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本草》误，必有不得其死者；而经济政策失误，轻则社会动荡，发展受阻，重则民生涂炭，甚而可以导致政权易手，国家分裂。因此，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推行，既必须小心谨慎、同时又要果断有力。而要做到这一点，对经济现状的正确理解至关重要。本文想谈谈我们由于认识错误导致的几项政策失误。

 

 

    本轮通货膨胀目前仍在进行中。主流意见认为，通胀的根本原因在于货币发行过多。为何会发行过多的货币呢？答曰：是我们的外汇管理制度使然，另外还有信贷失控因素。传统观念认为，外汇是国家的“珍贵资源”，因此，老百姓私人手持外汇，尽管不违法，但在政策上是要加以限制的。因而一直以来，所有的企业外汇收入原则上都必须卖给国家。随着外汇储备的不断累积，央行“被迫”发行了过多的“基础货币”。

    问题的“原因”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自然也就清晰了：其一曰改革外汇管理体制；其二曰回笼基础货币。就前一措施而言，其效果如何我们不必置评，我们可观察到的事实是：我们的外汇储备仍然在增长当中，人民币升值压力仍然极其巨大，以至于有人预言：人民币的国际化至少还需要5-10年。由此看来，这一改革目前还只是处在“摸石头”的阶段。指望通过外汇管理体制的改革来解决通胀问题，似乎缓不济急，疑问颇大。

就回笼货币而言，央行决心很大，措施却未见得很“给力”。各类企业在突然面临的银根紧缩的金融形势面前已经苦不堪言，由于今年5月份CPI同比上涨5.5%，创34个月来新高，于是6月14日央行又宣布将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再上调0.5%，存准率达到了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高度。据说，如果这一措施仍不见效，存准率还存在进一步上调的空间。如此严厉的金融环境，已经极大地影响了多数企业（特别是中小型民营企业）的正常经营，我们不禁要问：如果产品生产不出来，如何能有效压抑通胀呢？

    各类措施被“有力执行”但收效甚微，若问个中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是因为当初对通胀病因的脉诊错了。病因不明却果敢地施以虎狼之药，其后果将极其令人忧心。

    事实上，通货膨胀虽然表象为货币问题，但根本原因都可归结到政府财政身上。人们常说的“印钞票”这一行为就是由赤字财政所最后完工的。因为只有在有权力印钞票的政府把这些钞票花出去以后，钞票才算真正“发行”出来。（有关讨论参见拙著《经济选择的秩序—一个交易经济学理论框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

    但是，赤字财政并不必然会引起通胀。当一个经济体高速成长之时，经济体内部对货币的需求量极大增加（这是基本理论常识，此处不予展开分析），这时，持续而适度的赤字财政将滋润和促进经济的高速成长，两者相得益彰，政府也通过赤字财政获得了大量铸币税。但当通过政府赤字财政发行出去的货币量超过实际需要量时，通货膨胀必然产生。

    当一种货币成为世界货币（例如美元），其政府可以通过协调财政赤字和外贸赤字的相应规模的方式，把货币源源不断地对世界各国发行出去。同样道理，当世界经济高速增长之时，市场对货币需求激增，上述双赤字的增加对促进世界经济发展是有益处的。但事情一旦做过头，世界性通胀必不可免。

    人们一般都把美联储QE2说成是印钞票，这多少有点冤枉人家伯南克了。美国政府多年来通过巨额双赤字方式，向世界购买了他们所需要的物质资源，从而使其医保改革和社会福利得以维持，这时的美元已经处在不断“印制”和“发行”过程中；各国政府和金融机构又把这些让他们珍惜无比的美元储备向华尔街购买美国国债。当美国政府把事情玩得太过火、以至于惹得人们对手持的美债满腹狐疑之时，伯南克为了让他们继续努力更多地购买，关键时刻出手托住了价格看跌的美国国债。就此而言，中国政府还得感谢人家伯南克呢，否则手中近万亿美元的美债早已经蚀去一大截。当然我们也不必买他的人情，因为伯南克的目标在于挽救美国经济、避免其陷入滞胀的水深火热之中，他人的死活，大概伯某是顾不上的。

    考虑到过去30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央政府所累积的财政赤字并不能刺激起国内的通货膨胀。本次通胀的罪魁祸首实际是美国政府多年来累积起来的巨额双赤字。

    研究美国经济的学者一定清楚，上世纪60年代，伴随着世界战后经济的高速增长，世界市场客观上从内部激发起了对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的持续需求，因此，战后十几年经济高速增长与美国政府持续的双赤字纵情对舞，共同度过了一段甜蜜时光。但在学术界，这一事实却被误读为凯恩斯主义的胜利，驴唇一时间竟还对上了马嘴。

    美国政府和学者们当时肯定注意到了美元的货币特权为他们带来的巨大好处。他们的错误在于，他们或许觉得这一利益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他们也越来越习惯于通过赤字财政来维持其庞大的政府开支，加之时逢发达国家经济增长进入高原期，经济增速减缓，这是导致70年代世界经济长期滞胀的根本原因。当时的石油危机实际是美国巨额双赤字导致的结果，而绝对不是70年代经济滞胀的原因。

    80年代以来，新兴经济体国家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市场对美元需求转强，60-70年代相似一幕重演。事情演变到今天，美国政府财政赤字已经累积升高到14万亿美元之巨，但问题并不算完，据可靠预计，2011年及以后各年，每年还将发生1.5万亿美元左右的财政赤字。由于中国政府仍然奉行鼓励出口的各项政策，国内的通胀压力已经大到差不多让人崩溃，而所采取的自残式的经济对策，却令人讽刺地起到了维持美国国内低通胀的效果。只要美国的通胀处于低水平，中国的通胀压力将持加大。

