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颖一（主持人）：：同学们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参加由中国经济50人论坛，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魏杰教授来为我们演讲，魏杰教授是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教授，企业战略与政策系系主任，同时也是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副主任。魏杰教授是我们国家著名的经济学家，我不用多做介绍，但是有几点我还想点一下，一个是，他是1977年的77级的大学生，考入的是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这是我也非常有幸，也77级的学生，所以我们是同届的学生，文革后第一级。第二，大家都知道，魏杰教授当年改革初期的时候，就对经济改革有过非常多的贡献，所以被称为是京城四少之一，你们看他今天这个年龄就知道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持续了多长时间了。第三是今年，2009年也是一个非常有特殊意义的一年，因为是魏杰教授到清华任教十周年。下面我们掌声欢迎魏杰教授。
魏杰：：非常感谢在座的诸位周末还来参加今天的论坛，尤其感谢钱院长来主持今天论坛，所以非常高兴今天晚上有幸和在座关于这个中国保增长的问题，谈一点想法和看法，仅供大家参考。
这次增长速度出问题是去年第四季度，也就是08年第四季度，经济增长速度急剧下滑，是1998年以后第一次掉到8%以下，是6.9%，因此引起了中国经济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那么为我们这次在08年第四季度经济增长快速下滑到了8%以下？我们现在规范的讲法说是因为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了世界金融危机，而世界金融危机又影响了中国的实体经济，所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出现了快速下滑。但问题是，中国的金融开放，开放度不是那么太高，按照我的研究，中国的对外开放里边应该金融是相对滞后的，那么既然相对滞后，为什么世界金融危机还会影响到中国？按道理讲，如果中国这个金融开放度很高的话，那么世界金融危机会很快传播到中国，我们实际上金融领域的开放度并不高，那么为什么很快就会传到中国？实际这次金融危机传到中国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1998年到2008年所形成的一种经济模式，这种经济模式就是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
这种模式成了世界金融危机传导到中国实体经济的主要原因，就是这种经济模式。可能在座都知道一个国家经济增长主要靠三驾马车拉动，所谓投资、消费、出口。当出口在GDP的贡献中占据比例太高的话，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模式就被称之为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按照经济学界有的同志的标准，就是一个国家的出口对这个国家GDP的贡献超过20%，尤其超过25%以后，就应该成为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而我们国家现在已经是典型的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比如07年GDP总量25万亿人民币，出口贡献了10万亿左右，所以我们是典型的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这种经济增长模式包含着两个风险，或者说潜伏着两种危机。一种当国际市场能够支持中国继续高速增长的时候，那么这种出口导向型必然是中国在国际收支上是双顺差，就是贸易顺差和资本顺差。外汇在中国不能流通，因为双顺差导致的这种问题，必然迫使中国的中央银行发人民币收购这些外汇，人民币过多使货币供应量过大，当然就会总系数膨胀，总系数膨胀就是所谓的价格全面暴涨，我们07年就是这种情况。所以这种情况有人把它叫会把你胀死，就是指的这种情况。那么我们07年已经被胀了一次，这是一种潜伏的危机。
另外一种危机当国际市场不能再继续支持中国出口，国际市场对中国的产品需求开始萎缩，这个时候中国企业因为没有市场，因为需求不足，必然会收缩经营，甚至倒闭。企业收缩经营甚至倒闭最终的结果，当然是增长速度下滑，失业率攀升。那么我们08年的第四季度就遇到了这种情况，这种情况显示出中国生产能力过剩，所以有人讲这种情况会把你憋死，就是生产能力很强，发挥不出来，就把你憋死。所以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潜伏的两种危机在中国都爆发了。那么一个是07年，一个是08年的第四季度，我们现在所遇到的情况就是要把我们要憋死，生产能力严重过剩，那么这个企业因为没有需求，所以收缩生产甚至倒闭。我们现在遇到的就是这种情况。所以我们这次实际上保增长核心问题，是增长方式的转型。不简单地是要把增长速度保持在8%左右，而是我们的实际问题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就是要从原来的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向内需拉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所以我们叫保增长，启内需，就是要调整我们增长模式，要启内需。怎么样启动内需？一个是投资，一个是消费，一般来讲投资启动见效比较快，消费见效远远要滞后于投资。所以一般来讲在增长速度受到巨大压力的时候，首先肯定启动的是投资。
所以我们这次所谓的启动内需的第一个对策，也是启动投资。那就是我们这次要实现增长方式转型，我们启动内需，首要一个对策就是启动投资。怎么样启动投资？按照投资经济学的划分，一个国家的投资由三部分构成，就是一个国家的整个社会投资由三部分构成。
第一部分，叫民生投资。民生投资也就是我们讲的公共产品投资，民生投资的主体是政府，一般来讲政府要启动投资，一定首先从民生投资开始。因为它的投资主体就是政府。所以我们这次启动投资首要启动的也是民生投资。刚才讲民生投资就是我们讲的公共产品投资，一般来讲公共产品有四大类，就是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社会保障，基础设施。这四块叫四大公共产品，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民生投资。所以这次我们启动民生投资，实际上这个启动也是从这样四个方面开始，第一个就是医疗卫生，提出来从现在开始到2012年医生卫生国家增加的投资是8500亿左右，当然今年没这么大数字。所以民生投资第一块就是医疗卫生投资。第二块就是文化教育投资，第三块就是社会保障投资。这次社会保障投资上我们还加了一句话，就是加大对保障性住房的投资，那就是把社会保障投资延伸到了实体这一块，叫所谓的保障性住房的投资。第四个民生投资，就是基础设施，基础设施这次决定了四个方向，就是四个重点，第一个轨道交通。第二块就是所谓交通部管的这部分公共基础设施，就是高速路、机场和港口。基础设施的第三个重点叫农村投资，就是县乡以下的公路网、电网、通信网以及中心镇的上水系统和下水系统，这块统称农村投资。基础设施投资重点的第四个就是环境投资，既包括生态环境的修复，也包括工业污染的治理。比如说大江大河的生态修复，都属于这块。所以基础设施投资这次决定了四个重点，是这次我们启动民生投资中间的重要的一块。
