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长回落属正常　债务风险需正视――2010年第2季度宏观经济分析

 

 

一、总量态势

 

国民经济总体运行平稳

 

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172840亿元，较上年增长11.1%，比上年同期加快3.7个百分点。第一季度增长11.9%，第二季度增长10.3%，增速有所回落。第一产业增加值13367亿元，增长3.6%；第二产业增加值85830亿元，增长13.2%；第三产业增加值73643亿元，增长9.6%。

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7.6%，比上年同期加快10.6个百分点。分季度看，第一季度同比增长19.6%，第二季度增长15.6%。分类型看，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增长17.7%，集体企业增长10.2%，股份制企业增长18.8%，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增长17.0%。分产业和行业看，重工业增长19.4%，轻工业增长13.6%，39个大类行业中38个行业实现同比增长。分地区看，东部增长16.7%，中部增长20.7%，西部增长17.6%。工业产销衔接状况良好，上半年工业产品销售率为97.6%，比上年同期提高0.4个百分点。

 

2. 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 

 

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上涨2.6%。其中，城市上涨2.5%，农村上涨2.8%。分类别看，八大类商品五涨三落：食品上涨5.5%，烟酒及用品上涨1.7%，医疗保健和个人用品上涨2.7%，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上涨0.3%，居住上涨3.9%；衣着下降1.1%，家庭设备用品及维修服务下降0.6%，交通和通信下降0.1%。分季度看，一季度增长2.2%，二季度增长3.0%。6月份环比下降0.6%。上半年，工业品出厂价格上涨6.0%。其中，一季度同比增长5.2%，二季度增长6.8%。6月份环比下降0.3%。上半年，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10.8%。其中，一季度增长9.9%，二季度增长11.7%。

 

3.就业形势严峻

 

就业形势依然严峻，大学生就业问题更为突出。去年毕业而没有就业的300万人，就业率50%左右，今年应届毕业生将达630万人。

 

4. 外汇储备增速下降

 

6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24543亿美元，增长15.1%，比上年同期慢2.74个百分点。人民币汇率为1美元兑6.7909元人民币。

 

二、因素与结构

 

房地产投资增长加快　热销商品销售大增

 

上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14187亿元，同比增长25.0%。其中，城镇投资98047亿元，增长25.5%；农村投资16140亿元，增长22.1%。在城镇投资中，第一产业投资增长17.8%，第二产业投资增长22.3%，第三产业投资增长28.4%。分地区看，东部投资增长22.4%，中部长28.0%，西部增长27.3%。分季度看，前两个季度分别增长25.6%和24.4%。上半年，房地产开发投资19747亿元，增长38.1%。

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2669亿元，同比增长18.2%。第一、二季度分别增长17.9%和18.5%。限额以上企业（单位）商品零售额26465亿元，增长30.0%。热点消费快速增长。其中，汽车类增长37.1%，家具类增长38.5%，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增长28.8%。

 

2.进出口增长加快　贸易顺差明显减少

 

上半年，进出口总额13549亿美元，同比增长43.1%。其中，出口7051亿美元，增长35.2%;进口6498亿美元，增长52.7%。进出口相抵，顺差553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减少416亿美元。分季度看，第一季度与第二季度出口分别增长28.7%和41.7%，进口分别增长64.6%和40.8%，贸易顺差分别为144.9亿美元和408.4亿美元。

1-5月，外商投资新设立企业9638家，同比增长22.15%；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89.21亿美元，同比增长14.31%。5月，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132家，同比增长29.29%；实际使用外资金额81.32亿美元，同比增长27.48%。

 

3.工业利润快速增长　财政收入增长更快　

 

上半年累计，全国财政收入43349.79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9373.65亿元，增长27.6%。其中，中央本级收入22770.38亿元，增长28.6%；地方本级收入20579.41亿元，增长26.5%。税收收入38611.53亿元，增长30.8%；非税收入4738.26亿元，增长6.6%。

1－5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15397亿元，增长25%。在39个大类行业中，36个行业利润增长。

 

4.货币供应增速趋缓　M1快于M2趋势依旧

 

6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67.39万亿元,同比增长18.5%，增幅比上月和上年末分别低2.5和9.2个百分点；狭义货币(M1)余额24.06万亿元,同比增长24.6%，增幅比上月和上年末分别低5.3和7.8个百分点；流通中货币(M0)余额3.89万亿元,同比增长15.7%。上半年净投放现金658亿元，同比多投放1236亿元

