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世界经济复苏的脚步，2010年的国际铁矿石市场似乎又重现了2008年前的热闹。新年伊始，必和必拓、力拓和淡水河谷三大铁矿石巨头很默契地提出了铁矿石价格比2009年上涨80-110%的要求，还强烈要求改变已使用了40年的年度长协定价机制，转而采用基于现货市场的短期协议。此言一出，全球钢铁业一片哗然。欧洲钢铁工业联盟已要求欧盟委员会对国际铁矿石市场进行调查，中国、韩国和日本等主要铁矿石进口国的钢铁企业，以及代表全球主要钢铁企业的世界钢铁联盟也强烈反对铁矿石大幅涨价，以及铁矿石定价模式的转变。

    事实上，早在2月末，国际铁矿石现货价格就创下了全球金融危机爆发18个月来的新高，比2009年力拓与日韩敲定的长协矿首发价高出了一倍以上。受此影响，比和必拓等供应商首先大幅提高了铁矿石的临时结算价，并力图变年度定价模式为基于到岸价(包含海运费)的短期协议定价模式。在三大铁矿石巨头的强大谈判能力制约下，已有日本、韩国等国的钢铁企业签署了新的按季度定价的铁矿石采购协议，新财年的铁矿石长协价同比上涨100%至每吨110美元。国内以宝钢为代表的大型钢铁企业虽然强烈反对80-110%的价格涨幅，但已基本默认了铁矿石短期协议定价的新模式。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内钢铁企业获得铁矿石优惠价格的可能愈发渺茫，一贯坐享协议矿价格优势的大型钢铁企业4月内纷纷大幅调高钢价，力图规避铁矿石价格高涨所带来的经营风险。

    如果我们不健忘，类似的定价模式演变和价格急剧波动的故事也发生在近40年来的石油史上。在1960-70年代之前，国际石油市场上的主要参与者是以“七姐妹”为首的国际石油公司。它们借助于在中东等地的石油租让权，实现了从石油生产、加工到销售的完全一体化，长期合同和固定价格是那一时期国际石油市场的最明显特征。国际石油市场上连现货价格都不存在，所谓“标价”只是“七姐妹”们与产油国之间进行利润分配计算的工具而已，完全缺乏市场支撑。国际石油公司在长期合同下，通过自身的产量伸缩来满足市场需要，这一模式维持了数十年之久。

    但肇端于1930年代的墨西哥，风靡于1960-70年代的产油国石油国有化运动终结了长期合同和固定价格。通过国有化和国有石油公司，以欧佩克为代表的石油输出国完全取得了对其石油生产的控制，产油国和石油公司之间的关系从“特许权”模式演变为“产品分成”模式。欧佩克维持并不断提高了石油标价，1970年代将石油标价从1.80美元提高到1974年的11.651美元，再到1978年的14.54美元。提高油价的同时，欧佩克还开始通过卡特尔产量控制影响国际石油市场。

    但随着国际石油公司从原来的纵向一体化企业逐步蜕变为贸易商，国际石油市场的价格稳定性不复存在，不稳定性大大加强。巨大的油价波动和供给的不稳定性催生了规模庞大的现货市场，又由于避险需求的广泛存在而催生了国际石油期货市场。在石油现货市场和期货市场上，油价的波动成了1970年代后各石油进口国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鉴于石油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世界经济困难但仍快速地适应了不稳定的石油市场。

    面对欧佩克国家不断提升的定价能力，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努力想在西方石油消费国之间建立一个能源同盟，以削弱欧佩克的寡头定价能力。虽然遭到法国、日本等盟国的反对，基辛格的能源同盟始终未能实现。但在美国倡议下，1974年11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理事会决定成立国际能源署，表明石油消费国试图通过国际合作增强其市场势力。除此之外，美国等石油进口国还通过提高税率、实现能源多样化等政策改变它们在石油定价中的不利地位。

