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在科技进步、经济发展、社会结构、政治制度甚至文化成果上都大大落后于西欧。于是许多中国人开始思考，曾经创造了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何以在近代社会发展上大大落后于西欧呢？

 

 

李约瑟博士（joseph needham，1900—1995年）1943年任英国文化委员会驻华代表和英国驻华大使馆科学参赞。他在华工作的三年多期间，萌发了撰写《中国科技史》的想法，后来就撰写了宏篇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李约瑟提出了为什么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而到近代却落后了的问题。这一问题后来被称为“李约瑟难题”。

 

很显然，“李约瑟难题”只是从科学技术方面对近代以来中国社会落后于西欧社会的一个表述。作为科学技术史的研究者，李约瑟从自己熟悉的角度提出问题，也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不过，由于李约瑟盲目推崇古代中国的科技成就，结果他硬是断言“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并把它作为“问题”的前提，这就引发了许多不必要的争论，也使不少人干脆把他提出的问题称为“伪问题”而置之不理。其实如果我们抛开李约瑟的武断前提，他提出的问题本身还是有研究价值的，尽管他只是从科学技术的角度提出了问题。

 

不过，要解答“李约瑟难题”，显然不能只就“科学技术”谈论科学技术。如前所述，近代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无不大大落后于欧洲。至于这诸多方面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即哪一个是原因哪些又是结果，那又是一个大有研究价值的问题。就这一点来说，李约瑟有明显受马克思理论的影响。按照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生产力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而生产力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则取决于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这一看法实际上是把科学技术的发展看做生产力发展的原动力，因而也看做欧洲经济兴起的原动力。从马克思理论的角度说，李约瑟更有理由提出中国科学技术何以落后的问题。不过，由于唯物史观一直没有解决科学技术发展的“原因”问题，所以也就无法令人信服地阐明欧洲经济的兴起问题。李约瑟当然也没有弄清欧洲科学技术发展的真正原因。而在没有搞清科学技术发展的一般原理之前，论证中国科学技术何以不发展（即“停滞”），也就成为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下面我们先介绍李约瑟的研究，再对“李约瑟难题”给予不同于一般学者的全新的解答。

 

 

李约瑟说：“西方人似乎通常认为中国是一个纯粹的农业与艺术文明，其实不然。中国人对世界科学技术也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们在全世界首先发明了磁性指南针、炸药、造纸术和印刷术，以及接种牛痘。他们是世界上最先认识到营养缺乏症的国家，最先发明冶炼铸铁的国家。在他们的传统药物中，在今天仍有几种具有巨大的价值和用处。”李约瑟认为：中国人是有能力发展出世界一流的科学技术的。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是世界领先的，但是近代却落后了。他认为近代中国科学技术落后的根本原因有两点：

 

第一，在中国，大统一以后的封建制度是一种“官僚封建制度”，束缚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在西方，从腓尼基人和希腊人早期的城邦（statecity）到现代城市，如安特卫普和里昂，西方的历史根本离不开城市国家。而在中国和印度，根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与之对应。与西方的城市国家即“城邦”或自由城市相比，中国古代的城市，主要是农业地区的中心，这些城市没有与矿山或航行活动相联系；没有选举的市长和高级市政官、市议员，其官员都由中央政府任命，也只对朝廷负责。这是中国文明与欧洲文明的根本不同。古代中国在实现首次统一（这里可能指的是秦的统一——许注）后，不是实行商业资本主义，而是实行“官僚封建制度”，官僚思想深刻地渗透到整个中国人的复杂思想中，甚至在民间传说中，也充满了这种思想。在西方，科学技术的兴起与商业阶级的兴起相联系。但在中国，商业阶级从未获得欧洲商人所获得的那种权利。中国有许多短语，如“重农轻商”等，表明了在那些年代的官僚政府的指导性政策。在中国，反对科技发展的阻力太大。而在欧洲，科技的发展却能冲破这些阻力，取得现在的成就。

 

第二，中国所处的地理环境决定了上述情况的发生。李约瑟问：“为什么在中国真正的封建主义（应当是指西欧层层分封的封建制度——许注）并不存在？”他认为，答案可能与极其重要的水利网有关。欧洲没有季风气候，也没有中国那些特别的河流与山脉，因此欧洲人不需要建造巨大的水利网。而中国人从很早的时候起就得去修建水利网，而且必须从整体治理，才能解决水患问题。水利网超出了任何一个封建领主的领地，所以就必须建立大一统的官僚封建国家……

 

