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各种预测，中国16-64岁劳动年龄人口将于“十二五”期间停止增加，意味着在改革开放时期对高速经济增长做出积极贡献的人口红利即将消失。这个转折点发生在人均收入处于中等偏上水平，意味着中国面临着未富先老的挑战。与此同时，劳动力短缺导致的普通劳动者工资的上涨，又提供了一个改善收入分配的机遇，迎来库兹涅茨转折点。因此，高度关注民生，刺激消费需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延续高速经济增长的关键。

 

    一、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消失

 

    对于中国人口的预测，大多是依据20年不变的1.8总和生育率（TFR）进行的。如今，随着官方静悄悄地放弃了这个生育率的说法，也就是说，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开发表的数据，计算得出的TFR多年已经低于1.5，联合国在2010年发表的《世界生育率模式2009》中，也相应地把中国2006年的总和生育率修正为1.4，归入低生育国家的行列。

    多年处于低生育水平的结果，就是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减速。根据联合国的中位预测，中国在2000-2015年期间，在劳动年龄人口增量逐年减少及至停止增长的同时，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从6.8%提高到9.6%，届时老年人口超过1.3亿。

迄今为止，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特点是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大、比重高，保证了劳动力供给的充足性，创造了高储蓄率的条件，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期间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人口红利。按照作者及其合作者的估算，人口抚养比（即少儿和老年依赖型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的下降，对1982-2000年期间人均GDP的增长，做出了26.8%的贡献。然而，根据保守的预测，中国的人口抚养比到2015年就停止下降，并转而提高，意味着由年龄优势带来的人口红利的消失。

    随着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人口逐渐老龄化是一般性规律。但是，不一般的是中国在较低人均收入的发展水平上，进入到了更为老龄化的人口转变阶段。例如，根据国际上常用的统计，2010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为8.3%，世界平均为7.5%。而同年按照现价计算的中国人均GDP，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7.7%。在2015年，韩国和泰国将与中国一道，经历人口抚养比降至最低点的转折，但是，目前韩国的人均GDP是中国的近4倍，泰国的收入水平也略高于中国。所以，讲中国人口问题的挑战时，与其一般地说人口老龄化，不如说“未富先老”更为准确。

 

    二、“中等收入陷阱”挑战

 

    未富先老直接给中国带来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考验。经济学家发现在全球化过程中，从全球化中获得比较大的收益的是两头，一头是富裕的国家，另一头是比较穷的国家。按照国家排列，各国在全球化中获益的程度，可以用一个U字形的曲线表示，尤其是把这个全球化时期世界经济格局与全球化之前的倒U字型曲线相比，就更加突出了。

    用经济理论解释这个现象其实很简单，就是说那些相对穷的国家，在丰富且廉价的劳动力上有比较优势，可以生产出最便宜的东西拿到国际市场去得到全球化的红利；而富裕的国家，具有较高的管理水平和科技创新能力，在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中有比较优势，可以在全球化中得到兑现。恰恰是处在中间的这些国家，虽然根据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任何国家都有自己的比较优势，但是它们与处在两头的国家相比，的确没有特别显著的比较优势，因此这类国家在全球化中获益就少，经济增长表现不佳，及至困于中等收入陷阱。

    未富先老意味着什么？首先，“先老”即人口年龄结构的迅速变化，意味着我们的要素禀赋发生了变化，劳动力变得昂贵了，资本似乎便宜了但并未成为丰富的要素，意味着我们在丧失原来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的比较优势。劳动力供给即劳动年龄人口的新增量，在“十二五”时期迅速降到零。我们从16-64岁劳动年龄人口这个代表劳动力供给的指标看，在整个“十二五”期间，正好是农村劳动年龄人口转移数量，不再足以补偿城市的需求的变化时期，两者相抵消，在2015年的时候，全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增量等于零，从那以后变成负增长。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劳动力开始持续短缺，是“先老”的一个表现。

