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1日和6月2日，世界贸易组织（WTO）对中国进行第三次贸易政策审议。日内瓦的WTO总部新建的圆形会议室内座无虚席，拥有153个成员的WTO正对全球第二大贸易国进行审议，欧、美、墨西哥等各成员关注我经济发展相关政策并提出了1508个问题。这确实如各界所言是对中国的一次“大考”。
    贸易政策审议是WTO对所有成员适用的一个永久性定期机制，旨在增加成员政策的透明度，促进成员间交流和相互理解，最终促进和完善多边贸易体系。贸易额前4位成员，每2年进行一次审议。中国自2005年开始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因此从2006年开始，WTO每两年对中国进行常规性政策审议，今年的审议是第三次审议，也是中国在入世后经过了8次年度过渡性审议后的第一次全面审议。从三次情况看，除了贸易政策的透明度外，每次关注的重点也在发生变化。如果说前两次更侧重于鼓励中国融入全球贸易体系、关注中国履行入世承诺情况，那么此次审议已经是中国完成入世承诺后的第一次全面审议，也是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之后的首次公开亮相，各方关注焦点进入纵深领域，对中国要求和期待更高，利益背后的博弈正式开始，贸易政策审议已经并将继续成为中国贸易气候的晴雨表、贸易环境的风向标、贸易规则的信号灯。
    中国入世10年，因为开放创造了巨大的竞争力。作为第一大出口国，中国的一举一动都会引起各国的关注；而中国的巨大市场潜力，自然吸引着各国政府和企业的目光。除了宏观政策走向、贸易政策体制、机构建设和法律框架外，自主创新、政府采购、原材料限制、人民币汇率，这些美欧各国在双边层面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甚至是多边谈判乃至WTO争端解决机制中已经提出的争议，仍然会以不同的方式在审议中得到体现。而WTO作为一个国际组织，其秘书处在与中国充分沟通后会以相对独立乃至隐含政治妥协的立场来全面审视中国的政策，并以传统市场经济教科书的理念进行政策分析和政策建议。很自然，其观点一方面会在各成员国中得到一定的共鸣，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受到美、欧等成员国的质疑。通读秘书处的报告，我们能够找到这样的例证。这对中国来说，一是提供了独特的视角，二是存在善意的警醒乃至规劝，如国企和市场、税制的成本收益分析、农业政策的困境等。当然，值得注意的，除印度等国外，人民币汇率问题并没有被过多的提及，这也反映了WTO乃至部分成员国对此问题的高度审慎态度。
    贸易政策审议对我们颇有启示。在全球化时代，已经很难有闭门造车的政策制定和决策过程。相互依存而利益仍分轻重，边界模糊但国别依旧清晰。中国在深度融入国际社会后的利益已经多样化，并散落在世界的每个角落；中国自身结构调整、经济转型以及地方GDP冲动均要求中国中央政府提高政策刚性和可执行性，政府各部门绩效的差异和协调不够也造成了贸易政策、产业政策乃至发展政策的目标不同，贸易政策在相关政策缺失的情况下承载了太多的功能，自然成为各国关注的重点和质疑的焦点，其最终效果也往往事与愿违，如资源税的姗姗来迟，引资优惠、劳动力报酬偏低带来的要素价格扭曲，早已超出了贸易政策本身的范围。保护的种子已经拨撒在字里行间。
相对于二战后不久的日本、韩国，中国在当前全球化时代的内外环境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开放型经济格局下，中国政府政策运作的空间已经十分有限，需要智慧和技巧。公共政策需要权衡利弊，需要统筹协调。政策制定过程需要伴随内外条件约束分析、规则过滤、过程公正、惯例借鉴和确保结果导向，也需要国内外的互动过程。
    贸易政策审议带给我们最大的启示，还是全球化时代中国公共政策的最终制定，即从基本理念、价值取向、政策目标、决策过程到实际效果。中国国务院需要参照中国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等机构成立中国公共政策协调委员会，由兼具国际视野和国情意识的专家组成，一是为总理提出公共政策建议，二是增强政策制定的前瞻性和有效性，三是审查相关部门出台政策的合规性，四是防止部门利益绑架国家利益。国家战略最终体现在细节的落实，如国家创新战略。公共政策是政府工作的核心，我们需要做到攻防兼备，主动超前，避免雷声大、雨点小，或者“只闻楼板响，不见人下来”。
（作者供职于商务部，本文仅代表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