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就是关于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活动及其规律性的科学。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的活动在根本上来源于社会的分工与合作关系，并随着社会的分工与合作关系的发展而发展。虽然，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只是人类全部活动的内容之一，但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社会的分工与合作关系越来越复杂化和多样化，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的活动规模越来庞大，所涉及的社会外延来越来广泛而全面，所涉及的社会内涵来越来越深入而细化，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在人类全部活动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这就必然导致关于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之科学的“经济学”，不断向社会科学各领域的全面扩张。

人际交往是指人与人的相互作用与相互影响，具体地讲就是人与人相互提供产品或服务。为了生存与发展，人与人之间除了需要进行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外，还需要进行各种非商品的生产与交往。所谓非商品，就是指那些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暂不具备进行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基本条件的事物。商品交换可以看作是人际交往的特殊形式，这两者各有不同特点，分别反映了人际间的不同影响方式和作用方式，适用于不同交往场合。

商品交换与非商品交换各具有不同的特点，其中，非商品交换活动一般适用于需求内容复杂而多变，具有较强的个性特征、不容易形成规模性生产的事物，适用于那些交往次数多但交往内容又非常繁琐的人际之间，适用于需求量小而且又不容易确定的事物；而商品交换活动一般适用于需求内容简单而稳定，而且具有较强的共性特征、容易形成规模性生产的事物，适用于那些交往次数少但交往内容又非常单一的人际之间，适用于需求量大而且又容易确定的事物。商品与非商品没有明显的界限，它们往往随着商品市场的变化而变化，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发展而发展。从广义的角度来看，商品交换是人际交往的特殊表现形式，是人际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社会生产力水平非常低下的时期，商品的功能特性非常有限，它们只能满足人们低层次的生活需要，特别是物质方面的生活需要，商品消费在整个人类的生活消费中只占较少的比重。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商品所具有的功能越来越强大，并不断向心理功能、精神功能和社会功能进行扩展和渗透，从而使商品逐渐向高层次发展，它们不仅能满足人们低层次的物质生活需要，而且还能满足人们高层次的精神生活需要，越来越多的精神类产品转化为商品，而且商品具有越来越强大的精神功能和心理功能，越来越朝着人的情感领域进行扩展与渗透，商品交换的具体内容也越来越朝着精神交流、情感沟通的领域发展。而且，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非商品开始具备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基本条件，越来越多的非商品将逐渐被商品所取代，从而使非商品的价值规模在整个社会事物的价值规模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小，使商品交换的价值规模在人际交往的价值规模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高。

显然，社会发展的最终结果是：所有的人际交往的具体内容都将转化为商品，商品交换将会成为人际交往的全部内容，人类生存与发展所需要的所有事物（包括精神类事物）都可以转化为商品。

传统的观点认为，只有经济领域能够创造财富，而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只是进行价值的消费，只能为经济领域的价值创造过程构筑必要的社会环境。事实上，经济领域只是直接创造财富的社会生产领域，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是间接创造财富的社会生产领域，它们都属于广义的社会生产领域，它们分别以不同的方式来创造财富，相互之间在着严密的内在逻辑关系。政治是一种特殊经济形式，文化又是一种特殊的政治形式。归纳起来可以总结为三句话：经济就是关于价值资源的配置，政治就是关于价值资源配置的规则，文化就是关于价值资源配置规则的规则。

经济是以价值增值为直接目的，实现对于价值资源在各个生产要素之间的有效配置。经济以市场需求为导向，通过调整和控制各种生产要素（生产资料、劳动力和科学技术等要素）的直接配置情况，以达到财富的价值增值的目的。经济领域所增值的财富通常也是按照参与该生产过程的生产要素的价值量比例来进行分配的，它实际上只是实现了新增社会财富的第一次分配。

经济通常是以经济行为的主体（主要是集体和个人）自身的利益最大化为客观目标，而不是以整个社会、整个民族的利益最大化为客观目标，因此经济行为的价值效应通常具有局限性、短期性、低价值层次性等特点。它是主体实施对各个生产要素的发展状态的控制，即“位移控制”

