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讲坛总第152期）

论坛成员、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

 

    谢谢白（重恩）老师的主持和介绍。

    我的研究领域主要是劳动就业，包括城市劳动力的问题，也包括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也就是现在大家关心的农民工的问题。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影响已经蔓延到就业领域，我个人的看法是，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与GDP的损失相比，就业的损失更大一些。从去年开始，我比较关注金融危机对就业的影响，也作了一些尝试性究，今天利用这个机会，把这些研究成果与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看一下2001-2009年（季度指标）的登记失业率。从2003年开始，城镇登记失业率一直处于下降的趋势，从来没有再增长过，但是到了去年，从大概4.0%的水平一下提高到4.2%。今天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召开新闻发布会，说第一季度的城镇登记失业率是4.3%。从图中可以看出，劳动力市场的状况在过去几年一直在改善，但是去年恶化了，而且今年一季度在继续恶化。

图中蓝色的线是求人倍率，是劳动部在各个城市采集到的劳动力市场供求的关系。求人倍率的分子是岗位数，分母是求职人数，如果这个倍率小于1，就说明岗位有空缺；如果倍率等于1，说明供求平衡；如果倍率大于1，说明就业岗位多于劳动力数量，劳动力供大于求。从图中可以看出，2001年的求人倍率大概是0.6，因为1997-1998年经历了改革开放之后第一次最大规模的下岗失业，尽管登记失业率没有及时反映这次就业冲击，但是从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可以看到，岗位空缺率是非常低的。2001年以后，这个指标在逐渐改善。到了2006-2007年，求人倍率高达0.98。从当时的劳动力市场来看，2004年沿海地区首先出现农民工短缺，后来城市也出现普遍的劳动力短缺现象，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比较

 

平衡。到2007年，求人倍率基本等于1。也就是说，剔出结构因素，每个人都可以找到工作。但是到了2008年，求人倍率一下又跌到大概0.8。今年一季度，这个指标略有回升，仍然处于较低水平。总的来看，求人倍率这个指标在过去的多年里一直在改善，从去年开始有所恶化。

再来看比较通用的指标——城镇调查失业率。蓝色的线是根据相关数据计算得出的城镇调查失业率。城镇失业率在2000年达到最高水平，是7.6%。从2002年开始，这个指标一直下降，从2002年的6.1%降到2005年的5.2%，2007年大概是5%。但是，2008年这个指标又上升了。图中，2008年用红色标出，因为没有直接的数据可以计算，是我们用几种间接的方法进行推算得出的结果，大概比2007年上涨了1个百分点，也就是6%左右。今年的数据还无法预测，在图中用虚线表示，假如今年像去年一样，城镇调查失业率再涨1个百分点，那就超过7%，是改革开放以来仅次于2000年的失业最严重的一年。当然，这只是一个假设，不是预测。

 

失业现象，或者说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并不完全是周期因素导致的，失业也有自然失业，也就是说结构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我们做过一些研究，在很长的时期内，我们的失业率中最主要的部分，大概超过70%的因素是自然失业率造成的，与GDP增长速度无关，与经济周期无关。但是，去年失业率的提高完全是周期现象，是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从而导致失业率上升。我们从采购经理指数（PMI）中的产出指数和就业指数来看失业的周期性质。

从图中可以看出，这两个指数同步下降，而且跌到了50以下。这表明，处于下行区间的经济增长导致了周期性的失业现象。

最近有人说，中国经济增长有一些回暖的迹象，包括采购经理指数（PMI）的回升。前面那个图，我用了香港一家公司的数据，还有国内协会的数据，由此得出PMI在回升。如果用一贯的办法，两家是同一个出处，我们就会发现，今年第一季度PMI只是略有一点翘尾，但还是远远低于50。一般认为，PMI在50以上，表明经济处在上行区间，PMI在50以下，表明经济处在下滑区间。显然，尽管中国经济有一点回暖的迹象，但是还没有看到实质性的变化，这对今年的就业仍会产生很大的直接影响。

 

 