6月末，本外币贷款余额47.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6月末，本外币存款余额68.85万亿元，同比增长18.6%。

 

5.银行间市场交易增长平稳　拆借和回购利率上升

 

上半年银行间市场人民币交易累计成交74.0万亿元，日均成交6065亿元，日均成交同比增长13.4%。

6月份银行间市场同业拆借月加权平均利率为2.31%，比上月和上年12月份分别上升0.64和1.06个百分点；质押式债券回购月加权平均利率为2.38%,比上月和上年12月份分别上升0.67和1.12个百分点。

 

6.上证综指深幅下跌　IPO融资并未减少

 

受欧洲债务危机以及经济不振影响，二季度全球股市普遍回落：美国SP500指数和英国富时100指数下跌了15%，日经指数下跌了20%，上证综指则从3100多点下跌到2300多点，跌幅达25%左右。不过，A股指数的快速下跌并没有减少A股IPO及其他融资步伐。

A股快速下跌，大盘股及蓝筹股已经跌至历史估值较低区域，但中小板块的形态处于下跌初始阶段，泡沫远未挤出，预计未来A股还将呈现结构性的震荡，中小板块的估值有可能进一步降低。

 

 

三，政策效应

 

总体经济形势判断

 

今年第2季度，GDP增长10.3%，工业增加值增长15.6%，分别比第1季度下降3.7和4个百分点；采购经理指数连续两个月下降，已从1季度的55.6下降至52.1，市场反应和专家判断显现出“两难”和观望的态度。其实，经济运行比较平稳。第2季度回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第1季度增长过快，经济出现过热，增长回落是回归正常。要知道，两位数的增长并不慢，而是相当快的，已为全年目标的实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根据国际国内经济的走势，第3、4季度还会进一步回落，3季度有可能达到9%左右，但全年增长8%是没有问题的。担心增长回落会在短期形成经济的第二次探底，其依据并不充足，据此就设法改变某些从紧的政策或者重新启用临时经济刺激措施，是没有必要的。

我们多次指出，在现行制度条件下，中国经济运行的风险不在慢，而在过快，不在当前，而在长期。经济增长趋向稳定和回归常态是件好事情。它可以为我们进行经济结构调整腾出一些空间，加大一些力度。

 

贸易形势及其政策效应

 

贸易形势仍然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今年上半年进出口恢复性增长的速度很快（超过了40%），其绝对额比2008年增加了将近10%，已经从危机的冲击中完全恢复。6月份的情况更值得关注，一是进口增速(34.1%)一反前几个月快于出口(43.9%)的态势而明显趋缓，与此相关，二是贸易顺差超过200亿美元（1347－1173.7）。进口趋缓主要是国内投资和经济增长回落，进口需求减少；其次是减排任务的压力，限制“两高一资”（高能耗、高污染、资源性）产业的发展，比如，铁矿石和铜的进口量已经连续三个月下降。可见，进口趋缓基本上是正常的。出口加快既与基数有关，也与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有关，更是整体调整不力的一种反映。出口增长最低的时间出现在2009年的5月和8月份，这部分解释了今年5月近50%的出口增长。从7月15日开始，406种商品的出口退税率下调或者取消，一些出口商就赶在出口退税调整前“抢关出口”。从总的政策趋向来看，我们还在鼓励增加出口，以便保证经济增长。

从下半年的情况来看，第3季度的出口还将是一种30－40%的高增长态势，第4季度会有所回落，考虑到进口增速回落可能更快，出口大于进口的态势将会维续，下半年的贸易顺差有可能继续6月份的态势，达到1000亿元上下，届时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压力还会重新高涨。这也证明了我们第1季度的分析。从长期来看，出口的快速增长和保持过大的贸易顺差，都是不可持续的。一是劳动成本上升对出口部门的影响已经开始显现。今年以来，浙江、广东等地的用工成本上升了大约20%，已经成为影响出口成本的首要因素。二是自6月19日重启汇率浮动机制后，人民币兑美元已累计升值超过0.8%。未来时期调整的方向是只会放松和加大浮动，很难固守原来盯住不动的办法，升值的趋势不可避免，对贸易的影响将会不断增大。三是外部需求和市场的变化，比如欧洲债务危机的蔓延和财政紧缩可能会减少外部需求。四是在前述因素的作用下，再加上贸易壁垒和贸易磨擦，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会进一步发展，变增加出口为海外生产是一种新的趋势。一方面，加快外贸出口的调整仍然是一项艰巨任务，另一方面，也不应低估企业应对和调整的能力。

