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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金融危机的由来和应对
演讲者:吴敬琏    时间:2009-02-26    阅读:595次   

    今天的题目是“全球金融危机的由来和应对”,讲两个问题:第一,我们面对的是什么问题?也就是说,对中国现在面临的形势做一个诊断,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我们得了什么“病”?第二,怎么治?也就是说,中国应当怎么应对?
我们面对的是什么问题?

    在早一点的时候,大家认为现在面对的问题是外部环境恶化,所以我们的经济发展遇到一些问题,只要外部因素消失,比如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经济复苏,那么我们的问题也就没有了。我们要做的就是顶住,等外部环境好转,困难就过去了。但是到了去年下半年,特别是10月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
首先,世界金融体系的问题源于病态的美国经济。这个判断是对的。那么是什么病?我想有三点:
第一,美国经济最根源上的问题是储蓄率过低,消费率过高。“J”的标准模型和其他一些研究表明,市场经济国家在中期和高期的发展阶段,储蓄率和消费率的对比关系大概是25:75,有的高一些,有的低一些。但是像美国和英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到了战后时期,储蓄率一路走低。1960年代到1980年代,美国居民储蓄率保持在10%左右,这已经很低了。到了1990年代以后,储蓄率一路走低,直到世纪之交降为0。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经济怎么保持高消费率呢?就是寅吃卯粮,向全世界借债。从内部结构来看,美国经济严重失衡。

    第二,19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不受约束的美元变成国际储备货币。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世界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与黄金挂钩,世界各国的中央银行都可以用美元,以固定比率向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兑换黄金。但是1971年以后,美国的黄金储备不足,1976年的《牙买加协议》正式宣布美元和黄金脱钩,于是美元被世界各国奉为真金白银,成为国际储备货币。所以,美国可以通过发行美元债券和美元金融产品的方式向全世界借债,维持美国经济运转,维持高消费,维持经济繁荣。

    第三,在格林斯潘时代,美联储通过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松弛的金融监管支持美国的“经济繁荣”。到了1990年代,出现股市泡沫,当时美国国内的争论也很激烈。1976年,耶鲁大学教授西露和格林斯潘有过几次讨论,后来格林斯潘在1996年12月的一次讲演中表达了与西露相同的意见,认为美国股市出现严重的泡沫,早晚会崩盘。格林斯潘在讲演中提到一个词,说美国股市实际上是一种“非理性的躁动”或者“非理性的繁荣”。讲演发表后,美国股市应声而落,全世界股市也都应声而落。股市价格下降引起经济界和政治界的一种反应,认为格林斯潘的讲演对美国经济繁荣有影响。在来自经济界和政治界的压力下,从1997年开始,格林斯潘不再讲美国股市有泡沫,有非理性的繁荣,而是讲美国股价的猛升有道理,这个道理就是产业技术革命,因而转向采取非常坚定的扩张性货币政策,由此造成美国股市在1990年代末期的网络泡沫。

    2000年,网络股崩盘后,格林斯潘非常明确地采取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来支持网络股,支持美国经济在2000年以后的繁荣,最著名的就是连续13次降息,通过较低的利率来执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另外一种办法,就是用信用扩张。还有一个,支持各种金融创新,比如次级债。支持次级债有两个原因:一个,通过信用扩张支持房地产市场;另一个,这也是执行一种民粹主义式的政策,让本来是原本买不起房的人现在买得起。于是有了次级债,就有“两房”(“两房”是美国政府建立的两个准国有企业),然后是各种衍生工具。21世纪以后,衍生工具发展非常迅速,比如这次泡沫崩溃后出现较大问题的就是所谓的CDS,这是一种掉期的衍生,1990年代中后期才发明,2000年CDS的总值是1万亿美元,到了去年泡沫最大的时候,CDS的总值达到60万亿美元,美国全部衍生工具的总值达到400万亿到500万亿美元。

    这就使世界金融体系中充满泡沫,每个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上的杠杆率都非常高。也就是说,世界金融体系中存在大量虚拟财富,没有对应的物质财富,其表现就是流动性过剩,虚拟资产过多,泡沫大量积累。金融资产的总值是物质财富总量的几十倍,如果在这个体系中有一处泡沫破灭,虚拟财产突然蒸发,就会引起某个企业或者某个行业的资金链断裂,这又会通过连锁反应扩散到其他领域,从而演变成整个金融体系的危机。