    首先，我们简单描述一下当前劳动力市场的状况。其次，这次遭遇的就业冲击和上一次（11年前遭遇的大规模失业）有什么不同之处，这次有什么新特点？

下面这个表的第一列是市场经济国家劳动力市场的三种状态，第一种是就业，如果一个人在过去一周内工作超过一小时，就属于就业。第二种是失业状态，如果一个人在过去一周内没有从事过一小时以上的有报酬的工作，同时他还在积极寻找工作，那么他就处于失业状态。如果他没有积极地寻找工作，那么他还不是失业，而是在第三种的状态——退出劳动力市场。对劳动力市场三种状态的界定，只是教科书上的定义，主要是以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劳动力市场为对象进行分析。

那么中国有什么不一样的状态呢？第一个，有些人在城镇的非农产业从事正规就业，比如和一家正规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享受社会保障，还有本地的户口。这些人是正规的就业，如果丢掉工作，他通常能够处在比较正规的失业状态。也就是说，他可以进行失业登记，领取失业保险金，如果失业保险金领完了，还可以获得最低生活保障。如果他被调查区域所覆盖，被统计进去了，他还可以享有其他的就业扶助。这是正规的失业。

但是在正规就业和正规失业之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处在非正规就业状态，或者在非正规部门就业，属于非正规就业，比如自我雇佣，或者在一个没有注册的企业里工作等。也可能在正规部门从事非正规劳动，比如一个人在一家正规公司工作，但是这家公司没有和他签订劳动合同，只是临时在那干，随时可能丢掉工作。这部分人的特点是，没有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没有社会保险，一旦丢掉工作，在统计上也得不到反应，他们处于不受社会保障政策覆盖的状态。

非正规就业人口有两类，一类是城镇居民。在经历90年代后期的劳动力市场冲击之后，很多人下岗、失业或者被买断工龄，后来通过政府的努力，企业恢复正常经营，他们其中的一部分人又被雇佣，成为再就业者。但是这次他们通常和企业不再发生正规的劳动合同关系，企业不把他们看作自己的职工，而是看作劳务派遣工，他们和劳务公司签订合同，但劳务公司通常不会提供这些人的社会保险和其他社会保障。因此，这部分人处在非正规就业状态。城镇居民大约有30%人处在非正规就业。另外一类是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虽然在城镇的非农部门就业，但是他们没有城镇户口，因此大多数人没有正规的劳动合同，没有社会保障，一旦失业也不会纳入统计，也不能享受各种就业扶助。农民工至少有70%以上处于非正规就业状态。

农民工又分为两类，一类是常年在城市打工的人口，他们已经被作为城镇居民纳入统计。中国的城市化率是45%，也就是说，中国人口的45%是城市居民，这里就包括在城市呆了6个月以上的农民工和他们的家属，我们可以把他们叫做常住外来人口。但是，尽管他们在城市常住，但是仍然没有被社会保障覆盖，没有被扶助措施所覆盖。另一类农民工，进城时间相对较短，流动性强一些，回到家乡的适应能力也高一些，这部分人可能还没有被统计为城市居民，可以叫做流动外来人口。

    农民工是这次金融危机冲击的一个主要的群体，这次与以往有什么不同之处呢？10年、20年以前，农民工到城里打工，他们很适应，城市经济很景气，招工机会很多，农民工遭遇的歧视政策和排斥也比较少。如果城市搞治理整顿，或者遇到经济周期性波动，城市政府首先要保证城市居民的就业权利，对农民工采取了不友好的态度，其中一些人就离开城市。但是，他们对回到农村继续务农很习惯，因此那时我们把农业作为劳动力的一个蓄水池。也就是说，农业中使用多少劳动力，不取决于农业的需求，而取决于非农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如果非农产业和城市部门的需求大，农业就少用一点劳动力，如果非农产业和城市部门对的劳动力需求减少，农业就多容纳一些剩余劳动力。但是，这次的情况有所不同。

    第一，我们通过大量研究发现，在过去10年里，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快速提高，机械化程度提高得也非常快。这就意味着，农民工回乡后可能没有太多农活可做。第二，相当多的农民工已经没有土地。经过各种调整，包括二轮承包，包括农民为了免除农业税负担把土地退还给集体，相当多的人已经没有土地。据一项调查显示，至少有1千万的农民工没有土地。另外，今天的农民工已经是第二代，甚至第三代，是80后、90后的农民工，他们从来没有务过农，也从来没想过这辈子还要当农民工，即使丢掉工作，回到农村，他们没什么可干的，也不想干。这就是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的新特点。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农民工的主体是青年。20岁以下的农民工占20%，25以下的达到45%，如果是30岁以下，已经超过60%，因此，农民工的问题就是青年的问题，农民工的就业就是青年的就业。这一点很重要，因为青年是一个非常活跃的群体，思想活跃，流动性很强，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如果他们长期处于没有工作的状态，可能会成为潜在的社会不安定的因素。因此，农民工就业是一个经济政策的关注点，也应该是一个社会政策的关注点。