政治是以各个生产要素的可持续发展为直接目的，实现对于各个生产要素的配置规则。政治以权力对比为导向，通过调整和控制各种生产要素的配置规则，以缓解社会矛盾，降低社会内耗，协调各方关系，平衡各方利益，以调动各阶级、各民族、各团体的积极性，充分利用有限资源，以达到财富的价值增值的目的，以间接的形式创造财富。政治领域对于财富的间接作用所产生的增值量，通常是按照各种政治主体对于各种生产要素配置规则的影响权数（即权力大小）来进行分配的，它实际上实现了新增社会财富的第二次分配。

生产要素的配置规则主要包括：劳动力的配置规则，如劳动法、未成年人保护法、义务教育法等；自然资源的配置规则，如矿产资源法、森林法资源、水法、国土资源法等；知识产品的配置规则，如知识产权保护法、专利法、著作权法等；危险及有害产品的限制规则，如药品管理法、化学危险品安全管理条例等；人员健康安全性规则，如食品卫生法、国境卫生检疫法等；生产过程的限制规则，如环境保护法、安全生产法等；协调利益和解决矛盾的刑法、民法通则、婚姻法、合同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还有各种条例、法规和规章等。此外，还需要建立为创立、实施、监督和评价各种经济规则的组织机构以及相应的法律法规，如兵役法、国家赔偿法、行政诉讼法、组织法等。

政治通常是以政治行为的主体（主要是集体或阶级）自身的利益最大化为客观目标，而不是以整个民族或整个人类的利益最大化为客观目标，因此政治行为的价值效应相对于经济行为具有较大的全局性、长期性和高价值层次性等特点，但相对于文化行为具有较大的局限性、短期性和低价值层次性等特点。它是实施对各个生产要素的发展速度的控制，即“速度控制”

总之，所有政治事物的根本目的在于决定和控制各种生产要素的配置规则。显然，生产要素的不同配置规则将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不同社会阶层、不同行业、不同性别、不同民族、不同年龄、不同文化层次、不同地域的人们之间的利益分配比例，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和制约着社会各种矛盾的现实状态和发展方向，也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整个社会的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低层次物质利益和高层次精神利益等方面的关系，它能够间接地改变社会财富的增长速度，因而是一种广义的社会生产领域。政治领域对于财富的间接作用所产生的增值量，通常是按照各种政治主体对于各种生产要素配置规则的影响权数（即权力大小）来进行分配的，它实际上实现了社会财富的第二次分配。

文化是以各个配置规则的可持续协调发展为主要目的，实现对于各个生产要素配置规则的配置规则。文化以理论依据为导向，通过调整和控制各种生产要素配置规则在理论上的系统性、观念上的认同性、意念上的连续性、情感上的可原性、数理逻辑上的相容性、自然法则上的和谐性和语义逻辑上的一致性，以规划社会目标、统一社会意志、协调社会行为、集中社会智慧，团结社会力量，以达到财富的价值增值的目的，以更为间接的形式创造财富。文化领域对于财富的间接作用所产生的增值量，通常是按照各种理论依据所要求的内容来进行分配的（如宗教信仰普遍提倡的富人和强者对于穷人和弱者所实施的救助，以及对于他人错误所实施的宽容等），它实际上实现了新增社会财富的第三次分配。

文化的作用实际上就是调整和控制所有经济规则与政治规则之规则，它包括各种规则的书面表达规则——文字，各种规则的口头表达规则——语言；各种规则的媒体传播符号（如绘画、诗歌、音乐、舞蹈、戏剧、小说等）表达规则——艺术；各种社会行为规则的约束规则——社会科学；各种自然行为规则的约束规则——自然科学；社会利益关系调整规则的约束法则——伦理道德和宗教信仰；主体行为的约束规则——法律；等等。

文化是整个民族或整个人类长期积累的产物，不同阶级、不同民族、不同社会集团的政治规则不断发展碰撞、冲突、渗透、融合，逐渐抽象和升华出一系列新的规则，这些规则能够使各种政治规则之间具有较高的认同性、协调性、连续性、便利性。因此文化的价值内涵通常反映了整个民族或整个人类的利益要求，文化行为相对于政治行为具有最大的全局性、长期性和高价值层次性等特点。它是实施对各个生产要素的发展加速度的控制，即“加速度控制”。