 

3，资产价格泡沫的防范和化解

 

面对房地产价格上涨过快，4月14日国务院出台更为严格的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房地产调控似乎成为当前宏观调控的中心环节。在调控和反调控的博弈下，房地产市场形成了一种观望和僵持的局面：交易清淡而价格企稳。上海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商品住宅成交量357万平方米，为五年来最低，为2009年同期的66%，2008年同期的53%。全国70个大中城市的商品房价同比上涨不小，而环比变化不大， 4月份分别上涨12.8%和1.8%，5月份分别上涨12.4%和0.2%，6月份分别上涨11.4%和－0.1%，环比首现微跌。可见，房地产调控虽有效果，但仍需进一步观察。更何况，调控政策只能退烧，不能治病。既然不能治病，就有再次发烧的可能；再次发烧，病情就会加重，泡沫就会继续膨胀，最后发展到不可收拾。而历史的经验证明，一旦泡沫破裂，房地产崩盘，其对经济的危害是相当巨大的。房地产价格有可能跌落50－70%，市场和经济也需要5－7年才能恢复，而日本泡沫破裂以后，至今20年尚未走出衰退。因此，急需要研究资产泡沫的防范和化解问题。

首先，货币政策要关注资产价格问题。在现有宏观经济理论中，货币政策目标在于防止通货膨胀，保持币值和（消费）物价的稳定。这在以货物自由贸易和流动为主的情况下是可行的，但在投资和资本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就不灵了。事实上，资产价格的暴涨和资产泡沫的破裂，首先会打击实体经济，必然会影响到币值和消费物价的稳定，不仅会出现通货膨胀，而且会发生通货紧缩。因此，除了防止通货膨胀以外，把防范和抑制资产价格膨胀作为货币政策的政策目标之一是必要的。

其次，货币政策要以抑制资产价格泡沫为目标，就要解决资产价格的计量和统计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途径恐怕不能采用在现行消费物价指数中加入资产价格因素的办法。因为产品和资产、消费物价和资产价格是两个性质不同的东西。就以房地产来说，不仅可以作为投资的对象，而且具有金融属性，其价格变动及其影响也与一般产品价格的变动及其影响不同。这也就是资产泡沫这一概念的来源及其所特有的指称。如果将其与一般产品放在一起，搞出一个价格指数，就会混淆不同性质的事物，或者说，这样搞出来的价格指数不能说明任何问题，没有多大实际意义，不可能解决这里提出的问题。最近，汤敏提出了建立以城市基本房价指数为中心的房地产价格指标体系，是一个可以考虑的思路。

统计和发布一套科学的房价指数，正确观察和掌握房地产价格的变化，为宏观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决策和操作提供必要的依据。这样做其所以是必要的和重要的，就在于任何一个资产泡沫的形成都与货币的供应有关，都是因为货币供应过多，资金价格过于便宜，从而流动性过多所致。或者说，不管背后的原因何在，流动性过多都是资产价格泡沫形成的直接原因和导火索。

再次，除了这一共同之处以外，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制度条件，资产泡沫形成的具体过程和机理，人们推动泡沫膨胀的行为和方式又有不同的情况。因此，要真正防范和化解资产泡沫，就不能局限于宏观政策的操作，还要解决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比如，美国次贷危机中的房地产泡沫和中国目前的房地产泡沫就有很大不同，美国是储蓄不足和投资过度，中国是储蓄过多和投资过快，因此，资产泡沫与储蓄的关系隔着一层，而与投资过旺密切相关；美国是投资渠道很多，投资过度而向房地产集中，中国是投资渠道狭小而向房地产集中；美国是资产证券化过度，杠杆率过高，造成流动性过剩，中国是资产证券化不足，杠杆率较低，而出现流动性；美国主要是华尔街的金融机构推动，政府放弃金融监管的结果，而中国则是地方政府、银行和开发商共同作用甚至合谋的产物。就是货币的供给过度和流动性过剩，如果说美国是美联储以金融创新为由主动实施过分宽松的货币政策，而中国的流动性过剩除政府的有意所为外，则存在着大量和强烈的倒逼机制。因此，防范和化解资产泡沫决不能就事论事，仅仅就货币政策做文章，必须解决中国经济运行的深层次问题。