所以大致上这次的民生投资的框架，也就是四大类公共产品都是这一次投资的重要方向，基础设施在里面占的比例会高一些。所以大家看到，今年的财政预算差不多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社会保障这三部分差不多占到了1万亿多一点，那么基础设施是1.5万亿，今年新增投资四万亿里面除了减税的5千个亿，和调整结构和技术创新的3700亿以外，全部投在民生这一块。四万亿里三万多亿是投资在民生这一块，应该说力度很大。我检索了一下近十年的资料，是我们改革开放以来民生投资最强大的一年，数量最高的一年。所以我估计民生投资，这一块运作起来以后，对我们09年保增长速度8%左右应该不成问题，因为从1998年那次启动经济的状况来看，这次很显然远远高于那次。那么按照我们投入GDP的增长关系来看，09年我们保证增长速度在8%左右应该不成问题。所以对民生投资这一块，未来的积极效应，我想恐怕越来越多人们有共识。
但是现在这方面投资有五个担心，这个是09年以及以后的时间我们要关注的。
第一个担心就是我们这次这么大的民生投资的份额，而且造就了一个全社会启动投资的一个社会氛围，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对这些新投资的可行性论证显然不够，会不会最后形成一大批既没有社会效益，也没有经济效益的投资项目？会不会在投资中出现资源的严重浪费？这个担心是我们很担心的，过去我们地方政府都是紧缩性的办法，不让他投资，而这次全面放开，希望他更多的投资。在这个氛围下会不会形成一些既没有经济效益，又没有社会效益的项目，就比较让人担心。比如说我们新建的机场，最近我去调研的时候，专门到一个新建机场的地方去调研，我就觉得这个地方到底有多少人要坐飞机？有多少户要空运？而且他到省会的机场的距离高速路也就是一个多小时，这种机场有没有建的必要？我觉得搞不好可能就会成为既没有社会效益，也没有经济效益，我们很担心这个问题。因为这么大规模的启动以后，必然在这种都要增长投资的氛围下，可能会引发出现一些既没有社会效益，也没有经济效益的投资项目。这是一个担心。
第二个担心，就是我们这次这么大的民生投资，而且投资的权利基本集中在政府手里，会不会产生太多的权钱交易？也就是腐败会不会成为这次的重要影响？我觉得需要我们担心。因为1998年那次启动经济的时候，我们高速路项目，和现在的投资额相比小多了，但是把全国17个省市的交通厅长送进监狱了，这次会不会产生这个问题，我们很担心。因为我们第一次搞这么大规模的政府的民生投资，会不会产生太多的权钱交易？我们很担心，这是第二个担心。
第三个担心，就是我们这次的民生投资的投资动向基本是倾向国营经济，在民营经济几乎上可以以零计算这种投资的收获，基本投资向国有经济。在这个条件下，我们会不会损害我们已经新建起来的民营经济这一块？因为大家都遇到困难的时候，而我们投资的倾向却偏向了一个方向，这个时候是不是会无形的会影响到现在我们这个民营经济的成长？这个我们查了一下我们这次的投资投向，基本投向了国营经济，那么这个对于民营经济会不会产生无形中的一种损害？而民营经济是我们新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我们认真思考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因为启动经济而最后影响到我们新体制的重要的组成部分。这是第三个担心。
第四个担心，就是我们这次可能启动经济民生投资，保证增长速度8%左右这个可以实现，但是旧的任务不一定完成。为什么？因为过去我们增长8%以上可以每年解决新增就业人口一千万，但是那个时候是大量的中小企业存在，大量的出口企业存在，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存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增长速度8%以上可以保证一千万就业人口的任务，但是这次我们增长速度完全是靠民生投资，尤其基础设施这块来拉动，而基础设施投资大量的都是机械化的，它提供的就业机会并不多。比如像京沪高铁这么大的投资，只提供了12万人的就业机会，显然增长速度会实现8%以上，但是就业问题不一定能解决。企业一旦都垮了，不可能实现就业。我们很担心，我们如果仅仅从保增长速度角度，而忽视了就业，恐怕这次也会有问题。这是所谓的第四个担心。
第五个担心就是这次我们民生投资，基本上没有顾及地区经济的差异，基本是一刀切。但是这次美国的次贷危机和世界金融危机对中国的不同经济区域影响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出口占的比例比较高，金融占的比例比较高的地区受损害最大。而出口和金融业占的比例高的地区都是我们最发达的地区，比如珠三角、长三角，这次金融危机受到很大的创伤是这种地方，但是我们没有顾及到这种地方的差异。所以我们很担心，最需要保增长需要更多的运作资源的地区，可能没法获得应有的资源，因为我们民生投资基本是按地区一刀切的。这样是不是不利于这些地方的恢复？最近我去长三角、珠三角调研就感到地方政府非常辛苦，他们受到了这个地区受到的经济影响最大，他们希望能够保证这个经济的尽快恢复，但是手里面使用的资源很少，而又要去保增长，所以我发现他们稍微一不留神就会闯红线。虽然打擦边球，大家有时候打不好会撞到红线。有些可能对地区经济有好处的措施，但是明显就会产生违规的现象。我们要保护地方政府干部，因为他们为了受到这么大的损害的情况下，为了保证这个地方的快速上升，只好去想办法打擦边球，他手里的资源有限。所以我就强调我们要注意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希望在这次投资中间能够向受损害比较大的，也就是出口比例比较高，金融也比较高的地方稍微倾斜一下，所以一直主张提出来要发地方债，最终可能还是发不了，还是中央代发或代还，最后肯定是平衡，平衡的结果肯定是这些受损害的地区获得不了更多的来救助经济的资源。所以我们很担心这个民生投资往往忽视地区经济的差异，尤其这次我们受损害的地区是不同的，那么应该对受损害比较大的发达地区应该更多地救助资源，但是他们资源很少。这个是我们要关注和考虑的。
所以我想民生投资这个大致上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启动，应该说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强大的一次，但是我们担心这样五个问题要处理好才行，这样五个问题如果处理不好的话，可能不利于我们整个的经济的中长期发展。这就是启动投资的第一块，就是民生投资大致情况就是这样。
那么按照经济学的划分，投资的第二个部分就是生产性投资。生产性投资就是对各个产业的投资，像对制造业的投资，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等等，都属于生产性产品。生产性投资的主体是企业，它是完全按照市场经济规则运行的，那么我们现在投资萎缩，影响最大的是生产性投资在出口影响下开始萎缩，因此我们采取用民生投资来弥补。所以我们启动投资就不能不考虑生产性投资这块的恢复，但是生产性投资，属于市场经济范畴，对政府来讲不能过度干预这个地方的资源配置，那么怎么办呢？我们这次启动投资还必须要启动生产性投资这一块，而启动，又因为它是，它的投资主体是企业，运行规则是充分的市场经济，那么我们怎么样来保证这个的投资启动？我想恐怕启动这块投资的唯一办法或者叫唯一切入点，就是政府应该考虑解决企业的投资中的困难。只有解决企业在投资中的困难，那么生产性投资才能够恢复，才能够起来。所以这个投资的启动，关键和切入点是要解决企业在投资中的困难。通过解决企业在投资中的困难来推动企业投资，最后使生产性投资能够上升。所以这块投资启动的关键是解决企业的困难问题。这个后来大家是共识的。
那么怎么样解决企业困难，解决什么困难？一共讨论到三个方面。
第一个困难，就是企业负担问题，因为中国的企业负担实际上很重，在遇到这种危机的时候，就显得负担更加沉重。那么如果在很沉重的负担下，企业投资可能很难恢复，所以重点要解决这个企业的负担问题。具体来讲是什么负担？大家讨论到三种负担，一个是税负的负担，中国企业税负太重，要减轻它的税负负担，这个大家是共识的。所以今年大家看到，我们财政预算里面有5千亿是用于解决居民和企业负担的，我详细算了一下企业应该是2800亿，就是今年我们解决企业税负负担差不多2800亿的样子，那么想办法解决企业税负来使企业能够恢复它的生产性投资，这是一个负担。