同样，所有“规则之规则”的改变将会在更深的层次上影响不同社会阶层、不同行业、不同性别、不同民族、不同年龄、不同文化层次、不同地域的人们之间的利益分配比例，在更深的层次上决定和制约着社会各种矛盾的现实状态和发展方向，也会在更深的层次上影响整个社会的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低层次物质利益和高层次精神利益等方面的关系，它能够更深远地间接地改变社会财富的增长速度，因而也是一种广义的社会生产领域。文化领域对于财富的间接作用所产生的增值量，通常是按照各种理论依据所要求的内容来进行分配的（如宗教信仰普遍提倡的富人和强者对于穷人和弱者所实施的救助，以及对于他人错误所实施的宽容等），它实际上实现了社会财富的第三次分配。

政治是一种特殊经济，文化又是一种特殊政治。经济、政治与文化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①、价值特性的内在逻辑关系。政治事物的价值率围绕它所影响的经济事物的价值率上下波动，文化事物的价值率围绕它所影响的政治事物的价值率上下波动。

②、社会控制的内在逻辑关系。经济是对于生产要素运行的状态控制（或位移控制），政治是对于生产要素运行的速度控制，文化是对于生产要素运行的加速度控制，都是围绕社会价值资源对于生产要素的配置而进行的。政治相对于经济具有更多的长期性、全局性和高价值层次性，而文化相对于政治又具有更多的长期性、全局性和高价值层次性。

③、控制效果的内在逻辑关系。政治是为了确保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文化又是为了确保政治的可持续发展，最终是为了更深层次意义的确保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④、资源分配的内在逻辑关系。经济实现了新增价值资源的第一次分配，政治实现了新增价值资源的第二次分配，文化实现了新增价值资源的第三次分配，

总之，由于政治是一种特殊经济，而文化又是一种特殊政治，那么，所有关于政治的理论都是一种特殊的经济理论，所有关于文化的理论都是一种特殊的政治理论，因而也就是一种更为特殊的经济理论，这样一来，经济学就是自然而然地向政治领域与文化领域进行扩展。

“经济人”假设是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前提，是西方经济学基本的分析工具，从“经济人”假设出发，由此构建了西方经济学大厦，可以说，没有“经济人”假设，就没有西方市场经济理论和现代市场制度。认真分析“经济人”假设，并顺利完成从“经济人”假设到“社会人”假设的转化，以促进经济学向社会科学其它领域的延伸，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经济人”意思为理性经济人，也可称“实利人”。这是古典管理理论对人的看法，即把人当作“经济动物”来看待，认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最大限度满足自己的私利，工作目的只是为了获得经济报酬。斯密“经济人”假设被西方经济学普遍继承，同时这一假设本身也在不断完善，最突出的体现在新古典理论体系中。新古典学派认为，“经济人”就是经济活动的行为主体，他的基本特征是：一是具有功利主义本性，即以最小成本去获得自身最大的经济收益；二是具有完全理性，即掌握全部知识和信息，恰当选择，实现利益最大化；三是“经济人”一般包括生产者和消费者，追求利润和效用最大化；四是“经济人”通常采取劳动、资本、土地、企业家等四种要素供给者的形态。

美国工业心理学家麦格雷戈在他的《企业中的人性方面》书中，提出了两种对立的管理理论：X理Y理论论和。麦氏主张Y理论，反对X理论，而X理论就是对“经济人”假设的概括，Y理论就是对“社会人”假设的概括。X理论的基本观点如下：①多数人天生是懒惰的，他们都尽可能逃避工作。②多数人都没有雄心大志，不愿负任何责任，而心甘情愿受别人的指导。③多数人的个人目标都是与组织目标相矛盾的，必须用强制、惩罚的办法，才能近使他们为达到组织的目标而工作。④多数人干工作都是为满足基本的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因此，只有金钱和地位才能鼓励他们努力工作。⑤人大致可分为两类，多数人都是符合于上述设想的人，另一类是能够自己鼓励自己，能够克制感情冲动的人，这些人应负起管理的责任。