李约瑟从气候、雨量、地理、经济和社会环境等因素分析了中国文明不同于欧洲文明的原因，他最后得出结论说：“如果中国人有欧美的具体环境，而不是处于一个广大的、北面被沙漠切断，西面是寒冷的雪山，南面是丛林，东面是宽广的海洋的这样一个地区，那情况将会完全不同。我将大胆断言，情况将完全改变。那将是中国人，而不是欧洲人发明科学技术和资本主义。历史上伟大人物的名字将是中国人的名字，而不是伽利略、牛顿和哈维等人的名字。”李约瑟甚至更进一步地说：如果那样，将是欧洲人学习中国的象形文字，以便学习科学技术，而不是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按字母顺序排列的语言……

 

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高度评价，使李约瑟赢得了大部分中国人的敬重。许多中国人认为，李约瑟把中国古代辉煌的文明重新发掘了出来。他提出的“李约瑟难题”，也吸引了中国学者的广泛注意。不过，大多数学者对李约瑟的解答并不满意（如果满意，现在也就没有所谓“李约瑟难题”了），所以至今仍然有不少学者致力于探讨这一问题。遗憾的是，多年来中国学者的解答也并不比李约瑟本人的解答有多么高明，实际上仍然在原地踏步停止不前。何以如此？笔者以为，在解答问题之前，首先要弄清需要解答的问题究竟“是什么”，在弄清问题、精确表述之后，才可能准确地解答问题。

 

 

李约瑟并没有把所谓的“李约瑟难题”表述清楚。现在的一些表述，大都是学者们从李约瑟的文字中“提炼”出来的。不同的表述反映了不同的侧重点和不同的解答思路，下面我们就讨论具有典型意义的三种表述：

 

1.有人紧扣李约瑟的原意，把“李约瑟难题”表述为“15世纪以前，中国的科学技术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为什么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呢”？

 

这种表述断言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因而引发了许多不必要的争论。从逻辑上说，如果中国的科学技术确实是“前期发达”而“近代落后”，那么我们就应当在近代中国的特殊情况中去寻找落后的原因……问题在于自古以来“中国还是那个中国”（“月亮还是那个月亮”），虽说明清时期中国社会与此前的中国社会也有某些不同，但这些不同无论如何难以成为中国（的科学技术）从先进变为落后的“原因”。李约瑟本人大概也意识到不可能在明清时期中国的“特殊情况”中找到近代中国科学技术落后的“原因”，于是他一直往前探讨，直到把“原因”归结为因治理水患的需要而建立的“封建官僚制度”，这实际上就将“原因”追溯到春秋战国以前甚至更早的夏商时期。李约瑟的这一答案，暴露了他思维的混乱，也表明他对问题的表述存在明显缺陷。

 

笔者以为，相信“古代中国科学技术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既是李约瑟研究的动力，也是他的根本错误所在。笔者从来就没有相信过“中国科学技术长期领先于世界”的神话。古代中国的技术水平根本没有埃及、巴比伦发达，在科学理论上更无法与建立了公理体系的希腊（欧几里德几何原理）相比……对此读者当然可以有独立的见解。无论如何，学界对中国的科学技术是否“长期领先于世界”的是存在不小争议的。

 

其次，这一表述还有一个重要缺陷，就是没有在“中西对比”中提出问题，这就把人们的吸引力固定是对中国情况的关注上，这就不可能科学地回答这一问题。因为中国科学技术的“落后”，是相对于近代以来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欧洲而言的。脱离了近代欧洲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国的落后就无从谈起……

 

李约瑟断言“古代中国科学技术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也给那些反对他但却无法从实质上解答“李约瑟难题”的学者提供了“逃避”的借口，他们直接将“李约瑟难题”称为“伪问题”而弃之不顾，也不再致力于探讨“近代中国落后于西欧”这一“公认史实”的原因问题了……不过无视问题并不等于解决问题。如果我们抛开李约瑟那混乱的表述及其因果关系探讨，“李约瑟难题”本身还是有其重要研究价值的。

 

2.李约瑟在另一个地方将问题表述为，“为什么近代科学产生于西欧而不是中国、印度等文明古国？”

 

这一表述认识到，不只是中国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甚至比中国更早进入文明社会的印度、埃及、巴比伦等文明古国（所在的地域），也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这一事实的合理推论就是：既然世界上的文明古国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那就说明文明古国在近代以来陷于落后状态具有普遍性；西欧后来居上并产生了近代科学，正好说明西欧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特殊性。如果要寻找近代科学产生的“原因”，那就必须研究西欧的特殊情况，而不能到没有产生近代科学的中国、印度等文明古国中去寻找原因。换句话说，按照这一表述，我们是可以找到正确研究途径的，那就是研究西欧而不是研究中国……