第二个负担，就是费的负担，我们现在企业的各种费也很重，我最近调研算了一下，企业费的负担降低的话，在09年和未来的三年内，我想有100种费最起码可以取消或者降低它的程度。这个费这块，我想恐怕最起码按照我们目前调研来看最起码有100种可以取消或者降低它的收费程度，应该大幅度地解决企业费的负担。
第三个负担就是雇佣负担，也就是聘用人的负担。这个负担涉及到一个尖锐的问题，就是08年所实行的劳动合同法。现在我们08年实行的劳动合同法大家争议很大，我们的看法是这个劳动合同法的最关键问题是过度地加大了企业的负担，就是社会保障基金缴纳这一部分，我们研究发达国家在社会保障基金募集上，主体是政府，并不是企业，但是我们的劳动合同法把社会保障基金的募集主要压在了企业身上。所以这个劳动合同法首要加大了企业的负担，别的方面我们不用讨论，但是企业负担的加大是很明显，所以应该要慎重考虑雇佣这个负担的问题。当然两会期间大家看到，争议很大，有人还讲我们要坚定不移地贯彻这个劳动合同法，当然社会保障部提出来，是不是09年的保障基金可以缓交？比如说09年上半年的可以推到后半年交，后半年推到明年交，实际上也是想缓解企业在这方面的负担。
所以这次我们要解决企业的投资中的困难，首要解决的是这个负担问题，既包括税负的负担，也包括费的负担，还包括聘用的负担。如果企业负担不能够明显下降的话，我想生产性投资的活跃可能困难很大。这是围绕这个启动生产性投资，解决企业困难的第一个，就是企业的负担问题。
要解决企业负担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企业资金融通问题，因为从去年的3月份开始，企业资金融通非常紧张，最后导致企业投资的大幅度下滑。所以要保证企业的资金融通的畅通，这次在这个方面，我们看到做了大量的工作，比如说在间接融资上，像银行融资提出并购贷款已经放开，企业的重组并购这种贷款过去是不放开的，这次银行也放开了。加上我们今年以来对中小企业这种贷款的扶植，以及对担保公司的扶植，应该是间接融资的条件越来越宽松，尤其最近我们在讨论贷款人条例，如果贷款人条例可以的话，等于民间信贷就全面放开了，应该是这块对资金融通是有意义的。直接融通这话，应该5月份以后会放开创业板，创业板对中小企业的资本金融通非常有意义，尤其对这种技术创新性企业会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在资金融通问题上我们已经开始全面地在松动和深化改革，包括生产性投资能够尽快恢复。这就是解决企业投资困难的第二个困难。
解决企业投资困难的第三个问题，就是结构调整问题。我们强调了结构调整，为什么呢？因为生产性投资的结果就会形成共识，因此如果一旦生产性投资投错了方向，比如投向已经生产能力过剩的领域的话，就会更加重我们现在的困难，而不会有利于问题的解决，现在我们就是需求不足，供给过剩，一旦我们投资投到生产能力已经过剩的领域，就会更进一步加大我们现在的负担。所以提出结构调整问题。国务院为此还通过了一个振兴十大产业的一个规划，所以我们讲保增长，启内需，调结构，调结构就是指这块，生产性投资这一块。那么我们要启动生产性投资就必须调整结构，所以国务院推出来关于振兴十大产业的规划，而且在09年的预算里边专门拿出3700亿左右用于结构调整这块，来推动结构调整。所以结构调整是生产性投资这一块一个很大的问题。
当然国务院推出的这个十大产业振兴计划，我的看法实际上从严格意义上讲应该叫十大产行业比较合理，因为我们有些是把一个产业分成几个部分提出来的，比如说制造业，制造业按照正常的划分制造业包括四个内容，第一个就是产品制造业，也就是消费品制造业，产品制造业国务院这次划分了两块，一个是纺织服装制造业，一个是轻工产品制造业，实际上都属于产品制造业。第二块就是装备制造，第三块是汽车制造，第四块是船舶制造，所以常规的制造业划分应该是产品制造、装备制造、汽车制造和船舶制造，而国务院把它当做五个产业提出来的，所以划分开了。再比如说资源类产业，本来是一个产业，而国务院把它分成两个产业，一个是石化产业，一个是有色金属产业，实际上这两个都属于资源类产业，应该算作所谓的十大产行业比较符合规范的讨论。
当然对十大产行业的所谓的振兴规划，也有不同的争议和看法，因为有些产业可能不是一般的振兴问题，是收缩和结构调整的问题，比如说纺织服装和所谓的轻工制造业这两块，我们已经严重过剩了，主要是收缩和结构调整问题。而装备制造是恰恰需要扩张的东西，因为在制造业里面装备制造属于高端制造，产品制造属于低端制造。有人讲产品制造是食草动物，装备制造是食肉动物。我们国家主要是产品制造这块生产能力有所过剩，因此这两个应该有区别，我们重点振兴的装备制造应该是加大投资的问题，而对这种所谓的产品制造是收缩和提高结构的问题，都叫振兴，实际上含义具有很大的差异。但是总体来讲我们重视结构调整是对的，不过结构调整又不是一年两年，可能应该是一个时间较长的一个调整过程。所以在生产性投资这一块，关于企业困难里面的结构调整，可能时间会延续的更长一点。但是总体来看，我们在启动投资这个问题上，重视了生产与投资，但是因为生产性投资的主体是企业，是完全按照市场经济原则来运行的，所以政府不能干预这个过程，还要启动生产性投资，唯一的选择就是解决企业在投资中的困难。这个切入点应该说是对的。
现在中国的企业困难分为三种，一个是所谓负担的过重问题，一个是资金融通问题，一个是结构调整问题，那么试图通过解决这三个困难来保证生产性投资的恢复和提升。这就是启动投资的第二个组成部分，叫生产性投资，现在运作的情况大致是这样。
投资的第三个组成部分，就是资产投资。资产投资就是我们讲的，资本市场投资和房地产市场投资，统称资产投资。所以在中国资产主要统计上一个是股票，一个是房子，资产价格一个是股票价格，一个是房价一样。房价没有统计在CPI里面，因为房子虽然是最基本的消费品，但是它可以增值保值。因此就像我们这次把房地产没有纳入所谓十大产业振兴规划里，主要它不属于产业范畴，它属于资产投资这一块，和资本市场是同类的东西。因此这次启动投资还要关注和启动资产投资这一块，也就是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这个如果投资不启动的话，可能会影响到居民的财产性收入，财产性收入一个是动产收入，一个不动产收入。如果财政性收入提不高的话，消费就很难问题，内需不足的问题可能会很严重。所以我们还要启动资产投资这一块。尤其对整个社会氛围来讲，资产投资这一块影响到信心，影响到整个社会氛围。所以我们启动投资还必须要启动资产投资这一部分。
不过这部分也最容易出问题，一般来讲股市泡沫和房市泡沫都出现在资产投资这块，防止泡沫和资本市场泡沫，股市泡沫。所以我们启动这块投资既要积极，但同时还要慎重。尤其是要总结我们07年年底经验和教训，因为07年我们出问题恰恰就出在资产投资这一块，像股票市场在几个月冲到6300点，房子价格在几个月内翻一番，最后都自行进入泡沫，从6300点掉到2000点以下。房子卖不掉了，当然房产投资就萎缩，房地产投资涉及到50亿的产业，我们钢材30%是房地产钢材，房地产市场一萎缩钢材就萎缩。再加上房子卖不掉，地方政府地也卖不掉了，地方政府财政收入里很大一部分是卖地。07年我们出问题实际上也出在资产投资这一块，这次我们启动投资要在这块非常慎重，但是又必须启动，如果不启动的话，我们内需很难起来。这就要分析一下为什么这块容易出问题？