帮助农民工就业有哪些办法？农民工这个群体的流动性很强，登记失业、调查失业都无法覆盖，因此直接的政策措施没有效果。直接的就业扶助措施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对于国有企业、城镇下岗失业是很管用的，城镇居民可以在工厂就业，如果工厂倒闭了，他们可以回到所在的社区，从社区的平台上获得帮助。但是对农民工就没有作用，企业倒闭了，农民工就只好走了，没有工作，住的地方也没有了，就业扶助措施无法覆盖和帮助他们。因此，一个主要的办法，就是通过促增长来保就业。我们看一下GDP增长速度与城镇就业、农民工就业的关系。

 

   从图中可以看出，农民工就业和城镇就业并不完全随着GDP增长率波动。从2000开始，城镇就业逐年增长，比较稳定，没有非常明显波动。农民工就业也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2005年以后，增长速度稍微放缓，这与劳动力转移程度和劳动年龄人口所占比重的变化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即使在去年的情况下，农民工的外出数量还是增长的。也就是说，城镇居民就业和农民工就业没有直接受到GDP增长率的影响。

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把城镇就业增长分成两部分。1991—1996年，GDP平均增速是11.9%，1996—2003年，GDP平均增速是8%，之后增长速度继续提高，2003-2007年，平均增长速度是11%。我们把城镇就业分为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可以看到，在GDP增长比较快的时候，正规就业的增长比较快，也比较稳定，所占的比重也很高。GDP增长速度下降之后，就业还在增长，但是结构发生变化，正规就业减少，非正规就业补偿上去，保证了总的就业还在增长。之后， GDP增长速度继续提高，正规就业有所恢复，但是出现了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非正规就业所占的比重比较高。有两个含义。第一，GDP增长率和就业增长有一定的关系，但不是直接的关系。第二，如果经济增长不足以支撑就业增长，可以通过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的提高，增加非正规就业。

 

我的同事曾在山东滨州作过调查，从调查结果来看，不管城镇就业还是农民工就业，由于劳动力市场发育越来越健全，越来越有弹性，越来越能够配置劳动力资源，因此劳动力市场本身就能解决相当一部分的就业问题。农民工就业的特征更明显，因为农民工从一开始就没有被纳入计划配置的劳动力资源，就是靠市场机制来解决就业。原来我就预期农民工就业不是太大的问题。2003-2007年农民工工资快速提高，那是因为遇到“民工荒”，企业想稳定职工，想雇用民工，只好提高工资。2008年劳动力市场遇到冲击，农民工是一个很灵活的就业群体，他们很容易降低自己的市场预期，降低自己的保留工资，因此他们也更容易进入非正规就业，现在可能进入更加不正规的就业，或者接受更低的工资水平。

 

 

 

    今年“两会”前后，官方有一个说法：春节之前有2千万农民工因为丢掉工作提前返乡。后来这个数据不断翻新，有的说少一些，有的说更多一些。农民工可以进行灵活的调整，相当多的人并不是处在完全没有工作的状态。因此，“农民工还有2千万人没有就业”是说不通的。

    从滨州市的情况来看，43%的农民工没有返乡，春节都没有回家，这意味着他还是有工作的。返乡的农民工占57%，其中43%已经回到城市，这说明他们可以在城市找到工作。还有14%的人没回城，其中一半的人在本地找到工作，另一半的人没有工作。在这种情况，滨州的农民工失业率是7%，也算比较高了。但是，至少不能说有几千万农民工没有工作。

   

    现在我们提出保增长的目标，很多人预期，经济增长恢复了，失业率自然就会下降。但是，我有一个担心，会不会出现一种“无就业的经济复苏”的情况？有没有这种可能？如果有可能，怎样避免？

    今年2月下旬，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按照惯例向国会汇报货币政策执行情况。他在报告中预计美国经济今年下半年开始恢复，但是也有一个坏消息，就是失业会仍然会保持很高的水平。这就是美国特有的病症，叫做“无就业的复苏”。

