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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力扩大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演讲者:郑新立    时间:2009-03-26    阅读:735次   
    今天讲的题目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消费不仅关系到今年实现“保8”的目标,而且关系到今后一个时期能否保持平稳较快增长的速度,关系到十七大提出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能否实现,也关系到科学发展观能否落到实处。
    消费是生产的目的,是社会生产过程的终点和起点。人类正是为了不断提高消费水平的愿望,才产生了发展生产力的强大动力。现代科技进步大幅度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从而使人类许多消费的梦想有可能变为现实。如果说在农业社会,在计划经济时期,人们消费水平的提高主要受制于供给能力的增长,那么当我们学会通过机器大工业来制造各类社会产品之后,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之后,制约消费水平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已经转变为人们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
    30年的改革开放极大的激发了我国人民的劳动热情,形成了强大的现代生产能力。而当前广大居民的现实消费需求明显不足,严重地制约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党的十七大提出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其中第一个转变就是要扩大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实现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在当前我们受到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出口增长受阻的情况下,落实扩大内需的方针,特别是扩大居民消费,对于化危机为机遇,把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势头保持下去,有着特别重大的意义。
 
    一、居民消费率过低是当前国民经济中很不协调的重大比例关系
    从这张图可以看出,2007年我国居民消费率降到35.4%(估计2008年还要低于35.4%),已经降到改革30年来的最低点。与历史最高水平1985年的52%相比,下降了17个百分点。与发达国家相比,则相差30个百分点左右。在宏观经济的各个参数中,这是最不协调的一个参数,应当引起高度重视。大家再看其他国家的居民消费率,美国最高是73%,现在是70%左右,日本是65%。

    看这张图“个人消费占GDP的百分比”,美国从50年代到2000年都是逐步上升的。中国从50年代到60年代,波动幅度比较大,但大体上跟美国差不多,从70年代、80年代开始,逐年下降,2007年下降到35.4%。
 
资料来源:摩根斯坦利研究报告
 
    再看这张图,最左边是美国,3亿人一年消费了大概10万亿美元的商品,欧盟15个国家仅次于美国,消费了大概9万多亿的商品,而中国13亿人只消费了1万多亿美元的商品,印度比中国还要低。
 
                  资料来源:摩根斯坦利研究报告
    居民消费率过低,给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第一,广大居民的生活水平不能随着经济快速增长而同步提高,降低了国民经济的宏观效益。
    消费是衡量宏观经济效益的重要指标。在改革开放以前,由于我们在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使人民的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应有的提高;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学界提出了关于生产目的的大讨论,当时的国家计委主任余秋里大发雷霆,说“革命几十年,死了这么多人,搞生产为了什么目的还不清楚吗?”,意思就是这个问题不要讨论了。最后这个问题还是在经济学界讨论下去了,没有搞清楚,很多人一生都在艰苦奋斗,消费水平很低,生产资料在重工业之间自我循环。80年代初期,改变了这个政策,对轻纺工业实行六个优先,包括优先放开价格、优先供给能源、原材料等,调整了过高的投资率。所以在这个时期,效益是最好的,1985年居民消费率达到了52%,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水平。但是从2003年开始,伴随着重工业的高速增长,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出现了连年下滑的趋势。2007年,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甚至比改革初期的1978年还分别低了13和14个百分点。从下面这个表可以看出,2007年的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分别为48.8%和35.5%,是改革开放30年来最低的一年。
 
    第二,经济增长过分依赖投资和出口,引起生产能力过剩。
    与消费率降低相对应的就是投资率过高或者储蓄率过高,所以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特别是最近这几年,钢铁、水泥、房地产这些行业的投资增长比较快。现在我们形成了6.5亿吨的钢铁生产能力,全世界共有13亿吨的生产能力,中国占了50%。去年我们生产了5亿吨钢,还有1.5亿吨的生产能力闲置。大量的制造业生产能力闲置,开工率不足,降低了国民经济的效率。
    由于消费率比较低,从2001到2007年,消费、投资、净出口三大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平均分别为40.6%、48.4%和11.1%。
 
    第三,政府消费支出的比重不断增加,助长了奢侈浪费之风。
    在最终消费支出中,政府支出所占的比重,80年代为21.6%,90年代为24.2%,2001-2006年上升到26.8%,2007年达到27.3%,也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水平。
    大家看这张图,政府消费支出不断增加,说明行政管理成本不断上升。在最终消费率明显偏低的情况下,政府开支比重过大,进一步压低了居民的消费需求。
 