按照经济学家的分析，认为资产投资这一块出问题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利益相关者的相互制衡出现的问题，就是利益相关者没法实现制衡，当利益相关者不能相互制衡的时候，利润最大化原则就会演变成贪婪，贪婪就会起作用。另外一个就是信息的传播出了问题，出现了信息的严重不对称。当贪婪和信息不对称联合起来共同作用的时候，资产投资就会出现高度泡沫。所以我们这次在启动这块的投资上，我们一定要重视对利益相关者的这种相互制衡与制度的设计，以及信息传播制度的设计。要最大限度地防止因为利益不能相互制衡，而演变成贪婪，也不能因为信息传播出问题，而出现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那么我们这次在这个投资上是制度的设计上，一定要注意这两个问题，不能让利益最大化演变成贪婪，不能让信息传播困难演变成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要解决这个问题。所以现在人们对启动资产投资，积极性都很高，也都希望尽快恢复这块的投资，但是这块的投资的恢复，需要我们在制度的深化上一定要防止贪婪和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一定要实现这个问题的解决，才能保证这个资产投资的恢复。这就是我们启动投资的第三个部分，叫资产投资。
总体来看，这个启动投资大致上包括了这样三个部分的投资，一个是民生投资，一个是生产性投资，一个是资产投资。所以我们现在讲的启动投资，是指社会投资这三个部分共同启动，不能简单讲民生投资启动，民生投资启动的同时，还想办法要启动生产性投资和资产投资。这是我们这次所谓启动投资所涉及到的全部内容，就是按照一个社会的总体投资的构成、构架来看，应该包括这样三种投资，所以我们启动投资也要全面地启动这三种投资。当然，如果我们启动内需仅仅停留在投资上的话，最后恐怕就像最近一些西方媒体所评价的，中国会不会从出口导向型又转向投资拉动型？因为投资拉动型和出口导向型一样，不可能维系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所以最近大家看到有些西方学者在评价中国目前的启动内需的时候，一直提出一个担心，中国这套办法会不会又转向投资拉动型？所以为了防止这个现象的产生，我们就必须想办法还要启动内需的另一块，就是启动消费。
如果不启动消费的话，那么我们启动投资的三个部分，最后可能还会出现经济很难可持续发展。所以这次中国启动内需的第二个对策，就是启动消费，而且必须要重视对消费的启动，我的想法09年6月份以后必须要大面积动作才行，如果09年6月份在消费启动上还迟迟不能有明显的举措出台的话，中国有可能会转向这种投资拉动型。所以必须要启动消费，也就是我们这次启动内需的第二个对策，就是启动消费。
那么怎么样启动消费？按照消费经济学的划分，按照影响消费的不同因素，消费经济学把消费分为三种消费，一个国家的消费由三部分构成。那么这种划分是按照影响消费的不同因素来划分，哪灭我们这次启动消费当然也涉及到这三种不同的消费。
第一种就是收支型消费，自己赚钱来消费，就叫收支性消费。这是消费中间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大部分，那么我们启动消费，当然要启动收入性消费，不过决定收支性消费的关键是收入，我们发现中国消费之所以低迷，近五年来经济增长速度一直低于GDP增长速度。这次启动收支性消费的关键要提高居民收入，怎么样提高居民收入？现在讨论到五条办法，是最近经济学界讨论最多的。
第一条办法，就是要提高居民个人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在座的知道国民收入分成三个部分，一个是国家财政收入，一个是企业利润，一个是居民个人收入，就像切蛋糕一样切出三块。现在居民个人收入占的比例太低，而国家财政收入连续五年高于GDP增长速度。现在收入分配最大的不公是国家拿的太多，个人拿的太少，就是因为比例有问题。现在国家财政收入增长很快，所以国家很有钱，尤其中央政府很有钱，所以我们开了一个无与伦比的奥运会，紧接着又成功地发射了神七，神七发射完之后，有些外国朋友老问我，你们中国到底是穷的国家，还是富的国家，你们很富有啊。我只能解释说，我们30年改革，国富问题差不多解决了，国家挺富有了，但是老百姓还不富有。所以未来30年是解决民富的问题，那就是因为在这个分配中间居民个人收入的增长幅度太慢，太低。所以我们要提高居民收入就必须调整比例，就是提高居民个人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怎么样提高居民个人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
第一个，是免税给老百姓，一个是退税，比如发红包就属于退税，第三个提高个税起征点，就这三条办法。免税这次提出来09年是企业和居民一共五千亿税，我讲了一下企业是2800亿，居民2200亿左右。免税在09年。退税，发红包怎么搞还得研究，简单地发红包可能没什么意义，退税比例比较高的话可能有点意义。现在关键是要解决个税的起征点问题，现在个税起征点太低，原来1600，08年3月份开始提高到2000块钱，老百姓的收入没有增长多少，我曾经调研过一些地级市，抽样十个地级市，有的地方增加一点点，有的几乎属于没动。所以基本上老百姓的收入没有增长多少，所以应该想办法继续提高个税起征点才行。按照我的计算方法应该提高到5000块钱比较合理，当然这次两会期间争论意见很大，财政部有关同志讲近期没有提高个税起征点的动作和愿望，那就是可能近期内还很困难，但是你们看一下网上的讨论就发现，实际人们很希望通过提高个税起征点来想办法提高居民个人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未来是不是达成共识，只要我们提出这条，那么你就必须要免税、退税和提高个税起征点，否则的话，这个方面我们是做不了的。这就是要提高居民收入的第一条办法，叫提高居民个人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
提高居民收入的第二条办法，就是要提高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这块提出来的原因是我们发现近五年来，劳动收入增长的速度远远低于利润增长的速度，不过这块初次分配是按要素分配贡献来分配的，完全是市场经济在调节，我们怎么样想办法来实现这个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还真要研究一下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现在我们计算出来的是劳动收入增长幅度远远低于利润增长幅度，这条企业间有很多意见，中小企业认为他们利润已经很薄了，如果再提高劳动收入比例企业就没法运作了。所以提出来如果要提高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的话，就必须对他们减税，免税才行。后来提出来对中小企业免税也用这个讨论的争议相关。09年可能对中小企业会适当地进行免税，因为中小企业实际上主要是提供就业机会，不是交税，大企业是交税。所以这块运作上可能有不同的争议。加上这块是完全按市场经济按要素分配，你变更这个办法怎么变更？西方国家主要有制度设计，制度设计中间一个是工会，一个是雇主协会，会出现一种讨价还价的定价机制，来解决这个问题。而我们国家应该怎么办？就需要研究。比如说有人提出来是不是还要坚持最低工资制度，等等。但是这个问题是提出来了，这是提高居民个人收入的第二条办法。
第三条办法，就是要提高财产性收入在居民收入中的比例。什么意思啊？就是居民收入由两部分构成，一个是劳动型收入，一个是财产型收入。现在财产型收入占的比例太低，所以老百姓富裕不起来。按照我们研究发达国家，发现发达国家财产型收入在居民收入占的比例达到40%以上，劳动型收入在50%以上，我们居民富不起来的原因就是财产型收入占的比例太低，所以提出来这样一个提高居民收入的办法。这个办法提出来引发两个很尖锐的问题，一个问题有人在网上讲，我们现在根本就没有财产，你怎么提高我的财产型收入？你要提高的话应该我有财产才行，然后你才能谈这个问题。所以这个问题提出来，有人提出来是不是把国有资产分给老百姓？这个争论很大。我的看法最起码国有资产收益应该和社会保障账户对接，这块应该做到，那么最起码要研究这个问题。
