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既来自自身的需求，也来自国际的共识。在经过多年经济快速增长后，我国能源、淡水、土地、矿产等资源不足的矛盾进一步凸显，生态环境的“透支”^[2]问题也越来越严峻。本章从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谈起，分析气候变化问题如何加剧了经济与资源环境的矛盾，解读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严重资源环境约束，阐述发展方式转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第一部分  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引发的思考

    12月7日起，192个国家的环境部长和其他官员们在哥本哈根召开联合国气候会议，商讨《京都议定书》一期承诺到期后的后续方案，就未来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行动签署新的协议。《哥本哈根协议》是继《京都议定书》后又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全球气候协议书。气候问题与资源环境问题是什么关系？气候问题缘何启发我们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思考？值得我们深思。

    一、气候问题与资源环境问题密切相关

    全球瞩目的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把近年来国际气候问题的争论推向了新的高潮。在对于气候变化问题的科学认知方面，虽然还存在一些分歧和质疑，但气候变化与资源环境密切相关影响人类生存与发展已成为主流的认识。下面，对这种影响进行简单的概括。

    1、气候变化引发严重自然灾害

    气候变化引发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使得自然灾害的频率和程度都有所上升，科学家们对此有了很多的成果与结论。

    首先，气候变化使得洪涝灾害严重。全球气候变暖以后，由于海水温度的变化，影响到整个大气环流，带来气候灾害，造成旱灾、水灾、涝灾频繁发生。我国属于典型的季风气候，降水在时间和空间上都严重不均，而气候变暖就更加重了这种不均匀性。突发性暴雨极易造成严重的洪涝灾害，给我国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带来严重的危害。在一些地区降水过剩时，其它大部分地区往往降水不足，加之气温升高、植被破坏等因素致使土壤中的水分蒸发加剧，从而形成严重的干旱。持续的干旱还将引发土地荒漠化、地面沉降、森林火灾等多种其他相关的自然灾害，对生态环境、经济发展和人们的生活与生存造成了巨大的威胁和危害。

    气候变化造成海平面上升，制约我国尤其是沿海地区的经济持续稳定发展。随着气候的变化，冰川融化和海水的热膨胀将导致海平面逐渐上升。海平面上升是一种渐进性的灾害，在其上升过程中将伴随风暴潮频发、洪涝灾害加剧、农田盐碱化、海岸线后退等自然灾害，对我国经济特别是对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3]。

    2、气候变化改变了某些地区原有的资源禀赋

    据科学工作者们的分析，气候变暖使我国某些地区的资源禀赋状况产生了变化。气候变暖对资源禀赋的改变主要表现在对水文资源、自然植被资源及生物物种的变化。

    随着全球气候的逐渐变暖，全球大气环流调整，对全球水资源的分布产生了重要影响，造成全球降水量的重新分布，很多地区原有的水利资源优势在减弱。过去的40年，我国海河、淮河、黄河、松花江、长江、珠江等大江河的实测径流量均呈现下降趋势，原因之一就是受全球气候变化影响。气候变暖引起南极、北极冰盖的溶化、高山上冰川的溶化。由于气候变暖,中国西北的冰川面积是在减少的，专家估计中国新疆的天山冰川可能到2050年就会消失，这将意味着新疆干旱区的绿洲将难存续[4]。

气候变化对自然植被覆盖以及生物多样性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气候变化过程中，物种的改变和植被的变换将会使森林土地分布格局发生变化^[5]。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很多物种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发生改变，很多物种由于不能适应新环境而面临灭绝的危险，可能造成生物多样性减少等^[6]。

    3、气候问题伴随资源不合理的开发利用而凸显

    中国是世界上能源和原材料的消费大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必然消耗大量的能源、原材料和矿产等资源，而资源不合理的开发利用则会加剧气候的变化。主要表现在森林资源与湿地资源的减少。由于过度砍伐、毁林耕作、开发建设等，使森林面积减少。这一方面降低了森林对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吸收量，另一方面森林的燃烧和腐烂又要释放出二氧化碳，从而加剧了气候的变暖。

    湿地作为一种资源，在保护环境方面起着极其重要作用。湿地不仅可以调节降水量不均带来的洪涝与干早，而且其水面及水生植物还可以调节气候，防止气候变暖。但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土地资源的日益紧张，人类加大了对湿地的不当开发利用，湿地调节气候的能力被削弱。