 

研究近代西欧经济崛起（以及科学技术发展）的原因问题，早已成为历史科学和经济科学的重大课题。可惜由于历史学至今缺乏科学的探索手段，一直没有出现像样的成果。这一任务是由美国经济学家诺思（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完成的，其成果就是1973年出版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诺思的研究成果，为我们探讨所谓的“李约瑟难题”提供了科学的思路。我们后面将介绍他的理论。不过李约瑟本人并不懂得科学技术发展的原理（其实在诺思之前，谁也没有搞清这一问题），所以他也像绝大多数中国学者一样，只能说一些猜测性的话语作为论证……

 

3.还有人把“李约瑟难题”表述为，“为什么古代中国应用技术发达，但却没有创立出理论科学呢？”

 

将“应用技术”与“理论科学”严格区分开来，对我们研究问题有很大帮助。其实李约瑟本人也注意到古代中国有许多具体的发明创造，亦即应用技术发达。古代中国令人瞩目的成就主要就是在“应用技术”方面，而在理论科学的归纳和创新上却几乎没有什么成就，例如逻辑上的“三段论”推理和“探求因果关系四法”等简单的理论成果都没有归纳出来。严格区分“应用技术”和“理论科学”，可以使我们致力于探讨中国何以缺乏理论归纳成果的问题。

 

历史事实是，不但中国，而且其它文明古国都出现了许多简单的应用技术，后面我们将谈到，这些应用技术例如主要工具的发明创造，大都是偶然出现的（考虑鲁班发明锯子），所以某个文明社会发明数量的多少，就与其地域面积、人口数量以及时间长短成正比。由于中国比其它文明古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所以偶然性发明也就较多，可能大大超过其它任何一个文明古国的发明数量。这一原理是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林毅夫教授首先谈到的。就西欧来说，其开发时间很晚，其发展远在文明古国之后，当西亚、北非和东亚出现辉煌的文明时，西欧大部分地区还是广袤的荒野，于是中国在应用技术上，也确实是“长期”领先于欧洲了。不过正因为这些发明都具有偶然性成分，所以它们都可能在各个文明社会独立出现，于是比较中国是否领先于埃及、巴比伦就没有任何意义。

 

至于近代以来理论科学的产生，则完全是欧洲自身发展的成果。学者们一般认为，自然科学理论对欧洲生产技术的发展起了十分巨大的推动作用。这一看法本身当然是正确的。问题在于就历史运行的过程说，理论科学和生产技术谁是因谁是果的问题，远不像学者们设想的那样简单。根据诺思阐明的原理，近代理论科学在西欧建立和发展起来，实际上正是生产技术发展过程推动的结果（后面详论）。

 

这样，现在讨论的科学，就应当限定为狭义的“理论科学”；现在讨论的技术，就应当指“应用技术”或“生产技术”。由于科学和技术确实存在紧密联系，于是中国人就往往把科学、技术连读，从而成为“科学技术”这一笼统概念，甚至还简单地省略为“科技”，这就更难以精确认识问题了。不过，中国人这样做似乎是有情可原的，因为中国人并没有创立逻辑科学，所以学者们至今仍然大都习惯于用模糊方式进行思维，也不注重严格界定概念。而李约瑟就不同了。作为英国人，他生活在创立了近代逻辑科学的欧洲，却忽略甚或故意忽视科学和技术的区别，在其浩瀚的科学技术史著作中没有对科学和技术给予严格区分和界定，无论如何是一个难以原谅的严重错误……

 

根据以上讨论，我们可以把李约瑟难题分解为如下三个相关的问题：

1、文明古国为什么只出现一些简单的应用技术？

2、生产技术的重大突破何以出现在西欧？

3、理论科学何以都被欧洲人总结归纳出来？

阐明了这三个问题，也就解答了所谓的“李约瑟难题”。

 

 

站在历史哲学的高度看，“历史”只不过是“社会”运行的轨迹，而社会则是人们“活动”的总和或结果。由于人类“活动”的目的是追求高质量生活水平，实际上是人们面对特定的“客观环境”而进行“理性选择”的结果，于是中国和西欧历史进程的反差，就可以归结为人们从事了不同的活动。至于中国人和西欧人何以要从事不同的活动，我们就只能要么就归结为活动主体“人”的不同（即“中国人”和“欧洲人”的不同），要么就归结为选择对象（即人类活动的作用对象）“客观环境”的不同……

 