 

四，体制分析

 

一个时期以来，人们在讨论宏观经济问题时，都把注意力集中到货币金融问题上来，贷款问题，流动性问题，利率问题，汇率问题，讨论得非常热闹。这是正常的和必要的。因为宏观经济问题的讨论离不开货币金融，而这些问题又是现实中非常重要的问题，但是，忽视了财政问题和财政政策的分析，则是一种偏颇和不足。在中国的现实情况下，财政问题也许更为重要和关键，一些重要的货币金融问题也可以从财政上找到根源。因此，以下拟集中讨论一下财政问题。

 

财政问题的症结所在

 

从运作方式来看，财政问题有财政收入问题和财政支出问题。从其涉及的经济行为主体来看，有国家与企业的关系问题和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从理论上说，国家与企业的利益关系是财政体制中最重要和最基本的问题，因为政府税收来自于企业和个人的交纳，是对个人财产权利的限制和删除，或者说是一种配额交易；而财政支出主要是用于增加公共产品的供给，满足全社会的需求。但是，在目前的体制下，由于个人的财产权利并未真正确立，产权依然是一个政策变量，而不是一个制度变量，产权保护在很大程度上依旧是写在纸上，喊在嘴上，因此，政府的收入可以无限制地增长，政府支出及其结构也必然发生扭曲。不仅如此，在这个基础之上，再加上政府力量的过分强大，集中和占用的资源过多，个人的权利意识比较淡薄，中国的财政关系主要不是政府与个人之间的利益互动，而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围绕着财政收支的博弈。

地方政府企业化和经济活动行政化是现有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的制度基础，而地区之间的经济竞争和投资竞争构成这一关系的核心要素，增加本地收入和提升官员政绩则是竞争的目标所在。但是，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这种竞争的具体内容和方式也随之改变。在80年代和90年代上半期的短缺经济时代，地区间投资和经济竞争的主要方式是建设地方企业，生产短缺产品，一方面满足地方需要，一方面增加地方收入。到了90年代下半期，随着短缺的消除以及对外开放的确立和扩大，地区间竞争转向以引进外资和增加出口为中心，各种各样的经济开发区遍布城乡各地。进入本世纪中期以后，经营城市，大搞地方建设成为地方经济竞争的主要内容，随着央企的扩张和中央对金融的控制，地方政府除了参与实体经济和物质资源的争夺以外，争夺金融资源逐渐摆上了议事日程。地方不再热衷于直接建立各种实体产业，而是热衷于建立金融投资公司和融资平台，各地打造不同金融中心的活动也紧锣密鼓。20年前，我们曾经撰写和出版了《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揭示了地方政府之间的“兄弟竞争”及其与中央政府之间的“父子争议”，那里的理论解释今天仍然适用。此事很值得深思。为什么改革进行了30年，特别是90年代以后的20年，会出现这种奇特现象？

尽管政府预算收入一直保持高速增长，其增速是经济增长的2倍多，从2000－2009年，GDP增长了2.37倍，而财政预算收入增长了5.11倍，后者是前者的2.16倍。今年上半年，GDP增长11.1%，预算收入增长27.6%，后者是前者的2.49倍，继续保持了这样的增长态势。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也从13.5%提高到20.42%。尽管预算外收入的规模也相当巨大，仅土地出让金，2009年就达到1.5万亿元，相当于当年预算收入的21.9%。很多城市的土地出让金收入相当于财政收入的一半左右，地方财政成为名符其实的“土地财政”。尽管中央的转移支付也在增加，2008年中央财政收入占53.3%，而中央财政支出占21.3%。但是，没有一个地方政府不缺钱的。因此，为地方建设和发展的融资问题，就成为财权争夺的焦点。

 

地方政府的债务黑洞及其风险

 

目前，以中央和地方关系为中心的政府财政中，最大的问题既不是预算收入的过快增长，也不是预算外收入的抓小放大和混乱，而是地方政府债务的黑洞。这是值得密切关注的大问题。

首先，现行预算法规定，省、市、区地方是一级独立财政，但却没有自求平衡的必要手段。由于1994年分税制实施以后，财权上收，事权下放，财权和事权不相匹配，虽然预算收入和预算外收入以及中央的转移支付增长很快，均无法满足地方发展经济和创造政绩的需要。从2008年起，开始试行中央代地方发债，当年发债2000亿元，今年准备再发2000亿元，由于规模有限，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于是地方债务就迅速膨胀起来。