另外一个尖锐问题，就是财产型收入，刚才讲到一个是动产收入，一个是不动产收入，动产收入和资本市场相关，不动产收入和房地产相关。网上有人讲你这样就是把我钱搞不见了。结果我们才发现，稳定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很重要，如果不稳定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财产型收入的提高很难谈到。这个办法提出来结果引发来个很尖锐的问题，我估计这个问题都涉及到我们深层次改革的问题。比如说分配制度上，我们现在还是一个公权为主的国家，像07年我们GDP刚突破20万亿，结果国家税收拿出五万多亿，卖土地，卖各种资产拿走四万多亿，十几万亿被国家拿走了，当然谈不到居民的财产型收入，这都是深层次的改革问题。这就是第三条办法，提高财产型收入在居民收入中的比例。
提高居民收入的第四条办法，就是要提高农民的收入，因为现在我们居民收入的重要原因是农民收入增速过于缓慢，提出要提高农民的收入。现在看税收这块已经没有太大作用，因为农业税已经免了，靠粮价提高似乎作用也不大，因为中国农民的土地拥有量比较少，生产的粮食每家比较少。所以农民收入提高的关键是改革的问题，就是最近一个提法，叫城乡一体化。这次讲的城乡一体化是指两种城乡一体化的统一，一个城乡一体化就是城乡比公共产品享受一体化，也就是农民应该和城里人一样平等地享受国家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只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都应该平等地享受国家所提供的公共产品，而现在农民享受不到。所以农民进城只能叫农民工，因为你的户口是农村户口，农村户口不能享受我们国家提供的公共产品，所以出现了全国四千万留守儿童的问题，就是因为他的孩子不能跟着父母打工进城上学，必须在老家上学，成了人权组织攻击我们的重要一块。为什么出现这个问题？就是城乡的公共产品享受没有一体化，这次要讨论城乡公共产品享受一体化。
城乡一体化的第二个含义，就是城乡经济体制，现在城乡经济体制没有一体化，比如说产权制度就没有一体化，我们城里人买了房子，这个房子有产权，而农民的宅基地既不能抵押，也不能买卖。再比如城里人办企业有产权，这个产权既可以抵押又可以买卖，但是农民的土地不可以抵押也不可以买卖。因此现在城乡经济体制并没有一体化，最后导致农民所用的资产根本就没有所谓的产权性质，所以他很穷。因此这次要做到城乡一体化，是两个城乡一体化的统一。一个是公共产品享受的城乡一体化，一个是经济体制的城乡一体化。这样才能解决农民收入的问题，这就是这一次讨论到提高居民收入的第四条办法。
提高居民收入的第五条办法就是要提高经济欠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人们的收入。现在差不多在数字统计中间，欠发达和落后地区对我们这个总体居民收入的影响比例很高，要解决这一块的收入提高。当然对于落后地区，我们过去采取的办叫扶贫，现在看来扶贫这个模式不行，因为我们发现越扶越贫，不能解决问题了。所以这次要提高这个地方人们的收入唯一的办法，就是要从国家战略上思考，给他们提供就业机会和创业机会，不应该再重视对扶贫的完善，而强调就业机会和创造机会的创造问题。所以最近我们差不多两千万农民工回到老家，我们反复讨论怎么样能够在本地就业的问题，我觉得这纯粹是幻想，如果离开中国比较发达地区的规模效应，似乎这次我们就能够回乡创业能解决问题，我们调研觉得似乎非常难。这样一来恐怕还要从国家战略上思考这种就业和创业机会。比如最近毒奶事件就有一个问题值得思考要真正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种植和养殖必须是这种企业的第一车间，只有这样的话才能保证食品安全。三元集团为什么这次独善其身？主要是种植和养殖是他的第一车间，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么为什么不能让农民带着土地入股这种企业呢？这样既可以使这种企业把种植和养殖成为第一车间，又可以解决他们的工作。应该研究这个问题，这样就提高他们的收入了。当然最好是创业，创业机会最佳。
最近我去一个南方城市考察，市里面专门让我考察了一个全国小吃一条街。为什么？告诉我说本地人对办餐饮业已经没有兴趣了，这个小吃一条街主要是外地人搞的，全国各地人都有，所以叫全国一条街。我问了一家兰州拉面店，老板过去在家种土豆，一年挣一两千块钱。但是会做拉面，我吃以后发现确实和别的不一样，好吃，汤不一样。我还悄悄问老板是不是汤里放大烟壳了，说没放，是祖传的。他的操作间放了30张桌子，老板告诉我一年收入十万左右。从一两千到十万，就是获得了创业机会。最近要研究为这些地区提供就业和创业机会的问题，否则这个地区很难提高。总体来看最近讨论提高居民收入问题，主要涉及到的就是这样五条讨论，讨论和争论的基本集中在这样五个问题上。
我想我们在09年6月份以后应该要慢慢地运作这些才行，如果6月份已经我们启动消费的所有举措都不出台的话，我还真担心我们这轮启动内需会转向投资拉动型，我们这方面要大面积推动才行。所以我最近对提高居民收入纳入这样那样的反对意见，我是非常反感的。因为我们已经到了这个时候，如果再不尽快启动，还是这个条件不具备，那个条件不具备，最终的结果会错失机会，会使中国经济增长转向另外一个我们不想看到的局面。我发现有些人对基础设施倒挺热情，但是对提高居民收入不太热情，我觉得这里面是有猫腻的，基础设施可能有个腐败问题，提高居民收入都是个人的，利益约束很强，可能背后有许多问题需要我们研究的。但是我觉得，必须大规模去搞，如果不尽快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很难尽快启动我们的消费。这是消费的第一个组成部分，叫收入性消费。
消费的第二个组成部分，就是信贷性消费，就是借钱消费。信贷性消费对不动产消费的启动具有重大意义，经研究发达国家实际这种住房消费，这种不动产消费更大意义上是依赖于这种信贷性消费。最近我看了一下美国07年信贷性消费的基本是GDP90%左右，欧盟国家的是GDP的50%到60%左右，我们国家非常低，建行前几天刚突破三万个亿，如果按照08年我们GDP的30万亿的话，建行最大提供住房性的银行才仅仅是GDP的10%，加上别的银行加起来，再加10%才20%，按照欧盟的标准认为信贷性标准应该最少不能低于50%到60%，我们显然很低。所以还要想办法启动这块的消费才行。当然美国这次次贷的危机的爆发也是这块，不过美国是做过头了，给根本没办法还的人去贷款，我们是做的不够的问题。还应该大胆的在这方面启动才行，不然的话我们的不动产市场启动可能会有问题。那么这个消费的启动恐怕也是会出问题的。当然这个信贷性消费最近我们调研也发现需要完善这方面的制度，因为和银行同志谈的时候，银行很担心这轮消费的启动是对的，但是万一形成太多呆坏帐的话就很成问题。这块消费的启动关键是制度的问题，现在银行把信贷消费分成一个是收入性信贷，就是根据收入决定你的信贷。第二种就是所谓的抵押性信贷，通过抵押获得信贷进行消费。抵押性信贷关键问题是抵押物品的产权清晰和定价合理的问题，而要做到这些就要靠市场经济的评价，需要所谓的各种拍卖公司，这种当铺的发展才行，需要有一套市场经济的运作。
第三种就是叫担保性信贷，像助学贷款就属于现在担保性信贷，银行同志告诉我，说他们最希望老师担保，因为老师担保比较保险，学生不会坑老师的，最后这个钱会还的。但是这种担保恐怕自然人担保还是有点局限性，还需要讨论这个。尤其未来可能很多大学生需要这种担保性信贷完成学业的。这三个方面的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如果能够加以完善的话，很显然对这块的消费的启动将会有意义。这就是启动消费涉及到的第二种消费，叫信贷性消费。
