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已经过去了两年。这场危机既是前已发生的经济失衡的结果，也是对经济失衡的校正。尽管从总量上看，全球经济是均衡的，但从结构来看，则是严重失衡的，特别是中美两国的经济失衡更为突出。因此，在后金融危机时代，调整结构以实现经济再平衡，就成为两国面临的主要任务。由于各国都是民族国家利益至上，两国的经济调整也是一场利益博弈。为了促进经济调整和再平衡的实现，对中美两国加以比较，也许是有意义的。

 

    失衡原因和表现

 

    中美两国经济失衡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失衡的原因和表现却不相同，甚至完全相反。这正是发人深思之处。

    美国的经济失衡，是由于市场化过度，政府放弃必要的金融监管所致。其主要表现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低储蓄，高消费。美国的国民储蓄率只有10%左右，而家庭储蓄几乎为0，从80年代初到2007年，美国个人消费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率达到了145%，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资产抵押融资和债务消费，美国家庭债务占GDP的比率，1997年为66%，2007年为100%。由于可以获得拥有税收优惠的家庭资产，再加上抵押市场的创新降低了交易成本，人们借债消费，寅吃卯粮，很多人把资产证券化得到的资金用于买车、旅游等消费开支。这就造成了消费的畸形和泡沫的膨胀。

    二是巨额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2009年美国财政赤字1.4万亿美元，国债余额超过12万亿美元，分别为GDP的9.9%和84%，今年还会增加，以后能否减少，如何减少，很难预断。因为，一方面在降税减收，另一方面支出有增有减，从伊拉克撤军是减支，增加在阿富汗的军事介入和进一步刺激经济还要增支。美国虽与希腊有别，但巨额的主权债务终究是一大问题。

    三是大量贸易逆差。长期以来，美国严重依赖进口，虽然服务贸易有较大顺差，但货物贸易逆差有增无减，二者相抵后去年逆差高达6000多亿美元。

    从以上可以看出，美国人一方面依靠进口产品消费，另一方面又依靠借债度日。很显然，这种失衡的经济是很难持久的。

    中国的经济失衡在于市场化不足和扭曲，该市场化的政府依然严格管制，不该市场化的却推给了市场。其经济失衡也表现在相对应的三个方面。

    一是高储蓄低消费。中国的储蓄率可能是全世界最高的，2008年中国的资本形成率达43.5%，最终消费率只有48.6%，与同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相去甚远。中国的政府储蓄和企业储蓄率很高，个人储蓄的规模也很大。本世纪以来，中国的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从2000年的64332.4亿元增加到2008年的217885.4亿元，每年平均增加1.9万多亿元，年增长16.5%，大大高于收入的增长速度。中国经济运行形成了投资－增长－再投资的循环。这也是难以持续的。

    二是政府财政收入增长过快。从2000－2009年，GDP增长了2.37倍，而财政预算收入增长了5.11倍，后者是前者的2.16倍。今年上半年，GDP增长11.1%，预算收入增长27.6%，后者是前者的2.49倍，继续保持了这样的增长态势。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也从13.5%提高到20.42%。预算外收入的规模也相当巨大，仅土地出让金，2009年就达到1.5万亿元，相当于当年预算收入的21.9%。如果加上国有部门的收入，政府支配的财力是相当巨大的。这也是收入分配失衡的重要原因和结果。

    三是大量的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的持续积累。在过去的30年中，中国的对外贸易增长非常迅速，年平均增长22.76%，出口增长23.47%，是经济增长的2倍多，中国的出口总值从1978年的不到100亿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14306.9亿美元，增长了140多倍，2008年的贸易顺差达2981.3亿美元，而去年的外汇储备超过2.4万亿美元。内外经济严重失衡。

    从以上的讨论可以看，中国人靠投资和出口推动增长，而增长成果的分配和分享又相当不公正，从而引发了大量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可见，中国的发展同样无法持续。

 

    调整的方向

 

    从上一节的讨论可以看出，中美两国的经济严重失衡，迫切需要调整，以便重新恢复平衡。那么，调整和再平衡的方向是什么。这是首先必须明确的问题。

    美国调整的方向是再工业化，增加储蓄，增加出口。三者是紧密相联的。为了提振深受金融危机打击的美国经济，奥巴马总统在今年的国情咨文中提出了五年内把美国的贸易出口翻一番的目标，并在3月11日签署行政命令，成立由国务卿、财政部长、商务部长等组成的“扩大出口内阁”，实施“全国出口战略”。要实施出口战略，就要实行再工业化，因为光靠服务业出口是不够的。而要实现再工业化，就要增加储蓄和投资。

    要再工业化，就有个产业选择问题，是重新发展传统工业，还是发展新兴高技术产业，如低碳产业。重新发展传统产业不大可能，目前美国的小时工资20.5美元，而中国只有2.5美元，而发展低碳产业不仅有技术上的创新和突破问题，也有经济上的成本收益权衡和经济政策的激励约束问题。这些都影响着投资和出口的增加。

    中国调整的方向是推进城市化，增加消费，增加进口，三者也是紧密相关的。中国城市化的速度不慢，城市化的水平较低，去年只有46.6%，但是已经发生了严重的扭曲。一是中国的城市化是一个半拉子城市化，进城的2.1亿农民工，人虽然进了城，但他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仍然是农村的状态，他们是住在城里的农民。二是中国的城市化是失衡的，城市面积的扩展快于城市人口的增加，而城市人口的增加又快于城市生活的提升和改善。从2000－2008年，城市建成区面积年平均增长6.7%，而城市人口的增长为2.5%，城市的市容市貌和物质条件虽然现代化了，但城市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文化生活仍然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单调、封闭和缺乏创新。三是城市仍以制造业为主，服务业严重滞后。在这种情况下，要增加消费，增加进口，谈何容易。

