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一次会议上再次听王小鲁教授介绍了他有关个人收入核算问题研究的成果，他的这项研究自今年发表后在学术界乃至全社会都引起了强烈反响，因为他所计算出的中国个人收入比官方统计竟然高出了十万亿元，几乎是官方个人收入统计数字的一倍，这说明了统计失真、税收监管失效与腐败问题都已经达到了很严重的程度。

    我认识小鲁很早，早就知道他是一个极为认真治学的人，所以尽管他的研究成果还没有被官方接受，我仍然认为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使我们可以拨开迷雾，走出许多认识与政策制定中的误区。也许因为他所在的单位是中国体改研究会，所以他的研究成果更偏向于体制方面，而我作为一个长期研究宏观经济问题的人，则更多注重他的结论在总量与宏观运行方面的影响意义。

    首先，如果他的研究成果被证实，则中国的经济总量可能比目前的统计数字要大得多。因为社会总产值等于物耗＋个人收入＋盈利，目前我们所说的GDP就是在物耗中减去能源与原材料消耗后所余的部分，所以如果个人收入被放大，GDP总量也就会被同步放大。按照王小鲁的计算，2008年中国个人收入的总额是23万亿元，比国家统计局的数据高出了75％，则中国当年的GDP总值就应该是54万亿元而不是31万亿元。

    如果总量数字改变，则按当年汇率计算中国的GDP折美元就已经超过了8万亿美元，早就超过了日本而直追欧元区，当年人均收入则为6200美元，已进入上中等国家行列。

    第二，宏观总量的改变将引起一系列比例关系的变化，从而改变我们进行宏观调控的基础和出发点，因为许多比例关系都是以GDP作分母的，如果分母变大，份数值就会变小，宏观调控政策则往往要根据这些重要比例关系的变化而改变。

    例如，为什么中国的货币化率过高一直是个谜团，2008年末已达180％，而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在70～100％这个范围。今年以来通胀抬头更是有许多学者和官员把通胀与货币化率过高的现象联系起来，认为货币化率过高导致了流动性过大，由此造成了资产与实物价格高企，相应地认为只有紧缩货币才能压抑当前的通胀。

    但是如果中国经济的实际总量比统计高出75％，2008年中国的货币化率就是88％而不是180％，仍然处在一个正常范围，就将使我们对当前中国通胀的发生机制与治理措施都要有一个新的认识。为什么许多学者进行了大量研究后都不能解释中国货币化率过高这个极为特殊的现象？如果不是货币的问题而是GDP统计不准，这个研究谜题就很容易解开，这也相应佐证了王小鲁研究结论的真实性。

    第三，消费率的下降可能比统计显示的情况更严重。比较个人收入统计来说，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统计失真情况应该会小得多，因为个人收入比较好隐瞒，商店和餐馆的营收就不那么好隐瞒，所以如果经济总量被放大，消费率就会相应下降，从2009年的49％下降到28％。一般国家都是消费占70％，储蓄与投资占30％，但是中国却成了“倒三七”，说明中国以增加消费为主要方向的扩大内需工作，已经到了极度迫切的时候。

    另一方面，消费率的下降就是投资率的上升，但是投资统计相对也比较真实，所以如果GDP总值被放大，投资率反而应该是下降的。如果是这样，只能说明按生产法统计的经济总量多而按支出法统计的经济总量小，这又从一个侧面更加说明了中国生产过剩矛盾的严重性。此外，按生产法统计的经济总产出扣除了消费和出口后就是储蓄，如果储蓄大于投资除了会在现象上表现为生产过剩，在银行体系内也会有反映，即表现为不断扩大的存差，自2003年以来，中国年均在银行体系内生成的存差高达2·5万亿元，到去年底6年就累积了逾14万亿元，今年前3季度又新增了超过4万亿元，说明储蓄大于投资、供给大于需求的情况更加严重了。

    第四，由于在当代中国，财富主要在城市创造，隐性收入也主要发生在城市经济中，所以个人收入统计失真的情况在城市就应该比农村严重得多。如果我们假定农村个人收入统计比较真实而在城市严重失真，则目前统计所展示的城乡收入差距就比实际情况要小得多。1978年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2·58倍，目前上升到3·33倍，看起来30年中似乎变化还不是特别猛烈，但是如果城市个人收入统计失真度高达75％，则目前的城乡收入差距就接近6倍了。这就说明了通过推动城市化进程来改善分配结构从而释放内需的要求更加迫切。

    最后，与总量相关的重要比例关系还有许多，在经济总量变大后这些比例关系也会发生很大变化，从而改变我们对中国经济的认识。比如贸易依赖率，日本号称贸易立国，但是在出口依赖率高峰时也只有16％，而中国近年来已达30％一线，这样高的比例以往只有小国才有，大国中一个也没有，由此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外向型发展已达到尽头，出口对GDP的比率继续上升既不可能，也不安全。可是如果中国的经济总量被放大75％，出口依赖率也就相应下降到20％以内，也不是特别高了。

    还有就是单位总产出的能耗，目前中国比发达国家要高出6～10倍，比一般发展中国家的能耗也高。但是如果经济总量被放大，以目前能源消耗规模所支持的产出就要大得多，单位能耗也会下降了。当然中国由于消耗能源所排放污染的问题已经很严重，但更有可能是与特殊的地理坏境相关，因为中国的平原面积只有12％，而且90％集中在东部沿海，而只有在平原地带才能展开大规模的城市化与工业化布局，而不象美、欧那样平原辽阔，工业化的污染也容易相对分散。

    我以前也有疑问，为什么在起自2003年的上一轮经济增长中，中国生产设备的技术更新与升级十分明显，到目前为止，发电机组60％都是近6年来新上的大、中型超临界机组，且都在30万千瓦以上，5万千瓦以下的小火电在国家强制下几乎都被淘汰。水泥、玻璃、钢铁、有色等高耗能领域中的技术进步速度也十分明显，但是为什么单位总产出能耗却还是难以下降呢？如果经济总产出被放大了75％，单位总产出的能耗当然就是显著下降了。

    所以，王小鲁教授的研究成果是一项意义极为重大的成果，我寄希望于他能把对个人收入的研究延伸到整个国民收入核算领域，希望他的这项研究能够引起中国政府相关部门的重视，也引起学术界和全社会的重视，从而使中国的宏观调控具有更真实、更扎实有效的基础。

2010-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