消费的第三个组成部分就是预期性消费，就是受预期影响的消费。比如说像奢侈品的消费，往往受预期影响比较深，所以消费经济学家把这块也作为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次启动的消费当然也包括启动预期性消费，预期性消费的关键是提振信心，信心的背后还是制度的问题。比如说人们预期要好的话，一般来讲要有很强的安全感，就是我们讲的工作安全，所谓的收入安全，财富安全，健康安全，等等，安全感越强，他的预期才能越好。安全感的关键要建立良好的社会保障制度，不然的话恐怕人们的工作安全，所谓的退休安全，都会很紧张，应该加大对这种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是我们一定要加速推动的。这就要看到一个经济学家研究1929年的美国大危机，按照他的研究，认为1929年美国的经济大危机后面的走出来，不简单是基础设施投资，更大的是社会保险法的建立。1930年，美国通过了社会保险法，到1933年社会保险法开始全面运作，解决了美国人的消费后顾之忧，所以后来消费增长很快，成了带动美国经济的重要的拉动力。现在消费对GDP的贡献美国是70%左右，中国要让人能够解决消费的后顾之忧的话，一定要想办法要建立良好的社会保障才行。这块如果推动了，就可以了。我觉得我们要吸取日本的教训，日本最近政治上首相像走马灯一样，第一大在在野党秘书给抓了，这都是经济问题。经济是每各阶层都感到不太安全。
最近我参加亚洲论坛，他们告诉我日本的各个阶层感到不安全。为什么？过去日本一个安全感就是国家不会不管我，他的安全网最主要是国民退休金，所以人们不担心自己出问题。按照日本的法律规定，一个人退休之后，退休无论在哪个机构退休，在什么地方退休，退休那天起就有一份国民退休金，而且一个男的退休了用国民退休金，那天他的夫人也有一份退休金，因为日本妇女不就业。一般来讲丈夫那边拥有了，他的妻子也同时拥有国民退休金。现在日本的离婚率最高的一个阶层就是退休人员，为什么？过去在家里就业不挣钱，所以男的老欺负人家，结果一退休以后就拜拜了。大家现在日本出问题了，就是交国民退休金的人越来越少，离婚的越来越多，进入老年化社会，发不出来了，就要改革，改革的办法就是少发或者不发，所有阶层都感到不安全，预期很差，当然消费就很低迷。所以我们要吸取这个教训，想办法要提高大家的安全感，来保证这块消费的提升。
所以大致上我们这次强调要启动消费，大致上分为这样三个部分，一个是收入性消费，关键是提高收入的问题。一个是信贷性消费，关键是完善信贷制度的问题。一个是预期消费，关键是提振信心的问题。对于消费这块的提升，我们想应该是这次启动内需中间一个很重要的一块，但是最近我们研究感觉到，启动消费这块要远远比启动投资的难度要大，因为启动消费的背后都涉及到深层次的体制改革问题。涉及到财产制度改革问题，收入分配改革问题，一系列深层次改革。所以一般来讲，难的时候就往往让人们忽视这一块，我是现在很担心，因为消费的背后是改革问题，如果这样一来大家有为难情绪的话，最后会不会又集中在比较容易的方面去运作，真可能会产生投资拉动性。最近我们调研中间发现，对启动消费这一块的难度和信心不足是越来越感觉有很大的压力。最起码最近我们的调研感觉到，今年6月份以后消费这块的启动可能不会像我们想象的那样迅速，因为它涉及到深层次的体制改革，而且这种改革都涉及到深层次利益关系调整，而这种所涉及的财产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运作起来就比较艰难。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启动内需的最终关键是改革深化，如果改革不深化的话，消费的启动是很艰难。正因为它是深层次体制改革我们也很担心，会不会在这方面，在09年一段时间内消费的启动达不到预想的效果？达不到预想的效果，最后可能我们转变增长方式还真有可能从出口导向型转向投资拉动型。所以这一块我觉得是我们下一步必须要集中探讨和研究的问题，但是这次两会中间争论的焦点，这个问题也非常尖锐。
像刚才讨论到的有人就不愿意提高个税起征点，反复强调外部强调，但是我没有看到什么外部条件不具备，我想这个问题恐怕是我们必须要想办法进一步讨论的问题，如果不能解决的话，我对中国这次的增长模式真会同意像有些经济学家所评价的那样，没有那么容易。所以关键对消费的启动通常是我们的重点，这就是这次启动的我们重大的政策，就是启动消费的问题。
不过前面讲的启动投资，启动消费，都涉及到钱从什么地方来，就是涉及到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整问题。所以我们这次启动内需的第三个对策，就是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因为无论是投资和消费都涉及到宏观经济的调整，如果不考虑进出口的话，宏观经济政策就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所以我们的政策调整也就集中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调整上。
货币政策调整我们提出来是宽松的货币政策，实际最后落脚点就是一个是降息，一个是增加货币供应量，就是这两个要点，一个是降息的问题，一个是增加货币供应量的问题。货币供应量增加，今年已经很高了，大家看到国务院办公厅文件里面提出来，是GDP的增长速度加上CPI增长速度再加两到三个百分点，今年货币供应量增长速度是17%，我们每年的货币供应量增长都超过GDP，大致保持在11到13，今年是17%。所以我估计货币供应量这块的增加可能会迫使人们选择消费或投资。因为这么大的货币供应量增长，就是告诉人们货币形态的财富将会不值钱了，将会贬值的。为了防止货币性财富的贬值，一个是投资，一个就是消费。会强迫你投资或消费，这是这种政策的主要的力量。但是我自己觉得，是不是我们这个政策的动作太大了一点？当然我是属于在经济上不赞成过多的动用货币政策的人，是强调过度地动用财政政策的人，因为中国如果过多动用货币政策的话，可能会出问题的，从中长期来讲不利。现在这么大的货币供应量的增长，按照这个速度下去的话，2012年中国会再度进入通胀，这个我估计不是危言耸听，如果这样下去的话，很快会在2012年出现大幅度的通胀。我觉得货币政策的上我们要注意两个问题。
一个，币值稳定，终究是中长期经济稳定或增长的基本条件。不要过多地使币值的稳定出现问题。中长期来讲币值稳定是重要的条件。中国是储蓄率比较高的国家，那么之所以储蓄率比较高的原因是我们没有良好的社会保障，老百姓自己给自己搞保障，就是储蓄。因此老百姓财富现在大量地集中在货币形态，如果大幅度地像降息或者使货币贬值的话，我估计老百姓会恐慌的。最近我已经极力反对继续降存款利率。美国基本零储蓄，你这样运作货币政策没问题。中国这么大一块都表现在货币形态，你这样运作要考虑后果的，搞不好会引起很大的问题。所以我想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不是要慎重。一个要看到币值稳定是中长期经济稳定发展的前提，一个要看到中国的实际情况。所以我不赞成继续降低存款利率，贷款利率可以降低，银行损失国家可以贴息。货币政策上我不希望太多的动用货币政策，我们现在动作货币政策有点太大，1月份新增贷款余额1.6万亿，很明显太快。我认为宏观经济调整上应该更多地动用财政政策，动用空间比较大。今年我们赤字9800亿，大家很紧张，不用太紧张，我看借上八九千亿也没有什么问题，因为中国的财政政策空间比较大。我们现在国债占GDP的幅度是20%左右，按照这次政府工作报告今年年底我们国债余额是6万亿多一点点，08年我们GDP是30万亿，按这个算的话刚好是这样，国债数量占GDP的20%左右，美国现在的是GDP340%，日本是160%，按照欧盟的讲法一个国家的借债可以占GDP的60%，我们还有很大的运作空间。
借债对富人的好处是，投资渠道好像保险起见，不知道投什么好，刚好国家借债，国家是无限责任人，国家借债这辈子还不起，可以下辈子还，但是这个钱可以拿来给穷人创造机会，所以对穷人、富人都有好处。我极力主张财政政策动用在中国还是很有余地的。钱院长，你们对美国情况比较熟悉，美国现在已经，奥巴马启动经济，7800亿的启动，钱从哪来，是个问题，一定是借债的。向谁借？我估计向国外借，向中国还能给他借得起一点，中国要不要借，还要讨价还价，但最终还要借，中国未来的增长也有赖于美国的经济的复苏。中国的余地很大，为什么不动用财政政策？让政府多欠点债，有好处的。所以我想在宏观经济政策上我们应该慎用货币政策，要更多地使用财政政策。所以这次搞了9500亿左右的预算赤字我觉得挺高兴，最起码货币不会发的太多了，最起码不会引发我们中长期的稳定因素。所以我觉得恐怕最大的一个还是财政政策的使用问题，这样一来可能会有好处。所以在宏观经济政策上我是极力主张不能像年初，去年年末年初这样大规模动用货币政策，应该更多地使用财政政策更有利。使用好的话，对投资和消费的启动都有意义。这就是我们要启动内需所涉及到的第三个政策，就是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问题。