 
    造成目前居民消费率过低的局面,有其多方面的原因,只有进行综合的历史的分析,才能找到症结所在。
    第一,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滞后于经济增长速度,是制约居民消费增长的根本原因。下图的蓝线就是国民生产总值在30年的增长速度,红线是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绿线是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速度。可以看出,中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没有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同步得到提高,因此广大居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就不能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同步增长,这是造成我们居民消费率低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简单来说,就是口袋里没有钱,看到东西也买不成,有消费欲望也白搭。
 
 
    第二,城乡、地区和个人之间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制约了广大中低收入者购买力的提高。
    下图中的蓝线是农民人均纯收入占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百分比,现在农村人均纯收入是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百分之三十多。红线是县以下消费品零售总额所占比重,改革开放初期几乎各占一半,现在已经下降到只有百分之二十几,30年来下降了30个百分点。
 
    从各地区城乡居民收入的对比来看,东部最高,其次是东北,然后是中部、西部,西部农民人均纯收入和东部的比值是1:0.59。城镇居民收入最高的是东部,其次是西部,中部和东北的收入水平大体相当。

    另外,职工工资占GDP的比重,由最高时1980年的17%不断下降到2007年的11%。职工工资占GDP的比重逐步下降。
 
    第三,外资企业通过各种手段转移了大部分利润,使职工收入和国家税收处于较低水平。
    外资企业对我国经济增长做出了重大贡献,现在外资企业在工业增加值中占30%,在出口中占58%,在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中占88%。我对两家企业进行了比较,一个是华为,一个是一家外资企业。从销售额来看,华为年销售额是700亿元,而这家外企业是它的2倍,达到1400亿元。从纳税额来看,华为一年缴税50亿元,而这家外资企业只上缴1亿元。从职工人数来看,华为员工有6万人,外资企业是20万人。从职工月工资来看,华为是6千元左右,而外资企业是1千元左右。通过比较可以看出,外资企业对我们的经济增长贡献很大,但是大部分利润被外商放到口袋里去了。
    第四,目前我国正处于重化工业和基础设施加快发展的工业化阶段,较高的投资率是经济发展的阶段性要求。我国的城镇化率水平不断提高,去年已经接近45%,大批人口由农村转入城市,对基础设施的需求也要求一个较高的投资率。
 
    二、提高居民消费率是当前宏观调控面临的一项重大任务
    第一,调整收入分配结构,着力提高中低收入者特别是农民的收入。
    对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要进行大的调整,在初次分配中要提高劳动报酬的比重,降低资本所得的比重,改变目前的初次分配资本所得偏多、劳动所得偏少的局面。在再分配中,要提高居民收入的比重,降低国家和企业收入的比重,着重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逐步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收入分配结构。
    我算了一个账,如果按照现在的收入分配结构,城市分几个层次,不同收入水平所占的比例,农村分几个层次,不同人口所占的比重,到2020年,中等收入的比例有可能超过50%。按照统计局的定义,家庭年收入6万元到20万元是中等收入者,20万元以上的算高收入者,那么中等收入者和高收入者加在一起,到2020年能够占到城乡居民的50%以上。这样就能初步形成一个“橄榄型”的收入分配结构。中等收入者占多数,这对拉动消费增长会起到重要作用。
    我提出一个设想,能不能用3年左右的时间,采取综合性的措施,把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和居民消费率分别提高10和15个百分点,达到55%和50%,接近改革以来的最高水平,也就是1985年的56%和52%。如果实现了这个目标,我测算了一下,每年大概有5万亿元的商品由投资和出口转为居民消费,全国居民的消费水平将会有一个较大幅度的提高,生活水平也会有明显变化。如果实现了这样一个调整,就可以实现发展方式转变的第一个转变,就能够真正的把科学发展观所提出的以人为本的要求落到实处。
    这个图是城乡居民收入绝对额的对比,上面的蓝线是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下面的红线是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在改革开放初期,城乡差不多,之后城乡差距越来越大,最近几年加速扩大,城镇居民收入的绝对额已经达到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3倍多。如果城市居民收入和农村居民收入以相同速度提高,那么他们的差距会越来越大,而且目前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还低于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因此,怎样把农民的收入提高得更快一点,是增加居民收入的重中之重。
 