其次，地方债务的规模究竟有多大？谁也说不清楚。最早披露的是2009年5月的一个信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有3800家，其中70%以上是县区级政府的平台公司，负债总额5.26万亿元，比2008年初的1.7万亿元增加了2倍多，其中85%来自银行贷款。2009年6月末，银监会透露，全国省、市、区及其以下各级政府设立的融资平台公司8221家，其中县级政府平台公司4907家，银行对这些平台公司授信总额达8.8万亿元，贷款余额超过5.56万亿元。最近央行和银监会又披露，地方债务7.6万亿元。此外，据报纸资料，有人估计，2009年末，地方政府债务达11万亿元，相当于当年地方本级财政收入的3倍，约占GDP的1/3，甚至还有人在内部透露，地方债务总额与GDP相当。总之，信息不明，数字混乱，形成黑洞。

第三，地方平台如何融资？花样很多。先由政府组建一些独资或者控股的投资公司，其资本金有的来自地方财政（如上海），有的来自国家银行的软贷款（如重庆），然后进行普通融资。据有的学者著文概括，融资的主要方式有以下几种。

一是“银信政”合作方式。即银行、信托、政府三方合作融资。银行发行理财产品，购买信托公司发行的信托产品，这些资金投资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股权或债权，政府向银行和信托出具回购承诺函。2008年由“新昆明信托”首创，去年1－5月，发行规模超千亿。

二是发行“城投债”，又称“准市政债”。是城投类公司配合地方政府发行的企业债或中期票据，融得资金用于城市路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项目的建设，偿债资金由政府财政负担。1992年上海首发，2006年合肥效发，得以推广。2009年前8个月，发行64只，融资845.5亿。

三是平台公司直接贷款。2009年3月央行和银监会发文《关于进一步加强信贷结构调整促进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政府组建投融资平台，发行企业债、中期票据等融资工具，拓宽中央政府投资项目的配套资金融资渠道”。此文一出，地方政府永无止境的资金需求有了满足的机会，长期被关闭和限制的融资渠道得以开放，国有银行也迎来放贷热潮。一方急于放贷，一方急于上项目，一拍即合，交投两旺，热闹非凡。由于一发而不可收拾，国务院于今年6月10日专门发文，要求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在年内清查地方融资平台债务，并对融资平台公司进行清理规范。

第四，地方债务的风险在什么地方？很隐蔽。有人认为，我国的政府债务数量不大，中央债务相当于GDP的20%多一点，加上已查明的地方债务，不过GDP的50%，远远低于一般国家的平均水平，更低于债务率超过100%的国家。因而债务风险不大，大可不必忧虑。其实，这只是看到了问题的一面，而忽视了它的另一面。

一是地方债务不透明。正如前面指出的那样，其规模究竟有多大，是怎么运作的，谁也说不清楚。举债前没有债信评估，没有审批程序，没有偿债安排，没有责任承担，只凭地方长官的一句话或者一个空头承诺，就几亿、几十亿、几百亿地举债和放贷。而且不是少数几个地方在搞，而是全国各地、上上下下，从省、市、县、区以至乡镇，依葫芦画瓢，如法炮制。看来，在现代经济的运行和管理上，我们仍然是心中无数，暗箱操作。

二是发债主体的资格缺失。作为发债主体的地方融资平台公司都是地方政府独资或者控股的地方国有企业，很多都是地方行政首长、财政局长或者相当级别的官员出任董事长或者总经理。它们的资本金或者以财政拨款，或者以土地储备注入，以地价作为融资保障，或者以股权投资。这种官办的平台公司以企业的面目出现于投融资市场，但其行为方式则是行政运作的方式，不仅是金融改革的倒退，更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扭曲。前述《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其所以具有解释能力和预言能力，其原因也在这里。