    4、环境污染进一步加剧气候问题

    科学家们的研究发现，全球气候变化主要由大气温室气体浓度的日益增加引起，而空气污染主要由悬浮于空气中的大气气溶胶粒子造成，它们主要由矿物燃料的燃烧排放形成^[7]。同时，空气污染使臭氧逐渐减少，影响到地球的变暖。臭氧层对人类生活至关重要，它能够吸收几乎全部的紫外线。现在由于大量的废气污染，大气中的臭氧正在以每年1%的速率减少。臭氧的减少意味着将会有更多的太阳紫外线辐射到地面，给人类的生存环境造成极大的威胁。由于偏重工业化的战略，经济发展方式粗放和环境保护滞后，中国没能摆脱先发展、后治理的传统模式，环境污染严重，对气候变暖产生了影响。

 

    二、合理有效地履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

    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温家宝总理郑重声明，要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是在1992年的《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正式明确提出来的，包括两部分的内容，即共同的责任和责任是有区别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一直是中国参与国际气候谈判的基础，是参与国际谈判的重要工具。认真研究并合理有效地履行这个原则，在当前转变经济方式的实践中，有着重要的意义。

    1、中国会承担也只承担发展中国家应有的责任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是一个涉及人类整体利益、地球生态系统完好的整体性问题，应通过各国协同行为以维护和治理，所以它是各国“共同的责任”。但由于全球气候问题的形成过程中，各国经济发展阶段和所处环境存在差异，故各国承担的责任是“有差别”的。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发展经济、消除贫困和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多重压力。中国人口众多,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任务十分艰巨，而同时中国能源结构以煤为主,降低排放存在特殊困难,这就意味着我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方面将面临更大的压力和特殊困难。因此，只能承担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应有的责任。发达国家看到中国经济发展快，GDP总量已居世界第二位，而没看到中国人均GDP排名还在世界100多位，应对气候变化的经济实力有限，条件有限，还必须处理好既要发展与还应环保的关系。对中国责任的过高要求，既不利于中国实现减排目标，也不利于中国民生问题的解决。

    2、中国以最大的努力应对气候变化

    中国只承担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应有的责任，并不是说，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努力上，只付出有条件的努力。事实上，从中国自己的愿望上，是愿尽最大努力来做好应对气候变化的工作的。正如温家宝总理在会议上强调，“中国自主宣布的减缓行动目标不附加任何条件，也不同任何国家的减排目标挂钩。我们言必信，行必果，一定要实现目标，甚至会做得更好，这符合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利益。”^[8]。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问题上，中国从本国社会发展的实情出发，提出积极可行的奋斗目标和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为应对气候变化作出了不懈努力和积极贡献，未来中国将以最大的努力来应对气候问题。

    中国政府强调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就是要以最大努力来扭转经济发展中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的粗放型增长问题。这样才能缓解我国资源禀赋与人口不断增长之间的矛盾, 使中国的增长和发展能够可持续下去。

专栏一  目前世界各国减排承诺

 

注：根据 中国人民大学低碳经济研究所著《低碳经济-中国用行动告诉哥本哈根》摘编，原著已由石油工业出版社2010年4月出版

 

    三、应对气候变化影响也应运用经济手段解决

    现代工业与经济的高速发展，必然消耗大量的自然资源与能源，而煤炭、石油、天然气等矿物燃料的大量消耗将致使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迅速增加。气候问题源于经济发展，其解决方案中也应该大力运用经济手段。

    1、工业化过程直接影响了气候的变化

    引起全球气候变暖的原因很多，但是工业化带来的大气污染无疑是造成全球气候变暖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工业化过程中，大气中污染物的种类和浓度都将随之增加。烟尘、硫的氧化物、氮的氧化物、有机化合物、卤化物、碳化合物等众多大气污染物中，二氧化碳对气候变化的影响最大。在工业化过程中排放的大量二氧化碳，约有50％留在大气里，二氧化碳能吸收来自地面的长波辐射，使近地面层空气温度增高，造成温室效应[9]。

    伴随着工业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人类活动比较密集的区域，频繁的人类活动会对气候变化产生重要的影响。中国经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对土地开发利用的依赖性较强，带来自然植被破坏、绿地减少、局部地区干旱等现象明显，这些都会影响到气候^[10]。