这次我们启动内需大致上大家集中涉及到争论的就是这样三个问题，一个是投资的启动，一个是消费的启动，一个是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那么大致的运作框架现在基本上清晰化，也付诸于实践了。但是对这套东西启动内需保增长未来的预期评价怎么样，现在这套做法评价怎么样？实际上是有争议的。我看了一下主要集中在两种观点。
一种认为我们这次不可能成功转型，中国不可能这次成功转身，一下子从出口导向型转向所谓的内需拉动型，就是比较悲观一点。有人叫低调俱乐部，我研究了一下这些同志的这种观点，我认为他们之所以持怀疑态度的原因有两个依据。一个依据就是理论上的依据，他们认为这套理论不行，理论上似乎这套东西很难让中国成功转型。第二个所谓的理由就是实践的理由，也就是日本这个案例，日本实际1991年经济泡沫破灭，就是它的所谓的出口导向型的泡沫破灭。1991年以后日本就强调启动内需，而且这些年来三大主要法宝都用了，一是降息，一个是增加货币供应，一个是增加政府公共工程的投资，结果日本一直没法转型，它03年经济出现恢复不是内需启动起来，是出口好的一点，所以就开始有所恢复，但是出口一旦出问题，马上又陷入这个困境里面。日本折腾这么长时间也没有成功转型，那么中国能不能成功转型？再加上最近东欧这几个国家出问题，又再次是不是又提出来有实践经验，这种转型很艰难。所以依据这种理论和实践上的依据，认为可能中国不可能成功转型。
当然也有不少同志认为中国这次可以成功转型，我看了一下理由主要有五条。
第一条，觉得中国还没有完成城市化、工业化，城市化、工业化的任何一点点突进都会产生巨大的内需。城市化和工业华的过程就是不断地释放和创造内需的过程，中国还远远没有完成城市化和工业化，因此这种推动过程仍然会保证中国成功转型。
第二条，中国现在还很穷的，尤其老百姓还比较穷，研究社会学家划分这个富有和不富有人的标准，我们现在能称上富有一点的人也就一个多亿，不到两个亿，大部分人并不富有，而且还有七千万左右是一直波动在所谓温饱线内的地方。这种情况决定了一方面中国还存在着巨大的潜在内需，只要我们朝前推动，有所谓的提高人们的富裕程度，就会创造很大的内需。加上这个情况也会产生说明我们致富欲望很强烈，我们就是搞到三亿人口，和美国一样的话还有十亿人口，这种内需和冲动还很强的。所以认为这种可以引发内需，保证中国能够这次转型。
第三条，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远远没有到达既定的目标，市场经济的改革我们差的目标还很远，所以想放松政府管制，解决这种垄断问题之内的改革还要进一步深化。这些都会释放出巨大的需求，所以中国这种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本身就可以释放需求，保证中国内需的拉动能够完成这种转型。
第四条，就是说我们现在国家在使用宏观经济政策上还有很大的空间，像刚才讲到财政政策的空间的使用还会很大，可以保证进一步运作，可以保证我们内需的启动。
第五条，用规范语言讲叫我们有政治优势，实际上就是资源运作上我们还有很大的优势。一旦发现问题以后，就会把所有资源组合到这个方向，这是我们这个体制一个鲜明的特征。所以往往遇到危机的时候，这个体制反而显示出它快速的作用。去年发现我们增长速度出问题，马上把所有资源都运作这个方面来，推动这方面的发展。不像别的国家体制，参众两院讨论好长时间还通不过。这种体制实际上有它的一个快速性，所以一旦发现之后就可以全面运作，把所有资源整合到这个方面来。当然出问题也就挺大的，一旦运作错了问题也挺大，但是这次最起码运作的方向上，速度上还应该算不错的。
所以基于这样五个理由，一部分同志认为中国可以成功转型，我是属于第二种观点的人，叫审慎乐观，就是说我们一旦按照上面讲的这个办法开始运作，应该能够在今年6月份以后，政策就会见效。当然是不是就，有人讲的已经开始回暖？我觉得还可以考虑这个措施，但最起码这块的政策见效应该是问题不大。所以我估计在6月份之后，相关产业会相继回暖，可能较为明显的看出来回暖应该在今年的年底到明年年初，如果消费后面这个运作如果更快一点，更好一点的话，可能在2010年底后半年就会显示出我们这个整个的力度和政策的动向，会获得更多的成就。所以我还是对我们这次成功转型抱有很大的希望，当然这个希望是建立在有关的举措到位的基础上，所以叫审慎乐观。总体来看，我觉得中国应该可能比别的国家可能在政策见效的速度上要快一点，是不是率先走出困境，我倒觉得大部分追求这个问题的，但是我估计可能见效的速度还会比较快。
这就是这一次关于保增长告诉我一定能够在8点40能够结束我的发言，然后留点时间给在座的讨论，我看着时间刚好8点40。
提问：：首先非常感谢您能这么守时，我问题很简单，只有一个，您大概刚才讲到的第三块，调整宏观经济政策那块，说其实今年1、2月份，我们国家新增贷款量都是非常大的，您也曾经提到，2月份有1.6万亿，事实上1月份也超过了1万亿，全国整个目标是17%，这两个月看已经是一步到位了。请问您会不会认为3月份也会持续这样一个状态，您纵然不希望它涨得很快，但是客观上讲会不会继续持续？其次就是说这会不会增加银行的不良率？有银行家一直考虑这个问题，如果继续以这种速度增加下去的话，银行的不良率可能会继续有一个这样的上涨，不知道您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
魏杰：：1月份我的看法太高了，1.6万亿太大。3月份我估计7千亿，2月份我看的数据是8千亿，3月份我估计应该是7千亿差不多，我是反对1月份那么快，你想四万多亿一个月就搞一万多亿，显然是大跃进的方式，我一直很担心货币运作中间会出太大问题。所以我刚才反复强调，我不主张太多的动用货币政策，再动用会出问题的。我觉得后面恐怕不会这么高，因为政府工作报告一出来我心里面就放心一点，因为他的赤字比较大，赤字一大就说明货币政策调整就收缩了。赤字很小的话，还是要动用货币政策，赤字搞了9000亿以上，应该说后半年不会太大，所以我估计不会延续这么高。
提问：：第一个问题刚刚你在提到关于民生性投资里面你说到投资出现不平衡的现象，就是说受损害比较严重是一些沿海的发达地区，您觉得投资过程中应该对他们更多地补贴。其实对这些发达地区，江浙一带，他们本身经济的基础比较好，他们受到了影响，他们有比较好的恢复能力。而对于中西部地区，他们一旦受到影响，他们受一点点影响带来的损害会更大，本身以前，如果不出现这次金融危机，以前已经出现不平衡了，如果再这样下去会不会造成更加严峻的马太效应。您提到创新的投入，你提到是3700亿，我不知道在经济危机的情况下，其实技术创新，自主创新这样一个东西是最抗风险的，比如像××他是很感谢这次危机，他觉得他企业的实力，在国际上的并购可以更加顺利，国家为什么不在这个特殊时刻更大规模创新的投入？
魏杰：：一个关于刚才谈到地区之间的差异问题，实际上我想讲一个意思，就是说这次因为出口的收缩，那么我们比较发达的地区，比如珠三角、长三角生产能力过剩的情况非常严重，这种生产能力过剩的情况非常严重的时候，就需要政府的帮助，尤其专用的这种设备没法进行结构调整，那么这部分的所谓的生产能力过剩，国家应该扶植和保护这种生产能力进行地区间的转移，这种地区间转移可以进行的话对西部地区也有好处。有些有专用性的不能转移，国家应该承担这块。所以我提出来应该给他们这个地区更多一点运作的手里面的资源。最近我去这两个地区调研，我觉得地方政府非常苦，因为这个地方增长非常快，但是缩水最厉害。如果不解决的话，就会出现我们意想不到的问题。比如昆山那边主要是台商，如果他们走的话，地方政府没有针对他们的情况，恐怕未来也不利于西部地区。我想讲一讲是对这些地区我们要，应该看到它，不一定把民生投资搞一刀切的方式，有些可能适当的向他们做一点调整，这是一个意思。