我们继续往下探讨。如果我们归结为活动主体“人”的不同，即“中国人”和“欧洲人”的不同，那么一切问题将变得非常简单，我们就可以“以不变应万变”，将中国和西欧社会发展进程的反差及其一切方面都直接归咎于欧洲人聪明、勤奋而中国人愚蠢、懒惰。不过这样一来，我们也就堵塞了对社会进行任何科学研究的途径。这样做，不同的社会和民族也就再也不需要进行社会科学（研究）的沟通了，因为他们具有不同的人性，也就无法拥有对他们都适用的统一的社会科学了……正因为如此，所以真正致力于研究问题的学者都不愿意归结为“人”的不同，而是假定不同地域的“人”都是相同的（更精确地说应当是“人性”是相同的）。在这一前提下，不同地域的人们之所以从事不同的活动从而创造了他们各自不同的历史，完全是因为他们遇到了大不相同的客观环境条件……

 

这样，近代中国和西欧的社会历史进程出现强烈反差的“原因”，就应当到中国人和西欧人各自所处的客观环境中去寻找。李约瑟本人大概也隐约意识到了这唯一正确的思路，所以他把“李约瑟难题”的答案归结为两点：一是中国官僚封建制度对科学技术发展的阻碍作用，二是中国地理环境造成了这种情况。其实按照他自己所说，这两点之间是因果关系，是地理环境的特殊情况造成了中国特有的封建官僚制度，而官僚制度又造成了中国科学技术在近代的落后……所以这两点归根到底还只是一点，即中国特定的地理环境条件……

 

这里又牵涉到我们探讨的客观环境条件，究竟需要探讨到哪里为止的问题。大体说来，人们似乎都认识到，探讨宏观的社会历史问题，需要致力于在客观环境条件中寻找原因。例如对近代中国何以落后的问题，有人（把原因）归咎于专制制度（阻碍了社会的发展），有人归咎于儒家思想（的禁锢和影响），有人归咎于小农社会结构（的惰性），还有人归咎于历代统治者“重农抑商”（的政策）……如果我们立足于明清之际认识问题，专制制度、儒家思想、小农结构、“重农抑商”政策也确实可以看做是客观环境的组成部分。不过，对于这些“事物”出现或创立之前的社会来说，它们却不属于“客观环境”，而是人们面对此前因素活动或选择的结果。更为关键的问题是，它们究竟对社会发展起了正面促进作用还是负面阻碍作用，人们至今还众说纷纭。例如自汉武帝以来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它究竟对社会起了什么作用，人们至今仍然争论不休。有人把儒家文化看做传统文化的精华（对社会起了很大的正面作用），而有更多的人却把儒家文化看做传统文化的糟粕（对社会起了很大的负面作用）。既然它们究竟起了什么作用还争论不休，我们以它们为基础的论证，当然也就难以令人信服了……

 

退一步说，即使我们承认专制制度、儒家思想、小农结构、“重农抑商”（政策）确实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造成了极大的阻碍（导致科学技术的落后），那么人们还会问，为什么中国形成了这些只起负面作用的东西，而欧洲却形成了起正面作用的东西呢？如果我们试图回答这些问题，那就需要搞清，中国何以形成了专制制度？中国何以提出了儒家思想？……就需要往更深层次探讨，一直探讨到社会、经济之外完全“客观”的、非“人为”的因素例如地理环境各要素为止。其实经济学家熊皮特（Schumpeter，1955：4）早就认识到这一问题，他说：“如果要发现两个现象的因果关系，只有当那起因性的因素是非经济的时，我们才算成功了。作为经济学家，我们只有这时才证明自己能够解决问题，下一步则是其它学科的事了。如果那起因性的因素本身具有经济性，我们的解释就不成功并还要持续，直到它最终落到非经济的底部。这对一般理论和具体案例的探讨都不例外”。当然，熊皮特是站在经济学角度之处这一问题的。如果我们把他的思路套用到社会历史问题上，就可以说，只有我们把社会历史的原因问题谈到到“非社会历史”的底部，我们才算是最终回答了这一问题。

 

下面我们就利用“经济人行为原理”，尝试着对前述“李约瑟难题”的三个相关问题做出解答，并且按照“熊皮特标准”，一直探索到“非经济的底部”为止。

 

 