    2、追求GDP导致的环境和资源代价

    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是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过分追求GDP是以资源过度使用和环境污染为代价的。第二产业仍旧是我国GDP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但第二产业特别是“两高一资”行业导致资源需求压力不断加大，环境恶化程度日趋严重。而同时，我国对外贸易中，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产品是推动我国出口量持续快速增长的主要品类之一。依靠出口这些资源消耗大、环境污染大的产品，加剧了我国的资源短缺和环境恶化问题。发达国家普遍比较重视环境质量，环境政策和标准比较严格；而发展中国家面临解决贫困和发展经济的首要问题，所以环境政策和标准相对比较宽松，从而吸引了大量国际产业尤其是资源环境密集型产业移入中国^[11]。

    3、经济手段是缓解气候变化的重要工具

    人类的经济活动是造成目前以全球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气候变化的主要因素。应对气候问题，我们也应该合理的运用经济手段。运用经济手段的核心在于调整有关各方的经济利益关系，把环境保护的目标与企业及社会公众的行为有机地结合起来，防治企业通过转嫁污染治理成本获取额外利润，也刺激公众自费保护环境，最终形成污染者付费、利用者补偿、开发者保护、破坏者恢复的良好格局。

    国际上采用缓解气候变化的经济手段是1997年世界银行在对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总结提出的政策框架。该政策框架从自然资源管理、污染预防和减轻的角度，将政策分为四类，即利用市场、创建市场、实施环境法规和鼓励公众参与等。^[12]

    目前，为了促进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环境保护，我国已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的环境经济政策。例如，排污收费、排污许可证制度、加大环境保护投资、减少对以煤炭为主的能源补贴等措施。此外还将自然资源的核算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用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评价我国的发展成就等。经济手段是解决资源环境问题的一个重要手段，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我国应予以更多重视。

 

    四、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安排要以人为本

    社会政治经济制度要以人为本，一切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要体现人性，要尊重人权，不能超越人的发展阶段。以人为本立足于我们国家的政治体制环境，这是由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决定的。

    1、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要求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不断满足全体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健康安全和全面发展的需要。以人为本，不仅要求发展是为了人，而且要求发展必须依靠人，要求通过发展不断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可持续发展不仅要求缩小地区发展的差距，促进区域之间的平衡发展，求得空间维度上同代人的公平，而且要求不损害后代人满足需求的能力，求得时间维度上代际间的公平。可持续发展要求当代人在满足自己需求的同时，还应保护环境，提高对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利用能力，人类的发展活动不能超出环境与资源的承载能力，应达到地球资源能为后代人持续利用，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13]。由此可见，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

    2、合理开发利用资源的出发点是以人为本

    我国虽然是资源总量大国,但人均资源拥有量严重不足，我们不能只顾眼前利益肆意开发资源、浪费资源。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绝不是只有一代人能享受的，中国的快速发展更是要为整个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开辟道路。我们不能为贪图眼前成功而毁掉民族的生存基础。整个人类都是“地球村”上的村民,任何对环境、对资源的破坏,都是对全人类生存条件的破坏。自然界是一个整体,自然界的警钟不仅是为别人而敲响,我们也应该警醒,并以自己的行动为保护和改善人类的生存条件而努力。[14]

    3、保护生态环境的落脚点是以人为本

    保护环境最终目的就是保护人类，环境保护的制度安排应坚持以人为本。目前，很多环境法是从科学技术规范的角度来制定的，这些规范对于环境法的实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环境制度安排不能单纯的从环境技术标准考虑，更应该从人的角度去安排。环境保护的最终落脚点还是以人为本。环境保护坚持以人为本，其核心就是坚持人的主体作用。人类在改造自身和自然界的社会实践中具有较大的主观能动性，是环境保护的重要参与者。同时也能对自身的实践活动进行监督，从而保证其实践活动与环境相协调，达到人类社会协调发展目标。

    保护生态环境要以人为本最直接体现就是保障人的健康发展。自然环境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保护环境就是保护人的生存和发展的环境。而保障人的健康发展最基本的就是要保障人的身体健康安全。加强环境保护，可以防治环境污染和其他公害，保证生产安全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努力让人民群众喝上干净的水、呼吸清洁的空气、吃上放心的食物，保障人的基本健康。

