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这么多年，往往是到困难的时候就想起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一到经济条件好一点的时候，计划经济的那种思维就容易复归。中国经济正处于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所有的指标看起来简直让世界惊讶，也让中国人惊讶。但是，就因为各项指标好，就对很多的问题有各种不同的看法。现在，要认真地总结和反思一些问题还是比较有利的。
　　当前尽管经济增长的势头比较好，但是确实透支了我们的环境，透支了我们的资源，这种方式是难以持续下去的。怎么改变这种状态？我讲几个问题：取消地方GDP的统计指标
　　一个地方的GDP难免重复，在国际上因为有海关，能够把进出口相抵，这样就没有重复。但是，在省和省之间是没有关口的，因而，每一个省统计的GDP都是大的，有可能有货物进来了，也有出去的，来回计算，最后的净值未必有那么多。因此，所有的地方的GDP都超过国家公布的GDP，统计局就要对GDP进行调整，最后老百姓不相信这个GDP。因为全国各地的GDP大于国家公布的GDP，这样影响国家G D P的公信力。从统计上是不能避免重复的，如果没有地方的GDP的考量，以GDP为目标树立政绩的冲动也可以从根本上得到缓解。
　　用市场化手段指导产业发晨
　　我们现在强调为了落实科学发展观需要加强产业政策的指导，国家确实应该加强宏观上的指导。但是，用什么方式指导？是靠审批还是靠市场的一种运作来落实国家的产业政策，这是两种不同的方式。我个人认为，国家在产业政策上的作用表现在三方面：一是对于技术指标和环保指标非常落后的东西应该发出禁令。二是应该把国家各方面的产业、生产的信息公开、透明地向全社会公布，让投资人自己来判断哪一个多了、哪一个少了。现在往往是说什么东西多了或者是少了，但是市场未必是这样，而且很多人逆市场判断而走往往真的走出一条路。所以，政府的责任不在于做出判断哪个多了、哪个少了，而在于把信息充分地公布出去，让投资人自己判断。三是政府从宏观布局考虑，可以提出一些鼓励的政策，比如可以拿财政资金去贴息或者是承担一定的风险，鼓励资金流向市场行为不愿意去的方向。对于国家和经济长远发展有利的产业、项目，政府完全可以通过财政的杠杆来撬动和引导社会资金的流动。当政府的产业政策制定出以后，现在很大的倾向是靠政府审批，其实政府发了禁令以后，如果在信贷方面列入审贷的条件，由信贷来落实这个政策，可能比由政府来搞市场准入好一点。
　　最近有两个事例，是按照国家的产业政策调整行业布局和提升行业生产能力非常好的案例。
　　一个在浙江。浙江淘汰立式水泥窑的时候从2OOO年作了一个五年规划，公布五年之后要淘汰立窑这种生产方式，五年前公布了，然后是逐年减少。政策公布以后，凡是采取这种生产方式的企业都在转型，政府也给予一定的支持让他们转型。银行也知道五年之后不允许企业这么生产，因为怕出现坏账就帮助企业做技术改造，换成新的方式或者是转产。五年的时间，浙江把水泥的结构全部调整过来，没有给银行增加呆坏账。如果我们采取关停企业的方式，最后造成一大堆坏账怎么办，这是用市场经济的方式给一个调整时间，实现技术升级，因为经济结构调整必定需要一定的时间。
　　第二个在河南。河南要关小火电[小发电厂)。怎么关？就是竞价上网，然后把全省的电的生产能力分给电厂，大厂、小厂都分了。大厂按照降耗指标分的指标多，而小厂因为能耗大分的就少，但是竟价上网小厂就上不去，但是它有生产能力的指标怎么办？政府允许转卖指标，而且指标分给它五年，等于淘汰一个小厂又给它一条生路，可以靠卖指标来过日子。它就把生产指标卖给大厂，或是大厂把小厂吞并，这样实现平稳过渡。所以，国家对于产业布局和行业进行指导是必要的，但是，应该更多地相信市场的原则，要让市场作出选择，不要更多地采取行政上的措施。全面落实产权保护
　　《物权法》通过了，如果不能正确落实产权保护问题，事情就会走两个极端：一个是很多人仍然不是真正地尊重产权所有者的权利；一种就是把这个事情推向另一个极端，今后搞征地和拆迁，“钉子户”会越来越多。所以，在依法保护产权方面我们需要更多的智慧，需要进行全面的考量。
