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15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9.6%。按市场汇率计算，人均GDP从1995年的600美元跃升到2010年约400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分类标准，中国已经从低收入国家进入到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行列。在未来15年，中国经济能否保持它过去的增长表现？
　　未来面临的风险
　　我们不能从过去15年或30年增长趋势简单外推，以此预测中国的未来增长。经济发展的国际经验表明，从中等收入过渡到高收入，要比从低收入过渡到中等收入更为困难，亦即所谓“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主要源于收入分配恶化。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在近年来持续扩大。经济结构和体制上的一些缺陷，例如，至今依然存在的对城乡劳动力流动的限制，资本、土地等要素市场的市场化改革不完全，部分行业的垄断，财政再分配功能的薄弱等，是收入分配恶化的重要原因。因此，中国必须扭转当前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趋势，在未来几年投资于跨区域的基础设施，建立起有效的社会安全网，以及保证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在地区和城乡间的均等分配。
　　即使中国能够成功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其经济潜在增长率在将来也会有较大幅度的下降。
　　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中国在相当早的阶段就开始了人口转型。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就开始了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上升，和少儿抚养率的下降，由此分别导致了劳动力的充足供给和储蓄率的提高，人口转型为经济增长带来了“人口红利”。中国过去的经济高增长即是这一“人口红利”的反映。
　　在过去30年，中国有两个阶段经历了少儿抚养率的较大幅度下降，分别为上世纪80年代初和从2001年至2008年。后一个周期少儿抚养率的下降，是2003年以来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并维持高顺差的重要原因。
　　“人口红利”来得早也去得早。根据联合国预测，2010年以后，中国的少儿抚养率将基本停止下降，而老年抚养率将开始显著上升，总抚养率在2013年到达最低点之后开始上升。劳动年龄人口在2015年以后将进入零增长和下降。发展阶段的转型，再加上人口因素，预示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在未来三四年内，可能会由目前的10%以上，下降到7%至8%，或者更低一点的水平上。
　　持续增长的动力
　　事实上，如果中国的人均GDP能在未来保持6%的增长，就可以在未来20年左右步入高收入现代化国家的行列。关键在于增长的持续性。城市化和创新将是未来中国经济实现持续，增长的主要动力。
    城市化推进带来的农村劳动力向现代化制造业和服务业部门转移，将导致中国的有效劳动供给不会因为总劳动力数量下降而下降。城市化发展将改善目前近2亿流动劳动力的生产和生活条件，使他们融入城市生活的主流，并且有意愿也有能力为下一代的人力资本而投资，从而有利于提高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后劲。

　　然而，近几年中国各地推进的城镇化，更多属于城市边界的扩张。一部分农村人口被城镇化，仅仅是因为居住地被划为城镇，而其生活方式并没有变化，即只有“土地的城市化”，而没有“农民的城市化”。

　　在城镇化总体水平较低的同时，城市发展的结构也存在一定问题。首先，大量地级城市规模较小，难以起到有效的集聚作用，不能大规模吸纳就业，也不能更有效率地利用土地资源和各种公共服务。其次，部分由于行政区划条块分割的原因，城市的专业化和分工程度不够，城市间的协作和联系薄弱，大中小城市分工协作、功能互补的城市群还没有真正发展起来。无疑，中国需要加快城市化进程，并且使城市化推进得更有效率和更具包容性。

　　随着中国步入中等收入社会，国内市场的扩张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自然也就需要更多的本土企业通过创新，创造出服务于中国市场、适合中国国情的新产品、新服务以及新的经营组织方式。

　　创新是一项高风险的投资，它需要一个有效的金融市场来分担这些分险。中小企业往往是创新的主体，而在中国，中小企业融资难已是一个长期存在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的问题。中国需要发展类似于国外的村镇银行和社区银行，它们接触了解中小企业情况，尽职调查成本低，可以为中小企业提供基本的融资。由于这些金融机构规模小，国家需要帮助提供清算以及再融资等方面的支持。风险投资是创新型企业和重大创新活动的催化剂和孵化器，其发展需要发达有效的股票市场，以保证其可以退出并实现收益。

　　创新往往是由新进入的企业，而不是由现存的企业来提供的。因此，实现创新需要一个好的竞争环境，保证企业的自由进入和退出。国内一些基础性上游行业和服务业部门，存在较多的行政性垄断和管制壁垒。此外，还有一些地区性的和针对不同所有制的进入壁垒。要建设创新型国家，需要制定一套综合的国家竞争政策框架，以保证创新和企业家精神潜力的发挥，保证整体经济的长久活力。

　　宏观经济政策的挑战

　　在货币政策方面，中国需要对潜在增长水平具备清醒的认识。在这方面，日本和韩国提供了重要教训。日本和韩国在其经济增长潜力已大幅放缓的时候，试图通过扩张性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维持增长。但是，经济增长不可能长期背离其潜在水平，靠政策刺激维持的高增长往往通过金融或经济危机来强迫实现调整。

　　日本和韩国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分别因为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而结束。当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下降的时候，政策制定者也需要相应调整对适当的货币总量增长和利率水平的认识。

　　在财政政策方面，应该进一步深化税制改革和财政管理体制改革。个人所得税应从分类征收最终过渡到综合税制，而不是像目前这样只对工资收入征收累进税。增值税应扩展到服务业，取代现在针对服务业征收的营业税，以支持服务业的发展。物业税(房地产税)的开征将为地方政府提供一个稳定的收入来源，有助于引导和改善地方政府的行为，使其更关注于公共服务和民生，减少行为的短期化倾向，有利于城市化的良性发展。此外，改革税费体系以理顺资源价格体系，将有利于中国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也有利于西部资源富集地区的发展，促进区域间平衡。

　　在财政管理体制方面，应按照管理复杂性、受益范围激励相容等原则，科学界定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职能，并通过税制和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保证这些职能有相应的财力支撑。中国政府间职能划分过于分散，许多应该由中央政府承担的职能，如养老保险、司法、海域管理、跨域水利建设等，中央政府没有承担起来。这些都是具有强外部性的跨地域公共品，应当由中央政府提供。医疗保险和义务教育应该在中央政府承担主要费用的基础上，由中央协助地方加以管理。通过地方和中央事权的合理划分，努力达到基本公共服务在城乡、地方和社会阶层间的均等化，实现机会平等。

　　经过30年的改革，中国已经建立了基本的市场经济制度。现在要主动向和谐公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