    4、应对气候变化的根本之道是以人为本

    妥善应对气候变化，事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面对气候变化的严峻挑战，坚持以人为本，才能方向明确，措施正确，决心坚定。凡是偏离以人为本的做法，多数表现为以金为本。为了部分人的利益，不惜破坏生态，不惜污染环境；或者，为了某地某部门的利益，为了短期的经济效益，包庇破坏生态与环境的行为，纵容过度开发与滥用资源。因此，必须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站在维护人民近期并长远利益的立场上，加强生态文明建设，采取更加强有力的政策措施与行动，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努力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

    专栏二  抗击气候变化7大工程

    全球变暖问题已经成了各国政府和全世界科学家们最为关注的环境问题之一，一些人相信地球拥有从“全球变暖”伤害中“自愈”的能  力，另一些人则相信全球变暖将给人类带来一系列难以想象的自然灾难。为了拯救地球和人类自己，世界各国的科学家们设想出了多种解决全球变暖问题的方案。[15]

　　一个潜在的方案被称为“人造火山”，即将硫微粒喷射到高层大气。如图所示，硫颗粒就像一面巨大硫颗粒阻滞了阳光和热量，将其反射回太空的遮阳伞，阻滞阳光和热量，将其反射回太空。

　　沙漠造林或许能够吸收大气中更多的温室气体，比如二氧化碳，这一地球工程学创意已经扎根于非洲。例如，非洲13个国家正在建立“绿色长城”，希望让树林在阻止撒哈拉沙漠扩张的同时，吸收更多的二氧化碳。“撒哈拉森林计划”的组织者计划在可再生能源设施沿线植树造林，这些设施专门为世界各地的沙漠地区所设计。

    年代古老的生物炭是抗击全球气候变化的好办法。据国际生物炭倡导组织介绍，生物炭数量丰富，渗透性强，可以通过加热农业废料制造，一旦重返土壤，它们可以在接下来的数百甚至数千年里在土壤中吸收碳。

    地球上一半的光合作用发生在海洋，而在海洋中，光合作用主要发生于一种称为浮游植物的微小海洋植物身上。科学家希望将这作为增强海洋吸碳能力的潜在方案。除此之外，人们还可以在收获海藻以后，将其变成可再生燃料，这确实是一举两得。

    “造云船”或许能作为地球工程学方案对抗气候变化。据科学家介绍，造云船由风能驱动，漂浮在海面上，向天空喷射雾状海盐，从而形成海洋云。这种云比正常的云密度更高、更白，所以能将更多的太阳热量反射回太空。

　　据科学家介绍，如果将屋顶刷成白色，它们可以反射更多将屋顶刷成白色的阳光，这或许是解决气候变化最简单的地球工程学方案之一。美国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的研究人员表示，黑屋顶的反射率约为10%至20%，相比之下，白屋顶的反射率则达到70%至80%。此外，白屋顶还有一个好处：屋顶反光的建筑物里面不会像普通建筑物那么热，从而会降低空调的用电量。

    向海洋中人工撒铁可以刺激称为浮游植物的微小海洋植物的生长，而这种海洋植物可以吸收二氧化碳。图中所示是南极洲附近的浮游生物。通常情况下，铁物质南极洲附近的浮游生物可由大风吹入海洋，刺激海洋生物生长。科学家在世界各地实施了大量初步的撒铁实验，获得了不同程度地成功。

    注：根据《国家地理杂志》网站（http://www.nationalgeographic.com/）相关内容编写，并参照顾祖年《从人造火山到海洋撒铁，抗击气候变化7大工程》一文（见《常州晚报》2010年9月26日）

 

    第二部分发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严重的资源环境约束

    中国经济维持了长达30年的高速增长，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已受到日益紧缺的资源约束，本节将集中讨论这个问题。。

    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资源环境的瓶颈效应凸显

资源、能源、环境所构成的瓶颈，我们归纳为“三个并存”，并概括了形成这个情况的5个原因

    （一）资源、能源、环境瓶颈的“三个并存”

