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同事曾经预测，中国劳动力短缺一定会发生在2004-2009年区间内。事实表明，2004年的确成为民工荒引起世人瞩目的一年，而2009年劳动力短缺现象的加剧，则因金融危机的短期影响，而推延至2010年春节后。可见，这一轮遍及全国的民工荒，是2004年以来的就业格局长期变化的继续。非熟练工人的短缺加上工资的上涨，就是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明显信号和确凿无误的证据。

    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并不意味着就业矛盾可以迎刃而解，而只是标志着就业矛盾从总量性转为结构性，即长期面临的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就业难题，逐渐让位于受宏观经济影响的周期性失业，以及特定人群的就业需求与岗位之间不匹配的结构性和摩擦性就业困难。由于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标志着一个长期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变化，因此，中国当前面临的就业挑战是双重的，既有近期的也有长期的，而长期比近期更加紧迫。

 

    一、非总量就业困难突显

 

    长期以来，中国的就业困难都毋庸置疑地与劳动力总量供大于求特征相关，表现为农村大量存在着剩余劳动力、城镇企业严重冗员和突出的下岗失业现象。就业的难点在于就业岗位的不足，在特殊时期，如打破铁饭碗的改革和遭遇劳动力市场冲击时，丧失的就业岗位有时比创造的岗位还多。那个时期，有利于扩大普通劳动者就业的经济增长、推动劳动力市场发育的制度改革，以及帮助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的政府努力，就构成积极就业政策的主要内容。

    急剧的人口转变和高速经济增长，使劳动力供求关系在近年来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方面，劳动力供给势头逐年减弱，据预测，16-64岁劳动年龄人口预计在2015年停止增长，此前的增长速度已经开始逐年放慢，在2004-2011年期间，其增量以每年13.6%的速度减少。另一方面，高速经济增长使得劳动力需求十分旺盛，自2003年以来，除了遭遇金融危机时期的短暂停顿之外，民工荒现象蔓延全国。如果把新增劳动年龄人口作为劳动力供给，把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城镇新增就业作为劳动力需求，我们可以发现，劳动力市场不再以供大于求为特征。

    然而，随着劳动力从农村到城镇的大规模转移，以及城市就业结构调整而出现的劳动力供求总量矛盾的缓解迹象，丝毫不意味着就业压力的减轻。事实上，以周期性、结构性和摩擦性为特征的典型意义上的失业或就业困难，仅仅露出其冰山一角。金融危机时期的短暂农民工失业潮与随后出现的严重民工荒交替出现，表明农业不再是剩余劳动力蓄水池，城市对农民工需求呈现刚性，农民工不再是“有来有去”的城市边际劳动者。与此同时，由于农民工尚未成为城市永久性居民，没有被社会保护体系所覆盖，因此，他们将长期承受周期性失业的困扰。2010年，跨地区流动的农民工总数达到1.5亿，其中95%以上在城镇就业，成为就业政策关注的重点人群。

 

    二、人力资本的长期需求

 

    在劳动力供求关系变化的情况下，高校毕业生就业矛盾似乎更加尖锐。据相关统计和调查，高校毕业生就业率和落实率，在出现劳动力短缺现象的2010年，并没有呈现好转，甚至比以往还有所降低。由此可见，他们所面临的就业困难不是岗位总量的问题，而是就业意愿及就业技能与岗位需求之间的矛盾。一般来说，劳动者受教育程度越高，其人力资本的专用性就越强，相应加大了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匹配难度。由于大学生的就业本钱是其综合知识水平和专业技能，这些人力资本是否符合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个人预期能否与劳动力市场匹配，决定了他们的就业效果和遭受失业的风险。