根据“经济人行为原理”，利益追求是人类行为的永恒动机，发明创造活动也是如此，只有那些预期收益显然高于预期成本的发明项目，才会有人花费时间和精力去进行研制。人类发明计时钟的过程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原理。15世纪时，为确定远洋航行中轮船在海洋中的位置需要测算经度，而测算经度需要精确的计时钟。为发明计时钟，西班牙、荷兰、英国都宣布给予巨额悬赏。但直到18世纪，英国的哈里森几乎耗费了半生精力才完成计时钟的研制，获得了这笔赏金。现在看来，即使哈里森未研制成功而突然患病死亡，计时钟也会被其他人发明出来，因为高额赏金是刺激人们进行研制的基本动力。如果没有赏金，发明人因成果被人仿制，所获收益就会大大低于他所付出的代价，所以就不会去进行这种研制。仿制别人的发明成果具有一种“白搭车”的利益。受“白搭车”利益的刺激，人们都想等待别人发明出来之后直接进行仿制，所以社会只可能出现一些像鲁班发明锯子那样的几乎不需要什么成本的简单的或偶然性的发明创造。

 

高额赏金是刺激发明创造的好办法。但政府悬赏的只能是重大而又紧迫的项目，事事都靠政府悬赏是不现实的，于是对发明创造活动给予经常性刺激的专利制度被人类发明出来了。假如没有赏金和专利制度的保护，许多发明创造项目的预期收益是远远低于预期成本的，因而根本不会有人去进行研制。由于古代中国没有形成保护发明者利益的制度，所以出现的发明创造大都具有简单和偶然的性质。

 

其它文明古国与中国的情况完全类似，所以也只是出现了不少偶然性的发明创造。等到依靠“偶然性原理”能够发现的“项目”都已经出现，而只剩下必须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进行研制的项目有待解决时，社会的生产技术也就会陷于停滞状态……

 

 

不过，西欧一系列技术突破出现时，专利制度还没有形成，所以技术突破并不是专利制度刺激的结果。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阐明，西欧生产技术的突破来自生产中精细的分工，分工来自生产规模扩大，而生产规模扩大则是人们利用市场兴起所造成的盈利机会的结果。

 

中世纪前期的西欧，大部分地区还是人口稀少的广袤的荒野。中心地区人口的自然增长导致边远地区的开垦。西欧小范围内气候差异大，新区之间以及新老地区之间生产了不同的产品，引起对交换的需求，于是在地区内和地区间首先形成了小范围的商品交换市场；广泛的水陆运输运费低廉，粮食、木材、羊毛、咸鱼、酒类等基本产品（低值笨重货物）也能够承受远距离的运输费用，逐渐形成了辐射范围广阔的大市场。市场扩大刺激了制造业的发展。靠近市场地区信息灵通，人们根据市场需求及时调整生产，逐步形成了专业化的生产中心。制造业的专业化刺激了生产中的分工。羊毛织品是当时西欧主要的制造品，其制造过程可以分解为许多细小的工序，精细的分工使人们只需要重复简单的操作，简单的操作“将人们天生的发明欲集中在有限的一些难题上”（诺思语），促使人们考虑用机械代替手工，用自然力（水力和风力）代替人力和畜力。发明那些从事简单操作的机械，研制成本大大降低，而创新收益则因产品具有广阔的销路而十分可观，吸引不少人进行研制，于是西欧出现了一系列技术突破。

 

这样，辐射范围广阔的市场既通过生产中精细的分工间接降低了技术创新的成本，又因大量销售产品而直接提高了创新收益。创新收益和创新成本的反向变化，使得创新活动的“纯收益”大大提高，这是刺激许多人从事创新活动的直接动力。没有市场发展带来的技术创新收益的提高，欧洲是不可能出现生产技术突破的。

 

长期以来，中国市场一直没有发展到带动生产规模扩大的程度，因而并没有引起精细的分工，制造业还必须进行复杂的手工操作。直接研制和发明那些进行复杂操作的机械装置难度很大，发明成功的可能性很小，加上没有利用市场获利的前景，预期收益显然大大低于预期成本，所以根本不会有人去从事研制，于是生产技术就陷于停滞状态。可见，中国生产技术长期未出现突破，根本原因就在于市场长期不发展。

 

 

喜欢追根究底的读者会问，中国市场为何长期不发展呢？不少人把中国商品经济长期不发展归咎于小农传统观念的影响、儒家保守思想的禁锢以及历代统治者的重农抑商政策。其实，小农观念、儒家思想和抑商政策都产生于社会经济生活，用它们来解释市场发展的状况正好颠倒了其中的因果关系。

 

根据“经济人行为原理”，中国商品市场长期不发展，也应当是人们在特定资源环境下“合理选择”的结果。

 