    但1980年代的油价变化使得石油进口国的任何政策都相形见拙。英国、挪威、墨西哥等非欧佩克产油国产量的迅速增长改变了国际石油市场结构。其中，墨西哥的产量从1972年的每天50万桶增至1983年的270万桶每天，1970年代甫进行开发的北海油田到1983年（英国和挪威）产量就升至每天300万桶，前苏联石油产量也比1973年上升近40%，达到每天1200万桶。这一切都大大削弱了欧佩克的定价能力。

同时，欧佩克标价制度的内在缺陷一方面鼓励了成员国的欺骗和超配额生产，另一方面也呈现出了很强的内在不稳定性。亦即，在油价上涨预期下，现货价格高于欧佩克标价，石油输出国和石油生产商更愿意转向现货市场，以获得高利润；价格下降预期时，国际石油公司和石油消费者又不愿意接受高于现货价格的标价。因此，到1986年，国际油价又大跌至8美元左右，欧佩克标价制度至此崩溃，被迫转向基于期货市场的定价模式。在此后的十余年中，国际油价一直在10-20美元价位徘徊，石油进口国和消费国重又获得了较廉价而稳定的石油供给。

    从消费量来看，在两次石油危机后，美国、欧洲（包括前苏联国家）和日本的石油消费量已出现了长期内下降的趋势。但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包括中国、印度在内的亚太区域石油消费量迅速增长，并在1997年超过欧洲、美国的消费量。进入21世纪后，亚太区域的石油消费继续快速增长，在本世纪的头十年内推动世界石油消费增长率明显超过石油生产增长率，导致了2003年后国际石油价格的猛涨。但在过去的30余年时间内，国际社会似乎已习惯了欧佩克的市场力量和限产行为，即便在2008年7月中旬，国际油价升至147美元的高点，国际社会也默默地接受了这一事实。

    以上是我们观察到的过去四十年中发生在国际石油市场上的故事。我们看到了从长期合同和固定价格向欧佩克标价模式的转变，见证了欧佩克标价模式的崩溃，也目睹了随后长达十余年的稳定价格，以及21世纪以来因需求上涨而重现的油价大幅上涨局面。但现在，类似的故事重又在国际铁矿石市场中上演。

    与石油的故事一样，铁矿石市场同样见证了40余年来的需求结构变化。在新世纪之前，铁矿石市场的国际化程度并不是很高的。除过欧盟、日本和韩国这样的国家和地区外，美国、中国等钢铁大国都主要依赖国内或区域内的铁矿石资源生产钢铁产品。在这些国家内，铁矿石生产商与钢铁企业间的纵向一体化是非常普遍的现象。那么，既然实现了铁矿石生产-消费的纵向一体化，这些国家就不明显受到国际铁矿石市场及其定价的影响。因而，在长达40余年的时间内，铁矿石出口国和进口国之间形成了较稳定的供需配对格局。欧盟、日本和韩国的寡头钢铁企业，与同为寡头的澳大利亚和巴西等地的铁矿石生产商之间形成了双边垄断的市场结构，在此情景下，长期合同因能大幅减弱双边垄断导致的市场不确定性，受到各相关方的青睐，在国际铁矿石市场中稳定运行了40余年。

    但最近十余年中，主要由于中国的需求增长，铁矿石市场的需求重心转移到了中国。中国占全球铁矿石进口量的比重从本世纪初的不足20%大幅增加至2009年超过60%。饥渴的铁矿石需求使中国迅速超过了原来的主要进口国——欧盟、日本和韩国，国际铁矿石市场中的长期合同价格（长协价格）也随之升高。但即便如此，原来的寡头铁矿石生产商仍无法满足旺盛的铁矿石需求。由此，在长期合同之外，铁矿石高价引致了相当数量的中小生产者进入市场，但区别在于，它们与中小钢铁企业间以短期合同和现货价格来结算；而对于无法获得长协价的中小钢铁企业而言，它们也力图向寡头铁矿石生产商支付不同于长协价格的现货价格（基本上要高于长协价），以满足其铁矿石需求。因此，必和必拓、淡水河谷和力托这样的寡头铁矿石生产商拥有两类客户群：其一为向其支付长协价的各国大型钢铁企业，其二为向其支付现货价格的中小钢铁企业（主要来自中国）。