在下面的图中，画圈的是典型的美国三次经济恢复，但是同时失业率还保持高水平。第一次是1991—92年，美国曾发生经济衰退，随后开始复苏，但是失

 

 

 

业率仍保持很高的水平。这种状态持续了10多个月，正好是美国大选的时候，尽管经济恢复，但是失业率仍高居不下，老百姓没有得到经济恢复的好处，有人说这是导致老布什没有成功连任的原因之一。这是美国经济增长历史上出现的第一次“无就业复苏”。2001—2002年，美国也出现过一次经济衰退，然后经济开始复苏，但是失业率保持在很高的水平上，持续了大概29个月。接下来，按照伯南克的预计，美国经济今年下半年开始复苏，明年会有一个相对较好的增长速度，但是失业率仍然保持在很高的水平上。

我从伯南克的报告中择出两个指标，GDP增长率和失业率。从图中可以看出，美国GDP增长率去年是3.8%，今年预计是-0.9%，明年可能恢复到2.9%，到2011年是4.4%。但是，与此同时，失业率去年是7.2%，今年会达到8.7%，明年还在8%以上，到2011年仍然在7%以上。也就是说，按照目前的预测，美国会发生1991年的情况——“无就业复苏”。

造成“无就业复苏”有一些根本性原因，稍后我会介绍，我先讲两个直接原因。一个国家和地区在遭遇经济危机的时候，很自然的，企业为了生存要做出反应，想尽办法提高竞争力。美国提高竞争力的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企业会选择多用一些机器来替代人工，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强市场竞争力。而当企业行为转变成一个产业的行为时，那些不具备竞争力的产业就会消失。比如，劳动密集程度较高的产业在美国没有竞争力，当危机发生的时候，为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些产业就转到海外。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之后，对劳动力的需求就会减少。另外，在进行产业调整之后，劳动力市场上的结构性和摩擦性失业开始增加，因为现有劳动者的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调整之后对人力资本的需求不相匹配。因此，经济开始复苏以后，人们会发现就业岗位没有了。这就是美国发生“无就业复苏”的一个主要原因。

中国可能会出现同样的现象。金融危机对我国实体经济产生影响，首先冲击的是沿海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一部分企业已经开始进行资本替代劳动的技术调整。另外，中国沿海地区已经不再具备劳动密集的比较优势，这些产业自然要转向中国的邻国，转向劳动力成本更低廉的国家，比如印度、越南、孟加拉等。在这样的情况下，GDP今年可能保住8%的增长率，明年可能进一步恢复，但是就业压力并未缓解，因此中国也要防止“无就业复苏”。

    针对特定的原因，可以设想，我们也会有特定的办法。先来看国际上的产业转移理论——“雁阵理论”，这个概念最早由日本经济学家提出，后来被其他国家所熟知。根据“雁阵理论”，不同国家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的比较优势，有的国家劳动力丰富，有的国家资本丰富，因此他们会获得不同的产业发展机会。以东亚为例，东亚产业发展的“领头雁”是日本，日本也曾经以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来获得发展。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收入的提出，劳动力成本增加，日本开始转向重化工业和高科技领域，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韩国、香港、新加坡和台湾，也就是“亚洲四小龙”。“亚洲四小龙”经历了和日本相同的发展过程之后，又把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到东盟国家，再之后转到中国的沿海地区。按照这个逻辑，全球经济体之间以“飞雁”模式进行产业转移，如果中国丧失劳动密集型的比较优势，就很可能把产业转到邻国。但是，中国的情况有一个最大的不同之处。“雁阵模式”涉及的经济体规模都比较小，日本虽然经济规模很大，但是地区差异很小，而中国是一个庞大的经济体，拥有广阔的地域，地区之间存在巨大的资源禀赋和发展水平的差异。因此，中国很可能成为“雁阵模式”的中断者。也就是说，产业不在国家之间进行转移，而是在国内的不同地区之间进行转移，在中国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之间进行转移。