中国文明本部的黄河流域，其地理上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等温线、等降水量线都是东西方向。从现今陕甘交界向东一直走到山东半岛大致1500公里范围内，所经各地的气温和降水大体都相同，所以各地的基本产品相同，这就没有交换的必要；另一方面，虽说南北方向的气候差异较大，引起基本产品有一定差异，例如南部产稻谷，北部产小麦，但南北方向没有天然河道可供通航，陆路运费又太高，结果南北之间的不同产品就无法实现交换。事实上，古代由陆路运输形成的农产品市场，辐射距离不超过10公里。农民把产品运到有差异的地区交换自己所需要的产品，比自己直接生产它们花费的代价更高，在这种情况下，农民的“合理选择”只能是调整产品结构来满足需求，于是社会就长期维持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状态。在古代中国的自然地理和交通条件下，任何两地农、林、牧、渔等基本产品（低值笨重货物）生产成本的差额，都抵偿不了两地之间的运输费用，所以中国不可能自发形成大规模的基本物品的交易市场……

 

从经济上看，能够承受远距离运输费用的商品是有限的。黄金、珠宝等贵重物品当然能够承受远距离的运输费用。除黄金、珠宝等贵重物品外，中国古代市场上交易的物品还有瓷器、丝绸、香料、茶叶等本身价值不高但产地有限的特殊物品，但由于运输费用很高，它们到达最终消费地时都成了普通百姓消费不起的“奢侈品”，所以对市场发展的刺激作用并不大。古代中国也许只有经销百姓日常生活所必需的盐、铁这两种商品才有利可图。但从春秋战国时代起，国家就逐渐垄断了盐铁的经营，对私自经销盐铁者要进行严厉制裁。由于经销基本产品难以致富，所以商人只能依靠行奸弄巧或者贩卖违禁物品发财，结““奸商”和“私贩”几乎成了中国商人的代名词。在统治者看来，商人对社会的积极作用还抵偿不了他们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商业税收不能补偿管理费用），所以直到毛泽东时代，国家仍然采取重农抑商政策，对农民的“弃农经商”行为进行严厉打击。历代的抑商政策当然会对市场发展更为不利。但由于我们上面已分析的原因，即使没有抑商政策，中国市场也不可能自发发展起来。

 

 

如前所述，技术是指实用技术、应用技术，它能够直接应用于生产，创造出新的产品或者直接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增加产量。简单地说就是，应用技术能够直接获得利益；科学则不同，它是人们认识世界的结果，所以往往称为“科学发现”，它在形式上主要表现为“理论”的东西。科学和技术的关系颇为复杂。有的科学发现（理论）容易转化成应用技术，使人获得具体利益，例如法拉第发现并归纳出来的“电磁感应定律”，这本来属于科学发现，即发现了“电磁感应”的规律。人们很容易利用这一发现制造了发电机和电动机，于是“科学”就转化为“技术”，直接应用于生产而造福于人类了；有的“科学发现”虽然不能直接转化为“应用技术”，但对基本生产活动却可以作出指导性贡献，例如托里拆利发现的“气压定律”，牛顿归纳的力学定律，就对许多领域的生产活动具有指导意义；还有的“科学发现”则不容易转化为应用技术或者根本不能服务于生产，例如四色原理的证明、费尔马定理的证明、哥德巴赫猜想的论证等。由于它们与“应用技术”相距太远，这就很难把它们应用到生产中创造财富。欧洲科学兴起的历史表明，正是生产中提出了一些带普遍性的问题需要解答，这才促进了理论科学的出现。换句话说，理论科学的发展是由生产技术的发展推动的。如果技术发展没有提出需要给予理论解答的问题，也就根本不会有理论科学的出现。

 

有人就此会产生疑问：既然“理论科学”并不直接服务于生产，不能使理论发现和创新者获得利益，何以会有人去从事理论研究呢？其实在近代科学产生时，基本原理的归纳者有不少人是实践者，他们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需要提高到理论认识的高度，所以理论本身也能够帮助他们获得收益，例如，前述电磁感应定律的发现者法拉第就是学徒出身。不过，复杂、高深的理论却往往不能由实践者发现和提出，所以它们都来自于在大学任教或在国家研究机构工作的学者。其实正是由于这些高深、复杂的理论无法直接获得利益，所以作为“成果”它们也只能够由国家或政府部门资助进行研究得到。

 