三是发债融资的投向存疑。央行和银监会发文的目的，是为去年4万亿投资解决中央投资项目的地方配套资金问题，但据国家审计署的报告，在2009年扩大内需的项目中，45%的地方配套资金没有到位。今年6月的审计报告进一步显示，审计调查的18个省、16个市和36个县的新增债务中，只有8.92%的资金用于中央扩大内需新增投资项目的配套资金。地方债务融资的实际用途是，有的用于没有任何收益的公益事业项目，有的用于城市道路、供排水等收益很少的项目，有的用于各种形象工程。如，仅有3万居民、2009年县财政总收入不到3亿元的山西蒲县，竟然投资1亿元修建了一个外形看似鸟巢的文化宫，被人们称作“山寨鸟巢”。该项目占地40余亩，建筑面积2万平方米，是一个以拥有1195个座位的剧场、4000多座位的多功能报告厅为主，包括老干部和青少年活动中心、图书馆和阅览室等设施为辅的综合性场馆。其1亿元投资中很大一部分是负债。

四是还款安排无保障、无着落。债务清偿的保障和安排有二，一是抵押，二是担保。从地方融资平台的还款安排来看，很多是以土地资产作为抵押贷款的，其债务清偿取决于土地价值的升降和贷款时的土地估值。通常，金融机构都是以土地价值的70%作为抵押进行放贷的，以央行和银监会最新披露的债务7.6万亿元和2009年土地出让金1.5亿元计算，还本需要5年，加上利息，需要更长的时间。如果土地价格下跌，地方政府的债务负担将会更加沉重。因此，地方政府的理性选择是推动地价不断上涨。这也正是房价快速上涨和居高不下的原因所在。不仅如此，不少土地抵押是一女二嫁。从债务担保来看，如果没有土地资产作抵押，通常都会有政府财政担保的安排。这样，还款保障就取决于债务余额与当年可用财力之比。由于所投项目大部分没有收益或者收益很少，由于债务负担较重和地方财力有限，这类担保均无保障。例如，陕西省咸阳市2008年的财政总收入60亿元，总支出85.3亿元，赤字25.3亿元，2009年9月30日被批准计息发行10年期咸城投债17.5亿元，票面年利率7.6%。这样，市政府负债42.8亿元，今后每年的利息负担1.33亿元。在投资项目收益有限而本级财政尚不能平衡的情况下发债，这样的债务何时能够清偿？另据审计报告，全国有13个省融资平台的贷款余额超过该省财政总收入，有的高出2倍以上，有7个省、10个市和14个县，债务余额与当年可用财力之比超过100%，最高的达364.77%。还款的保障何在？

第五，财政风险向金融风险的转移与中央和地方之间的金融竞争。从以上讨论可以看出，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是相当大的。由于地方融资平台85%的债务来自银行贷款，一旦地方政府债务无法清偿，财政风险就变成金融风险，地方政府也就将风险转嫁到中央政府身上。曾记否，为了推进银行改革，我们曾剥离了1.4万亿银行不良资产，并组建了四家资产管理公司进行处理，然后通过大量注资，完成了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造，农行也在近日最后一个上市。用不了多久，国有商业银行又将面临着第二次剥离不良资产的情形。

第六，地方实际的货币发放权和货币发行的倒逼机制。在我国，由央行代行的货币发行权是属于中央政府的，地方政府是没有货币发放权的。但是，既然地方政府可以不顾自己的清偿能力，大举向国有银行借债，地方的财政风险即可转化为全国的金融风险。为了化解风险，有三条路可选：一是由中央财政兜底还债，这看来不大可能，因为按现有资料，今年的全部财政收入与地方债务余额相当，中央财政也还不起。二是国有资产变现偿债，现有中央国有企业资产几十万亿，有这个能力，但在现行体制下，政府不大可能这样做。三是货币的财政发行，这等于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让全体公民承担地方债务。这是最有可能采取的办法。历史上就是这样走过来的。但是，这样做的结果是，货币虽然是央行发出来的，但却不是中央政府主动和自愿发行的，而是地方债务倒逼出来的。在这种情况下，地方也就实际上拥有了货币发放权。地方的政绩竞争、经济竞争、债务竞争也就转化为实际货币发放权的竞争。

从以上的讨论可以看出，尽管30多年的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由于传统计划经济的核心部分没有突破，我们转了一个大圈又回到了原点，只是标记不同罢了。所谓计划经济，实际上就是官员支配和管理的经济，在地方政府企业化和经济运作行政化的情况之下，没有计划的计划经济就是必然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经济运行也不可能走出收放循环的老路。央行和银监会2009年3月的《指导意见》和国务院2010年6月的文件，7月2日银监会叫停银信合作的紧急电话通知，就是这方面的最新例证。

