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美国和欧洲、日本的经济问题已经不可能出现“第二波金融危机”或“二次触底”。美国和欧洲、日本有足够的能力控制经济恶化，虽然复苏的速度不会太快，也会出现小的波动。只是消费需求必然减小，中国对美国和欧洲、日本出口增长速度会有所降低。

    2，以美国、欧盟为代表的发达国家通过在全世界范围内输出美元以及以美元计价的金融衍生工具和欧元，在世界财富分配中从其他国家（主要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攫取了巨额铸币税利益。金融危机的发生使得美国、欧盟通过金融衍生工具攫取世界财富的能力受到损害，但通过发行美元和欧元获取世界财富的手段依然强大，有一定经济实力的新兴国家已经开始努力摆脱美元和欧元以维护本国利益。但是，尽管趋势明显，实现目标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

    3，亚洲、非洲、中东、南美洲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对美国和欧洲的依赖程度已经并将更加出现减弱的趋势。特别是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和欧洲发达国家货币贬值、流动性紧缩，流入发展中国家的资金大幅度减少。而这些发展中国家所拥有的矿产资源成为他们最强大的经济增长动力。

    结论：前30年，中国依靠美国和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的需求支撑了出口导向的发展。今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国将面临又一个良好的世界经济环境：虽然发达国家的需求增长速度降低，但发展中国家的以开发矿产资源和建设基础设施的需求与中国过剩的资金（包括外汇和人民币）和基础设施建设产能相结合，可以推动发展中国家和中国共同分享双方高速发展的成果。同时，人民币国际化将迈出重大步伐，将成为相当数量世界贸易的计价手段、支付手段、结算手段，也将会成为相当数量的私人、企业和政府的储备。

    1，由于美国和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外部需求，中国的产能输出比重很大，使得国内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长期被忽视。只是世界金融危机导致发达国家对中国商品的需求骤然减少才使我们看到居民消费需求不足早已经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最主要的国内因素。

    2，统计数据证明：在过去的近20年里，居民消费率在经济过热和过冷的不同阶段均持续下降。也就是说，居民消费率下降与经济形势的冷热周期无关，因此，仅仅依靠政府反经济周期宏观调控措施是不可能提高居民消费率的。

    3，市场经济本身会刺激效率的提高，也必然会牺牲公平。全世界市场经济国家无一例外地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呈现出居民收入差距日趋扩大的趋势（中国基尼系数已从80年代初期的0.2左右扩大到0.47左右）。而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的存在就必然促使居民消费率持续下降。

    4，腐败和垄断加剧了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消除腐败和垄断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弱或遏制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势头，但许多市场经济国家较少腐败也较少垄断而居民收入差距扩大趋势不减。把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仅仅归咎于腐败和垄断是不符合实际的，因此也是不全面的。

    5，政府，也只有政府，是唯一有能力控制居民收入差距扩大趋势的市场主体。通过在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采取必要措施把居民收入差距控制在适当的水平或者在实际差距超过适当水平时缩小差距使其恢复到适当水平就是政府维持经济可持续发展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职责。由于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而导致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必定是政府的失职。

结论：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时间不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体系尚未形成，我们对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导致居民消费率下降的趋势、原因和影响的认识尚不深刻。通过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验和教训，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我国政府有足够的资源和能力，制订正确的战略，推进必要的改革，实施正确的政策，把居民收入差距逐步恢复到适当的水平保持市场经济长期持续快速发展。

在十年左右的时间内，全世界经济格局将发生重大变化。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由于金融和技术的优势仍然占据世界经济的主体地位，但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将占据世界经济总量的份额将有较大增长，以人民币为代表的若干新兴国家货币也将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开始占据一定的份额。

    1，制订居民收入增长规划增加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相应减少政府和企业比重）。由政府有关部门发布官方的基尼系数统计指标，并纳入国民经济计划和政府考核指标。重点是更快地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确立在一定期限内将基尼系数从0.47左右降低到0.3-0.35的目标。