    如此一来，面对现货市场剧烈的价格波动，曾发生在国际石油市场上的定价机制内在不稳定性也出现在国际铁矿石市场上。这就是，在价格上涨预期下，如现货价格高于长协价格，铁矿石生产商更愿意转向现货市场，以获得高利润；而在价格下降预期时，钢铁生产商和贸易商不愿意接受高于现货价格的长协价格，也更愿意转向现货市场，以低价获得铁矿石。结合现实来看，2005年铁矿石长协价上涨71.5%、2006年上涨19%、2007年上涨9.5%、2008年再度大幅上涨79.88%，但由于中国对能获得长协价的企业数量进行严格限制，大量中小钢铁企业只能被迫转向现货市场，推动现货价明显高于长协价。而铁矿石生产商也更乐意向那些支付现货价格的客户供应铁矿石。

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蔓延，2008年下半年伊始，全球经济下滑带动了钢铁需求和铁矿石需求的下滑，铁矿石价格下降预期形成。在此背景下，2009年力拓与日本新日铁公司达成了同比下降33%的长协价，虽然这一降幅遭到中钢协的抵制，但仍然得到事实上的默认和接受。而问题是，2009年的很长时期内，现货价格持续下降并低于长协价，使得大量签署长期合同的大型钢铁企业冒着违约风险，转向现货市场。到此为止，国际铁矿石市场上的供需双方都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原有的长协定价机制，使国际铁矿石市场中长期合同的脆弱性完全暴露了出来，成为2010年铁矿石市场向短期合同定价模式调整的直接推动力。

    与1970年代后的国际油价暴涨类似，近年来我们目睹了国际铁矿石价格的急剧上涨和波动，已有迹象表明，2010年的铁矿石价格涨幅将达到至少80%以上。面对这一局面，在中国两会期间，国内大钢企联名上书要求国家采取强力行政措施进行干预。3月16日，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姚坚表示，中国的利益应在铁矿石谈判中有所体现，主张维护铁矿石长期协议的价格形成机制，并称会在必要时提供贸易手段支持。同日，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发表声明，赞同和支持欧洲钢铁工业联盟对铁矿石生产商欲提价80-90%的强烈反对。

    同时，中国的大型钢铁企业及其组织——中钢协发出了最强的反对声音。早在2月份召开的由工信部委托中国冶金工业规划院举办的会议上，多家大型国有钢铁企业就提议，应设立统一的铁矿石资源采购公司，以实现统一谈判和统一定价。3月18日，中钢协常务副会长罗冰生在中国钢铁产业研讨会上表示，今年将大力整顿进口铁矿石秩序。同时，中钢协也号召国内具有进口铁矿石资质的钢企和贸易商，在接下来的两个月内不从三大矿山进口铁矿石，以抵制其垄断行为。

    但我们不应忘记的是，美国为应对国际油价暴涨和欧佩克的垄断定价能力，主导成立了国际能源署，按照基辛格的说法，“国际能源署是美国能源政策的主要国际支柱。它的中心目的之一，至少是要削弱石油卡特尔的政治和经济权力。”但基辛格也悲观地认为，由于消费国“处于分裂状态”，他努力想在西方石油消费国之间建立的能源同盟，始终无法实现。这种分裂状态不仅仅是在国家之间，也包括各国国内的不同利益集团之间。

