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4月在研究“十一五”问题的时候我曾写过一篇文章，题为“四因素可能导致十一五中期各种矛盾集中爆发”，主要观点是说由于十一五中期美国的资产泡沫可能会破裂，导致中国的外需紧缩，而历经五年的投资周期后，本轮投资的生产能力开始释放，在外需紧缩的情况下就会形成严重的生产过剩，同时由于危机爆发，从发达国家金融市场游离出来的国际资本会剧烈冲击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使中国面临严重的输入型通胀，在国内由于人地矛盾升级也会形成由食品价格所推动的结构型通胀，所以到十一五后期中国经济增长会形成“滞胀”格局，并且可能会引发各种长期积累的矛盾。

    明年将进入“十二五”规划期，现在看，我五年前提出的分析，有些是对的，有些不对，不对的地方主要是没有充分估计到各国政府救市政策的效应，包括我国政府救市政策的效应对危机爆发的对冲性影响，但是现在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各国政府，也包括我国政府所实施的救市措施，都不是从根本上消除危机的措施，而是用拖延危机的办法将危机的爆发时间后移，这种办法可能争取到解决矛盾的时间与空间，但也可能使矛盾累积得更多、更严重。所以，在国际，“十二五”时期是危机的再度爆发期，而且会比2007～2009年期间爆发的更严重，在国内，则可能是生产过剩矛盾的首次爆发期，并将危险集中到金融领域。

    中国经济已经经历了连续30年的高速增长，长期以来已经积累了各种结构性矛盾，许多矛盾由于趋于尖锐，已经成为了后续经济增长的严重桎梏，因为利益关系纠结，许多重要的调整与改革已经难以推动。而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与体制改革，历来是由大的危机推动的，因此“十二五”期间所面临的危机，可能是推动中国进行大的体制与经济结构调整的最好动力，因为不调整经济就会崩溃，所有既得利益都会化为乌有，而在中国经济内部仍然蕴含着强烈的需求增长机制，通过调整就可以释放出来，并足以消除国内的生产过剩，足以对冲掉外部的需求萎缩，因此结构调整就是应对危机的最好办法。

    所以，“无危机则无以促进调整，无调整则无以应对危机”，我认为这应该成为“十二五”的主题。

    一、“十二五”期间国际经济危机将再度爆发

    传统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由物质产品的生产过剩引起，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但是美国所爆发的这场次债危机，却不是典型的传统经济危机，因为不论是商品还是资本，在今天的美国都不是过剩，而是严重不足，卖不出去和价格暴跌的是金融商品，所以这种由金融商品供给过剩的资本主义金融－经济危机，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上还是第一次，也标志着世界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这个历史新阶段，资本的运动方式与周期、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形式都已经具有新的形式，应该已经不是传统的繁荣、危机、萧条、复苏这四个阶段了，即使是也应该很不一样。我们已经鉴证了危机的爆发，但是由于美国政府及欧盟与日本政府的救市政策，这场危机的爆发过程被拖延了，但是导致危机爆发的根源并没有消除，不仅没有消除，反而是更加严重，即在危机爆发后累积的金融坏帐不是减少了，而是更多了，所以我猜想，这场危机的爆发过程，有可能将取反复爆发的形式，至少次债危机爆发以来被暂时冻结的金融坏帐到了冻结期满而必须清算的时候，就又会有一大批金融机构要倒闭，危机所导致的二次探底就会出现，而这个时期应该就是在2011年以后。如果2007年爆发的次债危机是到了两年后的2009年最严重，则由美国金融危机再度爆发所导致的中国外部需求的严重紧缩，就应该是出现在“十二五”中期。

    发生在世界资本主义新阶段的新形态危机最终将如何收场，由于没有前车之鉴现在谁也不知道。从日本走出资产泡沫破灭的过程看，日本是在长达15年的时间里用本国物质生产企业所创造的利润和居民储蓄，一年年、一点点地填平了资产泡沫破灭所造成的金融坏帐，而在今天的美国，由于国内物质生产与企业和居民储蓄都严重不足，就没有了这个填补金融坏帐的来源，这样就堵死了处理有毒资产的出口，也使得走出危机的时间遥遥无期。

    金融危机也是“资产负债表式危机”，就是由于资产严重缩水导致负债无法偿还，迫使金融机构倒闭。美国要想从危机中走出来除了找到还债的资金来源这条路，还可以从提升资产价值以及出售这些资产来还债入手，由于美国的“新经济”概念和房地产概念先后都“臭了街”，提升原有资产的价值恐怕已经很难了，美国就得想办法创造出新的金融资产增长点。现在看，美国是想依托低碳经济制造出一个新的金融衍生品，但是恐怕已经落了空，因为欧盟和发展中国家都不配合，美国就别想用新的金融衍生品从世界其他国家手中换钱。