归纳起来，“经济人”与“社会人”（或道德人）是对立的，其根本区别在于三个方面：①经济人是完全的利已，不存在利他行为，而道德人存在利他行为；②经济人只考虑经济利益，而不考虑其它利益，道德人需要考虑自己的其它利益；③经济人为实现经济目标，而不惜一切代价，不择手段，道德人则需要考虑社会的其它影响，需要担负社会的相应责任。由于“考虑社会的其它影响”与“担负社会的相应责任”最终都可体现为非经济利益的变化与损益，“经济人”与“社会人”根本对立的第三个方面与第二个方面属于同一性质的问题，因此，“经济人”与“社会人”（或道德人）的根本区别在于：一是经济人是完全的利已，而道德人存在利他行为；二是经济人只考虑经济利益，而道德人则需要考虑其它非经济利益。

从表面上来看，经济人与道德人是根本对立的，其实，两者有着内在的逻辑统一性。

①、利已行为与利他行为的逻辑统一性。人为什么会存在利他行为？“统一价值论”认为，人的任何行为都有着特定的价值动因。人类社会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一个人的价值关系一旦发生了变化，必然会导致其他人的价值关系也会相应地发生一些变化，这种“价值相关性”既可能是正向的，也可能是负向的。任何社会关系（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和文化关系等）在本质上都是一种利益关系或价值关系，脱离利益联系的社会关系几乎是不存在的，即使存在也是很快要消亡的。社会关系的存在使人与人之间构成了一定的“价值相关性”或“利益相关性”，其大小可用“利益相关系数”来描述。当利益相关系数大于0，且小于或等于1时，人与人之间存在正向的利益相关性，也就是说，当他人的价值增长时，自身的价值将会产生间接的增长，此时，自己就会实施各种形式的利他行为。这就是人类实施利他行为的价值动因。由此可见，“利他”的客观价值目的仍然是为了“利已”，利他行为是利已行为的延伸，是间接形式的利已行为，在本质上并不与利已行为相矛盾，利已行为与利他行为有着内在的逻辑统一性。利已行为与利他行为的这种逻辑统一性.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通常情况下，“利己”行为所产生的价值收益往往具有较多的确定性、直接性、显性、眼前性、局部性、物质性和具体性，容易被人们所认识；而“利他”行为所产生的价值收益往往具有较多的概率性、间接性、隐性、长远性、整体性、精神性和抽象性，难以被人们所认识，需要一定的时间、一定的机遇、一定的环境条件、一定的知识（即智商）和一定的眼力（即情商）才能充分地、全面地进行认识，这就会在不同程度上降低“利他”行为的内在驱动力。二是，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相关性越高，“利已”与“利他”的价值对等性就越强，此时人将会表现出越多的利他行为，如母子之间、夫妻之间由于通常存在很高的利益相关性，因此必然会表现出很多的利他行为。三是，价值需要的层次越高，其共享性和兼容性就越强，人在消费这些价值时，与他人之间所产生的利益相关性就越大，从而就会表现出越多的利他行为。四是，在特殊情况下，人有时为了“利他”而完全否定自我，导致自我价值的完全丧失（即牺牲），这是利他行为的极限状态，通常是由“思维惯性”、“信仰理念”或“伦理规则”所引发的，在客观本质上并不违背“利已”的价值目的。五是，若干个人为了一定的价值目的而组成一个集体，若干集体为了一定的价值目的而组成一个社会，其客观目的都在于形成一定的互利互惠的利益相关性，因此人类的集体行为和社会行为，虽然在其表现形式上都是利他的，但在其客观本质上都是利已的。总之，利他是利已的延伸，他人利益可以根据利益相关性的大小，折算成一定数量的个人利益；公共利益是个人利益的延伸，公共利益（集体利益或社会利益）可以根据利益相关性的大小，折算成一定数量的个人利益。