    总之，近30多年来，中国的工业化是成功的，关键在于选择了一条外源工业化道路，不过，这种工业化可以说是传统的工业化模式，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中国也面临着城市化和再工业化的问题，比如，低碳化发展。这种发展很难再继续走外源发展的道路，恐怕要转向内源式发展。

 

    再平衡的重要条件

 

    弱势美元是美国再工业化的战略选择。这首先是由于，弱势美元有利于美国增加出口，减少消费，减少贸易逆差；其次，弱势美元可以提高资源价格，增加传统工业的成本，有利把资金吸引到低碳产业等新的产业方面去，加速再工业化。可见弱势美元构成美国经济再平衡的重要条件。

    然而，现在却是强势美元。强势美元既有现行国际货币制度的原因，也有国际经济形势的影响，比如希腊债务危机使欧元贬值，恐怕也与美国的政策有关。这既包括美国现行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也包括美国对其他国家的政策。比如，美国向人民币施压，要求人民币升值，最近美国国会又在讨论对币值低估国家征收反倾销税的问题。其实，人民币升值解决不了美国的调整和再平衡问题，虽然能够减少美国从中国的进口和增加中国从美国的进口，但并不能减少美国的总进口和增加美国的总出口，也解决不了美国的就业问题。这只能给人一个印象，美国既想调整，又想让他人替自己承担调整的成本。这种一厢情愿的好事恐怕是很少的。

    中国要提升内需和增加消费，人民币汇率改革和升值也是不可避免的选择。因为只有这样，扭曲的相对价格体系才能调整过来，才能给经济调整一个正确的市场信号，才能改变现行依靠投资和出口促进增长的方式，才能改变目前已经形成的失衡的经济结构。

    然而，在汇率问题上，中国始终处于被动应付的地位，存在着严重的升值恐惧症。因此，从6月20日再次汇改以来，人民币累计升值了1%，距央行规定的日波幅0.5%还有很大距离。恐惧症主要有二，一是害怕企业承受不了。据有关方面进行压力测试的结果，企业的利润空间只有3%，超过这个幅度的升值，企业就会亏损。其实，从2005－2008年，汇率升值超过20%，出口不降反增，它不仅说明中国出口的收入弹性大于价格弹性，而且说明只要放松汇率管制，企业就会设法应对，而且能够应对。这里有一个汇率风险是由国家集中承担还是由大家共同分担的问题。二是害怕外汇资产损失。其实，现有存量外汇资产的损失是不可避免的，它既是过去政策的代价，也是调整的成本。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减少损失。这只有让汇率在一定的幅度内真正浮动起来，才有可能通过流量的调整，一方面减少外汇的供给，另一方面增加外汇的需求，进而实现国际收支平衡。有人经常以广场协议和日本经济长期衰退吓人，其实，日本和德国的经验，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了上述的道理。

 

    政府目前的政策选择

 

    美国由于面临着经济复苏趋缓，失业率增加的形势，政府采取的政策是永久性减税和定量宽松的倾向政策，利率长期保持在0－0.25%的水平。这样的政策与其说是为了调整和再平衡，不如说是为了政治，为了中期选举。因为永久性减税有可能进一步增加消费，而美联储的定量宽松和继续维持低利率的政策，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还主要惠及金融和房地产方面，如何把资源引向新的再工业化的实体经济，仍然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

    调整和再工业化有两种办法，一种是数量调整，以分配投资为主，二是价格引导，以汇率、利率等广义价格为主。美国政府一般不会直接分配投资，而中国政府却以投资分配为主要手段，重数量调整而轻价格调整。美国人羡慕中国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其实，这些都是政府投资，它与政府官员的政绩和国有部门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其投资的效率是比较差的。尽管汇率、利率和资源要素价格存在着明显的扭曲，但政府并不想调整这些方面的有关政策。比如利率问题，尽管实际利率为负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货币政策的操作仍然以调整存款准备金率为主，而不愿选择利率政策。

 

    调整中的中美合作

 

    中美的经济调整和再平衡既是一场利益博弈，也存在着合作的需要和可能。

    首先，合作有利于调整。从前面的讨论可以看出，由于中美两国经济的互替性较弱，而互补性较强，不仅存在着较大的合作空间，而且存在着彼此合作的需求。因而，相互合作，一些困难就可以化解，一些不足就可以弥补，一些不必要的磨擦就可以消除。因此，合作能够促进调整和再平衡。

    其次，合作的基础是互信和互惠。虽然各国的行为都是本国利益至上，但合作决不能损人利已，而要利人利已，至少是不要损人。要信任对方的选择，欣赏对方的行为，不去指责和逼迫对方，而是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因为，谁不调整或者不用力调整，到头来吃亏的还是自己。指责和逼迫往往会知得其反；损人必然瓦解合作的基础。

再次，合作要达到双盈。要达到双盈，就必须共同分担调整的成本和分享调整的收益。既不能自己得益而让他人承担成本，也不能向他人转嫁成本。

    最后，合作要加强沟通。包括政府间的沟通和民间的沟通，沟通可以消除误会，沟通可以交流信息和经验，沟通就是相互学习和共同前进。

 

2010－09－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