    由于中国（还有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本轮通胀源于美国政府的过份的双赤字，因此，任何近乎自残式的收紧本身银根的做法都将无济于事。笔者强烈认为：本轮通胀的根本解决办法是，让美国国内发生通胀，从而使两国货币兑换率达致新的平衡；同时还能逼迫其银行息率上升，货币回流。而欲达此目的可以有两条途径：其一，让人民币快速升值；其次，降低出口并增加进口。

    第一条途径显然不可取。由于我们已经积累了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人民币每升值10%（这个比例可能还不足以解决问题），央行将损失近2万亿人民币，这是一个难以承受的数字。

第二条途径最有效、同时成本也最低，但必须注意有关措施的配套。这一些配套措施包括但不限于：（1）.全面取消出口退税，对资源性产品和农产品征收适当的出口关税；（2）.永久或临时性取消某些进口配额、降低进口关税；（3）.尽快启动全民社会保障制度和失业救济制度，适时推出农作物生产补贴制度；（4）.放松银根，让市场需要确定生产性信贷规模，为企业的转型创造宽松的金融环境。

    措施三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过程中必然伴随某种程度的失业高潮。推出这一制度不仅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这一制度还将是必不可少的社会稳定器。我们对之头疼不已的社会贫富悬殊问题将随着该制度的建立而一并得到缓解。问题的关键在于：资金从何而来？笔者将在下一节谈到这一问题。

 

 

    人民币国际化这一命题大致的意思是，让人民币成为国际间贸易和投资的计价货币与交易媒介。但严格说起来，一国货币要达到这样的“国际化”程度，是有严格条件限制的，例如港元或台币就永远做不到这样的国际化。

    笔者曾强调过，货币不简单地就是黄金或白银。货币是一种制度安排。因此历史上只存在过主权货币（以及各种“似货币”）；任何超主权货币的设想都是幻想（例如国际金本位、亚洲元或特别提款权的货币化之类。笔者断言：一切已经有的或将要有的类似研究或国际谈判，都是在浪费资源）。当国际间经济贸易交往非常频繁进行之时，为提高交易效率，人们便会自发地选择某种或几种货币作为交易媒介，这些货币于是便“国际化”了。不难理解，只有那些对外交易特别密切的（因而也是体量特大的）经济体，其货币才具有被“国际化”的可能性。天降“国际化”职能予美元，良有以也。

    在世界几百个主权国家和地区被整合出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政府之前，真正的世界货币绝不可能产生。因此，把某种或几种主权货币“国际化”成准世界货币来满足国际经济交往的需要，这是人类最佳的现实选择。

由于美元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充当着这样的世界货币角色，支撑美国强大经济实力的主要支柱构成之一的，其实就包含着由各国人民向美国政府上交的巨额铸币税。如果美国政府能怀着感恩之心，小心看守和慎重使用它的这一货币特权，人们实在也不必妒嫉美国人，因为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端赖某种世界性货币的存在。真正说起来，目前够格成为世界性货币的，还是只有美元。如果美元体系真的崩溃了，受损失的绝不仅仅是美国人。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话对美元体系而言真是恰如其分。任何人都不能指望美国政府怀抱如此特权却能坐怀不乱。世界其实早就期待着出现新的世界货币与之分庭抗礼，用竞争机制来抑制美元的“腐败”。欧元一度被认为有此人君之像，因为欧盟的经济体量足够巨大，但可惜欧元在襁褓中就注定是一个长不大的侏儒，因为欧盟还不具备长成一个中央集权政府的政治基因。

    由于中国在对外交易量和经济体量上已经足够壮大，如果中国决策层不是还停留在旧的经济思维框架的束缚中（笔者把这称为“小国意识”），人民币应该早就已经达成某种程度的国际化了。例如，中国早已成为其周边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国，却基本一直使用美元作为交易媒介和计价货币，这是一种不合理的制度安排，它大大降低了应有的交易效率。如果20年前人民币就放开自由交易，今天将会有另一种全新的局面。

笔者所谓“小国意识”包括：极其重视出口和外贸出超、重视外汇储备的积累、害怕经受不住外汇投机交易的冲击、害怕别人指责自己不遵守交易规则，如此等等。这些黄金准则确实应该是众多小国在对外经济交往时要遵循的，这也因此大概就是人民币至今没有能放开自由交易的理由。

    最近，传言决策层有意将香港培育成人民币境外交易和结算中心。如属实，这将是一个重大决策失误，必须在未成事之前叫停。我怀疑经济智囊们大概根本就没有意识到主权货币的主权两字的意味。人民币交易和结算中心的运作必须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这是货币定义的应有之义。虽说香港的主权在我，但中央管理当局对香港金融市场的影响和管控力却是受到香港基本法制约的。在笔者看来，这又是一个小国思维的典型事例。

    与此对应的“大国意识”是：将货币（包括本外币）视为普通商品任其自由交易；不重视外汇积累；不仅不重视外贸出超、反而有意识和有控制地放任外贸赤字的发生；也无需刻意强调什么“国际化”。由于目前中国对外交易量已经足够巨大和频繁，“国际化”将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自然结果。笔者断言：人民币一旦放开交易，中国与俄罗斯的贸易将会自发地集中到人民币的使用上，大陆与香港的交易也绝无继续采用港币这样的怪事存在。

    一旦放开人民币自由交易，将会出现一个对人民币需求的持续而大比例的增长，为顺应这一情况，中国必须适时地通过双赤字的方式扩大对外货币供应，否则人民币将会升值到一个难以想象的地步。这时的财政赤字可以反过来为我们建立必要的失业救济和社会福利保障提供资源，我国经济也将进入一个健康而稳步的发展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