②、经济利益与非经济利益的逻辑统一。人的价值需要包括温饱类、安全与健康类、人尊与自尊类、自我发展与自我实现类四个基本层次，无论是经济利益，还是非经济利益，都是价值的表现形式，都应该包含在这四个基本层次的价值内涵之中，一般来说，经济利益较多地包括温饱类、安全与健康类价值，非经济利益较多地包括人尊与自尊类、自我发展与自我实现类价值。价值的表现形式是多样的，根据价值的载体不同，可分为精神性价值与物质性价值；根据作用的社会领域不同，可分为经济价值、政治价值与文化价值；根据作用的主体类型不同，可分为个人价值、集体价值与社会价值；根据作用的对象不同，可分为真假性价值、善恶性价值与美丑性价值；根据作用的目的不同，可分为生存性价值与发展性价值；根据作用的过程不同，可分为消费性价值与生产性价值；根据价值的作用途径不同，可分为“利”价值和“义”价值。统一价值论认为，无论是何种形式、那个层次的价值，都是为了维持和促进人的生存与发展，都可以进行统一度量和统一计算。因此，人在进行经济活动过程中，不仅要考虑经济利益，还要考虑非经济利益，只要价值量相等，经济利益和非经济利益同样重要，由此可见，经济利益与非经济利益具有内在的逻辑统一。经济利益与非经济利益的这种统一性，主要表现在：一是，所有的经济利益与非经济利益都可以进行统一度量，都可以折算标准尺度的价值形态（如法定货币、黄金或食物能量）。二是，政治的客观目的在于提高经济活动的效率性，具体体现为经济价值的增长量；文化的客观目的在于提高政治与经济活动的效率性，具体体现为政治价值的增长量和经济价值的增长量，因此政治与文化的价值最终都可以通过经济的价值变化情况来实现，都可以进行统一度量。三是，情感的哲学本质就是人脑对于价值的主观反映，情感对于人的作用实际上就是如何识别价值、表达价值、计算价值、消费价值和创造价值，情感与价值的关系实际上就是主观与客观的关系，人对于情感的需要与满足（如享乐、自尊心、社会责任感、道德情操等），实际上就是对于价值的需要与满足，人对于所有的情感需要（个人的情感需要和社会的道德情感需要）最终都可归结为四个基本层次的价值需要。

③、“经济人”假设与“道德人”假设的逻辑统一性。由于利已行为与利他行为存在内在的逻辑统一性（即利他行为是一种特殊的利己行为），而且经济利益与非经济利益存在内在的逻辑统一性（即非经济利益可以折算成一定数量的经济利益），从而顺利完成了“经济人”假设到“社会人”假设（或“道德人”假设）的转化。

经济学向社会科学其它领域进行全面扩张，从而使许多经济学的许多数学模型、经济定律、经济规律可以顺利地拓展延伸到社会科学的其它领域，即实现社会科学的“经济学化”。然而，目前的经济学本身存在若干重大缺陷，严重制约着经济学向社会科学其它领域的扩张，只有以下几个方面对其进行重大改造。

目前的经济学完全建立在“主观价值论”的基础之上，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经济学要解决的是人类最基本、最重大的问题“人类怎样才能更快乐，更幸福，更好地满足欲望？”；满足人的欲望的手段，叫"资源"；欲望人人有，而且是无穷大；而资源是稀缺的，满足欲望的手段没有那么多，所以，痛苦是必然的。边际分析是经济学中一种非常重要、非常基本的科学分析方法，经济学中的边际效用理论实际上就是关于主观心理现象的边际分析：边际效用的递减被看作是某种主观心理现象的递减，看作是人对物品的主观评价值的递减；看作是人对物品的欲望强度或主观需求强度的递减；看作是人的享乐程度的递减；看作是人的主观感觉或主观情感强度的递减以及需求动机量的递减，劳动过程被看作是一种主观负效用的形成与增长过程。由于欲望、幸福、痛苦、主观评价值、主观情感强度、享乐程度、需求动机量、主观负效用等主观参数的计量方法与计量标准具有很大的模糊性与随意性，而且没有充分的理论根据，因此经济学被人们认为是主观虚构的、庸俗的理论。事实上，人类所有形式的主观心理现象都是人脑对于某种客观存在的主观反映。“统一价值论”与“数理情感学”认为：人类的各种主观情感（欲望、幸福、痛苦等）在本质上都是人脑对于客观价值的主观反映，都是为了引导人类如何正确地识别价值、表达价值、计算价值、消费价值和创造价值；情感与价值的关系实际上就是主观与客观的关系，情感以价值为基础，情感的变化在根本上取决于价值的变化；情感与价值存在着复杂的、动态的、非线性的对应关系；价值观的客观目的在于识别“事物的价值率”，情感的客观目的在于识别“事物的价值率高差”；情感的强度与事物的价值率高差的对数成正比（即情感强度第一定律）；情感表达、情感识别、情感计算、情感体验在本质上分别代表着价值表达、价值识别、价值计算与价值消费；主观心理的边际效用规律实际上就是客观价值的边际效用规律的表现形式；等等。通过如上的理论观点，就可以把唯心主义的“主观价值观”改造成为辩证唯物主义的“客观价值论”。只有这样，才能把经济学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

