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讲坛总第153期）

论坛成员、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秘书长

 

    国际金融危机给中国经济带来很大影响。目前人们更多的关注当前的经济形势和宏观政策。但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范围之广、程度之深，与背后的机制、体制等问题联系在一起。国际金融危机毕竟是外在冲击，内在的机理是我们的经济机体积累了一些毛病，经济机体的免疫力低下。如果我国经济机体的免疫力强一些，金融危机的影响范围就会少一点，危害程度就会小一点。免疫力低下也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长期以来我们推动发展中的某些行为或某些认识出现了一些偏差。

    最近我做了一些思考，总结了十个问题，都是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也是对中国今后的健康发展，特别是走上科学发展道路的十个特别重要的关系。

    我提纲挈领地谈一点认识，希望引起大家的深入思考和研究。

    这个关系严格来说是哲学关系，也是一个思想方法的问题。在遵循规律基础上，重视国情，从国情出发确定道路、方针和政策，是取得中国革命胜利的伟大法宝，也是改革开放30年取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辉煌成就的成功经验。但是，在具体的经济工作中，在制定政策措施时，不应将把握国情泛化，不能把任何行为都说成是从国情出发，更不能把国情当成不作为或少作为，当成不遵循规律和不改革的“借口”。有几个观点应该牢牢把握。

    第一，把遵循规律放在首位。要在遵循规律的基础上把握国情，而不能国情第一，规律和科学第二，这样会出问题。在实际工作中，很多政策的制定都说是从国情出发，而这种“从国情出发”恰恰丢掉了事物本身的规律，丢掉了科学。在遵循规律基础上把握国情，符合“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符合从实际出发的路线。实事求是不仅仅是尊重事实，更重要的是在事物发展过程中探寻规律，遵循规律行事。

    第二，把握国情服从遵循规律。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改革开放之前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开放之初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后来又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最后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出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典型的把握国情服从遵循规律的结果。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前后，我们的基本国情没有发生大的变化。而这些年的发展实践证明，在中国，发展经济、走出一条实现现代化的道路，必须遵循发展经济自身的规律，这个规律就是市场经济。提出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典型的把握国情服从遵循规律的结果。我们应该用这样的思想方法来指导我们的工作。

    第三，“小国情”服从大国情。小国情主要指某个地区的具体情况、具体现象、具体实际，东部、西部、中部的情况各有不同，在处理一个地区和整个国家的国情时，首先要把握长期存在的基本国情，而不是把握一个地区在某个时间和空间下的具体情况。有些地方认为本地区的工业化刚刚起步，工业的比重还很低，经济规模还很小，不存在转变发展方式的问题，这实际上是把自身特殊的“小国情”放在国家的大国情之上。大国情是我国的资源很匮乏，生态环境很脆弱，不能按照高消耗、高排放的发展模式走下去。

    总结：我们应该在思想方法上正确处理一般性与特殊性的关系，正确处理把握国情与遵循规律的关系，在讲究重视国情时，千万不要忘了规律，要在遵循规律、尊重科学的基础上把握国情。

    我国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1953年提出学前苏联，到后来的“大跃进”、“洋跃进”，再到十二大提出“翻两番”的目标，各阶段的发展目标都立足于加快发展的理念。在尊重科学、遵循规律的基础上，加快经济发展无可置疑。在解决温饱问题的经济起飞阶段，由于加快发展而付出代价可能再所难免。但是，不顾发展的大趋势变化，不顾发展阶段的变化，一味强调加快发展，所有目标、方针、政策都围绕“加快发展”展开，这确实会带来很多问题。要扭转三个思想深处的基本逻辑定式。

    第一，科学发展是硬道理。我们国家把社会的主要矛盾确定为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从八大到改革开放以后，一直这么提。要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必然要加快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简单的说，就是加快发展。对于人民群众的需求，过去强调比较多的是对物质产品的需求，除此之外，可能对两个方面重视不够，一个是公共产品的需求，另一个是对生态产品的需求。要满足人民群众对公共产品和生态产品的需求，仅靠发展生产力、做大“蛋糕”是不行的。