    中国经济是不是有问题呢?也有问题,并不是完全由外部因素造成。这个体系有两个主要组成部分,一个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另一个就是新兴市场,原来的代表是日本,后来是韩国、香港、台湾,到了21世纪,最主要的代表就是中国。

    中国经济的问题在哪呢?从第一个5年计划开始,我们一直采取由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或者叫经济发展方式)。不管是马克思主义的还是非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都对这种方式进行过分析,认为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投资率太高、消费率太低,这会造成许多问题,存在引发经济危机的可能性。由于普通劳动者的收入过低,就造成了社会关系的紧张,引起了一系列问题。改革开放以前,每当通过这种方法加速增长时就会出问题,比如“大跃进”时期的问题。改革开放以后,虽然没有解决投资率过高的问题,但并不像改革开放以前那样,只要加速增长就会出问题,我们是怎么解决的呢?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学习了以日本为首的东洋国家的经验。他们和中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储蓄率非常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日本在高速增长时期采取了“出口导向政策”,通过经济政策和一些行政手段促进出口,限制进口,进出口快速增长,以此来弥补内需的不足。我们在改革开放以后也采用了这个办法,特别是在1994年进行了外汇改革。改革以前的外汇市场是双轨制,一个是官价外汇,另一个是调剂市场,1994年并轨之后,人民币深度贬值。1994年的改革就意味着我们全面实施“出口导向政策”。不仅在中国,日本、台湾、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的早期发展都受益于这个政策。有位美国经济学家说,美国的低储蓄率和高消费率是东亚国家高速发展的一个极强的推动力量,简直像汽油,推动了东亚国家的高速增长。整个1990年代,通过进出口的迅速增长,中国经济迈上了一个很高的台阶。

    当时中国的客观条件是,有大量需要就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其他配套资源,比如土地资源等,并不是很紧张,有一些闲置资源可以投入,而“出口导向政策”把这些闲置资源利用起来,大量地向发达国家出口,这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获得就业机会,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

    但是,所有采取“出口导向政策”的国家,在成功地执行这种政策10年、15年、20年以后都出现了问题,主要表现为就是外汇结存大量的增加。这个时候就需要调整出口导向政策,否则贸易条件就越来越恶化。因为在这种政策瞎,投入了很多资源,但是要用一个政策支持,就是用本地要把它压得很低,这就意味着出口是向贸易对象国提供补贴。由于本国货币被低估,所以贸易条件一再恶化,外汇结存很多,这意味着大量资源输送给外国人用了,在宏观经济方面就表现为货币超发。从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来看,外汇占款数量很大。所以,这些国家在成功的执行了出口导向政策一段时间以后就出了问题,就需要进行调整。 

    有的国家认识到了,有些国家没有认识到,没有认识到需要调整的,它当然不会调整,即使认识到了也很难调整。举两个例子,日本就是始终一直到80年代末期都没有认识到,说这样一种做法是对自己不利的,也有的认识到了,比如台湾,台湾在80年代中期就认识到了,说这样下去不行,在台湾的提法就是逐步的实现汇率行政机制的自由化。但是,即使认识到了,这个调整也很难做。06年的时候,有一个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两岸论坛的召开,台湾方面的主题发言讲演人叫孙正教授,以前台湾大学校长,他就是讲这个事情,80年代中期已经决定了这个方针,就是要实现汇率的自由化,但是实现不了,为什么实现不了?因为原来的利益格局要调整,那么有些社会群体就不能适应这种调整,就反对这种调整。