    这是近年来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对比,蓝线是城镇居民收入增长速度,红线是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速度。
 
 
 
    对于这个问题,十七届三中全会已经指出了尽快提高农民收入的方向,就是加快农业劳动力向二、三产业的转移,加快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现在农业劳动生产率只有二、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的1/6,农业劳动力占全社会劳动力的43%,农业的增加值占GDP的比例只有11%。所以,农民收入低的主要问题是劳动生产率太低,没有创造相应的财富,仅仅依靠财政转移支付,依靠支农,作用很有限。从根本上来说,要提高农民的劳动生产率,而这又受制于土地的经营规模。一个农民平均种5亩地,按照现在的机械化条件,在平原地区可以种几百亩,甚至几千亩,但是没有那么多地可种,所以劳动生产率不高,怎么办?十七届三中全会指出了方向,家庭经营要向集约化方向发展,一个是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一个是在劳动力转移的前提下扩大土地的经营规模。
    第二,扩大消费领域,促进消费结构升级。
    2005年,城镇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已降为36.7%,用于改善住、行条件和医疗、教育、通信、休闲等服务性的支出已占消费支出的60%以上。农村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也下降为45.5%。马克思把消费分为三种类型,即生存型、发展型和享受型。总的来看,中国居民的消费正在从生存型消费向发展型消费过渡,在这个时期,用于教育、医疗、通信和休闲,特别是住和行的消费支出将会有一个较快的增长。
    第三,扩大消费信贷,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消费信贷目前已占银行贷款余额的15%-20%。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消费信贷的比重可以提高到30%左右,还有很大的空间。从汽车消费来看,发达国家的汽车消费有80%是消费信贷,而中国现在只有8%。前些年刚开始搞汽车贷款的时候,一部分人恶意逃避还贷,形成了一大堆不良资产,所以银行收缩了汽车的消费贷款。现在通过居民个人征信体系和担保制度的建立,我相信消费信贷会有一个较大的增长空间。
    第四,调整投资结构,改善消费环境。
    我们把中国的消费结构和韩国、日本、美国进行了比较,当然我们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收入水平也不同。从吃的消费来看,中国占的比重最高,占36.3%;从穿的消费来看,中国城镇居民消费所占的比重也明显高于韩国、日本和美国,占10.42%;从住和行的消费来看,中国居民的消费明显低于这三个国家。因此,在当前这样一个消费阶段,消费的热点或者说增长点是要增加居民在住、行方面的消费,以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和出行条件作为增加消费的重点。
    第五,整顿市场秩序,保护消费者权益。
    良好的秩序和服务质量是扩大消费的前提条件,要打击假冒伪劣商品,防止价格欺诈行为,让人民放心大胆地消费。三鹿奶粉事件之后,牛奶的消费受到沉重打击,到现在为止,我国的牛奶生产量刚恢复到最高水平的80%左右。昨天我看一个材料,有些地方现在还在宰杀奶牛。国外的牛奶大量出口到中国,新西兰跟我们签订了自由贸易合同,新西兰的牛奶可以大量地占领中国市场。
    第六,合理引导消费预期,倡导健康文明的消费方式。
    鼓励节能型消费、无害型消费、发展型消费、文明型消费,避免炫耀型消费、跟风型消费、奢侈型消费。
   