2、将“货币型价值尺度”改造成为“能量型价值尺度”。

经济学要想与其它社会科学衔接起来，就必须首先在价值尺度上衔接起来，就必须寻找一个统一的、高度稳定的价值尺度（即绝对价值尺度）。货币是一种相对价值尺度，单位货币的价值含量会随着社会历史时期的变迁而改变，也会随着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环境的波动而转移，更会随着各种经济事物的兴衰而动荡。任何一门科学，如果其基本的度量标准是主观的、含糊的、不稳定的、不精确的，那么通过它所计算出的所有量度、指标和模型也都是如此。自然科学之所以具有高度的客观性、确定性、稳定性和精确性，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对于其基本度量标准进行了严格的规定，其中，物理学对于长度、质量、时间、力、温度等基本度量标准的规定尤为严格。经济学是关于经济事物及其运动与变化规律的科学，经济事物所体现的核心内容就是经济价值以及它的市场反映形式——价格，而要确保各种经济事物的价值计算客观而精确，就必须要有一个客观而精确的价值度量标准或价值尺度。根据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同层次，人类社会的价值尺度分别经历了产品价值尺度阶段（如盐、布匹、大米等）、金属价值尺度阶段（如铜币、银元、金币等）、货币价值尺度阶段（如人民币、美元、日元等）。由于金属价值尺度会因为这些金属的矿产贮量、开采速度、开采技术、市场供求关系、政治与文化影响等因素的变化而变化；而货币价值尺度也会因为各种经济、政治与文化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特别是不同法定货币之间的汇率波动，经济上的通货膨胀率、国家的金融政策、衍生货币（如现金支票、承兑汇票、股票、信用卡、期货等）的使用与流通情况、国际贸易争端等因素的影响尤其显著，任何形式的单位数量的法定货币的真实价值含量也是不断变化的。不难发现，产品价值尺度、金属价值尺度与货币价值尺度都属于相对价值尺度。价值的含义是广义的，从社会领域来说，不仅包含经济学意义的价值，还包含政治与文化意义的价值；从人的需要层次来说，不仅包含温饱类价值，还包含安全与健康类价值、人尊与自尊类价值、自我发展与自我实现类价值；从价值存在形式来说，不仅包含物质财富价值，还包含精神财富价值；从价值基本类型来说，不仅包含美的价值，还包含真与善的价值；从价值基本形态来说，不仅包含使用价值，还包含劳动价值。那么，能够适用于度量一切不同价值形式的“绝对价值尺度”是否存在呢？这个“绝对价值尺度”必须具有高度的客观性、确定性、稳定性和精确性，既不会随着社会历史时期的变迁而改变，也不会随着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环境的波动而转移，更不会随着各种经济事物的兴衰而动荡。

“统一价值论”认为，价值的物理学本质就是一种“广义有序化能量”，它由直接有序化能量和间接有序化能量两部分组成，其中，间接有序化能量在功能特性上起着替代、补偿、加强、催化、扩展直接有序化能量的作用，价值的度量单位与能量单位完全相同，为“焦耳”或“大卡”。食物能量是人类最典型、最基本的广义有序化能量，因此“标准食物能量”可以作为人类的绝对价值尺度。价值可分为使用价值与劳动价值两种基本形态，而使用价值又可分为生活资料使用价值与生产资料使用价值两种具体形态。按照如下三个步骤，所有不同形式的价值都可用“标准食物能量”作为绝对价值尺度进行统一度量：生活资料使用价值可折算成一定数量的标准食物能量；劳动价值可采用“社会必要补偿性生活资料使用价值消费量”来进行度量，因而也可折算成一定数量的标准食物能量；生产资料可折算成一定数量的劳动价值，因而也可折算成一定数量的标准食物能量。