    当出现了这样问题的时候,需要调整,但是又不能调整或者不愿意调整,就会是一种什么情况呢?外汇越来越多,又不想调整政策,办法就是中央银行入市干预,所谓入市干预当你需要压住本币不要升值的时候,就去收购外汇。我们大致上在03年就碰到这样的问题,于是先是在内部,到了04、05年就公开地进行了讨论,就是应不应该兑现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僵持不下,在经济学界来说,从03年年底左右,以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余永定教授领头,经济学家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一定要开始实现人民币的浮动。也就是说,让它逐步的市场化。但是反对的意见也很强烈,比如说出口企业当时就认为不能动,因为我们出口产品它的利润率已经很低了,当时浙江的一些出口企业的朋友就说,我们这个利润率只有3%,当时估计可能人民币低估了5%到8%,如果你让它放开的话,它一升值,只要升值超过3%,我就没有利润。另外出口的地区,管理外贸的部门大多数都认为这个不可行,当然,也有少数除了经济学家之外,在业界也有少数认为应该着手实现这个汇率市场化,用此办法加上其他的措施,让我们出口企业技术革新、加强管理,提高产品的素质,提高自己的竞争力,这样也许倒可以造成一种契机,使得我们的外贸部门附加值和盈利性都有提高。

    但是,从决策方面来说就很难下决心。所以到了05年的7月,开始了我们的外汇改革,当时可能大多数人都认为以缓慢升值为好,好像很少有人有胆量说我们可以一下放开,后来确实是这样,非常缓慢的开始升值,现在看起来,缓慢升值有利也有弊,有利的方面呢就是如果可以在缓慢升值的过程当中,加强我们的努力,提升我们的出口企业的素质,那么我们可以逐步的加快,这样比较稳妥,但是也有弊,这个弊就是因为当时人民币低估的水平可能已经很高了,在这种情况下海外的热钱就会大量的流入,来赚取升值的,就是不断有升值的预期,所以不断的流入,这样反过来说又造成了升值的压力,这个压力不是从实质部门来的,是因为热钱造成的压力。总之,虽然一方面开始了人民币的浮动、升值,但是压力还是越来越大,为了控制升值的速度,中央银行就要频繁地入市干预,虽然开始了人民币升值,但是压力并没有减轻,所以收购的速度越来越快,如果说03年初的时候,每天大概收购1、2亿美元,到了05年,每天收购7、8亿美元,所以到了06年年底的时候,中国就变成了国家外汇储备世界第一位,取代了日本,到了06年12月,国家外汇储备就到了1万亿美元,到了去年的4月是到最高点,每天人民银行平均要收购20几亿美元。这样大量的收购,比如说拿06年12月来说,我们国家外汇储备是1万亿美元,1万亿美元用了人民银行的货币大致上是8万亿,人民银行的高能货币去收购这样的美元,如果说我们的货币层数,因为人民银行的货币是高能货币,经过商业银行的钢能货币作用,1块钢能货币创造的作用是几块钱,如果拿一个平均数是5来算的话,1万亿美元的货币造成的购买力就是40万亿人民币,当然人民银行也采取了一些办法,比如说发洋票的办法去收回一部分货币,但是很难,这么大的数额很难完全冲销掉,这样就造成了货币超发,流动性过剩,货币超发,流动性过剩的结果首先表现为资产价格猛升,股市的猛升和房地产价格猛升,以股价为例,沪深两市的总市值到了去年最高点的时候是33万亿,回到最低点,去年最低点的时候是9万亿,现在总市值大概在12万亿,另外就是房地产市场价格。所以它的结果是跟美国发达国家,结果倒是相同,在金融体系里面存在着大量的泡沫,大量虚拟的资产,其中有一部分是美元资产。

    整个世界实质上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存在的问题是储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那么这两种经济就变成一个互补关系了,你看这是我们储蓄率、消费率和出口,消费是不断下降,而出口占GDP的比重不断的上升,这就意味着我们储蓄率过高,用了我们一部分储蓄通过进出口,就是出钞的方式,让给了发达国家,而发达国家就是我前面所讲的储蓄率过低,以入钞,进口的方式去支撑了自己的经济,于是这两部分经济共同构成的世界金融体系就存在着很严重的缺陷。

    在世界金融体系中,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和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之间形成了互补关系 ,有人说“镜象”关系,像照镜子一样的,完全是反过来的,而它的共同的特征,这两个经济,就是说世界经济的体系里面就出现一个很严重的缺陷,缺陷就表现为流动性过剩、高杠杆率、和高泡沫化,所谓危机的爆发就是说泡沫破灭,虚拟资产蒸发,流动性过剩,转眼之间就变成了流动性短缺,这样也就意味着进入了一个再平衡的过程,这个再平衡的过程的内容,虚拟资产的蒸发就是去杠杆化,债务部分形成的金融资产突然消失,变成这么一种状况。这是我要讲的第一个部分。 