    2，制订在一段较长的时期内维持通货膨胀率在5%-6%区间的规划，同时取消3%以下低通货膨胀率的目标。我们应该看到：通货膨胀率的高低并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国内问题。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的通货膨胀率总是伴随着世界财富的分配。我国和美国在十年左右的时间里都实现了低通货膨胀率的目标。美国实现低通货膨胀率的主要原因之一是通过发行只有印刷成本的美元购买了大量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的低价商品（一些美国人还借此谴责中国向美国输出通货紧缩）。但是，我国实现低通货膨胀率却是付出了远低于市场稀缺性的资源价格，比如：不体现劳动力成本的劳动力价格（缺失合理的社会保障体系及最低工资制度）、不体现资源稀缺性的低价资源（煤、电、油、水、土地等等）、本应由企业承担而企业没有承担转为社会承担的环境污染（空气、湖泊、江河、海洋、土壤等）治理成本，等等。还包括长期低于市场价格的人民币汇率，等等。只有保持一定时期的温和通货膨胀率，才可以通过较快地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以提高居民消费率增加内需中消费的比重。如果我们追求名义上的低通货膨胀率，就捆住了政府的手脚，就没有较快地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政策空间。

    3，较快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的主要措施：（1）在一段较长的时期内，以高于通货膨胀率的速度提高最低工资水平。（2）在一段较长的时期内，以高于通货膨胀率的速度提高个人所得税的扣除标准。（3）将个体工商业户增值税和营业税的起征点从每月5000元提高到10000元。（4）最重要的，在一段较长的时期内，逐年提高国家的农产品收购价格。

    4，1994年实施的税制改革在方案设计上确定的原则之一是在政府和企业、居民分配关系上保持原总体税负水平不变。这个税负水平延续了计划经济时期的国家与企业分配格局，是不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当时没有也不可能按照市场经济要求的税负水平来设计，否则，财政无法承受。国民经济发展提供了税源，税务机关实施的金税工程等强化征收管理的措施大大减少了税收收入的流失，虽然多年来税负水平有升有降，但总体上呈现了降低趋势。尽管如此，政府收入占GDP比重一直在大幅度上升，从12%已经提高到20%以上（如果计算政府其他收入，目前政府收入比重早已超过30%）政府应该也可能继续实施“结构性减税”方针，坚持若干年，使我国税负水平达到与市场经济国家基本相当的水平。其中，最重要的改革是将营业税改为增值税。这个举措可以进一步降低劳务的税负水平以提高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比重，还可以进一步降低增值税税负水平。由于这项改革调整的利益关系很复杂，目前不具备设计1994年那样搞一个总体方案，一次性出台的主客观条件。但是可以选择若干行业逐步推进，先解决营业税中收入不大的税目，最后再解决建筑业等主要税目。

    5，1994年实施的分税制确定中央收入比重一次性提高到55%，然后通过中央从增量中多拿一块的办法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争取在五年内将中央比重提高到60%。由于国税系统垂直管理，中央税的管理比改革前大大强化，又通过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分配比例的调整等措施增加了中央的份额，实施15年来中央收入比重早已超过60%，地方政府对中央转移支付的依赖程度超过40%。一些落后地方尤甚。中央政府不能如此依赖转移支付来调节地方收入，一方面从落后地方拿很多，又转移支付很多。这不仅是影响效率，增加中央部门审批权的问题。而是损害了中央地方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在现行分税制格局不能大动的前提下，建议在若干共享税（比如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中缩小中央分成比例，逐步将中央地方收入比重恢复到60%和40%。

    6，在1994年税制改革中，由于我们缺乏对市场经济税收理论的研究，在设计新税制时没有考虑一个重要的税收原则：税收收入与税源的一致性。这个缺陷在新税制实施十几年里表现出越来越大的负面影响。我国税收出现了一个地方发展经济创造的税源所形成的税收被另外一个并没有创造这项税源的地方征收了。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西气东输。按照现行税制，几千公里运输的营业税全部由公司所在地上海征收了，沿途十几个省区，为西气东输投入大量资源，却不能获得在该省区的税源所产生的税收收入。据不完全调查，由于税收与税源的背离，许多地方政府收入减少20%左右。按照市场经济国家税收理论、税制设计和税收立法原则，任何税收首先在创造这项税收的税源地（美国是各州，欧盟是各成员国，印度、巴西、阿根廷等是各邦、省等地方政府）之间分配，然后才在中央地方之间分配，最后才是中央政府进行转移支付。我国税制的这个重大缺陷已经引起各地方政府的关注。全国人大在通过《企业所得税法》时责成国务院制定解决由于企业总部集中缴纳企业所得税时形成的原归属于分支机构所在地税收的转移。虽然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的办法并不能令人满意，但这毕竟是我国立法机关第一次实际上贯彻了税收与税源一致性的原则，是我国税制建设历史上的里程碑式的进步。我国应该在一段不太长的时期内，逐步在占全部税收收入90%的各个税种中按照税收与税源一致性原则修订现行税制。从政治角度看，这个问题实质上是个民主制度问题，即：地方政府之间是平等的，中央政府（全国人大、国务院）的税收立法不能赋予一个地方政府权力去收取另一个地方政府所创造的税源所形成的税收。如果这个问题逐步得到解决，中西部地方政府的税收收入会相应增加，东部地区也可以减少向中央的上缴，从而在解决地方政府之间税收问题的同时也在相当程度上解决了中央与地方的税收问题。