    1、我国资源的数量约束与质量约束并存

    中国是世界上能源和原材料的消费大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必然消耗大量的能源、原材料和矿产等资源。国际市场能源、矿产等关键性资源的价格正在一路攀升，中国正面临着国际市场上的资源约束。

    中国自然资源总类繁多，资源绝对数量可观，按资源总量计算，我国耕地、森林、草地、淡水、矿产等自然资源都位居世界各国的前列。无论是土地面积、土地资源、林木资源、水利资源还是矿藏资源，中国的资源基础储量都比较丰富。但相对经济长期较快速度发展的需要，资源供给是难以支撑的。

    资源约束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有质量保证的总量不足。中国的一些重要的资源，例如铜矿和铁矿资源虽然总量能够满足目前社会生产的需要，但由于其中富矿比例很少，仍需要进口相当的富矿，才能弥补国内资源的缺陷。近些年，我国矿产资源供需矛盾将更为突出，特别是石油、铁、锰、铅、钾盐等大宗矿产，后备储量严重不足，已无法满足我国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供需缺口将持续加大。如下图所示。

 

 

资源来源：本表依据以下文献提供的资料汇编而成：(1)中国21世纪全球资源战略研究课题组：《中国21世纪全球资源战略研究总报告》(http：／／www．ennr．org，news／attach—view．asp?ID=9)；(2) 宋旭光：资源约束与中国经济发展，财经问题研究，2004年11期（3）刘春艳，李秀霞， 刘雁：《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自然资源约束问题分析》，资源与产业，2010年1期

 

    二是资源的人均拥有量偏低。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使资源环境各要素的人均拥有量明显偏低。我国陆地国土面积的人口密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近三倍，而关键的资源环境要素，如可耕地、水资源、矿产、能源矿产及森林面积等方面的人均拥有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或以下。我国淡水资源总量约2.8万亿立方千米，但人均水资源不及世界人均占有量的三分之一，被联合国列为世界上13个贫水国家之一。人均耕地占有量不到世界平均值的40%，人均占有森林面积仅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 /5，人均矿产资源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58%。[17]

    三是资源在地域间呈现结构性不足。中国自然资源在空间上的分布也很不平衡，尤以水资源、能源和矿产资源更为突出，自然资源分布不均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直接的制约作用。目前，我国83%的水资源集中在占全国耕地38%的长江流域及以南部地区，而黄河、淮河、海河、辽河等流域，耕地占全国42%，水资源却仅占9%。水资源时空分布很不均衡，水资源结构性短缺现象十分突出。我国能源资源、矿产资源在空间上分布也不均匀。80%的矿产资源分布在西北部，石油和煤炭的75%以上分布在长江以北，而工业分布却集中在东部沿海，能源消费也集中在东部。资源分布差异会限制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作为一个幅员广阔的大国，众多资源分布的极不均衡，就意味着运输成本极高。

    四是资源利用效率不高加剧了资源的数量与质量约束。一些资源丰富地区，由于产业结构的单一化和低级化引发“荷兰病”效应，由于制度弱化产生的腐败和寻租行为，还由于提高资源利用的新科技成果少，致使生产资源投入产出率低，经济发展缓慢甚至停滞。

    2、我国能源短缺与能耗过高并存。

    我国能源储备严重不足，支撑国民经济增长的石油、天然气、煤炭等重要能源，人均储量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1%、4.5%和79%[18]。能源需求的缺口虽然可以通过进口来弥补，但这种做法的不确定性很大，会导致中国经济的系统性风险增大。以石油为例，海关总署公布的统计快讯显示，2009年我国累计进口原油2.04亿吨，年度进口规模首次突破2亿吨，2009 年，中国进口石油14518 万吨，对外依存度为49.8％。据国际能源署预测，2030年中国对进口石油的依赖度将达到74%。一旦石油危机重现，后果不堪设想[19]。

    中国的能源消耗总量大和单位产出能耗高。建国60年来，我国GDP增长了10多倍，矿产资源消耗却增长了40多倍，且呈逐年增长的趋势。中国能源总消费量从2001年起每年呈现平滑的增长趋势，2009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折合成标准油为21.46亿吨^[20]。

    在面临能源短缺巨大挑战的同时，我国又是世界上产值能耗最高的国家之一。从总体能源效率看，我国能源消耗量占世界11%，产出只占世界的3%，单位产值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3倍。1980 年以来，我国的能源总消耗量每年增长约5%，是世界平均增长率的近3倍。从单位GDP的煤消耗量来看，中国是日本的15倍，是美国的8.7倍^[21]。   