古代中国没有创造出理论科学，道理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从容易转化为生产技术的理论科学上说，中国市场发展（更正确些说是市场不发展）的状况制约了生产规模的扩大和操作中的分工，导致生产技术陷于停滞。陷于停滞状态的生产技术，根本提不出需要解决的理论问题。所以中国人没有创立理论科学，实在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至于复杂、高深的理论创新，它们都必须建立在对基本原理进行科学归纳的基础上。可惜在中国，还没有人对日常生活中的科学原理进行归纳，当然也就不会在理论创新上有多大贡献。何以没有人去进行基本原理的归纳？应当是长期停滞于自给自足状态的经济生活没有产生出对这些原理进行理论归纳的“需求”。逻辑上的三段论和探求因果关系四法（求同法、求异法、共变法、剩余法）都是如此。其实中国人也早已使用这些方法进行逻辑推理，探求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之所以没有人对其进行“归纳”，是因为这种归纳对当时的中国社会没有作用——不但终生活动在几公里范围内的农民不需要它们，而且统治国家的军政官僚和文人学者也都不需要它们，所以归纳出来写成书也没有人看，写书人将得不到任何补偿。从这一角度说，在中国没有人进行探求因果关系方法的逻辑归纳，就是没有人去做对人对己都无用的工作……这一归纳工作之所以由英国哲学家穆勒完成，是由于英国经济生活的发展已经产生出对这些方法进行总结归纳的“需求”，为满足社会需求而进行的这一归纳工作，也能够使归纳者获得实际利益。所以，结论是颇为简单的：中国历史上理论创新成果很少，是因为中国的经济生活没有为中国人的创新潜力创造出获利的空间。

 

 

许多中国人以为李约瑟在“科学技术史”学界具有很高的学术地位，其实不然。即使在他的母校英国剑桥大学，他也不被人们看做是科学技术史专家，人们甚至认为他是科学技术史的门外汉。其实中国人推崇李约瑟博士，也不是由于他在学术上的造诣，而是由于他对中国人的友好感情。作为把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成就介绍给全世界的“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博士理所当然地赢得了中国人的爱戴和尊敬。但是他关于“古代中国科学技术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论断，他把“科学”和“技术”混为一谈的做法，他关于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落后原因的探讨，都表明他根本不懂得科学技术发展的原理。

 

首先，关于中国科学技术“长期领先于世界”的说法，完全是李约瑟博士的主观臆断。如前所述，一般应用技术的发现和发明具有偶然性，所以根本无法比较谁先进谁落后。从理论科学说，古希腊的欧几里德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创立了平面几何的公理体系，开创了用逻辑方法建构科学框架的先河。初学平面几何的人往往瞧不起“两点之间线段最短”的命题，因为这样的命题不仅童叟皆知，而且连狗都知道（例如沿着线段的方向跑近路）。所以，关键的问题并不在于知道或不知道一些实际存在的命题，而在于能不能把它用理论科学的形式归纳出来。直至19世纪人们才终于认识到，任何科学都必须建立在“公理体系”的基础上，反过来说也只有建立在公理体系基础上的学科才有可能成为“科学”。此后，人们才更感到欧几里德的伟大和天才……反过来我们再看李约瑟博士，却感到他简直是在瞎胡闹：既然古代中国根本不存在严密的理论科学，硬说“古代中国科学技术领先于世界”还有什么意义？

 

其次，李约瑟解答“难题”的方向，与他对问题的提法也自相矛盾，违背了最起码的逻辑。他提出问题的前提是古代中国科学技术一直走在世界前列（只是在近代15世纪以后才落后了）。从逻辑上说，既然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那就不能到形成古代社会的情况中探讨其后来落后的原因。而从李约瑟的回答看，他却正好立足于遥远的古代，把原因一直追溯到中国古代的官僚政治。其实中国的官僚政治至迟在公元前221年就已经建立了起来，它何以能够成为近代中国科学技术落后的原因呢？李约瑟在探讨形成官僚政治的原因时，又谈到了中国地理环境导致的治理水患的必要，这一探讨实际上又追溯到大禹治水时代……

 

初看起来，李约瑟把中国科学技术落后的原因归结为中国特定的地理条件，与我们把中国的落后归咎于特定的地理环境条件完全是相通的。地理环境来说，它从中华民族诞生时起就一直在起作用。如果它真像李约瑟所断言的那样，能够促使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居于世界领先地位”，那就根本不可能用它们解释近代中国科学技术何以落后的问题。

 

有必要说明，李约瑟关于中国建立水利网的材料及其分析，最早见于19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向英国政府的报告。其实，这一材料和分析与中国的历史事实相差很远。即使中国最早发展起来的黄河流域，农业也基本上是靠天然降雨维持的，所以从来就没有修建过抗旱用的水利网。材料中关于治理水患的说法，应当是指在洪涝灾害发生时组织人力疏通洪水使之流入大海，传说中的大禹治水就是如此。但治理水患导致中国形成统一政权的说法，完全是一种理论的猜想，与历史现实并不相干（马克思也谈到建造水利工程的必要性促进了东方国家的形成，大概也是受到了英国东印度公司向英国政府报告的影响）。其实，自古以来黄河的泥沙含量就大（要不然何以会称为“黄”河呢？），下游经常淤积改道，所以直至现在也没有形成什么水利网。