    城镇就业困难人员是另一个值得重点关注的就业群体。这部分劳动者的典型特征是存在人力资本上的欠缺，主要表现为年龄偏大、教育水平较低、身体状况差、缺乏技能特别是缺乏技能更新能力等，成为劳动力市场上的弱势人群。在目前受户籍身份限制而统计覆盖面有限的城镇登记失业人口中，很大部分应该是这个就业困难群体。他们固然也受周期性因素影响，但更具有持续性和顽固性的自然失业特征。例如，无论是遭遇金融危机冲击的2009年，还是就业显著复苏的2010年，反映城镇居民就业困难和冲击的登记失业率指标，起伏波动并不大，登记失业人口稳定地维持在1300余万。

    影响高校毕业生和城镇就业困难人员就业的因素，主要是与人力资本有关的结构性因素，以及与劳动力市场功能有关的摩擦性因素，统称自然失业因素。对高校毕业生而言，关键是其就业技能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衔接。而对城镇就业困难人员来说，整体受教育程度低和技能欠缺，则是其在劳动力市场居于弱势地位的根本原因。因此，即使在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总量向好的情况下，这类自然性就业矛盾和失业风险仍然存在，治理的难度很大。

    因此，困扰中国就业政策的长期问题，实际上是人力资本是否满足劳动力市场需要的问题。从中国劳动者的受教育水平来看，在24—64岁之间，年龄每增加1岁，受教育年限平均减少10.2%。而越是年龄偏大，教育水平递减的趋势就越明显，在44—64岁之间，年龄每增加1岁，受教育年限平均减少16.1%。假设存在着一个人力资本的临界最小水平，并假设这个临界点为9年（即义务教育要求），中国的临界人群是33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处在这个年龄以上的劳动者，在退休之前会经常面临就业、再就业的结构性和摩擦性障碍。因此，新形势下积极就业政策的内涵不再仅仅是创造就业岗位，更长期、重要且艰巨的任务，则是提高包括农民工、高校毕业生和城镇劳动者在内的劳动力的就业技能。

 

    三、长期挑战更具紧迫性

 

    随着表现在劳动力供求关系变化上的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特别是在中国经济从金融危机冲击中复苏，就业形势明显好转。相应地，我们大可不必继续困扰于短期内的就业总量矛盾。但是，长期存在的劳动者素质问题不仅将成为制约经济持续增长的因素，也在当前的劳动力市场上起着对就业扩大的制约作用。因此，应对这个长期挑战，实际上远比近期挑战更具紧迫性。

    在经历刘易斯转折点之后，中国经济将更多地遇到许多困扰市场经济国家的问题，既包括一些“成长中的烦恼”，也包括那些发达经济体面临的难题。例如，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初越过刘易斯转折点，在经历了近20年高速经济发展之后，陷入其“失去的10年”（至今已经失去20年）。按照经济学家林文夫和普雷斯科特的研究，这个时期日本经济陷入停滞的原因在于其全要素生产率表现不佳。又如，美国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历次经济衰退后都遭遇无就业复苏，即在经济增长开始复苏后，就业恢复到衰退之前水平的周期越来越长。本次金融危机中更创新记录，经济学家预计这一次无就业复苏将持续10年之久。究其原因，这种现象与美国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普通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未能相应跟进，不适应新的岗位要求有直接的关系。例如，那些不具有大学学历的工人，失业率是大学毕业生的3倍。

    中国经济经过刘易斯转折点之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至为紧迫，关键就是经济增长驱动力从主要依靠要素投入的增加，转向更多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工业化进入更高的阶段，生产要素禀赋结构发生巨大变化，产业结构的升级也将明显加快。都对劳动者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然而，在出现普通劳动力不足，工资持续上涨的情况下，也容易产生农村学生因急于就业而辍学的负激励，为未来的人力资本留下亏空。如果说劳动力数量充裕（人口红利）是转折点之前经济增长主要源泉的话，未来的可持续增长更加仰仗人力资本和劳动者技能（第二次人口红利）。因此，需要长期积累的人力资本问题，也是当前最为紧迫要解决的问题，政策上需未雨绸缪，应对上要只争朝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