    关于经济危机有很多理论，有一个理论值得探讨，就是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熊彼特认为，经济危机是一个创造性毁灭的过程。也就是说，任何国家发展到特定的阶段，都会产生一些需要改变的发展模式，会产生一些应该升级的产业、应该淘汰的技术和企业。但是，在任何国家，这些应该淘汰的东西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保护，舍不得淘汰。中国尤其如此，我们的经济发展有过多的政府干预，有生产要素扭曲的因素，有政府扶持的因素，你让他们改变或淘汰这种发展方式，他们下不了手，甚至会违背市场规律地进行保护。而经济危机的发生则对淘汰落后的发展模式起到了正面作用，强制性地淘汰落后的发展模式，摧毁落后的技术、产业和企业，这时会发生新的创造性的生产要素组合。因此，经济危机的影响有积极的方面，我们把它看作创造性毁灭，淘汰旧的东西，同时产生一些新的东西。

经济危机的时期也是重新组合生产要素，形成新的产业结构的一个最好时机。在前些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劳动力价格上涨，土地价格上涨，资本需求很大，各种资源都相对紧缺。在经历了经济危机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失业增加以后，劳动力成本不再上涨，甚至有可能下降。土地需求增长放缓，最近很多城市土地流拍。一些企业重组、破产、倒闭，留下很多可以利用的旧设备、旧厂房，包括一些基础设施。更重要的是，宏观经济政策进行了调整，有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还有容忍度更高的产业政策。现在是生产要素重组最廉价、最恰当的时机。但是，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更好的发展方式和更符合中国国情的产业结构调整。其中一种方式就是产业在东、中、西三个地区的转移和承接。

首先要判断，中国从整体上是不是还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举个例子，一个球队想雇姚明打球，开出的工资是一千万，我听说以后就去找球队的老板，说你不要雇他，你雇我，给100万我就干，要是不行，给10万也干。为什么呢？因为我拿到的工资是姚明的1%，但是在打篮球的劳动生产率上，我还达不到他的1%。也就是说，如果工资上涨，劳动生产率也相应上涨的话，我们在这些产业的比较优势就不会丧失。我们从这个图来看一下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分三类地区：沿海、中部和西部。

 

 

可以看出，劳动力成本一直下降，虽然在某些时期，工资有所上涨，但是劳动生产率也在上涨。2004年，沿海地区出现“民工荒”，我们看到，蓝线不再下降，但是也没提高。而另两条线（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劳动力成本）继续下降，因为劳动力工资比较低，同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不慢。总体来看，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仍然具有比较优势。

   

    要恢复就业还是要保增长，尽管增长不一定带来就业的最大化，但是增长仍是增加就业的前提。国务院出台了各种保增长的举措和政策，我想强调的是，以不同的理念，或者说从不同的目标出发去保增长，对就业所产生的效果也是不同的。

我们看一下不同产业对GDP增长和就业增长的拉动效果。图中横坐标是十几个不同的产业，红线是每个产业的产出乘数，蓝线是每个产业的就业系数，也就是一万元的投资能够带来多少直接和间接就业。可以看到，产业对GDP和就业的拉动效果不是一致的，不同步的。并不是越能拉动GDP的产业也越能拉动就业，有些产业还出现了相反的效果。作为地方政府，如果上级政府要求保增长，并未明确保增长的目的，那么他自然会选择投资图中红线最上端的产业。因此得出结论，GDP和就业可以不同步。

 

 

我们曾有过这样的教训。1998年以后，我们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发行国债来进行政府投资，从而带动经济增长。从图中可以看出，1998年实行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在就业的带动上并没有取得最大的效果。

 

我们自然会想到，国务院提出4万亿的投资计划，这笔钱的不同投向，对就业也有不同效果。我们尝试做了三个模拟。第一个，按照以往每年正常的投资结构。结构比较繁杂，我们主要看几大块。最大的是建筑业，因为我们从来都是靠建设来拉动GDP。其次是制造业。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其他服务业在常规结构中是微不足道的。其他服务业，指在第三产业中除批发零售和餐饮业、房地产业、交通和仓储业、金融保险业之外的其他产业，也就是科技、教育、社会保障、文化、体育等事业。

    第二个，按照国家发改委安排的投资结构。与上一个投资结构不同的有两个方面，第一，建筑业的比重大幅度提高，因为包括灾后重建、安居工程等基础设施建设；第二，制造业的比重大幅度降低，这与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绝不用于一般制造业”是相呼应的。制造业减少了，其他服务业就会大幅度提高。

第三个，如果只考虑就业，不考虑其它因素，还可以构造一个最大化就业安排的投资。按照这种安排，建筑业大幅减少，从原来的绝对优势变成一个很小的部分。制造业也进一步减少。其他服务业成为最主要的投资领域。当然，我们并不是想真正执行这样一个投资方案，只是比较一下4万亿的不同投资结构对就业的不同效果。