    重点讲一下生态产品的需求。如果损害甚至破坏生态产品生产能力去发展社会生产力，结果可能房子盖多了，汽车生产多了，满足人民群众对物质产品需求的能力强了，但同时也把满足人民群众对生态产品需求的能力破坏了。当然，人民群众的需求取决于发展阶段。在解决温饱问题阶段，人民不会有更多的对生态产品的需求。1982年我到北京时，感觉当时北京最拥挤的地方是王府井大街和前门，为什么呢？因为产品很短缺，全国人民到了北京都会去那里买东西。二十多年过去了，现在北京什么地方最拥挤？香山。为什么出现这样的重大变化？就是人们的需求在发生变化，不仅仅想吃饱穿暖，有车开，有房住，随着收入的提高，人们对健康和绿色生态的需求也在增加。如果为了发展社会生产力而损坏了生态产品的提供能力，这就不是科学的发展。

    第二，增长不会自动解决问题。发展和增长这两个概念有一定的区别。早期的发展经济学认为，贫穷、失业、收入差距、城乡二元结构、社会动荡等问题的根源都是经济的欠发达所致。只要经济增长，这些问题就可以自然而然地解决。所以发展经济学最关注的是增长问题。联合国成立之后制定的经济计划，最主要的目标就是GDP增长，因为二战以后，无论战胜国，还是战败国，面临的首要问题都是发展经济。但是，由于忽视了人类社会多样性和复杂性的增长，因而单纯的增长不能必然带来人们所期待的社会福利。后来发展经济学开始转变，提出以人类发展为核心，发展的过程同时也是经济增长、结构升级、消除贫困、扩大就业、改善分配以及提高收入的过程。如果这些没有同时进行，那就仅仅是增长，而不是发展。

    我们也存在这样的思维定式或基本逻辑。我们面临的失业、“三农”问题、收入分配不公等，也认为归根到底都是发展不足，只要加快发展，问题自然而然地就解决了，其实没那么简单。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增速达到年均10.2%，相当快，远远超过当年的日本。但是，在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中，这些矛盾并没有缓解，有些甚至在恶化。道理很清楚，如果仅仅为了增长的增长，在增长的过程中，这些问题并不能够自然而然地解决。在一定程度上，如果体制不顺，政策不协调，发展得越快，问题可能越大。比如，有人说早期的沿海开放战略使区域差距扩大，我经过总结和分析发现，不能简单地做出这个判断。由于体制不完善，人没有真正转移到沿海地区，导致了各个地区之间人均GDP差距扩大，这并不是沿海开放战略本身的错。

    第三，经济发展不是全部。过去讲四个现代化，现在主要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主要精力放在经济建设方面。事实上，特别是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这两个重大战略思想提出以后，大家发现经济建设不等于现代化发展的全部。我们从事的事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这个事业是四位一体，即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十七大提出的这四大建设，再加上党的建设，其实经济建设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不是只搞经济建设，而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建设。比如，很多地方制定了率先实现小康、基本实现现代化等目标，选择的一些指标，都是经济方面，似乎这些指标完成了，就现代化了，这是片面的。

    总结：我们应该在发展理念上进行一些转变，坚持科学发展是硬道理的理念，把加快发展建立在科学发展的基础之上。要从单纯地扩大蛋糕的发展，转向扩大并分好蛋糕、解决问题的发展；从满足人民物质文化需要的发展，转向更加全面地满足人民物质文化、公共产品和生态产品需求的发展；从经济建设的“一军”突进，转向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的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全面发展。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解决就业问题成就斐然，但就业问题仍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大难题。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大学生就业、农民工就业以及一些困难群体的就业问题再次凸显。很多人认为，扩大就业必须加快发展，我们提出保“8%”的目标，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就业压力很大。反过来看，如果在发展的目标上做一些改变，在推动增长的方式上做一些转变，在扩大内需的出发点上做一些调整，就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就业压力。

    第一，把扩大就业作为首要目标。一般来讲，经济增长可以增加就业，但增长并不总是在任何条件下都会自动地扩大就业。2007年GDP增长13%，2008年增长9%，相差4 个百分点，但增加就业的数量差别很小，失业率也差不多。这说明，就业和增长的关系有时是非线性的。不同的时期、产业结构、推动增长的方式、政策的出发点等等，增长与就业的关系不同。扩大就业是宏观调控的四大目标之一，但在实际工作中，往往把加快增长作为首要目标或直接目标，把扩大就业作为次要目标或间接目标，作为增长的“副产品”。

    第二，通过扩大就业实现增长。“扩大就业，实现增长”是一种方式，还有一种方式是“促进增长，带动就业”，这两种方式的效果不同。

    我们采取的是“促进增长，带动就业”的方式，这造就了我国目前的外需主导型、投资主导型增长模式，以及不合理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促进增长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是扩大投资，除了政府投资以外，还有招商引资。在这次四万亿的投资计划中，主要是民间投资和银行贷款，中央政府的投资规模很小，主要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带动其他方面的投资。这种模式有助于形成投资主导型的增长模式。