    这样一个金融危机对中国来说会造成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在开始的时候,认为它完全是一个外来的,外援性的冲击的话,我们只要能够顶住,那就行了。从我上面说这样一些分析如果对的话,它会对我们形成的冲击就不是外援性的了,包括我们本身的体系中间的一些问题的暴露,所以我们不可能置身事外,也不可能独善其身。冲击表现为三个主要方面:

    第一,加快了中国金融体系风险的暴露。本来已经有很多年了,中国的一些经济学家就认为,我们的金融体系因为增长模式,因为高投资和靠出口来支撑的经济增长,在中国的金融体系里面蕴含着越来越大的风险,这种风险如果没有外来的冲击,可能它的爆发,它的暴露会晚一点或者表现的不是那么激烈的形式,外面的一个冲击又加快了中国金融体系系统性风险的暴露和一些企业资金链的断裂。

    第二,中国也拥有一些外汇资产,比如美元资产,美元资产,美元的贬值和虚拟资产的蒸发都使得我们国家的国民财富受到了损失。

    第三,因为我们经济体系高度的依赖出口,而西方国家是我们主要的出口对象国,这些国家的经济发生了衰退,订单就减少,所以我们的出口企业,出口地区就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企业倒闭和失业率增加。
 

    下面我来讲讲应该怎么应对?也是争论很多。两方面来讲,一个是国际政策,国际政策从三方面来说。

    一个是短期对策,在去年还有比较多的争论,到了去年年末,好像上下朝野都达成了一致,就是我们和世界各国通力合作,来稳定国际金融体系,共度时艰。

    从长期对策来说,我们前面讲到过了,70年代末期以来,世界的金融体系很不正常,要对国际金融体系做出改革,建立一个有利于各国的国际金融体系。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对主要的国家货币体系和金融交易由国际监管。因为前面已经说过了,1976年以后,主要的国际货币就是美元,这是一个不受约束的,它只受美国政府的监管,而它的影响却是影响了整个世界,这个事情怎么解决?20国集团的会议上达成了一个很原则的解决办法,就是要改善国际的金融体系。大家怎么来做现在有各种各样的议论,早先有些国家认为,他们国家的货币可能有条件能够取代美元,成为国际储备货币,比如说欧元、卢布,但是看来都并不适合,很现实。于是就有其他的想法了,一种想法就是地区,地区性的国际货币,现在有一些尝试性,比如在双边关系中不用美元,还有用外汇储备互换这样的方式使得可以削弱美元的作用。

    第三个,对于国际金融体系,国际货币体系,美元怎么能够给予约束,还有对于国际的金融交易用什么方式来进行监管?这些问题可能是今后各个主要国家进行协商和讨论的,但是问题不是很容易解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自己保护自己,那我们对于自己的对外经济政策应该有改进,有条件。比如对对外贸易来说,我们就是必须要改变低附加值,单纯靠数量扩张这种出口战略,我们要努力提高自己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和附加值,改善我们的贸易条件。我们现在贸易条件仍然不好,我们搭上了资源,用了大量的劳动力,但是换回不了多少钱,更赚不了多少钱,这种情况必须改变。

    主要的还是一个国内政策。国内政策现在大家注意力比较多的是放在政府出台的4万亿投资救市这个政策上,对于这个政策不管国际上或者我们国内,对它的估计有很大的差别。比如说从凯恩斯主义或者新凯恩斯主义的观点出发,似乎认为这些政策是救市的唯一的最有效的政策,但是如果从另外一端,从新旧主义的观点来,有些经济学家就认为,现在的问题正是因为凯恩斯主义式的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所造成的,那么这样来做不是回到了问题的源头?所以有些经济学家认为要彻底否定这一类的凯恩斯主义式的政策。我是折中派。我认为这种用凯恩斯主义式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配合运用,来制止市场崩溃的趋势,用国家的信用来代替已经破产的商业信用,从短期来看是必要的,是有用的。但是,我认为也不能够单纯地依靠这样的短期政策,要清醒地认识到凯恩斯主义的政策既是必要的,但是又有局限性和副作用,根本的出路还是要实现我们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和效率的提高。

