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结构正在发生转折性变化，由此产生的近期和长期经济以及社会影响应高度关注，及早绸缪。
　　经济奇迹的背后
　　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30年之久，被国际社会誉为“中国经济奇迹”。大量研究表明，中国经济奇迹与先前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亚洲经济奇迹的共同点都在于“劳动力无限供给”，即有着相对劳动生产率而言的过剩劳动力。
　　为此，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包括吸引外资、控制消费在内的资本形成是经济发展的关键。
　　中国与亚洲经济奇迹不同点在于因体制改革所创造的“制度红利”。
　　在改革开放前，囿于计划经济体制所导致的城乡二元经济分割的强化，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条件无法充分利用；市场经济趋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打破了桎梏，使劳动力与包括外商在内的资本等生产要素开始充分有效地结合，使经济增长速度相对保持在较高水平上。
　　由此观之，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工业化与市场趋向性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结合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基本成因。但目前各种迹象表明，劳动力无限供给状态正趋于终结，并由此使中国经济增长的条件开始了减速趋势。
　　人口变化的挑战
　　劳动力无限供给状态的终结是中国人口变化的结果。尽管目前农村劳动力仍呈剩余状态，但统计分析表明，50％左右适合于外出就业的16岁至45岁剩余青壮劳动力转变成农民工，务农已为数不多。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农村年富力强的剩余劳动力已基本转移完毕。这一现象就是国内外学术界热议的“刘易斯拐点”。
　　各国经济发展的经验表明，当“刘易斯拐点”来临时，工资当呈普遍上涨趋势，并对以低成本劳动力为特点的制造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成本竞争优势带来深刻的挑战。如果说农村剩余劳动力是人们所期待的加速转移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产物，那么问题的深刻性则在于中国的人口结构同时也在向老龄化方向加速转变。
　　据测算，中国人口总数将在十年后的2020年前后达到峰值。按联合国标准的劳动力人口，即14岁－64岁人口将在2012年前后达到峰值；而按就业最佳年龄，即34岁以下劳动人口，在2003年前后达到峰值，目前正在回落。
　　这一估算不仅在某种程度与本世纪初出现的“民工荒”现象相吻合，同时也预示着明年劳动人口见顶后，新增劳动力将开始下降。而随着经济的发展，预计在2015年前后，新增劳动力供给与新增劳动力需求将基本持平。随后，劳动力短缺也将成为普遍现象。这不仅意味着工资上涨的幅度会加大，而且有可能需要修改现行的退休标准，以动员更多的人口参与劳动。
　　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如果上述预测准确，对“十二五”期间乃至未来十年中国宏观经济将会产生下述影响。
　　首先，由于人口规模总体上升，对商品和劳务的社会总需求仍在上升，但劳动力供给却有下降趋势，从而使供给方面的增长率与需求方面的增长率出现差距，这将导致物价上涨的趋势长期化。尤其是35岁以下的劳动人口持续回落，会使低端劳动力工资增长速度快于平均工资增长速度，致使劳动密集型的低端制造业和低端服务业的物价上涨快于平均物价上涨速度，从而对中低收入阶层的生活成本造成更大影响。
　　人口变化对通胀的含义是，物价总水平有可能持续上涨，而农产品、低端制造业和服务业价格上涨幅度更大。这就需要宏观经济政策的定位从支持经济高增长转变为控制通胀。
　　其次，劳动力供给的下降意味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人口抚养比将再次上升。由于全社会用于社会保障的开支加大，储蓄率将呈下降趋势，意味着投资驱动性经济增长将难以为继，不仅会导致经济增长的减速，更重要的是工资上升导致出口成本上升，出口竞争力下降；同时工资上升和老龄化均会推高消费，拉动进口，从而使贸易顺差较快下降。最悲观的估计是，2016年后贸易顺差将开始由正转负。
　　从这个意义上讲，人口变化将直接影响国际收支的变化，这就需要宏观经济政策密切关注国际收支，及时有效协调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的关系等。
　　再者，鉴于上述情况，劳动力供给数量的下降和人口老龄化的加速，既意味着创造财富的人口减少，也表明需要抚养的人口上升，从而导致有可能的人均财富下降。根据中国以往的经验测算，人口抚养比每下降1个百分点，人均GDP将增至0.11个百分点。
　　更为重要的是人口老龄化抚养比的上升，与人口年轻化抚养比的上升有截然不同的含义。14岁以下人口抚养比的上升，不仅意味着抚养成本的双倍增加和医疗费开支的80％提前使用，而且表明未来进入劳动力队伍的人口增加，抚养成本可偿还且有结余，而人口老龄化的抚养成本是净支出，偿还基本无望。
　　由此，人口变化所带来的社会保障开支代际偿还来源片面会使当期社会运行成本上升，从而对家庭、企业和财政在内的全社会层面的国家资产负债产生意义深远的冲击，其中对财政的可持续性威胁最大。这就需要从长远着眼、从现实着手立即开始规划构架，包括家庭、企业和财政在内的稳定健康可持续的国家资产负债表。
　　绸缪“先老未富”
　　经验表明，“刘易斯拐点”是个区间，区间包含着始点和终点两个拐点。流行看法的拐点实际上是终点，称之为“商业化点”，意味着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完毕，农村“隐蔽性失业”不再存在。从而农村，主要是农业的边际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使农产品如同其他商品一般，具有商业上的竞争性，并因此改变了经济社会的二元特征。
　　事实上，在达到这一终点之前的相当长时间就会出现“刘易斯拐点”的始点，称之为“食品短缺点”。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量转移，在农业生产基础条件如机械化等尚未完全改善的情况下，劳动生产率提高有限，从而面对增长中的需求农产品产出提高有限，甚至有所下降，只是食品价格上升。而食品支出又是工资中的重要构成部分，食品价格上涨又会促使工资进一步上升。
　　从目前情况看，近年来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产品的涨价以及农民工的短缺都预示着在中国“刘易斯拐点”的始点已经来临，中国已进入“刘易斯拐点”区间。与其他国家相比，由于中国人口结构快速老龄化的因素，使处于“刘易斯拐点”区间的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更加突出。
　　上述情况表明，中国有可能出现“未富先老”现象，并对未来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挑战。建议高度关注并及早形成着眼于长期的战略安排，从“十二五”入手开始进行部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