但是，由于温饱类价值需要在人的全部价值需要中所占的比重，将会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逐渐下降，而任何一种主食在人们越来越丰富的菜单中将会逐渐失去其主导地位，任何一种标准食物“原器”的产量将会逐渐下降，其市场价格容易形成较大的波动，而且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不同的民族往往有不同的主食，不同主食之间对于人的价值量可能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以标准食物作为价值尺度来计算和比较各种经济性或非经济性参数容易产生较大的误差。电能是当今社会广泛使用的一种有序化能量，“标准电能”是未来社会最终的和最佳的“绝对价值单位”或“世界货币”，这是由于电能容易从其它形式的能量转化而来，而且容易流动、分配和贮存，并容易转化成其它形式的能量。当然，人类要真正建立一个以“标准电能”为绝对价值尺度的世界货币体系，必须满足如下条件：供应充裕性、覆盖广泛性、可再生性、可持续性、超稳定性、完全市场性等。

将“货币型价值尺度”改造成为“能量型价值尺度”，实际上就是将“相对型价值尺度”改造成为“绝对型价值尺度”，经济学如果确定了绝对价值尺度，就可以保持不同社会历史时期、不同社会环境、不同国家、不同经济指标之间价值尺度的稳定性，保持经济指标与非经济指标之间价值尺度的稳定性。这样，社会科学的许多非经济性参数就可以与经济学的经济性参数进行统一计算，从而实现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衔接，从而把经济学中的许多理论观点与数学模型推广应用到非经济领域。

一是从能量角度定义“价值”概念。价值理论的许多矛盾与争论，在根本上起源于价值的不同定义，起源于人们对于价值概念的不同理解。从物理学的“耗散结构论”角度定义价值为“广义有序化能量”，可以把价值理论建立在自然科学的基础之上，使之具有高度的精确性、客观性和公理性，从而使价值理论普遍存在的模糊性、主观性和歧义性自然而然地得到化解，使经济学与社会科学其它领域之间存在的基本隔阂得以消除。

二是把使用价值分解为“功能价值”与“耗散价值”两个分量。即任何事物的使用价值等于其功能价值与耗散价值之差，其中，功能价值遵循“边际效用下降规律”，而耗散价值相对稳定。对于不稀缺的自然资源，人总是会将其使用量或使用规模提高到最大限度，从而使其功能价值降低到与耗散价值完全相等，因此其使用价值为零。事物越稀缺，其功能价值就越大，功能价值与耗散价值的差值就越大，因此其使用价值就越大。

三是重新定义“劳动价值”。 所谓“劳动”就是能够产生劳动价值的人类运动，而任何劳动都需要消费一定的生活资料使用价值来补偿其劳动耗费量，否则就会产生劳动能力的萎缩与消亡，要想使“劳动”能够产生价值的增长，就必须使“劳动”所产生的劳动价值大于它所补偿消费的生活资料使用价值。劳动价值就是“劳动者在劳动与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使用价值”，它与使用价值一样是具体的，属于相同的范畴，它来源于使用价值，又服务于使用价值，它是一种特殊的使用价值，它是“劳动力”这种特殊生产资料的使用价值，它与使用价值具有完全相同的度量单位，劳动价值可以采用“社会必要补偿性生活资料使用价值消费量”来进行度量。

四是揭示使用价值、劳动价值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使用价值（包括生活资料使用价值与生产资料使用价值）、劳动潜能与劳动价值都是价值的具体形态，它们之间相互转化、相互促进、互为前提，劳动价值不再是“抽象的”，劳动价值的形成过程是：劳动者在消费过程中通过消费一定的生活资料使用价值，并将其转化为劳动潜能；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将劳动潜能转化为劳动价值；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将劳动价值转化为使用价值，并将其凝聚于产品之中。简而言之，价值的循环运行可分为三个基本阶段：消费阶段（使用价值→劳动潜能）、劳动阶段（劳动潜能→劳动价值）、生产阶段（劳动价值→使用价值）。如果没有新信息的注入，也没有旧信息的流失，那么，这三个基本阶段，价值量既不会产生价值的增值，也不会产生价值的减值；如果存在新信息的注入，那么，这三个基本阶段都会产生价值的增值。