 

李约瑟还谈到了中国周围的宏观地理条件沙漠、雪山、丛林、海洋等对中国历史的影响。但是对于这些条件怎样影响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李约瑟博士却没有给我们提供任何像样的说明。他只是断言，“如果中国人有欧美的具体环境……情况将完全改变。那将是中国人，而不是欧洲人发明科学技术和资本主义。”读了这样的空话，读者会有什么感受？

 

因撰写了长篇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而备受中国人尊崇的李约瑟博士，实际上根本不懂得科学技术发展的原理。他不但没有找到正确的研究方向，没有找到正确答案，甚至也没有正确地提出问题！从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到所得结论，李约瑟的文字存在着难以梳理的逻辑混乱。中国人对他的尊崇，主要是从“民族感情”出发的：在那么多西方人瞧不起中华文明的时代，作为高傲的英国人，李约瑟却致力于把古代中国文明的成就传播给西方世界，所以他理应得到中国人的感情回报……但是从学术、理论上说，数百万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简直不值一提，李约瑟博士也根本不值得中国人崇拜。

 

 

近代以来中国科学技术的落后，是相对于欧洲而言的。与欧洲相比，中国不仅在科学技术上落后，而且在社会结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文化成就上都处于落后状态。对欧洲自身来说，这几个方面的进步是同时或同步进行的，所以无法在其中发现什么因果关系。根据诺思的研究，欧洲的这些发展进步，都应当是市场兴起的合乎逻辑的结果，当然其中都有欧洲人的适当的活动。所以诺思归纳的原理是，西欧经济崛起的关键是那里形成了刺激经济成长的合适的经济政治制度。而社会结构和经济、政治制度，却都是人们在特定客观环境及其变化条件下合理选择的结果。

 

根据诺思归纳的原理我们不难搞清，中国之所以形成了被一些人认为阻碍社会发展进步的社会结构和经济、政治制度，实际上也是人们在特定客观环境下理性选择的结果。所以，近代以来中国和西欧社会发展进程的反差，完全根源于两者大不相同的地理条件。简单地说就是西欧的地理条件使得人们适合于发展商品市场，而中国的地理条件却使得人们适合于自给自足……

 

从更宽泛的原理说，人的天性是追求多样化的消费，而生产的特点却是单一化（即专业化）生产时效率最高（就制造品来说，为了追求生产的高效率，人们甚至把一个产品分解为多个部件，再把每个部件的每一个细小特征都作为单独的操作动作，从而使每个人都具有很高的熟练程度，从而得到很高的工作效率）。解决消费多样化与生产单一化矛盾的部门是商业。所以那些天赋资源最适合单一化生产、又最容易解决生产和消费矛盾（适合商品市场发展）的地域，就必然会最快地发展起来。在地球上，欧洲正好就是这样的地域。

 

就中国的广大地域来说，它基本上可以看做是“均质”的，各地产品差异太小，所以不适合发展专业化生产；中国也缺乏适合通航的（南北方向的）河流，所以也不利于发展商品市场。与此想适应，人们就一直维持自给自足的小农结构状态，从而导致社会长期停滞。打一个极端的比方：假如地球上到处都是相同的土壤气候条件，即相距再遥远的每个村庄都能够生产完全相同的产品，那么人类社会也就永远不可能发展到资本主义的高度……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缓慢改变乃至政治制度的急剧变迁，完全是崛起了的西方社会向东方扩张的结果。更准确地说，是中国人面对客观环境中加入的这一“外生变量”（西方扩张）而进行碰撞、抵制、反抗、吸收（这些都是“理性选择”）的结果。从这一角度看，美国已故著名汉学家费正清教授把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道路归纳为“西方冲击——东方反应”的模式，是完全符合实际的。假如没有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兴起以及向全世界扩张这一极其宏伟的历史事变，很难设想几千年来处于社会停滞和王朝循环的中国社会，何以能够自发地发展起来。这一结论当然会使具有强烈民族自尊的国人感到难以接受。但科学研究不是意识形态宣传，它以符合客观实际为标准，而无法顾及我们同胞的个人感情。

(全文完，约14000字）

参考文献：

李世安：《李约瑟对中国文明的早期认识》，光明日报，2003.B3。

诺思：《西方世界的兴起》，厉以平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

许平中：破解“李约瑟之谜”，载《中学政治教学参考》，2003年第6、7期合刊。

作者电子邮件：xpzh@tom.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