    因为前面我已经说了,我们之所以受到这么大的冲击是因为我们的经济体系本身存在着很大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我们的经济增长模式,如果不能够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和效率的提高,我们不可能从根本上或者说从长期来看解决我们的问题。

    这里我想讲一个问题,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倾向,就是说,用凯恩斯主义这个短期分析的一个理论框架来分析我们面临的问题,认为这就是,用这样一个分析框架就可以解决我们的全部问题,我认为当我们分析宏观经济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清楚地看到,从短期的分析来看,运用凯恩斯主义的总供给总需求的模型是实用的,但是从长时期来看,我们还是要用索洛-斯旺生产函数,来分析我们的经济增长模式中存在的问题,解决这样一些问题才行,现在有一些很流行的分析我们当前问题的说法,比如说“三架马车”的说法,“三个支柱”的说法,这个显然就是用的凯恩斯主义总供给总需求的模型,这个模型是等式的前端,是从总供给的四个组成部分来看的,就是消费、储蓄、进口、政府收入,等式的后端,右边的四项就是消费、投资、出口、政府支出,那么凯恩斯主义他认为宏观经济管理是调节总需求了,就是后面的四项,所以现在这种说法,说我们出现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拉动增长的“三架马车”,就是消费、投资、出口,这三项里面投资这一项已经造成很大问题,不行了,出口不行了,所以要增加消费。

    所以我们现在大家把注意力就放在怎么增加消费的问题上,从短期来看增加消费的最好的办法就是用政府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而政府要来增加消费其实最有效的办法,最容易见效的办法就是投资。如果政府大量的用投资的方法来去增加消费,增加投资的消费,那么结果就会变得,使得你的经济结构里面,投资占的比重越来越高,就会抑制你的进一步的消费需求的增加,政府是不是也有人说,我们不用这个办法?我们在做政府支出的时候就用它来增加居民的消费,当然其中有一些办法有可能在比较长的时期里面能够增加消费,比如说用政府的支出来把社会保障体系建立起来,不过这个是一个很长的过程,是值得试的,这是一个很长的过程,是要改变居民的预期,使得他们愿意把一部分储蓄拿出来消费。直接的,政府没有太多的办法去增加居民的消费,因为政府自身并不创造物质财富,人们说“皮包公司”,无外乎是两部分收入,一部分是税收,另外一部分就是另外一种税,叫发行税,就是发钞票。靠这样的办法来做,不可能持久的增加消费,那怎么才能增加消费呢?要增加居民的收入,所以问题还要回到生产中间。

    我们宏观经济学,不管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或者非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其实对这个问题的分析是一样的,比如消费,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说,消费的份额,以什么形式加入分配呢?它是以什么形式加入生产就以什么形式加入分配,以资本的形式加入生产,得来就是利润,以劳动的形式加入生产,得来的就是工资,所以你要增加普通人的消费,那么就需要在索洛-斯旺的生产函数上,就要增加L的分量和余量就是A的分量,叫做技术进步或者效率提高,按照索洛-斯旺的说法就叫做知识含量或者人力资本,就是说你如果是不断的增加K,就是资本的分量的话,资本的收入的比重就会不断的增加,而资本收入不外乎两部分,在我们国家来说,资本大量的是国有资本,那就是国家的收入增加,另外一部分是私人资本是比较富裕的人群的收入增加。我们都知道,人越富裕,消费倾向就越低,储蓄倾向就越高,出路还是在于要增加L和余量A的分量,也就是说增加普通劳动者和专业人员的收入,这样才能增加消费的比重,所以问题又回到这个增长模式上去了,所以我们现在就避免用凯恩斯主义的短期分析框架去分析和处理我们长期的经济问题,所以我们不但要用凯恩斯主义的这种政策,在短期止住市场下滑的状态,避免出现整个市场崩溃,同时要进行长期问题的分析,要用一系列的政策去改变我们过去的靠投资和出口需求支撑的这样一种增长模式或者叫做经济发展模式,要转变到靠技术进步,靠效率提高支撑的一种增长模式。其实这个问题在凯恩斯那里其实是清楚的,因为凯恩斯有一句话叫做“长期,长期我们都死了”。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他所处理的是短期问题,但是在我们这里常常把这两者混起来,比如说第11个5年规划决定我们要进行,从粗放的靠投资和出口支撑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集约的也就是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拉动的经济发展方式,但是现在说起来好像有些人就把第一个分析框架用到第二个上了,说转变增长模式或者是转变发展方式转变到一个什么呢?就是靠消费拉动的增长方式,但其实是做的一个短期分析。