    再来看“扩大就业，实现增长”的效果。第一个效果，实现增长。扩大就业，劳动者报酬增加，增加值增加，实现经济增长。第二个效果，有助于形成消费主导型增长模式。实现就业就有收入，收入不会完全用于储蓄，有一部分要用于消费，通过最终消费增加来带动增长，能够促进消费主导型的增长模式。第三个效果，改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在投资主导型得增长模式中，重化工业占的比重很大，资本投入占的比重很小，劳动力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越来越低。而“促进就业，实现增长”的方式可以扩大就业，提高劳动者贡献份额，使劳动者报酬所占的比重提高。

    第三，立足保就业实现促增长。我国的经济结构属于外需主导、投资主导、工业主导，当国际金融危机这种外部冲击到来时，面临的失业压力要比内需主导、消费主导、服务业主导的经济结构强烈得多。面对外部冲击，需要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但如何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效果不同。我们做一个分析，假设有两千万农民工失去就业岗位，若按照每位农民工平均月工资1500元计算，全国居民总收入将减少3600亿元，按85%的消费率计算，将减少3000亿元消费，占2008年GDP增量5万亿元的5.8%，减少的消费将使经济增长下降0.58 个百分点。如果我们通过各种措施，保住这2000万个就业岗位，就会自然而然地使经济增长增加0.58个百分点。

    总结：我们应该在宏观调控目标选择和扩大内需的出发点上进行一些转变，既要重视保持平稳较快增长，更要重视保持持续平稳扩大就业，坚持以人为本，应更多地立足于就业而不是增长来推动发展。

    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本质上属于经济开发战略，不是空间开发战略。一个国家既要有经济开发战略，也要有空间开发战略。经济开发战略的出发点和目标是促进区域之间的经济平衡，缩小GDP差距和增长速度差距。而空间开发战略既考虑区域之间的经济平衡，也要考虑区域之间人口分布的均衡，还考虑了经济和人口与农业、生态之间的均衡，实质是缩小人与人之间的差距。

    我曾经计算过各地区之间的GDP差距，贵州和上海是两个极端，一个人均GDP最高，一个人均GDP最低。在十五计划前期，两个地区的人均GDP差距是13倍，五年之后，差距缩小到10倍。发生这样的变化，并不是因为贵州的经济增长速度高于上海，而是上海的人口增长大大快于贵州，贵州人均GDP的分母在减少，而上海的分母在增大。国家统计局调整统计口径之后，北京、上海、江苏等人口净流入地区的人均GDP都大幅下降。如果仅仅考虑经济增长，不考虑人口问题，人均GDP的差距是解决不了的。

    空间开发战略不仅仅要考虑经济与人口的分布，还要考虑经济、人口与生态之间的平衡。比如土地，现在耕地18亿亩，人均1.3亩，2012年人口将突破14.5亿，至少要达到人均1亩的保命田，如果都占了，农业怎么办？另外，也不能把生态地区都占了。比如水资源，我国洪水灾害频发，洪水也是水，分子结构和普通的水是一样的，仔细分析就会发现，我们国家的湖越来越少，越来越小，装水的“盆”越来越小。现在搞退耕还林、退田还湖、退牧还草，就是因为原来主体功能错位了，把本来应该是水的空间搞成农田，现在发现水没地方呆了，再把这些空间还给水。本来是树的空间，砍掉树，搞成农田，现在看来不行，还得把空间还给树。如果不考虑农业和生态的问题，盲目进行开发，最终会导致生态地区的肆意开发和农业地区的盲目开发，经济上去了，但是生态产品和农产品的生产能力下来了，经济聚集与人口分布失衡，区域之间的公共服务差距扩大。

    中国不仅需要区域性的经济开发战略，更需要基础性、战略性、约束性的空间开发战略。既要重视区域经济平衡，继续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更要树立经济、人口、生态三者空间均衡的理念和原则，构建不同区域的主体功能

    第一，全面把握区域协调发展的涵义。

    一是人口分布与经济布局大体均衡。长三角、珠三角区域如果占有40%左右的GDP，相应的，就应该有接近40%或者大体差不多的人口。西部地区，如果GDP少，人也少，最后西部和东部的人均GDP的差距就会缩小。美国的经济集中在几大经济圈，日本三大经济圈既集中了日本75%的GDP，也集中了日本60%的人口，日本各地区的人均GDP差距只有1.5倍。