 

 

    从就业效果来看，如果按照第一个方案，可创造4765万就业岗位，相当于当前全部非农产业的10.5%；按照第二个方案，可以创造9434万，相当于12%；按照第三个方案，可以创造8321万，相当于18%。因此，如果以就业优先原则来保GDP增长的话，不妨更靠近这个最大化就业的投资方案。

 

    今天在清华大学演讲，大家都很关心大学生就业问题，我谈一点看法。

    首先，把大学生就业转化成青年就业，这个转化有两个目的。第一，如果不转化，很多人会从“大学生就业难”这个问题延伸出去，得出“高校扩招是错误的”这个结论，我不同意这个结论，稍后会详细解释。第二，青年就业是各国就业的共同难题，欧盟讲失业问题的时候，主要就是青年失业。因此，很多国家都有应对青年失业的一些经验可供吸取，当然也有一些教训可供借鉴。下面我讲一下青年就业和教育的问题。

先看每年新增2000多万劳动力的构成。在这2千多万人中，有48%是各类毕业生，除了老年大学毕业生以外，基本上都是青年毕业生。复转军人占2%，复转的普通战士和干部基本上都是青年。城镇失业占37%，这些年也越来越多的是青年的失业。农转非占13%，其中当然也有青年。总的来说，新增就业问题就是青年就业问题。

有一个不好的判断：青年失业率高本来就是常态。我国是这样，其他国家也是这样。2005年，城镇失业率是5.16%，24岁以下的失业率高达9.5%；农村失业率还不到1%，但24岁以下青年人的失业率高达4%。

还有一个不好的判断：学历与失业率呈非线性关系。我们看这个图，横坐标是受教育程度，纵坐标是城镇调查失业率。一开始，随着学历的提高，失业率也逐渐提高。文盲的失业率只有3.3%，小学是5.9%，初中是7.7%，高中是13%了，大专文凭的人群失业率最高，达到13.4%。接下来，失业率开始下降。本科是11.9%，更高学历的失业率降到10.4%。总体来看，学历与失业率虽然不是线形关系，但是似乎呈正相关的关系。

 

劳动经济学中有一个概念——保留工资，就是一个劳动者去找工作的时候，他实际上有一个愿意接受的最低工资水平，低于这个水平他不会接受，这个愿意接受最低工资水平就是保留工资。很自然的，劳动力市场上越脆弱的群体，越没有竞争力的群体，他们的保留工资通常也最低。文盲在劳动力市场能够接受500元的工资，小学毕业的可能要高一些。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保留工资越低的人，失业率也就越低。

按照中国的逻辑，一个人大学毕业去找工作，首先背上的包袱就是“专业对口”，而文盲不存在专业对口不对口，农民工以初中毕业为主，包括一部分高中毕业生，他们也不太讲专业对口，但是上了大学就有专业对口的问题。总的来说，学历越高，保留工资越高，能够接受的工作越少，越容易处于失业状态。

当然，我并不赞成通过降低教育水平来解决劳动力市场的问题，中国的教育与国际上仍然有巨大差距。

我们看一下义务教育的国际比较。

 

可以看出，7岁以后的在校率，中国和美国都接近百分之百。但是12岁以后的在校率，中国开始下降，而美国还在保持。13—14岁的在校率，中国开始迅速下降。15岁以后的在校率，美国高达98%，而中国已降到72%。

再看中国城乡义务教育的差距。12—13岁以前的在校率，城乡差别不大。16岁的在校率，城市是89%，农村已经降到68%。

 

还有一个更极端的例子。我们把农民工的孩子叫做流动儿童，流动儿童和其他同年龄儿童的差距在哪呢？从图中红线可以看出，12—14岁以后的流动儿童的在校率大幅度下降。

 

 

因此，中国教育的问题在于义务教育的巩固。第一，义务教育后几年的巩固；第二，超过义务教育的部分，还不算大学，高中的在校率就非常低。

    提高教育水平，仅仅就提高到高中水平，就可以给我们带来巨大的收益。根据我们的计算，如果把企业职工平均教育水平提高到高中文化，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可以提高24%。在劳动力市场上也可以反映出来，如果家庭的劳动力教育程度提高到高中水平，城市的劳动力报酬可以提高17%，农村的劳动力报酬可以提高21%。无论保持中国产业的比较优势和竞争力，还是提高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和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提高教育水平都可以带来直接的效果。