    所以这样来说,我觉得我们除了要把注意力放在,比如说政府提出的4万亿的救市措施,这个钱应该怎么用?怎么用得好之外,要用更多的注意力放在经济增长模式或者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上。

    在“十一五”的讨论里面,关于怎么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或者是经济发展方式,其实做了很多很充分的讨论。当时提出来大致上四个方向,四个途径。

    第一个,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非农产业的转移,使得大量的农村的劳动力从低效部门转向效率相对比较高的部门。第二个,发展“先进制造业”。第三个,提高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第四个,用现代信息技术改造各个产业,实现整个国民经济的信息化。

    这样一些讨论其实对我们当前对付金融危机仍然是非常有用的。

    首先一个问题就是妥善的安排农民工的问题,现在有大量,据说有10%到20%的农民工返乡,有些回来了,但是还没有找到工作,这个必须认真对待,现在大概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务农。第二个,找到新的务工的门路,比如说北京、上海的高速铁路会招一些工人,这4万亿投资会招一些工人。第三个,帮助他们在本地,在他们的家乡或者在全市里面创业。

    这里面我想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现在人们常常忘了,98年的时候,我们对付东亚金融危机,大家只记住了那1千亿的国债,其实在我看来,98年采取的最重要的措施就是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去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那时候经济条件也很好,因为刚好开了十五次代表大会,扶正了非公有制企业,所以起了非常好的作用。

    第二个问题就是发展先进制造业,这个问题上现在有一些误解,就是认为先进制造业就是最现代化的制造业。这有一些误解,我想所谓先进的制造业,它的特点是在于它的服务化,所以我总是想用施振荣的微笑曲线来说明什么叫先进制造业。我们知道台湾在80年代后期放开了外汇管制,一旦外汇自由化,台湾做待工的OEM的制造业就全部陷入困境,于是找出路,有各种各样的,施振荣在电脑工业里面,宏基是做电脑的,在电脑工业里面总结出来,出路就在于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延伸,他说现代制造业和价值连陷入微笑曲线,两端是附加价值高的,中间是附加价值低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从60年代开始,微笑曲线已经开始出现,服务化已经在制造业里面出现,但是这个曲线是比较,弧度不是那么大,但是随着时间推移,这个弧度越来越大,越来越弯,两头越来越翘,两头传统上说叫做服务业,而中间那个是传统的制造业,所以现在服务业是一个价值链,这个产业链是一个全产业链,这个产业链两端都是服务业,而且两端正好是附加价值高,盈利性强的,那么台湾过去在外汇放开以前,它的OEM值基本是做的低端,就是中间那一段,加工、组装、制造,它就在92年、93年就提出来宏基要向两端延伸,事实上台湾的制造业在80年代末期以后,一直到90年代初期多少都实现了这种延伸,有的延伸的远,有的延伸的短,你比如说富士康,富士康它还是做OEM,但是就不是原来意义上的用人家的设备,用人家的专利,用人家的专有技术来制造,富士康它的专利授权在台湾老是跟台机电,那是第一、第二,所以它能够做出像iPhone(手机看新闻)那样漂亮的产品,它有很多专利的技术和产品,像宏基就延伸得很长,就是它做自由品牌。

    所以先进制造业就是服务化的制造业,而服务化不是一级台阶,是整个楼梯,你延伸,可以延伸多长就多长,可以向哪个方向延伸就向哪个方向延伸,不是要一步到位就可以上到一个整楼梯了。我自己讲的时候也有一些地方没有说清楚,在转型的过程当中采取了一些不是很恰当的办法。

    再一个发展服务业,我们的服务业的比重太低了,一般的国家在完成工业化的过程当中,在工业大概达到整个GDP40%左右的时候,服务业就窜上去了,我们工业占GDP的比重占到了43%、44%,我们制造业占的比重比我们落后的国家,比印度还低,比印度低10%。