    二是各个地区人民生活水平大体相当。区域协调发展，不是各地区之间GDP的均等化或经济发展水平的均衡化，而是实现不同地区人民享有的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人民生活条件的均等化、人民生活水平的均等化。为什么提出均等化？就是因为各地区差距太大，特别是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农村地区和城市之间的差距很大，这都属于区域协调发展要解决的问题。

    三是人口和经济的规模应该控制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之内。比如北京，城市规划的人口是1800万，这是根据北京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来确定的，特别是短缺的水资源，即使南水北调，北京最大的人口承载量是1800万。一个地区集聚多少经济，就要积聚多少人口，要根据产业结构，把人口和经济规模控制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之内。

    四是空间结构清晰高效。在发达国家，从飞机往下看，都是“三片一线”，一片农田，一片森林，一片房屋，都是连在一起的。中国情况不一样，比如在长江三角洲和成都平原等地区的农村，是我家门前有棵树，但是树不成林；我家门前有块田，但田不成片；道路也没有很好的规划，很难连接到每家每户。城市也存在分散化的问题。也就是说，空间结构不够合理。区域协调发展不仅仅是人与人的协调，还有人与自然的协调。具体来说，就是城市化空间、农业空间、生态空间三者之间的比例要恰当，三类空间的内部，如城市化空间中的工业空间、居住空间、水的空间、森林的空间等的比例要恰当。比如城市化空间可以分成工业空间和居住空间，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工业空间非常多，占的比重很大，但是居住空间相对来讲较少。比如日本，1.3亿人口的人均居住用地是80平方米，中国（不考虑农村）城市人口的人均居住占地只有22平方米，和日本的差距很大。日本的GDP总量高于中国，但工业空间只有1600平方公里。而我国的工业空间非常大，独立工矿区达3.6万平方公里，加上其他的工业占地，大概有5万平方公里左右，这是非集约式的利用空间的方式。如果把工业空间拿出一部分给居住空间，相信房价会大幅下降。

    第二，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

    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就是我国的空间开发战略。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就是要明确我国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国土空间中，哪些区域应该优化或重点推进大规模、高强度的工业化城市化开发，哪些区域应该限制或禁止大规模、高强度的工业化城市化开发，并配套实施相应的新规划、新政策和新管理，从而形成若干以提供工业品和服务产品、集聚人口和经济为主体功能的城市化地区，形成若干以提供农产品、保障国家农产品供给安全为主体功能的农业地区，形成若干以提供生态产品、保障全国生态安全为主体功能的生态地区。

    国家层面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要构建“三大战略格局”。

    一是以大城市群为主体形态的城市化空间战略格局。二是以基本农田为基础的农业空间的战略格局，像东北平原等地区要保住。三是以重要生态功能区为主体的生态空间战略格局。大的格局叫做“两屏三带”，即青藏高原生态屏障、黄土–云贵高原生态屏障和北方防沙带、东北森林带、南方丘陵山地带。进行这样的战略布局，全国生态功能或者说生态安全就会得到基本保障。当然，各地区情况不一样，还有更小的生态功能区。

    第三，实行差别化的区域政策。

    主体功能区规划完成之后，全国2860个县级单位，每个县都会形成一个主体功能。要据此调整财政、投资、土地、人口、环境等政策。其中最关键的政策是改革财政体制和绩效考核。应尽快启动新一轮财政体制改革，根据县级行政区的主体功能定位确定财政收支，建立以均衡性财政转移支付为主体的转移支付体系，提高中央财政对生态地区和农业地区的均衡性转移支付系数，增设生态地区的生态支出项目，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应根据不同区域的主体功能定位，实行各有侧重的绩效评价和政绩考核，而不应对所有地区都实行同样内容的考核。

    总结：我们应该在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目标和原则上进行一些转变，既要重视不同区域或不同国土空间的经济平衡，更要考虑经济、人口、生态的空间均衡，加快推进形成不同区域的主体功能区，既要开发和建设好集聚经济的城市化空间，也要保住并修复好农业空间和生态空间。