    3、生态环境恶化与治理污染困难并存

    中国经济高增长同时，环境污染严重。在过去高速发展的30年里，每年由于环境污染所造成的损失估计占到GDP总量的10%[22]。首先，环境污染压缩社会发展的环境空间。环境污染正不断压缩着我国社会发展的环境空间。中国是世界上荒漠化面积大、分布广、受荒漠化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全国荒漠化土地总面积达263.62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三分之一；沙化土地173.97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五分之一。一些地区沙化土地仍在扩展，因土地沙化每年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500多亿元人民币，全国有近4亿人受到荒漠化沙化的威胁， 贫困人口的一半生活在这些地区。土地荒漠化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心腹大患之一^[23]。 

目前全国约五分之一的城市大气污染严重，重点城市中三分之一以上空气质量达不到国家二级标准，而机动车排放成为部分大中城市大气污染的主要来源。近年来我国汽车产业快速增长，汽车保有量迅速增加。汽车产业的快速发展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拉动了社会经济各方面的全面进步，也改善了人民的生活质量，但是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空气污染。一些城市由过去的煤烟型污染转成以机动车排放污染为主[24]。世界银行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曾经指出，中国环境污染包括大气污染和水污染造成的损失相当于1995年国内生产总值的8%，一些研究者说，目前的数字已经上升到17%以上。

    另一方面，治理环境也有很多困难，具有复杂性和长期性。虽然我国环保工作取得积极成效，但环境污染总体尚未得到有效遏制，环境监管能力依然滞后。一难在环境治理的工作量非常大。随着工业、城市及农村的发展，危险废物、微量有机污染物、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土壤污染、汽车尾气污染等新的环境问题也开始已经出现。二是发展与环保矛盾突出。作为发展中国家，环保标准过度，发展的成本就承担不起。因此，不少地方仍然主张先发展起来再治理。因此，环保工作经常会也经济部门意见相左。三是生态环境边建设边破坏，生态破坏范围在扩大；老的环境问题尚未解决，新环境问题又接踵而至，治理环境污染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

    （二）我国资源环境瓶颈形成的原因

    我国资源环境出现瓶颈的原因多种多样，既有自然环境本身的特点，也有我国经济发展的特殊性，本节将从以下五个方面来分析我国资源环境瓶颈形成的原因。

    1、资源环境的容量特性

    自然环境有一定的容量，能够自身消除我国对其的负面影响。然而，环境的容量是有限的。全球每年向环境中排放大量的废水、废气和固体废物，这些废物排放到环境之后，有的能够存在很长时间，甚至是上百年，因而使得全球的环境发展许多显著的变化。而且有些变化是很难逆转的，甚至是不可逆转的。另外，自然资源的补给和再生速度是缓慢的。一旦在较短的时间内过度地利用自然资源，也可能造成不可逆转的后果。例如近年来，海洋资源遭到过度利用，使得近海捕捞收获寥寥，人们不得不考虑到越来越远的海域去获得资源，同时，人们也将自己推向了渔业资源匾乏和海洋生态破坏的危机之中。

    2、需求的急剧增加

    经济规模越大，增长越快，对资源环境的需求也越大。近几年受经济增长所致的需求扩张影响，资源消费增速超过了当年GDP的增速度^[25]。随着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的推进，经济增长对资源需求仍会处于上升趋势。需求的扩大，极大的促使了资源开发的急剧增加，在资源环境存量一定的情况下，需求增长是导致其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约束的首要原因。

    而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居民消费结构逐渐升级，购买住房、汽车、家电等逐渐成为居民的主要消费趋向，而与之联系密切的钢铁、石油、水泥等重要资源的需求量大增，消费结构的变化对资源环境的需求快速增长，加剧资源环境对可持续发展的约束。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煤炭、钢铁、铜、水泥、铁矿石、氧化铝等重要矿产品的第一消费大国，继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石油和电力消耗大国，中国已成为世界重要资源的消耗大国。

