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目前大多数学者都认为，面对日益严重的通胀必须实施更加严厉的货币紧缩，我仍认为货币紧缩难抑通胀。我在以前写过的文章中一再讲，当代中国乃至世界的通胀机制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没有这个认识，仍用传统的经济学眼光来看当今问题，就一定会发生重大失误。
　　最大的改变发生在当代资本主义的性质变化，它已经不是传统的“物质资本主义”，而是用大量衍生金融工具生产庞大金融商品的“虚拟资本主义”。我们如果只关注传统意义上的货币，美国目前的广义货币M2只有8.7万亿美元，但是美国的衍生金融商品规模，据奥巴马总统2009年提供给国会的国情咨文中说，就高达598万亿美元，是传统货币规模的68倍。从全球看，目前包括衍生金融商品在内的金融商品规模已高达数千万亿美元，是全球年GDP的数十倍。金融商品是M4、M5……Mx，这是常识，之所以它们是准货币，就是因为它们可以随时变现成M0或M1。我们不要只看美国在搞QE2，就是搞到Qex最多也就几万亿美元，但是全球已经形成的虚拟货币资本规模已经是个庞然怪物，正是这个庞然怪物，在通过物质产品生产与流通的衍生金融化，在各种不同的经济领域不断变换形态，以寻求高额利润，它们或者变成石油，或者变成铁矿石，或者变成粮食，就是在这样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中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拉高了，到中国就变成了输入型通胀。所以，无论中国进行怎样的货币紧缩，当代资本主义的变化导致货币离开实体经济这个事实都不会改变，中国输入型通胀愈演愈烈这个事实也不会改变。

　　虚拟货币资本不仅在推动世界发展中国家输入型通胀的发展，还通过各种渠道不断向发展中国家直接渗透，是导致发展中国家货币发行量不断增加的重要原因。在中国，外汇占款项下的货币投放早就成为了货币投放的主渠道，不仅如此，还得用央票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的方式，把因外汇流入所投放的多余货币收回来。国际虚拟货币资本流入中国，是看中了人民币与外汇的利差以及长期升值的前景，在去年，利差与汇差所构成的盈利机会，在美元与人民币之间已逾7%，而一般的产业利润也就5%。所以，央行去年10月加息，就立即引来了巨量外汇流入，而央行当月的外汇占款投放也猛增到5190亿元。然后就是央行既要防通胀，又要堵热钱流入，忙得不亦乐乎。在传统经济学中，加息是压抑通胀的必然之举，但是在虚拟资本主义时代，加息以及所形成的利差扩大必然会引来热钱，由此所形成的货币投放，就使加息从回收货币因素反而变成了投放因素。不看到这一点，仍然思想僵化地看待当今货币问题，就一定会在宏观调控中犯错误。

　　有人说既然加息会引来热钱，那为什么去年11、12两个月热钱流入反而退潮了呢?这是因为，美国去年11月在朝鲜半岛策动了南北炮击事件，使流入东亚地区的国际资本发生了恐慌，这是美国为保卫美元霸权和应对即将到来的次债新危机所采取的大行动。但是军事行动所形成的改变国际资本流向的力量不会持久，如果美国爆发新危机，热钱就会再度大举流入中国，因此如果央行今年再度甚至数度采取加息行动应对通胀，就必然会在围堵热钱方面更加忙碌。

　　再回到通胀原因问题。去年通胀再度抬头，显著影响了居民消费，而推动通胀的主要原因就是食品价格上涨，大约占全年物价上升因素的3/4。而自新千年以来，消费物价总计上涨了23.5%，食品价格却上涨了64.8%，是总体物价上涨水平的2.8倍。那么为什么食品价格上涨推动通胀率走高会成为长期现象呢?就是因为中国的人口还在增长，耕地却因工业化、城市化占用在不断减少，由于人多地少的矛盾不断发展，就推动了食品价格不断攀升。去年中国进口了5400万吨大豆，进口的玉米、大米和小麦合计也有600万吨，谷物进口总量已达到6千万吨，已相当于全球谷物贸易的1/4强，因此国际上已经有粮价上涨的中国因素说。目前进口粮价已高于国内粮价水平，去年粮食进口的猛增，应该很快就会反映到国内食品价格上面。

　　中国的人口高峰是2030年，届时总人口将达到15亿人，即比现在还要增加1.8亿人。人口增长就要增加食品需求，随人均收入水平提高食品需要也要增加，所以估计到2030年中国的粮食得比目前增加2亿吨以上才能满足需求，而目前全球粮食贸易的年度总量也不过才2亿吨，所以增加的粮食需求，恐怕大多数都得靠提高中国目前18亿亩耕地的土地产出率来解决，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对农业投入的增长率超过产出增长率，在经济学上就叫“边际报酬递减效应”。例如根据农业部的数据，2010年我国28种蔬菜加权均价为每斤2.11元，比上年涨0.22元，涨幅为11.4%。但同时，蔬菜生产种子、农药、化肥等农资上涨10%左右，农业生产季节性雇工费用平均上涨20%—30%，农机作业费、土地流转租金均上涨20%以上，预计总生产成本上涨15%左右，生产成本上涨反而快于收益上涨3.5个百分点。所以，人地矛盾所导致的由食品价格上涨所推动的通胀将是长期化的，货币紧缩既不可能压制中国人口的增长，也不能增加耕地，怎么能对这种类型的通胀有效呢?

　　最后一个推动通胀的原因，就使目前经常说的“刘易斯”拐点的到来。由于中国经济规模不断扩大，终于到劳动力供给相对短缺的时代，由此引起的工资上涨与改善分配关系无关，是经济发展阶段变化导致的。由于分配结构不会改变，工资的普遍上涨会使企业主寻求通过提价来减轻工资成本上升压力，所以工资上涨往往会推动物价上涨，就是一般所说的“工资与物价螺旋”，这种发展阶段的变化也不是货币紧缩能改变的。

　　输入型通胀、结构型通胀和工资物价螺旋，都是从成本端推动的通胀，在这个过程中货币的增长是结果而不是原因，如果硬要用紧缩的货币政策来对付，就会导致经济窒息从而使增长下滑。比如，当铁矿石从每吨20美元上涨到200美元的时候，钢厂进口铁矿石所需要的流动资金就会增加，如果银行坚持信贷紧缩就是不给企业发贷款，企业就会因为没有足够的资金进口而被迫收缩生产规模。推而广之，当全社会经济活动都因为成本上升而不得不需要更多资金周转的时候，紧缩型的货币政策，就会把增长拉下来。如果是这样，我们是否应该重新思考和定位当前的货币政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