    “三农”问题是关系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个重大课题。近年来国家逐步加大了解决“三农”问题的力度，“三农”问题得到了相当程度的缓解。但是随着形势的变化和体制的变化，“三农”问题也在不断派生出许多新的课题，农民工问题就是这样一个派生于“三农”，又必须跳出“三农”来考虑的一个全局性问题。农民工是当代中国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农民工问题产生于我国城市化政策的不彻底，产生于只允许农民进城就业、不允许农民进城定居的“半城市化”政策。每年一度的“春运”、消费不足、收入差距、保护耕地以及服务业滞后等发展难题无一不与农民工定居问题密切相关。解决我国一些发展难题，必须在继续高度重视解决“三农”问题的同时，实行积极的、彻底的城市化政策，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积极的改革措施，积极解决农民工定居问题，允许农民工及其家属在打工地定居，帮助自愿在打工地定居的农民工建立起定居的物质条件和制度基础，帮助他们解除失业、看病、子女就学、居住、养老保险等方面的后顾之忧。这样，不仅可以解近忧，有助于解决当前金融危机带来的内需不足问题；更能破远虑，有助于解决许多我们认为的长期发展难题。

    第一，有助于扩大消费。如果农民工在城市定居，就会购房或租房，购买家具、电器、日用品，如果不定居，就不会有这些消费。因此，农民工在城市定居会在很大程度上扩大消费。

    第二，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过大”与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允许农民工及其家属在城市定居，尽管不会改变城乡收入差距过大问题，但可以解决或缓解差距扩大问题。如果把农民工收入计入城市居民收入，把农民工的家属也计入城镇人口，计算结果就会显示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因为分子和分母共同发生变化。如果把农民工收入计入农村居民收入，把农民工和家属也计入农村人口，那么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永远解决不了。城乡收入差距过大是由二元结构造成的，但是收入差距扩大和城市化政策有很大关系。要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应该“三管齐下”：第一，促进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即减少分母；第二，尽可能发展现代农业，即扩大分子；第三，“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即增加补贴。

    第三，有助于保护耕地。1997年到2005年，从城市建设、建制镇建设和村庄建设三类用地看，占地最多的是村庄建设，比城市建设占地多82%；其次是建制镇建设，比城市建设占地多12%。村庄建设占地中主要是农民建房占地。某个地方搞社会主义新农村，盖了23栋小楼，每栋占地180平方米，水、电、气、路全通，可在这24栋楼中只有四栋亮着灯光，其他楼常年无人居住，因为楼房的主人都是农民工，他们绝大多数时间在城市生活和就业，只有过年的时候回家居住。如果农村建房这样搞下去，我国的耕地没法保住。

    第四，有助于房地产业的持续发展。这次经济下滑是金融危机与房地产业调整双碰头的结果，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房地产业已经开始调整。从长远来看，房地产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产业，在任何国家，住房需求都是总需求中最主要的部分，都是支撑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以美国为例，汽车、钢铁、信息产业等曾经的支柱产业现在已经不再是支柱产业，但是房地产业一直是支柱产业。

    要实现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有两方面：供给方面，要降低房价，控制和减少税费，控制和降低地价。耕地要保护，要调整工业用地和农村建设用地。农村现在人均居住用地是220平方米，是城市的11倍。在农村，一方面，人口在减少，另一方面，住房用地增加，很多地方出现“空心村”。现在很多地方在搞城乡统筹，通过空间结构的调整，耕地不仅不会减少，还会增加，因为农村居民用地污染程度相对较低，有些可以会恢复成耕地，有些可以恢复成生态用地，最终增加总的耕地面积。当然，城市建设用地会相应增加，农民工进城以后，通过人的空间结构调整，从农村到城市，地也随之进行调整，最终会使人和地之间取得平衡。

    需求方面，就是要通过实行综合性的政策，把农民工逐步培育成支撑城市住房市场的消费群体。这是一个综合性措施，需要一定时间。目前城市住房中没有农民工的份，为什么定居不下来？除了政策，住房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到2020年，五亿农民工要到城市来，要解决住的问题。应该逐步采取综合性措施，通过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增加农民工收入。通过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等后顾之忧，间接增加收入，增强消费能力。东亚国家的做法是土地流转和宅基地转让，现在我国也开始逐步调整，农民拿到这部分收入，到城市租房或者购房。当然，还有廉租房供给、发展二手房市场等综合性措施。如果不把农民工培育成为城市住房的消费群体，五年、十年之后，没有新的消费群体，房地产业怎么发展？

    总结：我们应该在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上实行一些转变，改变只允许农民进城打工，不允许农民进城定居的城市化政策，在继续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的同时，实行积极的改革措施和积极的财政政策，下决心积极解决农民工在城市定居问题，使我国的城市化走入既遵循规律，又符合国情的健康发展轨道。