    3、资源利用效率低，单位效益差

    资源的低效利用和高耗能状况进一步加剧了资源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制约。例如在农村土地利用中，由于不合理的种植结构和耕作制度，破坏了土地生态系统与环境要素之间的平衡关系，造成一些地方的水土流失甚至沙化，致使区域土地资源不断退化， 生产力显著下降。资源利用效率低，在加剧了资源供求矛盾，影响资源存量的同时，还会造成的巨大环境污染。大量资源在生产过程中未被有效使用，以废弃物的形式进入环境系统，破坏环境系统的稳定， 从而严重制约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我国水资源利用效率低，浪费严重。农业生产是中国水资源消耗的大户，约占中国全部水资源消耗62％。灌溉方式属粗放型，渠道防渗能力低，灌溉水利用系数在西北多数地区仅为0.45左右，东南沿海发达地区仅0.6左右，而发达国家达到0.85左右；工业用水量大，万元GDP用水量高达399立方米，发达国家仅为55立方米；水的重复利用率多数地区小于0.4，而发达国家达到0.7左右；城市居民用水较少依靠市场配置，普遍节水意识淡薄；自来水管网漏失率达21%，而发达国家仅为5%-10%[26]。

    我国能源利用效率为33%，比发达国家低10个百分点；单位产值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多，比美国、欧盟、日本、印度分别高2.5倍、4.9倍、8.7倍和43%；我国8个行业（石化、电力、钢铁、有色、建材、化工、轻工、纺织）主要产品单位能耗平均比国际先进水平高40%；燃煤工业锅炉平均运行效率比国际先进水平低15-20%；机动车百公里油耗比欧洲高25%，比日本高20%。我国建筑采暖、空调能耗均高于发达国家，其中单位建筑面积采暖能耗相当于气候条件相近的发达国家的2-3倍[27]。

    4、资源配置机制不完善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价格是合理配置资源和保护环境的重要手段，由价格扭曲所导致的资源配置失灵是加剧资源环境对可持续发展约束的重要原因。长期以来，资源环境被认为是一种可以随意使用或者低价使用的公共物品，资源价格偏低，不能真实反映市场供求关系和资源稀缺程度，缺乏对投资者、经营者和消费者的激励和约束作用，如土地、水、电、油等重要资源的价格一直由政府实行管制，而且出于维护低价格或低通货膨胀等考虑，长期对重要资源实行低价政策，严重扭曲了其稀缺程度和供求状况，造成了这些重要资源的巨大浪费和过度消费。

    5、管理体制不健全

    有效管理是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重要手段，然而我国资源环境管理不完善，成为资源环境对可持续发展约束的重要原因。尽管我国已颁布实施了《节约能源法》、《矿产资源法》、《水法》、《清洁生产促进法》、《可再生能源法》等法律，但在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特别是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方面的法规建设仍然是薄弱环节，一些法律的内容已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日臻完善的形势要求，有些法律的原则性较强、可操作性较差，各经济主体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法律义务和责任不明确，加之法律执行力度不够，检查监督不到位，使法律法规失去本身的严肃性，难以对浪费资源和破坏环境的行为实施有效惩处，加剧了资源消耗和浪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与生态环境保护有关的法律法规，但生态环境补偿法律保障不力、方式过于单一、标准不尽合理、缺乏有效监管和范围狭窄等问题仍非常明显，将污水、垃圾等作为废弃物进行处理，没有将其看作资源进行利用，从而无法形成环境基础设施运行的产业化，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公益事业，从投资建设到运行管理，在相当多的城市都由政府统管包办，体制和机制上的弊端大大制约了城市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28]。而同时，尽管国家把提高资源利用率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作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主题与当务之急，但当地政府各自为政，为了追求政绩指标，注重发展的速度和数量，对资源重开发轻保护，加上节约资源的技术发展滞后，缺少节能新工艺和新技术，使得地方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主要依靠资源的高消耗来实现，从而加剧了资源环境对可持续发展约束的主要原因。

第三部分   转变发展方式，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今年第一季度，我国GDP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位[29]。但是，资源环境瓶颈已经成为我国实现“五化”，促进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最重要的约束之一。中国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就一定要转变发展方式。本节重点论述发展方式的转变是经济和社会的全面转变，转变发展方式不仅有必要性而且有紧迫性，体制改革是推动发展方式转变的根本动力。