    7，我国有大量过剩的外汇储备，大部分用于购买美元资产，特别是购买美国国债。可以肯定地说，从账面价值看，美元资产可以保值，但美元贬值是美国既定国策，我国美元资产的实际价值必然由于美元贬值而受损。我国还有大量闲置的人民币资金（商业银行存款没有贷款需求）目前，许多发展中国家有丰富的自然矿产资源可以开发，基础设施需要建设，短缺的是资金和生产能力。而我国恰恰有过剩的资金（包括外汇和人民币）和过剩的开发矿业、基础设施建设能力。目前，商业银行有许多境外贷款项目，可以提高外汇或人民币资金的回报率，同时带动中国过剩的产能出口。这是历史机遇。但是，现行政策规定，商业银行用人民币掉期从外汇管理局取得外汇要逐项审批，而闲置的人民币则不得对境外贷款。如果国家安排几千亿外汇（5000亿美元才占20%外汇总量）允许商业银行用人民币掉期用于对外贷款，同时允许商业银行将一定比例的存款用于对境外贷款（目前仅允许开发银行700亿人民币的境外贷款），在经济上会收到“一箭五雕”的效果：大幅度提高外汇和人民币的回报率；减少购买美元资产的美元贬值风险；带动我国过剩产能出口；回收或减少国内人民币流动性，降低通货膨胀预期；获得我国缺乏的矿产资源的供应支持国民经济长期稳定发展。在国际政治、外交上可以和发展中国家共享经济发展成果，推动“和谐世界”建设。

    8，从上个世纪40年代至今，美国已经从商品输出国、资本输出国转化为商品输入国、资金输入国。作为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获取世界财富的手段已经从商品输出、资本输出转化为货币输出。人民币国际化是一条十分困难、十分复杂的过程。但是，人民币国际化是我国发展的必由之路。我国人民币国际化也有我国独特的优势。首先是我国经济发展持续稳定，在市场经济中，发展比较快的经济体的货币币值一定相对发展比较慢的经济体的货币币值呈现上升趋势，因此，人民币在国际上有良好的信用和升值预期。第二，我国香港特区政府的港币已经是国际化的货币，只是由于香港经济规模不大，港币难以成为其他国家居民、企业和政府的计价手段、支付手段、结算手段和储备。如果港币能够改变与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制度为与人民币挂钩的联系汇率制度并且在人民币和港币之间实施某种有控制的兑换制度，就在事实上使港币成为“国际化的人民币”从而使港币增加“人民币国际化桥梁”的功能。既可以支撑香港经济继续繁荣三十年，又可以减少人民币国际化的风险，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内地与香港共同发展。

    9，关于房地产税收政策。目前，对“物业税”或“房产税”，政府有关文件和学者都发表了很多意见。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无论如何都不能实施所谓旨在“压低房价”的物业税或房产税。理由如下：首先，一个国家的税制和这个国家的发达程度密切相关。发达程度低的国家只能以流转税为主体，随着发达程度提高，所得税比重逐步提高，但全世界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可以实施高额财产税的。借鉴个别国家高额房产税就认为中国可以复制，是脱离中国实际的；其次，在我国社会矛盾比较多时期，政府应该也可以对商业活动直接征税，不宜对广大居民直接征税。农业税的废除已经从正面提供了经验。对农村土地的征用和城市居民住宅的征用拆迁已经引发了大量社会矛盾，如果我们对所谓高档住房长期征收高额房产税，在我国目前房屋产权关系如此复杂的情况下必然诱发政府与居民长期的矛盾，使政府长期与相当数量的居民处于矛盾可能激化的关系。这绝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对高档住房政府应该也可以征收相当数额的税收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需求并为政府为低收入群体提供保障性住房提供财政资源。但是，唯一可以实施的，符合我国国情的税收制度是允许地方政府对高档住房（包括二手房）征收适当额度的一次性消费税。这样，销售者（开发商或二手房产主）和购买者可以在价格上一次性交易成功。政府只要监管房产证就可以完成征税过程而不是永远处于与房产主的征收高额税款的矛盾之中。

    2010年6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