    实现工业化是我们孜孜以求的目标，早在50年代初就提出这个目标，现在的提法是到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现在我国已建立起相当完整的工业体系，主要工业产品位居世界前列。但是，服务业比重偏低，许多服务产品特别是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服务贸易多年逆差。服务业发展缓慢，主要在发展经济的指导思想上，没有把服务业放在应有的位置。应该认识到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全球已进入服务经济时代。二十世纪60年代始于美国的服务经济，在迅速而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社会。而今，发达国家已经基本完成了从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的蜕变，整体上进入了服务经济时代，许多新兴国家也呈现明显的向服务经济转型的趋势。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当今时代服务经济终将取代工业经济的大趋势，仅发展工业，我们跟不上时代步伐，难进现代化国家行列。

    第二，不要从本本出发。在思想上不重视服务业，因为我们过于拘泥于传统的经济学定律（配第–克拉克定律和霍夫曼定律），没有看到在新的趋势面前有些定律已经失效。印度工业化水平只有27—28%，人均GDP只有820美元，在这种情况下，服务业仍旧快速发展。中国有60%的GDP增长来自工业，而印度60%的GDP增长来自服务业。中印两国模式的区别在于，印度主要承接国际服务业转移，而中国主要承接国际制造业转移。中国是通过大海把国外的铁矿石运回国内，加工冶炼之后再卖给外国人，消耗的是电力、人力。而印度是通过互联网，消耗的主要是人力资源。印度的二氧化碳排放比中国小得多，因为工业占的比重没有中国那么大。信息化和全球化两大趋势已经破除了配第–克拉克定律。很多人有这样的思维定式：只有发达的农业发达和发达的工业，才可能有服务业的发展；我国尚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现代化建设的主要任务还是继续推进工业化。这种思想一直在影响我们的重要决策。

    第三，以“四化”为方向发展服务业。“四化”，即服务业的市场化、产业化、社会化和国际化。服务业的垄断性很强，是准入限制非常高的产业。服务业既包括公共服务，也有社会化或商业化的服务，要区分开来，而不是简单的都进行市场化、产业化。对于公共服务部分，政府要负起责任。对于应该放开的部分，要打破垄断，放宽准入，让更多的经济体进入。

    总结：我们需要在产业结构上进行一些转变，改变过于依赖工业实现增长的模式，转向更多依靠服务业实现增长，过度依赖工业带动增长，不仅增长难以持续，国家竞争力难以提升，而且，我们的资源难以承载、环境难以容纳，人民难以承受。

    对外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也是我国经济发展30年来取得辉煌成就的非常重要的成功经验。但是在日常工作中，由于对“对外开放”全部内涵缺乏全面的理解，过于看重外资、外贸快速增长对带动国内经济增长的正面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外资、外贸过快增长带来的负面效果，形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目前这种不得不依靠外需带动增长的局面。这次金融危机的影响比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大得多，范围也广得多。很重要的原因是，在过去的十年，我们的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主要是内外需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对外依存度提高了一倍。

    第一，全面把握对外开放的内涵。对外开放是一个涵义更多、外延更宽的概念，不仅仅是发展对外贸易和更多利用外资问题。很多地方对于对外开放的理解就是两件事，第一，吸引外资，第二，扩大出口。不管有没有条件，都在做这两件事。这就形成了目前的局面。

    第二，全面认识外需作用的大小。有一种观点认为，内需一直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外需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很小。形成这种观点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运用支出法GDP中的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货物和服务净出口三个项目来分析内外需，以及投资与消费对增长的贡献。按照这一方法测算，30年来我国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超过1个百分点，相对于年均10%的增长来说贡献率是10%。用净出口测度经济增长的方法有两个假设，一是只有一般贸易，没有加工贸易；二是进口能够实现进口替代。从第一个假设来看，我国加工贸易占对外贸易的50%，至少一半的进口是为了出口的进口，而不是用来满足国内最终需求。从第二个假设来看，石油、粮食、铁矿石等很多进口产品是国内无法生产的，无法实现进口替代。总的来说，不能简单地用净进口来测度外需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小和影响程度。

    第三，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把握定位。今后我们发展的压力将来自二氧化碳的减排。中国排放二氧化碳不是为了提高本国居民的消费水平，因为相当一部分产品是出口的，是为了外国人的幸福生活而排放。因此，要努力争取改变不合理的国际规则，确立承载二氧化碳排放产品生产者与消费者共同负担的原则。当然，改变规则需要过程，取决于我们的话语权。从中国自身来说，要把握好在经济全球化中的产业定位，将越来越稀缺的二氧化碳排放，更多地用来满足提高中国人的生活水平，而不是用来提高其他国家的消费水平。我国人力资源丰富，具有劳动力成本低的比较优势，适合发展那些面向国外市场的劳动密集型工业，以及人力资本密集型的服务业。但我国水土资源、能源资源、矿产资源短缺和环境承载力低，这种“比较劣势”，又使我国不适合发展那些面向国外市场的、高消耗我国水土资源、能源资源、矿产资源，以及污染物排放较多的工业。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改变了产业结构演进一般规律的情况下，我国应该选择怎样的产业结构，在全球分工中扮演什么角色，要考虑资源环境承载能力。

