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是在新中国60年中的不同阶段，由于不同原因造成的。目前统计的城市化率虽然已达46.7%，但是在6亿城市人口中包含了2亿农民工，所以中国真实的城市化率目前实际只有1/3。即便是46.7%这个比率与世界水平相比也明显偏低，因为世界各国在人均4千美元GDP的时候，城市化率一般都在60%左右，而东亚地区的日本和韩国以及我国台湾省，在4千人均GDP的时候城市化率都在75～80%之间了。

　　工业化超前而城市化滞后是重大的经济结构扭曲，而这种结构扭曲的结果是严重抑制了内需，因为工业化代表的供给增长主要是供城市人消费需求的，但是农村低收入人口占了主体，工业化所创造的产品就没有销路。这个问题在以前新全球化迅猛拓展的时候不是大问题，因为国内的过剩供给被外需吸纳了，反而是中国更深、更广地参与新全球化的重要条件。但是美国次债危机爆发中断了新全球化的推进过程，而且很可能在相当长时间不会结束这场危机，就会导致中国外需增长的停止甚至萎缩，通过调整经济结构与大规模推进城市化而释放内需的要求，就显著突出出来了。

　　而且，如果中国不能改变农村人口占主体的格局，即使到2030年中国的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仍然不能算是完成了现代化，因为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没有一个农村人口超过10%。所以，中国在未来走完工业化、现代化过程的最后20年里，必须为城市化补课，中国也必然在未来20年出现一个城市化高潮。在这个时候出台“新拆迁法”，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我在媒体上看到一些议论，说“新拆迁法”出台的晚了，因为中国城市大规模拆迁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今后的城市化会以新增城市面积为主，这就更需要农村集体而不是城市国有土地的拆迁作好法律制度安排。我认为这样的议论是错误的，因为持这样观点的人没有从国情和长远的角度看城市拆迁问题。

　　先说一个现象。去年通胀再度抬头，显著影响了居民消费，而推动通胀的主要原因就是食品价格上涨，大约占全年物价上升因素的3/4。而自新千年以来，消费物价总计上涨了23.5%，食品价格却上涨了64.8%，是总体物价上涨水平的2.8倍。那么为什么食品价格上涨推动通胀率走高会成为长期现象呢?就是因为中国的人口还在增长，耕地却因工业化、城市化占用在不断减少，由于人多地少的矛盾不断发展，就推动了食品价格不断攀升。去年中国进口了5400万吨大豆，进口的玉米、大米和小麦合计也有600万吨，谷物进口总量已达到6千万吨，已相当于全球谷物贸易的1/4强。

　　中国的人口高峰是2030年，届时总人口将达到15亿人，即比现在还要增加1.8亿人。人口增长就要增加食品需求，随人均收入水平提高食品需要也要增加，所以估计到2030年中国的粮食得比目前增加2亿吨以上才能满足需求，而目前全球粮食贸易的年度总量也不过才2亿吨。所以，中央关于守住18亿亩耕地的决策绝对是正确的。

　　如此说来，中国未来能够增加用于工业化、城市化的耕地面积就只有2300万亩了，大约相当于目前占地面积的42%。但是如果到2030年在中国的15亿人口中有80%是城市人口，即城市化率上升到80%，2030年的中国城市总人口就得比目前增加8亿人左右。

　　未来20年城市总人口要增加1.7倍，但城市面积只能增加42%，这个矛盾怎么解决?就只能靠提高现有城市土地的使用效率。中国目前一方面人地矛盾日趋尖锐，而另一方面又存在着对非农用地的严重浪费，例如中国城市的“毛容积率”(即城市所有建筑面积对城市占地总面积的比率)只有0.5，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也只有0.9，而东京是2，台北是1.2，香港是1.6。目前中国许多大城市执行的还是“限高”的政策，例如上海对单项建筑物的容积率就限制在4。

　　所以，今后伴随着中国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也一定会出现一个新的大规模的城市拆迁高潮，由于中国城市目前的建筑有70%是近20年建成的，因此未来不仅许多年代久远的老旧建筑需要拆迁，许多年代较近但建筑低矮的房屋也会被大量拆迁。在这样一个时候我们迎来了“新拆迁法”，是为中国大规模城市化展开作出的最重要制度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