所以，美国走出这场金融危机的道路必然艰难又漫长，世界经济受其牵累也必然会在低迷中徘徊很长时间，新全球化的过程由此而被中断，世界经济随美国经济再度探底可能就发生在未来3年。因此“十二五”中期中国经济将进入到一个新的外需紧缩期。

    二、“十二五”中期会形成更大的生产过剩，危险集中在金融体系

    自2008年下半年以来，中国政府能够引导中国经济率先反弹，主要是靠了两条措施，一是以投资需求的剧烈扩张来对冲出口需求的急剧萎缩，所以投资在去年经济增长中的需求贡献超过了85％；第二是靠接近10万亿元的信贷大投放。而这两个宏观调控措施又都是基于一个制度性机制，即国有经济的平台，包括中央的4万亿元投资刺激计划，和以地方政府为投资平台的6万亿元投资贷款。因为非国有经济在危机爆发后都在进行投资收缩，中央与地方政府不出手就不可能形成足够的投资需求扩张。由此，非国有经济投资比重就从2003～2007年平均的70％以上，变成了去年与国有投资的“倒三七”比重。

    但是，在次债危机爆发前，中国经济已经形成了生产过剩的背景，在这样的背景下继续加大投资，虽然可以在一段时间内依靠新一轮的投资扩张拉动增长，但是到了产能释放期，原有的生产过剩矛盾不仅不会缓和，反而是更加激化了。比如，现在认为中国5亿吨钢的产量已经过剩，但是产能已经达到7亿吨，而且还有5千万吨能力在建设中。

    由于这一轮生产能力的扩张中改、扩建项目上的比较多，投资周期可能会比较短，如果是3年的周期，并且今、明两年的投资增长率只有15％，从2009～2011年的投资总规模也在76万亿元以上，即这三年的投资规模比2003～2008年这六年的投资规模还要大出15％，所形成的产能规模之大可想而知。由于新的产能释放期应该是在十二五中期，即在2012、2013年，这可能正是由于美国金融危机再度爆发，引起我国外需也再度严重萎缩的时期，因此可能又是一个“内外需紧缩双碰头”。

    我在文章一开始曾指出，如果在“十二五”中期中国的生产过剩矛盾再度趋于尖锐，危险可能会集中到金融层面，就是因为在这次的投资扩张中使用了大量的银行贷款，例如“高铁”的全部投资要2·7万亿元，但是由政府拿出的项目资本金只有4千亿元，85％是靠贷款。由于去年为了刺激经济复苏，许多项目上马甚至允许资本金为“0”，而大量以地方政府平台为主题建设的项目，本来就是由于产能过剩和环保等其他问题，原来在“十一五”规划时未获批准的项目，现在又拿出来做，而且允许这些项目大量使用贷款，到了项目投产时由于没有市场需求，就难以形成还本付息能力。这种明知大批项目还款能力有问题还大量提供贷款的情况，就是中国式“次贷危机”的隐患。

    如果在2009～2011年这三年76万亿元的总投资中有一半是用贷款，有假设其中的15％会发生问题，三年后中国的银行体系就会发生5·7万亿元的坏帐。参考我所听到的各种意见，这一轮投资会出现15％的坏帐率已经是比较保守的估计，但是要知道，直到去年底我国银行体系的所有资本金按资本充足率8％计算，也就在5·5万亿元左右，今明两年即使每年能增长20％，也不到8万亿元，如果要出现5·7万亿元的银行坏帐，按照“巴赛尔银行协定”，中国的贷款规模就必须收缩70％。中国的银行近年来经过上市改造，还引进了国际股东，不按规则办事恐怕会有些过不去，即便能够通融，至少在下次危机当中已经失去了继续利用银行体系创造需求的大部分能力，而金融危机的爆发，又会使生产过剩矛盾更趋严重，这个机理，与美国由次债危机而演变成经济危机的道理是一样的。

    由于中央的4万亿元投资已经使国家级的基础设施建设有过剩之嫌，如果危机再来，国家级建设项目就很难继续大幅度增加，国家自去年以来紧锣密鼓地批准了大批地方政府的规划，而且还有大量规划在审批中，这些地方政府规划在获批后，也提出从数万亿元到十数万亿元的投资计划，恐怕就是国家在为即将到来的投资需求不足未雨绸缪，是“依靠投资保增长”思路的延续。但是，通过地方政府项目投资拉动增长的设想，投资来源与生产过剩这两个矛盾都没有解决，在实施中就会产生巨大阻碍。

    在改革开放30年中，中国还没有经历过真正意义上的危机，虽然也有过几次波动，但是始终保持了经济增长的连续性。自“六五”计划以来，五年计划与规划的内容都是以改革、开放与发展的要求为主题，还没有一个规划是以反危机为主题，次债危机爆发后到去年中国与世界经济走出低谷，许多人认为危机已经过去了，认为“十二五”将进入到一个新的经济高增长期，甚至有“新黄金十年”的说法，这些认识我认为都太乐观了。由于国内外的危机都只是被拖延，不是被消除，原有的矛盾自危机爆发以来累积得更严重，如果危机再度来袭，爆发的程度就会比2007年以来更严重。因此，“十二五”的主题可能不是继续谋发展，而是“反危机”，是利用危机提供的压力，对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和长期累积的结构性矛盾进行调整。