    另外我们最近发展研究中心一些同志,认为我们现在还可以超出我们“十一五”时候的想法,还有一个问题很值得我们研究,振兴产业,就是说在当前这个时候,可能我们有一部分企业在危机的冲击下也不能不淘汰,但是要想办法做加法,做加法就是我们现在完全有条件能够找到一些新的增长点,而在新的增长点上培育起我们自己的有国际竞争力的拳头产业。我在今年年初北大论坛上曾经分析过信息通信产业,我们现在完全有条件建设起我们自己的拳头产业来,比如我们可以找一些例子,比如芬兰这个国家过去是一个很落后的农业国家,现在有一些全世界有名的企业,比如诺基亚,诺基亚在什么情况之下脱颖而出的呢?就是在无线通讯从第一代到第二代的转变过程中脱颖而出。我们ICT产业现在业面临着新的革命性的转变,有三个表现:第一个,通讯工具传输手段所谓移动宽带化。第二个,三网融合,电信网、广电网和英特网。第三个,服务化。硬件部分相对降低,而软件和服务的比重,有些企业整个就转向了服务业,比如IBM,IBM把危机的部分就卖给中国了,卖给中国的联想了,主要做服务。像宏基,宏基在台湾,这个企业分类里面是在服务业,不是在制造业,你天天都可以看到这种情况,电脑,电脑,卖得好的就是上网本,这个业务中间有很多业务就是服务业务,手机也是这样,Iphone最赚钱的不是手机,而是它的服务业务,娱乐、软件的下载这样一些东西。

    我们有很多条件,有很多优越的条件,如果抓得住这个机会的话,完全可以有一些,在这个大领域中,某些产业上,在最高层次的国际竞争就是提出标准设计的竞争中取得成功,就把整个产业能够实现升级,包括那些装配加工的企业全部带起来,其他一些行业也是很有希望的,例如汽车产业、能源产业等等。不过我们发展的可能性存在很多,但是实现的情况并不好,主要的问题是在于我们落后体制的压制,我们这些行业的条块分割,一些垄断性的企业得到政府的保护等等,使得我们这些可能性很可惜的丧失了,在这方面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所以关键问题在于改革,从两个方面看:第一,你只有坚持改革,才能抛得掉那些旧的模式,才能消除那些抛弃旧模式的体制性障碍,我们在“十一五”,后来“十一五”讨论,我写了一本书,叫做“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抉择”。那里面分析过,为什么这种旧的增长模式,旧的发展方式,说了多少年了,要改,要改,就改不掉,那里面讲了主要的问题就是体制性障碍,当时说了四条:第一条,政府有太多的配置资源的权利,比如土地等等。第二条,物质生产部门的增长变成了政绩好坏的主要标志。第三条,财政体系逼迫使各级政府的领导都要把注意力放在扩大它的物质生产的规模上去。第四条,价格扭曲。我们在资源价格,某些要素价格上还是用的计划经济的定价体制,严重的偏离均衡价格,一般说来就是低价,这样就造成了它促使了人们大量浪费资源的一种生产方式,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一方面立不起来,立不起来就是没有很快的把有利于创新的经济社会体现出来。这里面我们曾经讨论过服务业,不管是制造业内部的服务业业务还是独立的服务业,在中国它就是发展不了或者说非常的慢,那为什么?我觉得最有说服力的还是耶鲁大学和长江商学院的陈志武教授详细分析过的,服务业要求的环境比制造业要高,因为它打交道的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一些东西,你比如说技术创新,技术创新现在碰到一个很大的问题,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的保护碰到了司法的地方化,外国人说,我们的知识产权保护不利,其实我们自己也深受其害。

    因此,你如果不能够建立一个有利于创新的体制的话,新的有效率的集约的增长方式是很难行使的,很难被人们所接受。所以归根到底是一个改革的问题,如果不能够破旧立新,那么我们前面所讲的这些要执行起来就非常困难
  所以最后我用胡总书记纪念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讲的这一段话作为结束,我把这一段话献给大家。我们要坚持不懈地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创新,加快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步伐,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不断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中央提出这种号召已经三令五申,但是行动起来、推进起来非常困难,我就希望大家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