第七，改革的方向和步骤。中国经济运行和发展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都集中到以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关系为中心的财政体制上来了，因此，要解决中国的问题恐怕也要从这个地方入手，逐步理顺财政关系和财政体制，才能建立起以政府与个人利益关系为中心的公共财政体制。不改变各级官员支配和主导经济的状况，中国经济的困难和风险也许会越来越大。

当然，我们也不可能一下子走到这一步。就以地方债务而论，既然省、市、区是一级独立财政，不仅财权和事权要匹配，而且要给其独立的发债权。中央代地方发债仍然是计划经济的思维，只能使问题更加扭曲，而让地方独立发债，就要建立一套有效的债务机制和操作程序，包括制定政府会计准则，实施发债前的资信评估，政府有关方面的权限安排，信息披露机制，发行和流通的程序设计，抵押和担保安排，相关人员的责任，债务清偿和破产程序等。没有一套可以操作和实施的机制和程序，一切都无从谈起。

在目前的情况下，政府举债要经过评估，评估机构要负连带责任；要限制和禁止政府和政府融资平台以土地抵押借债，而逐步放开个人土地使用权抵押；在担保安排上不仅地方财政要负无限责任，有关官员也要负有限责任。也就是说，地方党政四套班子的决策人要以自己的全部财产作为抵押，一旦无法还款，没收个人财产抵债，同时要真正问责。这是建立债信的过渡措施。

 

增税和减税的权衡

 

今年上半年，财税体制方面采取了一些新的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是资源税改革从新疆开始试点。7月5－6日，西部大开发工作会议召开，温总理表示，资源税改革将扩大到西部12个省市区，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石油、天然气税率将改为5%。这不仅为西部开发增收开放出新的空间，也是处理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的重要举措。与此同时，由于房地产价格上涨过快，人们也在议论土地房产税的征收问题。从方向上来看，征收资源税和财产税都是必要，是税收调节的重要办法。但是，有些问题还需要讨论。

首先，目前我国的实际税负已经相当高，应当适当调减。既然资源税和财产税是必要的，那么，就需要在开征新税的同时调减旧税。否则，政府聚集的财力过大。实践证明，政府钱多没有什么好处，不仅浪费太大，而且政府的行为也会进一步扭曲。

其次，税收的主体需要恰当安排。资源税给地方，是进入地方财政，由地方政府支配，还是建立地方公共基金，成为地方真正的全民资产，其收益实行人人有分，共同分享的办法。财产税由谁征收归谁支配，是由中央或者省市征收支用，还是放到最基层？如果归中央和省市，不仅征收困难，而且只能是锦上添花，产生不了雪中送炭的效果。这些都是非常重要又相当具体和实际的问题。需要认真对待。

 

五，趋势预测

 

自从希腊主权债务危机发生以来，欧共体内部的矛盾加剧和公开化，一方面危及到欧元的稳定，欧元大幅贬值，另一方面危胁到欧洲统一的进程，一些人在谈论一些国家退出或者被迫退出欧共体以至欧共体解体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世界经济复苏的进程趋缓，欧美的经济政策也发生分歧和争论，美国要求各国政府继续实施刺激政策，以便促进经济继续复苏，欧洲则主张尽快退出。到目前为止，虽然欧共体和IMF联手，拿出2000亿元救助希腊，阻止了危机的继续恶化，但问题并没有解决，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还在发酵。基于这种情况，人们对今年世界经济的观察也没有原来那么乐观，美联储、IMF等一些机构也下调了对经济增长的预测。这必然会对中国经济产生影响。比如，由于欧洲国家紧缩财政，再加上欧元贬值，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将会减少。这就会影响到中国的出口。

从国内情况来看，经济运行中的矛盾也很突出，都集中到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当前增长和长期稳定上来，虽然从根本上说，二者是一致的，但是在现实实施中却并非无此。基于当前经济增长回落亦属正常的判断，预计政策不可能有大的变化。事实上，由于某些调整政策的实施，今年经济运行的大势已经确定，经济增长还会进一步趋缓，三季度的GDP增长有可能保持在9%上下。具体预测如下。

 

 

注：1.GDP和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按可比价格计算，其余指标按现价计算；

2.固定资产投资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3.工业增加值为国有企业和产品销售收入在500万元以上的非国有企业的增加值。

*此系1－3季度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