    三、以城市化为中心的结构调整，是应对危机的最有效办法

    自2008年下半年以来，把调整作为主题似乎正在形成共识，但是在我看来，目前大家心中所想的调整并不是一个内容，是想用调整来解决各个经济领域存在的难题，这倒也说明了一个现状，即目前在各个经济领域已经累积了太多的尖锐矛盾，但是调整的主题不能分散，而是要抓主要矛盾，才能纲举目张。

    在当前什么是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就是由于需求不足所形成的生产过剩，在国际经济危机爆发后由于外需紧缩，国内的过剩矛盾更加突出，依靠增加投资来扩大需求的办法之所以走不远，就是因为投资增长的最终结果是扩大供给，所以扩大投资不是在解决矛盾，而是在累积矛盾。

    我在以前的文章中已经反复强调，导致过剩矛盾的原因是居民分配差距不断拉大，而拉开分配差距的原因，可分成贫富差距与城乡差距两方面，而在这两方面原因中，城乡差距是大头，所以要首先抓住解决城乡差距这个主要矛盾。

    城乡差距矛盾的形成原因是由于在改革前与改革后的60年中，由于不同原因使中国政府始终采取了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的发展战略，所以解决城乡差距就是要从发展战略的层面入手，在未来20年时间里创造出一个城市化高潮。

这个战略转变并不仅仅是让农民进城这么简单的事，而是涉及到许多方面的重大体制和发展方向的调整。

    第一，如果设想到2030年中国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的时候，城市化率也上升到90％这个发达国家的一般水平，就意味着在未来20年内每年将有4千万个农民、1千万个农村家庭进城转换身份成市民，这样多的农民进城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住宅，由于刚进城的农民收入低，只能住廉租屋，否则就会形成贫民窟，就需要各级政府拿地出来，这就触到了“土地财政”这个病根，这个病根不除掉，各地方政府就不会有积极性推动城市化，而要想除掉这个病根，就必须从改革现有“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入手，如此才能解除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而改革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又涉及到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调整，这一系列利益关系的调整都不是小动作。

    第二，由于近年来城市土地迅猛升值，农民早已经知道了土地的价值，因此大批长期进城务工的农民已经不愿意用土地换城市户口，怎样给进城农民以利益，为他们提供住宅、社保、就业、教育等保障，让他们愿意放弃承包田与宅基地，这些问题不解决，推动城市化也是空话。进城农民所放弃的农村土地应当怎样结合“新土改”在农村流转，也是必须同步考虑的大问题。

    第三，目前城市居民的住房制度，还是在延续1998年以来的商品化房改方向，如果大量农民进城，由于在十年内城市人口就可能翻番，住廉租屋的来自农村的新市民很快就会超过城市人口的一半，“二次房改”不改也得改，越早越有利于城市化进程，所以，政府如果真想要城市化，就得赶快进行二次房改，即一部分中低收入居民住政府提供的廉租屋与公房，另一部分中高收入居民住购买的商品房。

    第四，由于中国的人地矛盾日趋尖锐，中国只能走大城市化与大都市圈的道路，由于中国能部署大都市圈的平原面积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带，所以中国城市化的推进，肯定只能是在东部地带大规模展开。而目前已经提出的城市化政策指向，却是把人口引向中、西部的小城镇，这种政策最终恐怕是只有城市化的口号而没有城市化的结果。如果是搞大都市圈、大城市群，就必须根据都市圈的发展规律搞好规划，但是现在还没有这样的规划，已经批出的十几个国家级地方规划，也不是以城市化为导向的，这样问题就很大。所以要赶快作好一个有关未来20年中国城市化的空间布局规划。

    我在以前的文章曾粗略计算过，按照2003～2007年城市人口增加与投资增长的比例推算，在未来十年增加4亿城市人口，可增加220万亿元左右的总投资，可增加年均10万亿元的消费额，而我国2008年达到出口峰值时也就是10万亿元的出口额。所以，只有启动城市化才能创造出巨大内需，假使外需全部损失掉中国也不怕。从这个意义上，在“十二五”中期危机再度爆发后，说“只有城市化才能救中国”一点也不过分，但是正如上面所说的，要推动城市化就必须解决好工农关系、城乡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等等，必须改革财政体制、住房体制、社保体制以及大都市圈还是小城镇等城市化取向等重大问题，如此就形成了以城市化为中心带动改革与发展战略全面调整的格局。所以，城市化这个主题不仅应该是“十二五”的主题，而且必将成为未来20年中国发展的主题，“十二五”就是开题阶段。

 

                                   2010年5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