    石油如此，铁矿石亦是如此。中国的大型钢铁企业已经多次批评认为，日本钢铁企业不顾其他进口国反对，独自与三大寡头签订长协合同的做法损害了全球钢铁业的利益。但即便在中国国内，我们也听到了太多的争吵声音。其中之一是，代表国有大型钢铁企业的中钢协与代表大型贸易商的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剧烈争吵，互相指责是对方抬高了铁矿石价格。另外，中钢协还与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联手，确定了110余家可享受长协价的钢铁企业和贸易商名单，将其余的中小钢铁企业和贸易商排除在外，引起普遍不满。在此分裂的利益格局下，要建立一个铁矿石消费联盟，或者联合抵制三大寡头生产商，可能性微乎其微。

    但是，1980年代的油价暴跌及其后的油价变化能给予我们多重启示。其一，要改变当前的铁矿石定价格局，最值得期待的是三大寡头外铁矿石产能的明显增加和市场结构的明显变化。要做到这一点，主要依赖于加大铁矿石勘探和开发投资。当前的铁矿石高价会激励有关铁矿石出口国增加产能，扩大未来的铁矿石产量。作为铁矿石进口大国，中国已大量地参与了澳大利亚等国的铁矿石开发活动。但需要强调的是，要改变铁矿石定价格局，需要更多地在中国的海外铁矿石资源并购中，强调破除垄断、增强竞争这一核心目标。为此，中国的海外铁矿石投资应更多关注三大寡头之外的铁矿石勘探和开发活动。

    同时，“七姐妹”在中东的惨淡收场也提醒我们，海外资源投资伴随着极高的风险，资源输出国有很强的政治意愿获得或者确保其寡头地位，而不愿意开放和增强竞争，或者不情愿接受其他的市场垄断者出现。这是中国铁矿石对外投资区位选择和投资方式选择时必须汲取的教训。

    其二，中国如能有效约束钢铁产量，至少会约束或减弱铁矿石价格大幅上涨的不利局面。已有研究显示，1986年前后国际油价的暴跌与以美国为首的主要进口国石油消费政策变化直接相关。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国在1970年代石油危机后，就开始逐步提高石油国内税率，大大降低了单位GDP所消耗的石油量，有效地促使国际石油价格大幅下降。对中国而言，虽然2000年后中国铁矿石消费量和进口量呈现巨幅增长的情形，但钢铁企业生产的粗钢主要用于了国内消费，直至2006年才出现净出口。即便2007年的钢铁净出口达4577.56万吨，仍仅占当年钢铁产量的9.4%。

    但从增量来看，2007年增加铁矿石进口量5679万吨，若以铁矿石平均品味60%计，则中国增加的铁矿石进口量完全用于了钢铁产品的净出口。因此，中国应主要从钢铁净出口着手，通过关税等贸易政策大幅缩减低附加值钢铁的出口，力争达到钢铁自给率95%或者贸易基本平衡的目标。这样，既可以有效降低中国铁矿石需求增长率，有助于增加中国的铁矿石定价权，同时也有助于实现降低能源消耗等其他政策目标。

    其三，国际铁矿石市场价格的再一次稳定将取决于需求的稳定，尤其是中国钢铁需求的稳定。在1980年代，石油供给扩大和需求的相对下滑导致了长时期的油价下跌局面；在整个1990年代，市场供需的稳定促成了国际油价的基本稳定；而进入21世纪后，以中国为代表的高需求增长又带动了国际油价的持续上涨。由此对照，当前铁矿石高价局面与铁矿石需求的快速增长紧密相连，而中国铁矿石进口量的高速增长主要源于快速工业化导致的高钢铁需求。只要中国工业化进程没有基本完成，可以预计，铁矿石价格仍将高位运行。

    而当中国工业化进程基本完成后，如果没有其它国家接替继续中国规模的工业化进程，全球钢铁需求必将趋于稳定和下降，铁矿石价格也将再次回归稳定和下降格局。随之而来的是，如同1990年代发达国家的人们淡忘了石油危机一样，那时的我们也将淡忘掉21世纪头十年中困扰我们的铁矿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