    第四，培育内需导向型经济区。改革开放以来，东部沿海地区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通过吸引外资、发展对外贸易等，走出了一条更多的依靠外需实现区域经济发展的模式，实现了比较快的发展。这一适用于特定区域的经验，对我国的很多地区来说，并不适合，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很难完全照搬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模式，它们的发展，可能而且必须主要立足于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实现区域经济发展。

    西部开发战略实施以来，国家在西部地区实行了优惠的外商投资政策，但外商还是不去，当然有很多因素，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物流成本抵消了劳动成本和土地成本。如果上海、苏州、昆山的土地价格和马鞍山、合肥、武汉、重庆、成都的价格一样，那么外资肯定会选择上海，因为土地价格一样，劳动力是可流动的，差别没有那么大，足以弥补物流成本。

    外需主导的模式，在一些地区可以取得成功，但不是在所有地方都可以取得成功。如果我们已经培育出几个与珠三角、长三角经济规模相当的以内需为主的经济区，当经济危机来临时，受到的影响可能就小得多。如果都是发展外向型经济，只要国际上出现一点波动就会全军覆没。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来看，要保证经济发展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就不能把所有地区都发展成为像长三角、珠三角那样以外需为主导的经济区。

    总结：我们需要全面把握对外开放的内涵，在内外需结构上进行深度调整，改变过于依赖外需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外需主导型增长模式，转向更多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实现持续快速健康增长。

    我国在上世纪90年代就引进了可持续发展理念，但只是当作人口控制、生态建设、资源保护、环境治理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等几条单兵作战的战线，缺乏统筹兼顾，没有树立经济、社会、自然三者空间均衡的理念。要真正做到可持续发展，有效的开发和保护自然，需要树立几个观点：

    第一，确立生态产品的理念。产品通常是指经过劳动加工制造而生产出来的产品。产品又是用来满足人的需求的，人的需求除了对农产品、工业品和服务产品等的需求外，也包括对生态产品的需求。产品既可以从生产角度定义，也可以而且应该从需求角度定义。从需求角度，清新空气、清洁水源、舒适环境、宜人气候也具有产品的性质，因为能满足人的需要，对我们的实际生活也非常重要。

    将生态产品定义为产品的重要意义在于：一是有利于从思想深处树立人与自然平等、人与自然和谐的理念。二是有利于解决生态地区的发展权问题。把某些地区确定为生态地区，有人说，我也要发展，发展是人权的基本权利，怎么能限制呢？要限制的不是发展，而是不符合主体功能区定位的发展。这个地区被确定为生态地区，未来的定位是提供生态产品，提供生态产品也是发展。如果认为只有提供工业品和农产品才是发展，提供生态产品、保护生态就不是发展，认为是限制发展权，这是没有道理的。三是解决生态补偿问题。生态产品也有价值，也是可以“卖”的，只是由于技术上还无法切割或计量每位生产者贡献大小和每位消费者消费多少，目前只能采取政府统一购买即“生态补偿”的方式进行交换。生态补偿实质上是政府代表生态产品的消费者购买生态地区人民提供的生态产品。这不仅对中国，对全世界解决生态地区的补偿问题都具有积极意义。

    第二，根据自然特点开发。一个国家不同地区的自然状况有很大差异，开发适宜性及其适宜程度不同，开发对自然带来的影响不同。比如青藏高原就难以进行大规模工业化的开发，但其生态功能非常重要，这是由自然状况而不是人为决定的。从提供产品类别来划分，一国的国土，可以分为三类空间：城市化空间、农业空间和生态空间。城市化空间的主体功能是提供工业品和服务产品，农业空间提供农产品，生态空间提供生态产品。要根据自然属性来区分主体功能，根据主体功能进行开发，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从满足人类需求来讲，三类空间都是稀缺的。因为稀缺，所以要选择，要遵循规律，防止在出现“退耕还林、退牧还草、退田还湖”。退耕还林、退牧还草、退田还湖的实质是对过去主体功能错位的一种纠偏，退的是“耕”、“牧”、“田”等错位了的主体功能，还的是“林”、“草”、“湖”等根据自然属性决定的正确的主体功能。 