    三、促进房市、车市、股市联动、持续、健康发展
    房地产市场、汽车市场和股票市场,现阶段是拉动我国经济发展的三大引擎,这三大市场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促进这三大市场稳定健康的发展,是提高居民消费率的关键之举。因此,要研究这三大市场的内在规律,完善促进三大市场健康发展的相关政策,把促进三大市场联动发展作为当前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消费的战略重点。
    第一,保持房地产市场持续繁荣。
    改善住房条件是广大城乡居民的迫切愿望,在居民消费意向调查中,改善住房条件总是排在第一位。住宅的产业链条长,对相关产业拉动作用大。去年以来,城镇住宅价格涨幅下降,这符合广大消费者的意愿,也是保证住宅业长期健康发展的客观要求。我国住宅业的发展必须以满足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者的住房需求为主要目标。要实现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住有所居的要求,就应当把城镇住房价格控制在与广大居民收入相适应的合理水平上,不能通过炒作来提高房价,制造泡沫。很多地方政府的收入有50%来自批租土地的收入,房价越高,批租土地的收入就越高,批租土地的收入成为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这就助长了地方政府通过抬高房地产价格来获得更多的收入。前年出台的国务院文件明确指出,稳定城镇住房价格的责任主体在地方政府,要强化地方政府在稳定城镇住房价格方面的责任。
    在这方面,我们应当吸取日本、香港的教训。日本和香港制造了房地产泡沫,当泡沫形成的时候,各方面的收入都增加,经济发展很快,但是一旦泡沫破裂,对经济的破坏性影响也是非常严重的。到现在为止,日本的房价只恢复到最高价格的50%左右,香港也在恢复,但远远没有达到价格最高时的水平。通过制造房地产泡沫来刺激经济发展,实际上是饮鸩止渴。
    我们应当学习新加坡、德国稳定住房价格、保障广大居民住房需求的成功经验。过去我在国家计委政策研究室工作的时候,曾作为国务院住房改革领导小组的成员对各国房地产发展进行研究,到日本、新加坡、德国、荷兰等国专门考察了房地产业的发展。德国的房价一直维持了和战后50年代差不多的水平。他们通过住宅的储蓄银行,人刚出生的时候就存一笔钱,每年都存一些钱,政府给予奖励,固定利率,当成人结婚的时候,需要买房子,住宅储蓄银行除了把你存的钱全部贷给你,另外还要增加一倍的贷款,住宅储蓄银行提供的资金相当于购房资金的1/3。德国通过房地产市场价格的稳定,保持了德国整个市场的稳定,从而保持了整个经济的稳定。根据德国政府的介绍,德国的住房问题在欧洲是解决得最好的,住房条件也是比较好的。荷兰的做法是把住宅贷款和住宅保险结合起来,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制度,运行了100多年,稳定了住房的价格。这些国家的住宅问题都解决得比较好,通过房地产价格的稳定,促进整个经济的稳定。所以国务院出台的稳定城镇住房价格的政策是正确的。
    当前搞活房地产市场的重点是增加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的供给,也就是增加保障性住房的供给。在这次扩大内需的举措中,通过国债的投入在三年的时间内,建设一千万套保障性住房,这对拉动城市的住宅建设和建材工业的发展,活跃房地产市场将会起到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30年了,有一部分人还住在棚户区,有一部分游牧民也需要定居,通过建设一千万套保障性住房,使这部分人的居住条件得到改善,这也是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一个重要举措。
    另外,要放开搞活二手房市场,扩大住宅的租赁市场,建立城乡一体化的住宅市场。关于城乡一体化的住宅市场,现在还没有突破,我们作为一个问题来研究。现在可能只有中国的城乡住宅市场是分割的,城市人不可以到农村买房子,农民人可以到城市买房子。韩国前些年实行一个政策,鼓励城市高收入者到农村买房子,政府提供补贴,为什么实行这个政策呢?因为他们到农村以后,把文明带到了农村。还有一个例子是德国,德国农村劳动力占全社会劳动力的比重只有1%-2%,但德国人有62%住在农村。城里人住到乡村,不仅把现代的生活方式和现代文明带到农村,而且他们会想办法改善居住地的基础设施,包括道路、供水、供电等各个方面。我们现在提出城乡一体化有六个方面,即城乡规划一体化、城乡产业发展一体化、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城乡就业市场一体化、城乡社会管理一体化,能不能再加一个城乡住宅市场一体化?提出这个问题,大家可以探讨、研究,现在很多地方实际上已经有所突破。
    从房价收入比来看,2007年我国商品住宅平均售价是3645元,按照每套90平米计算,总价为32.8万元,我国城镇居民户均年收入为4.34万元,房价收入比为7.56。发达国家房价收入比为3-6,住房支出低于家庭年收入的30%。显然我国现在的房价和城乡居民的收入不成比例,房价收入比过高。我们看一下2007年全国主要城市房价收入比。最高的是上海,房价相当于家庭年收入的16倍;其次是杭州,15.3倍;然后是南京,13倍;北京是12.33倍;乌鲁木齐是7.25;最低的是呼和浩特,是5.96,也相当高了。总的来讲,与居民收入相比,我国的房价是偏高的。房价高的主要原因是土地价格太高,按照现在的建筑安装成本,南方城市一平方米住房的建安费用在一千元以下,有些县城600-700元就可以建一平方米,所以房价高是因为地价高。房地产的收入,政府拿走一大块,开发商拿走一大块,广大居民没有得到好处。所以,扩大住房消费的关键就是要抑制城镇住房价格过快上涨。
    第二,鼓励扩大轿车消费。
    去年我国人均GDP达到3200美元,这标志着已经开始进入轿车消费大众化时代。随着居民收入的增加和汽车工业的发展,到今年1、2月份,我国汽车销售市场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今年全年汽车产销将双双突破1千万辆,越来越多的人圆了轿车梦,令人高兴。去年下半年,由于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汽车销售量增速下降,应当说,这是经历连续几年井喷式增长之后的一个短暂的休整。随着各项鼓励汽车信贷以及利好措施的出台,汽车销量的增速开始加快。
    这个图是每千人轿车拥有量,中国每千人拥有的轿车只有11辆,全球平均是98辆,发达国家是500辆,也就是两个人一辆车。我们现在的水平仅仅相当
 
