旨在促进城乡一体化，实现居民公共服务水平均等化，提高人民发展能力，分享改革开放发展成果，保持社会活力，保持社会稳定。它们之间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相互促进。

    我国的社会发展相比于经济发展是有所滞后的，例如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增长明显低于人均收入增长；同样社会转型相对于经济转型也是相对滞后的，例如城镇人口比重明显低于非农业占GDP比重，户籍城镇人口比重又明显低于统计城镇人口比重。因此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应该更加注重社会发展；在促进经济转型的同时，更加促进社会转型，既使得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相互促进，也使得经济转型与社会转型相互促进。

    需要说明的是，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也不是截然不同的，往往是相互关联的，并且有些转型问题既是经济转型也是社会转型，例如城乡协调发展、地区协调发展。由此，一个方面的转型会对另一方面的转型提出需求，也成为另一个方面转型的驱动力。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的驱动力也不同。经济转型更多的是基于市场驱动，而政府是作为指导者、推动者，市场主体（企业、内外投资者、农户和广大消费者）是真正的驱动者，因此需要发挥“两只手”的作用：即无形之手和有形之手。有形之手要帮助无形之手，使无形之手发挥更大的作用。社会转型更多的是基于社会的驱动，而政府作为领导者、推动者，从中国的经验来看，是“政府主导引导、公共财政资助、社会广泛参与、公私合作伙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