    第三，根据承载能力开发。在工业经济和服务经济时代，人们要求较高的生活水平后，有些地区就很难再做到在“养活”水平较高情况下的“一方水土养活一方人”。生态空间和农业空间承载较高消费水平人口的能力有限，必然要有一部分人口转移到城市化空间，这是规律，不可抗拒。同时，城市化地区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也是有限的，人口和经济的过度集聚也会给资源、环境、交通等带来难以承载的压力。我国有些地区的开发强度已经达到40—50%。东莞市国土局局长说过一句话，如果东莞辖的开发强度达到60%，东莞将变成一块水泥板。相信没有人会愿意在水泥板上生活，最终这样的地区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所以，无论城市化空间、生态空间，还是农业空间，都要有节制地开发，自觉控制开发强度。

    总结：我们要在处理开发自然、保护自然的关系，在把握人与自然、经济与自然的关系方面进行一些转变，既要继续实施好可持续发展战略，更要从经济、社会、生态三位一体，经济、社会、生态三者综合平衡的角度开发和保护自然。

    各级政府都是增长的推动者，也应该是增长的管理者。

    第一，增长需要政府来管理。由于不同利益主体的存在，在追求增长中，可能会出现为了谋求个人或小集体或部分地区的利益，而牺牲他人利益、牺牲大集体利益、牺牲全体社会成员利益、甚至牺牲子孙后代利益的行为。耕地、森林、草原、海洋、地下水等空间资源需要在增长中加以保护，这些空间在当代的价值可能不是很高，但对后代人的发展则具有极高价值。这就需要政府对增长进行管理。

    管理增长不同于宏观调控，前者是对经济增长的日常管理，后者是经济增长出现大的波动时的总量管理，前者是微观管理，后者是宏观管理。

    我们经常出现一些混淆，比如2003年提出信贷和土地两个闸门，很多人把土地管理当做宏观调控，其实不是。无论经济过热还是过冷，土地管理、环境管理、空间管理都是一样的，经济过热时严格控制土地，经济过冷时放松控制，那是不行的。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如果增长管理站得住脚，今后政府四大职能应该做一些调整，将“经济调节”改为“经济管理”，并明确经济管理包括宏观调控和增长管理两个方面。

    第二，管理增长要给政府减负。管理增长并不是说政府对有关增长的事都要管，恰恰相反，政府应专注于关于增长中政府该管的事、各级政府应专注管好增长中本级政府该管的事。需要深入研究四个问题：有多少事是政府该“负总责”的事？各级政府之间如何区分负总责的事？哪些事应该进行部门任务分解？各级政府应该提出哪些指标管理增长？

    第三，管理增长的管理依据。首先要依法管理，其次要依据规划管理。现在的规划体系还不太适应管理的需要，我们设想，如果有一个全面覆盖960万平方公里的电子规划图，就能省很多事。必须做好这样的规划。

    总结：我们需要在政府角色方面进行一些转变，在坚持发展作为第一要务中，政府既要扮演好经济增长推动着的角色，也要切实做好经济增长的管理者，并从主要作为经济增长的推动者，转向主要作为经济增长的管理者。

    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近年来我国先后提出的一系列方向明确、意义重大的目标、方针、道路、战略，为使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走上科学发展、和谐发展轨道指明了方向，并且在思想认识上已经深入人心，在实际工作中已经取得积极成效。但是，相对于理念的更新，行动还不够快，有些行动还不够坚决。

第一，深化改革也要抢抓机遇。发展需要抓住机遇，改革也需要抓住机遇。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给发展带来了很多困难，但一定意义上给某些领域的改革提供了机遇。

    第二，长远问题须从短期入手。所有的长远问题，都要从某一时点的短期去入手，不能因为是长远问题就不出手，否则长远问题永远难有解决之日。有些长远问题我们已经行动起来开始逐步解决，但有些长远问题还缺乏具体实际的行动。我们认识到了很多问题，但有时又认为这些问题属于长远问题不断地往后拖，使一些问题越来越严重，一些矛盾越来越尖锐。

    第三，抓紧行动的重点任务。按照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考虑我国发展难题及其破解难题条件的成熟程度，为了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当前亟待在关系全局、关系长远的几个方面下决心抓紧行动。主要包括：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理顺收入分配关系、促进城市化健康发展、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推进服务业全方位的改革等。

    这十个问题都是大问题。这里只能是提纲挈领地谈一些基本观点，主要是工作中的感觉和体会，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