同时，扩大教育还具有反周期作用。1999年第一次高校扩招，其中一个目的就是为了缓解劳动力市场的压力，让更多的青年人有机会上大学，延缓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从实际效果来看，扩招确实起到了这个作用。

 

 

 

 

如果把农村在学率提高到城市水平，会有什么效果？我们推算了一下，如果按照目前农村在校率水平来计算，以19岁这一组为例，有1684万人要找工作。如果把农村在校率提高到城市的水平，以19岁这一组为例，只有861万人进入劳动力市场，减少一半，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劳动力市场的压力。

我们知道，危机是人力资本积累的最重要阶段。经济萧条时期，受教育的机会成本降低，工作不好找，人们可能愿意多读一些书。美国人力资源的雄厚基础主要就是在上世纪30年代的危机时候打下来的。二战结束后，1200万军人退伍，战争美国产品的外需没有了，失业威胁增加，与中国现在情况很相像。1944年，美国制定了《退伍军人权利保障法》，资助退伍军人上大学或职业学院，800多万人利用这个机会拿到了更高学历。这两个时期的人力资源积累，成为美国后期经济繁荣的一个重要推动力量。

 

 

前面讲到，美国从1991年开始不断出现“无就业复苏”。这个问题的出现，有直接原因，还有一个更根本的原因——就业的重要性在宏观经济政策中发生了变化。

在美国，就业在宏观经济政策中获得崇高地位是在1946年，因为刚经历了大萧条、大危机，人们对失业记忆犹新。1946年，美国通过了《就业法》，第一次明确地把联邦政府的责任界定为：第一，最大化就业；第二，最大化产出；第三，最大化购买力。这个法案赋予就业崇高的地位。那时人们相信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可以避免危机，避免过高的失业率。

但是到了上世纪70年代，美国出现滞胀，高通货膨胀率和高失业率并存。尽管人们还没有忘记高失业率的艰难，但是也采取了改革。1978年，美国通过了《充分就业和（经济）平衡增长法》。这个法案规定政府的责任是充分就业、生产增长、价格稳定、贸易和预算平衡，实际上降低了就业的重要性。

    到了上世纪90年代，很多国家的中央银行接受了“通货膨胀目标制”。简单来说，就是给中央银行设立一个价格目标，只要价格超过这个目标，中央银行就提息。这个时候，就业目标已经淡出。

    在中国，财政政策目标的表述中没有“就业”两个字，《中国人民银行法》中对货币政策目标的表述也没有“就业”两个字。现在我们遵循的宏观调控四大目标是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和保持国际收支平衡，这与美国1978《充分就业和（经济）平衡增长法》提出的目标是一样的，目标很多，顾此失彼，不是一个就业优先的宏观经济政策理念。

    同时，我们的货币政策受到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干扰。举个例子，2008年上半年我们的宏观调控目标还是“双防”，防止结构性的价格上涨转变成明显的通货膨胀。这个表述很好，因为结构性的价格上涨就是猪肉价格上涨、粮价上涨，后来又加上原油价格上涨，就是结构型的。但是弗里德曼说过，“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货币现象”。中国的版本是，“物价问题一定要到货币里才能够找到答案”。有一位国外的经济学家说，没有“结构性通货膨胀”这个概念，中国要想解决通货膨胀的问题，唯一的目标就是看好货币，紧紧地压住它。应该说，这个干扰是实质性的。

    我们要正确区分政府的职责。过去是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现在是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源保障部。过去劳动部比较小，脆弱的肩膀上承担了中国过于沉重的就业压力，中国的就业人口比整个西方发达国家的总额还要多，很多宏观经济政策中应该体现的就业原则，劳动部无法左右，它只能制定一些特定的直接措施。因此，我们要把失业做一个区分。失业分为周期性失业和自然失业。我们的失业问题实际上是周期性失业，不管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还是产业政策，只有树立了就业优先原则，才能很好的解决周期性失业问题。自然失业包括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这与劳动力市场功能相关。如果劳动力市场运行良好，同时政府顺应劳动力市场的状况，提供教育和就业培训，包括中介等等，就可以降低自然失业率。这些部分恰恰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应该做，而且可能做得很好的一部分。

我们看一下危机之前中国失业率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