五是揭示价值的真正源泉。传统的观点认为，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但是没有任何人对于这一观点进行了论证。事实上，信息才是价值的真正源泉，研究表明：信息的本质就是“消除不确定性”，而“消除不确定性”等同于“提高有序性”，“提高有序性”就是“提高功能有序性”，“提高功能有序性”就是“增加价值量”。由此可见，价值的增长完全来源于信息，即信息是价值的真正源泉。信息的产生只有两个基本途径：生物进化和人类劳动。由于生物进化过程非常缓慢，它所产生的信息可以忽略不计，因此人类劳动可以看作是信息的唯一来源，于是，“信息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就基本上等价于“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

人的经济活动所产生的价值效率通常可以采用“利润率”来衡量，“经济人”的根本动机不是追求利润量最大化，而是追求“利润率最大化”，而且，利润率不是指货币增量与货币（投入）量的比值，而是指单位时间内货币增量与货币量的比值，这样，才能充分合理地考虑货币投入量与时间投入量对于货币增量的不同贡献程度。统一价值论认为，“社会人”的所有非经济活动所产生的价值效率则可以采用“价值率”来衡量，即在单位时间内的价值增量与价值量之比值，“社会人”的根本动机不是追求价值量最大化，而是就是追求自身的“价值率最大化”。由于货币只是价值的特殊表现形式，“利润率”只是“价值率”的特殊表现形式，“经济人”的根本动机只是“社会人”的根本动机的特殊表现形式，由此可见，“利润率的最大化法则”只是“价值率的最大化法则”的特殊表现形式。

应该从如下六个方面正确理解“价值率最大化法则”或“利润率最大化法则”：一是，人要追求自身价值率的最大化，就必须最大限度地“增加价值收益，减少价值耗费，降低时间耗费”，为此，凡是对于不能给自己带来较大价值收益的工作，或者对于工作业绩没有与人的劳动报酬相联系的工作，人的行为将是被动的、消极的，人甚至会逃避它，因此对于这类工作，人就是“懒惰的”；反之，凡是对于能够给自己带来较大价值收益的工作，或者对于工作业绩能够与人的劳动报酬相联系的工作，人的行为将是主动的、积极的，因此对于这类工作，人就是“勤勉的”。总之，无论是“懒惰”，还是“勤勉”，都是为了“追求最大价值率”，人的“懒惰”本性实际上就是人的“勤勉”本性的反面体现。二是，“满意”是人对于“价值率最大化”的主观感受过程，因此追求“满意”的状态与追求“价值率最大化”的状态是完全等价的。三是，由于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或公共利益存在一定的利益相关性，“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社会关系充分形象地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相关性，其中，“人人为我”反映了社会对于“我”的利益相关性，“我为人人”反映了“我”对于社会的利益相关性，众多的个人利益的发展必然会导致公共利益的共同发展，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相关性就是一支“一只看不见的手”，促进了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共同发展。四是，不仅个人会追求价值率的最大化，所有人类主体（个人、集体与社会）都会追求价值率的最大化，“利益最大化”是所有人类主体的行为准则。五是，人的“自利”程度、“理性”程度、知识水平、情感特性、信息的收集程度、市场机制的充分性、社会制度的合理性、社会习惯的科学性、社会道德的完善性、人对于价值评价的准确性等，并不影响和改变人“追求价值率的最大化”的根本动机，但会影响和改变价值率最大化的最终实现程度，即影响和改变价值率的最大值（即理想值）与实际值之间的差值。六是，人追求“价值率的最大化”的根本动机，是从全方位的、高层次的、社会各领域的、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角度来考察的，价值的收益（或价值的产出）与价值的耗费（或价值的投入）不仅包括经济价值还包括政治与文化价值，不仅包括直接的价值还包括间接的价值，不仅包括显性的价值还包括隐性的价值，不仅包括现实的价值还包括可能的价值，不仅包括眼前的价值还包括长远的价值，不仅包括事物的价值还包括环境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