    一、发展方式的转变是经济和社会的全面转变

    转变发展方式又不仅仅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是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全面转变，即由单纯注重经济增长向注重经济、社会全面发展转变；由单纯追求经济发展向追求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转变。

    党的 “十七大”之后，“经济发展方式”的概念逐步更加深入人心，“经济发展方式”不仅指量的增加，更注重质量的提高和结构的改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求我们把盲目单纯追求GDP量的扩大转变到更加注重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优化经济结构、增加经济效益上来，这反映出我们对发展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我国经济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关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30]”。“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深厚、内容丰富，其战略重点是调整经济结构，“调整经济结构对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具有决定性意义”，也是提升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在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赢得国际经济竞争主动权的根本途径。

    坚持科学发展观，提高我国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求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同时必须加快转变社会发展方式，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只有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全面进步，将“物质化”的发展转变为“人本化”的发展，才能为经济发展注入持久的动力，为社会进步打下牢固的基础，使国家实现长治久安。相反，没有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相协调，没有相应的教育、就业、社会保障等制度相配套，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也难以实现。

    目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面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经济竞争和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种种矛盾和问题，要想实现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国际化，必须大力推进发展方式的转变，“从根本上改变我国人均劳动生产率低、产品附加值低以及经济增长物耗高、能耗高、生态环境代价高的状况。[31]”

    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新的国际分工格局、严峻的资源环境约束给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更增加了经济方式转变的急迫性。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和条件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场危机一方面使我国经济运行中的一些突出矛盾更加凸显，带来了诸多挑战；另一方面为我国转变发展方式，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提供了契机。因此，“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表面上是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冲击，实质上是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冲击”[32]。为了有效应对国际经济风险挑战、在国际社会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必须转变发展方式，而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关键是要在‘加快’上下功夫、见实效”[33]。只有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才能在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我国发展空间才会越来越大、发展质量才会越来越高、发展道路才会越走越宽。

以当前世界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引发的环境保护潮流，也大大增强了我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急迫性。没有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就无法提高资源利用的效益，无法保护生态与环境，也无法融入世界绿色革命的潮流。我们必须加快步伐，加快转变！

 

    二、体制改革是推动发展方式转变的根本保证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是发展的问题，也是改革的范畴。正如胡锦涛也在省部级干部落实科学发展观研讨班上的讲话中强调，“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既是一场攻坚战，也是一场持久战，必须通过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来推动。现实情况和历史经验表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通过深化改革形成有效的体制机制”。

    1、深入推进改革是转变发展方式取得突破的有效途径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央就明确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后又扩展、延伸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并将其写入“十七大”报告。但是多年来，尽管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资源利用效率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是总体而言，我国经济粗放的增长模式仍然没有改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效果并不显著。究其原因，主要包括体制性障碍、经济和法制环境有待优化等体制和机制问题。具体而言，主要有生产要素市场还不健全、要素价格扭曲、市场化程度低；地方政府过多地直接干预经济活动；以GDP为考察各级官员绩效的主要标准；财税制度安排不利于节约资源、集约发展等。由此可见，改革的不到位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桎梏。因此，必须通过深化改革来促进转变发展方式的突破，使我国的资源配置更加合理，资源利用效率不断提高，经济社会实现全面、可持续发展。

    目前，中国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向现代化转型的关键时期，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加快发展方式的转变必须依靠深化改革来推动和实现[34]。这里的改革不仅指经济体制改革，而是包括经济、社会、政治等领域的改革在内的“三位一体”的全面的改革，应该把有利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作为改革的主线，不失时机地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从而解决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为科学发展提供体制机制保障。

    在经济体制改革领域，必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健全资本、土地、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市场；完善资源开发利用的补偿机制和生态环境恢复的补偿机制，从而促进资源节约和集约发展。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领域，必须以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为主线。政府职能转变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应将其放在特殊位置[35]。通过积极推进政府从全能政府、管制型政府向有限政府、服务型政府、法治政府转变，强化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从而创造有利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制度环境。在社会体制改革领域，必须以满足社会公共需求为导向。通过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统筹城乡发展等关键环节的推进，达到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最终目的。

    只有解决了改革滞后于开放、宏观改革滞后于微观改革、政府改革滞后于企业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等问题，才能使转变发展方式得到体制的保证，得到制度的支持，才能完成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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