第二个你提的问题关于创新，这次在结构调整和创新是3700亿今年，太少了，我也是这个意思，应该推动创新来在生产性投入这块的启动最重要。因为社会总投资里面民生投资1/3多，实际上大量投资生产性投资，这块不恢复不行，关键问题是所谓创新问题。我一直有个想法，就是这块的活跃的时候，有一种经济形态国家应该加大投资，就是实验室经济的问题。我们没有庞大的实验室经济体系，一个人把自己的知识变成技术的话，必须在庞大的实验室经济中完成，我希望这次国家在生产性投资的启动中间能够拿出更多的资金想办法启动实验室经济的上升。美国之所以是技术大国的原因，是因为它是实验室经济大国。除了民生投资，四万亿中间除了解决税收负担，企业和居民是五千亿，技术创新和结构调整3700亿，差不多1/4都不到。如果再能拿出多一点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是有意义的。刚才我讲到的时候也带了一句，这块是不是太少的问题，你更强调了一下，更有利与在座的各位对这个问题的加深。
提问：：您刚才从宏观上对全球金融危机做了一个精辟的论述，我想从微观方面提两个问题。都是关于企业战略方面的。第一个，企业战略上怎么去应对这样一个宏观的环境、困境。第二个问题你刚才提到08年出现一个毒奶粉的事件，我想知道企业战略上如何进行反省，有没有存在缺失的地方？谢谢。
魏杰：：这两个问题，一个是我们的内容，一个是有关系，也不是完全有关系的问题。你刚才讲到企业应对问题，这次对中国的所有企业都是考验，我们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需求都很旺盛，只有98年那次需求萎缩引发了下滑，除此之外需求都很旺盛。对于这种需求不旺盛的战略值得中国企业观察。最近我调研的时候专门调研了一下珠三角、长三角做的比较好的企业，他们怎么应对呢？我看了一下大致上他们的共同的办法，就是那么几条。一条办法，就是把所谓过去的成本优势转向了技术优势。过去中国的企业运作主要靠成本优势，那么现在开始转向技术优势，这个对他们这次的帮助很大。第二个办法就是能够调整自己的这种增值模式，过去在增值模式上可能偏重于生产，而对服务这块不太重视。这种增值调整的企业做得不错。第三种办法就是把过去的贴牌转向了品牌。贴牌是受别人影响最大的，一旦转向品牌之后，自主能力就比较强。所以这次凡是贴牌的这种企业，没有转向品牌的大量的都遇到困难，包括这次中外合资要比我们自己的企业遇到困难大的原因就是在于一个汽车，中外合资的汽车干不过我们自己的品牌，因为你要贴牌了要交钱的，那个成本就比我们自己高。所以吉利成本低下来的原因就是他是自己的品牌，不用交品牌费。所以从贴牌转向品牌。我看了一下他们最主要的应对方式就是这样三条。这样三条对后来的企业都非常大的借鉴意义。
第二个问题，关于毒奶粉事件提出的问题，刚才我讲到贪婪那个词的时候，实际上捎带了一下这个问题。实际上我们讲的所谓利益最大化，翻过来讲就是贪婪。那么这两个区别在哪里呢？区分在于利润最大化是建立在应用的责任的基础上，这种责任包括两类，一个是社会责任，一个是道义责任。这两个责任基础上的利润最大化，是我们讲的正面利益最大化，如果无视责任的利益最大化就是贪恋。所以要强调这种道德规则的问题。所以我想，如果从这个制度来讲，我们的课程都应该做一个调整，是不是第一堂课应该讲讲社会责任问题，而不简单地给我们这些未来的企业家们灌输一种运作的方式和手段，是不是还要灌输一种责任的概念，既包括社会责任，也包括道义责任，这恐怕就是我们现在要强调的问题。
提问：：我觉得咱们还有一个整体上思想的问题，建国前30年学苏联，后来学美国，现在这种都在重叠地进行，这种将来预期不太好判断，从某种角度来说中国梦也是有一个出现的可能性，另外非常明确的一点，就是就业问题好像虽然说很多很多办法，但是好像达不到这个规模，特别是如果三年五年以后，具有的风险系数会越来越大，我想问一下这个。
魏杰：：你问我中国梦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描述中国梦，过去我们学苏联，苏联出了问题我们开始学美国，美国出了问题我们在哪里？实际上我觉得美国这个次贷危机并不标志着一种体制的终结，这种体制运作中间出现了一些问题很正常，就像美国人出问题我们讨论我们的目标在哪里，我们的榜样在哪里一样，实际上这个不一定是我们大家所想象的情况，好像整个体制发生根本性的转轨，当然不会。当然讲到就业问题，我觉得可以做一点讨论。实际上我们现在讲的就业，最终我刚才讲一定要保企业，因为实际上企业是提供就业机会的最主要的主体，这个就业机会的问题不是政府提供的，政府是解决失业人口问题的，人家失业了发钱政府发，就业最终还是靠企业的恢复，所以关键是保企业。
我觉得我们后来之所以把生产性投资这块提出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是因为保就业就是保企业，保企业，当然要保证企业的投资上升才行，生产性投资的正常才行。所以霍赖我们强调保就业，保企业也是基于这个考虑。当然现在我们的就业压力仍然很大，最近我调研了一下，我们农民工回乡自己解决就业机会，实际上很难解决问题。最终可能还是要依靠这种规模性的工业化的推动来解决就业问题。当然我估计就业今年压力很大，所以国务院调整了目标，今年我们目标是900多万，900万左右，不再讲一千万人口的问题，讲900万左右，就证明这个压力还很大。但是有一条我觉得应该看到可喜的情况的是，实际3月份，今天13号，这次我们在江浙一带调研，我已经感觉到像浙江省的就业已经开始进入恢复，而且比我春节去的恢复程度快得多。我终于发现中国人的致富欲望还是很强烈的，这种冲动仍然没有改变。所以3月份开始就业指数的恢复，要远远好于1月份，我估计就业问题应该随着我们对消费的启动，会创造更多的机会出来。可能几个指标里边，就业恢复的指标可能是最先恢复的，我估计可能今年7月份可以恢复到07年就业的90%左右，所以应该是关注之后，还是有很大的调整的。
提问：：第一个，我之前看到一个说法，受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影响，长三角和珠三角相比受的影响比较多一些，请问为什么？第二个很多受影响的企业是加工贸易企业，有一种说法这些企业的倒闭实际上可以理解为为产业结构的升级提供了一个机会，但是有一种说法，这些工厂或者企业倒闭，但是更高级的产业可能会进入，您看怎么样促进这些更高级的产业进步？
魏杰：：长三角、珠三角受的影响最大，一个是出口占的比例比较高，一个是金融产业比例占的比较高。首先是珠三角出了问题，我估计但是影响最深的可能反而不是珠三角，可能是长三角，像上海。我估计珠三角首先暴露出问题，可能3月份以后出问题的是上海，因为上海的金融产业比例占的最高，而它的金融业主要是国外投行支持，国外五家投行重组了三家，倒了两家。随着那边的资产清算就会影响到上海，我很担心上海反而是滞后暴露出问题，还暴露的比较深。珠三角的暴露可能有一件事有些同志知道的，有些企业关门不是因为被动关门，是主动关门，像东莞，就是刚才我讲的劳动合同法，实施之后他的成本太高没法运作，他没有倒闭之前就自动关门了。所以影响首先暴露出来，但是带有很多的自觉性，影响不是太大，未来可能恰恰是像上海影响会比较深。所以谁先暴露和最后暴露，可能越是最后暴露的可能是因为经营产业影响比较大的地区，可能会受很大的影响。
至于你讲的第二个问题，可能是这次产业倒闭是为别的产业提升做准备，这个未来的更高等的产业起不来怎么办？这是市场运作过程，结构调整不是指09年，实际上应该是三到五年内。为什么对结构调整那块搞补贴，结构调整财政上拿一笔钱出来？因为它可能会造成社会的负面效应需要政府解决，因此可能恐怕要对这块进行一种补贴性的东西，所以这个结构调整不可能是一两年的时期，对我们来讲可能是三五年的时期。这个事情没有完成还是比较痛苦的，中国经济恢复到8左右会延续一段时间，因为生产的投资有结构调整我估计不会那么太顺利，尤其是这种调整可能不像我们想象的，像计划经济时代那样，一定是一个较为震荡的市场过程。所以我想，可能会快一点，会适当地，不像我们讲的那么快，会有一个过程。但是这次一定会调整，不调整我们就不可能走出这次的转型，所以最重要的目标，中国是不是最终转型了，有四个目标，其中有一个指标就是结构问题。当结构达到那个时候，那就说明我们彻底转型了。结构没有达到之前，可能都不属于这种彻底转型。
谢谢大家。
钱颖一（主持人）：：在刚刚的两个小时内，魏杰教授给我们做了精采的演讲，并对很多问题给予了智慧的回答，让我们再次表示感谢。
版权所有：北京五十人论坛顾问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