　　怎么样全面落实产权？产权就是拥有权，我占有它、使用它、处置它、凭它获取收益，这四个方面的统一才能真正落实产权。但是我们国家现往往能落实拥有权和使用权，但处置权和收益权落实的不太好。试想一下，你拥有一个资产，愿意自己用就自己用，愿意出借给别人就出借给别人，愿意卖掉就卖掉，只有有了处置权才能真正落实拥有权。从金融来说，比如可以拿货币财产去购买产权，可以去购买债权的产品，但是，想把它作为一个债权出让法律上就有障碍，简单说就是民间的借贷行为是有限制的，而且投资权方面我们也有很多的限制。因而，不能拥有投资的自主权和债权的自主权。产生债权和转让债权不能拥有自主权，金融就不能发展起来。现代经济是靠金融配置资源，我们过去是计划配置资源，有了计划就有钱、有物，什么都可以生产，也可以雇人。而现在有钱就可以买技术、买设备、可以雇人也可以生产，可以把现在社会上存在的各种低效率的资产在金融工具的组合下进行重新配置，提高效率。而我们国家就因为对产权的不充分尊重，也导致了金融的压抑。是用股权的方式行使财产权，还是用债权的方式行使财产权，决定不在于拥有者本人，而在于国家。
　　利用他人的钱赚钱的事情国家要监管，依靠自己的钱发展的事情国家应该尊重其自主性。所以，在保护产权的问题上，如果不能真正落实产权的四个方面，拥有、使用、处置、收益，不能真正地做到让风险自担、风险与收益对称，国家就要承担过多的风险。因为国家承担的风险多，就不敢让各种金融工具发展，最后导致的就是金融压抑。产权的保护对金融的发展非常重要，而金融不发展，资源配置效率就提不高。现在不是在国内配置资源，而是在全球配置资源，因而，我们的金融必须要开放；如果不开放，在全球配置资源的能力就弱。
　　关注民生
　　在关注民生的时候上要注意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要做好政府的定位，哪些事情是政府要做的，哪些事情是老百姓自己应该对自己负责的。如果把应该老百姓自己负责的事情全部由政府承担起来，那就又回到了计划经济的时代，从摇篮到坟墓全部都包下来，而且也容易养懒汉。因而，政府的责任应该是有限的。政府所应该承担的责任是保护那些弱小的人、最贫困的人的最基本的生存权利。如果他们想过得好一点，就应该由自己努力、奋斗，为自己争取更好的环境。包括住房，我们应该更多地关注廉租房。而且廉租房也不能搞实物，应该是市场化租金，货币补贴，房子要小。这样的话才能做到经济状况改善以后腾出房来，因为经济状况好转会取消给他的补贴，既没有补贴，又住特别小的房子他们觉得不划算会搬出。我看介绍香港的公屋的政策，以内地现在的法制和信用状况根本做不到。在香港如果年均收入超过2万港元不报，不从政府提供的公屋搬出来，是可以判刑的。我们是法不责众，很多人都耍赖，怎么办？所以，廉租房最好的办法是小房屋，货币补贴，市场化租金，政府应该做这样的事情。
　　医疗保障问题也是如此，医疗和卫生要分开。卫生是国家重点抓的事情，基本的防疫等等这些事情。而最基本的医疗保障国家应该管，此外的应交给市场。医疗其实是一个大的服务市场，是第三产业的市场。富人有了钱以后，为了健康可以花钱，这也是一种消费。把最低的保障和医疗消费分开以后，既有利于国家在财力所限的范围内解决社会问题，又能够发展第三产业。
　　教育也是这样，我们国家的教育向高等院校倾斜得太多，应该向九年义务教育倾斜。像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这类学府完全可以社会办学，高等教育是智力投资，谁有钱就可以上，上完可以获得更多的报酬和更高的待遇。但是老百姓的最基本的文化教育是应该由政府承担的。所以，应该把普及教育和智力投资两件事情分开，智力投资可以用更多的社会的钱，当然国家也可以有公办的大学。
　　在教育、卫生、住房方面我想讲的是政府定位。政府在所有的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问题上，应该定位在保护弱势群体和人们的最基本的生存条件，而不是要让他们过好。要想过得更好就要靠市场竞争，靠市场的力量。
　　第二个问题就是政府的承诺要与自己的财力相适应，否则就会引起期望值过高。原来没有期望值的时候没有不满，但是有了高的期望值而又得不到的时候就会产生不满情绪。从现在来看，与20年前相比人民的生活状况得到了极大地改善，但是社会上的不满情绪也多了许多，为什么？就是有一个比较。如果在就业和方方面面起点是公平的，教育、卫生等服务上起点是公平的，社会就会承认竞争的结果，就没有那么多的抱怨。如果我们在起点公平上做不好，大家抱怨就会多。中国的文化传统就是“不患寡，患不均”。中国的文化就是精英淘汰的文化。中国很多的古话都是“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如果我们再过分地鼓励大家的愿望，把愿望提得太高的话，达不到失落感就增强，不满的情绪就会增强。
　　所以，在民生问题上，第一是政府要做好定位，第二是政府的一切承诺和一切宣传要立足于我们现在财力可行的范围之内，这样才能使大家感觉到心情平和，心情平和了以后社会才能平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