于美国1910年的水平,也就是美国100年以前的水平。可以看出,我国轿车的发展空间还很大。
    从汽车产业链分布来看,制造占整个汽车产业链的利润只有10%,零部件供应占20%,销售占20%,服务占50%,包括汽车修理、加油、美容、保险、信贷等等。汽车产业对就业的拉动作用非常大,发达国家大概每6个就业人口里就有1个与汽车有关。可以说,没有汽车就没有现代化。过去有人讲,汽车不适合中国,中国人应当骑自行车,要是骑自行车的话,人均GDP怎么能搞到一万美元?所以要鼓励汽车的消费。
    鼓励汽车消费,第一是扩大汽车消费信贷。第二是改善汽车的使用环境。城市的发展规划应当考虑轿车进入家庭的情况,新建商业区应当考虑停车场的建设。国外的停车场建设已经发展成为独立的行业,地下停车场和空中停车场的技术很发达,我国一些大城市应该及早引进相关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另外,城市发展、住宅建设和轿车进入家庭要统筹考虑,要减少对汽车消费的不合理收费,降低汽车的使用成本。第三,鼓励购买电动汽车,混合动力汽车和中小排量汽车。在这方面,最近出台的汽车消费政策有了明确的规定。特别值得高兴的是,现在中国在电动汽车技术上处于先进水平,深圳比亚迪公司研发的铁电池已经申请了国际专利,一次充电可以行驶300公里,充电15分钟就可以达到负荷80%以上。电动汽车对城市没有任何污染,零排放,很有发展前途。另外,要延长汽车的产业链,充分发挥汽车产业对就业和消费的带动作用。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我们要从销售、维修、金融、保险、燃料、零部件、停车、洗车等各个环节来发展上下游产业,为汽车的生产和消费创造条件,扩大经济社会效益。
第三,促进资本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这个图是股票市场建立以来波动的曲线,可以看出,确实是大起大落。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拥有财产性收入,证券市场,特别是股市的行情越来越多地影响着房市和车市的繁荣程度。这与香港、台湾是一样的,台湾
 
股市一上涨,消费马上就上来,股市一下跌,消费也跟着下来。
    我国资本市场的发育时间不长,发育不充分,许多运行机制还不健全,管理上也缺乏经验,所以股市出现大的波动难以避免。为了保证股市的稳定健康发展,一方面要加大基础性制度建设,另一方面要改善对股市的宏观调控。近几年政府有关部门在制度建设上做了大量工作,也取得了成效,在对股市的宏观调控上还需要进一步把握规律,提高调控水平。一般来讲,就是要通过对股市供求总量的调控来实现股市的稳定健康发展,避免大起大落。当股市处在上升期,为了避免过热,应当适当增加供给;当股市处在下行期,为避免跌幅过大,应适当增加需求。我国股票市场还处在发展期,进行总量调控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要强化对股市的监管,把对股市的总量调控和行政干预区别开来。总量调控不一定是行政干预,要把总量调控作为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责,依法查处各种违法行为,促进股市的规范发展。要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适时推出创业板市场,培育壮大证券投资机构,使我国的资本市场真正发挥对企业的评价优选功能,培育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同时,使广大投资者能够分享企业发展的成果,不断增加财产性收入。通过资本市场的稳定和繁荣来支撑房市、车市持续繁荣,努力使房地产业和汽车产业成为拉动国民经济的长久不衰的支柱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