    其次，“未富”则意味着，我们并不会在非常短的时间内，一下子在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中得到足够显著的比较优势。因此，这个阶段就比较优势来说，我们处于相对尴尬的境地，也可以不准确地说，我们面临着“比较优势真空”。虽然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比较优势真空，只是说这个时候我们的比较优势十分地不显著，过去的经济发展方式不能支撑持续增长。

    中国是否就此滑入中等收入陷阱，取决于我们进行怎样的政策选择。从已经达到的人口转变阶段看，年龄结构的变化正在使中国逐步丧失劳动力充足且廉价的比较优势，随着劳动力短缺和劳动力成本上升，以往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产品的竞争力必然下降。作为一个开放的经济体，中国不仅是一个典型的中等收入国家，而且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

    不过，许多先行者特别是东亚经济体的经验表明，如果选择了正确的战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可以期待的。因此，中国不仅仍然有着技术上的后发优势，而且可以从已有的经验和教训获得前车之鉴，应对“未富先老”，规避“中等收入陷阱”。

 

    三、工资上涨与库兹涅茨转折点

 

    与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相一致，我们可以看到普通劳动者的短缺和工资加速上涨。无论是观察一般的非农行业，即主要反映正式工人的工资水平，比如建筑业和制造业，还是单独挑出农民工的工资，还是看农业中的雇工工资，2003年以来上涨都十分迅速。例如，农民工工资年平均增长率超过10%，农业中雇工工资上涨幅度上涨更高。如果几个部门显示出同样的趋势的话，我们就不能说是结构性原因或者是暂时现象，结论应该很明确，工资上涨是劳动力短缺造成的，所以应该是一个长期趋势。

    同时我们看到，长期以来我们缺的是技术人才和熟练工人，但是今天出现的则是非熟练工人或普通工人的短缺，因此这部分人的工资增长更快，以至出现比较显著的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工资的趋同。

    这种现象表明，中国的收入分配出现了一个机会。经济学家过去发现，随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收入差距先上升，到其峰值后趋于下降，即呈现一个倒U字型变化轨迹，也称库兹涅茨曲线。普通劳动者工资的提高，就可以逐步创造条件，迎来这个倒U字型的转折点。相应地，收入分配改善有助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向内需拉动型。

    在中等收入阶段，由于比较优势的变化，外需的减少是不可避免的。虽然伴随着资源禀赋结构的变化，产业结构调整本来可以以渐进的方式进行，但是，由于世界性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复苏缓慢，全球经济再平衡的调整也趋于降低主要进口国家的需求，美国“无就业复苏”及保护主义抬头，也将抑制中国出口的增长。因此，中国经济面临着过于紧迫的调整任务。既顺应发展阶段变化的客观要求，也为了应对这个特殊的国际经济变化趋势，中国经济只有转向以内需，特别是最终消费需求拉动的增长模式，才可能实现再平衡，获得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另一方面，内需与我们目前的生产结构和产业结构，以及资源禀赋仍然是适应的，这样使我们的产业结构调整不至于采取休克的方式，过于剧烈，从而可以避免出现比较优势真空的状态。内需扩大可以继续利用现有产能，为产业结构调整赢得时间。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分类，按照购买力平价，中国日均消费在2美元-20美元的“中等收入者”人口占比为66%，消费总额占79.2%。这个特征显示，第一，占总人口比重很大的中等收入者仍然是一个收入水平较低的群体，与中国目前的产业结构乃至出口结构的层次，即相对低端的消费品制造业，是比较适应的。第二，由于他们的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较大，随着这个群体的继续扩大，其消费需求可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支撑内需拉动的经济增长。

    然而，国际经验表明，既有的收入分配格局并不会自然而然得到改变，而有赖于劳动力市场制度和社会保护机制的建立。从2011年开始实施的“十二五”规划，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提出了相应的目标要求。围绕实现这些目标，制度建设格外重要。

    对中国来说，在初次分配领域，加快形成劳动力市场制度，特别是通过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以使工资随着生产率提高而提高，是发展阶段的要求。从再分配领域，应把重点放在以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覆盖率上。近年来，虽然农民工的工资上涨较快，就业环境也显著改善，但是，他们参加基本社会保险项目的水平仍然很低。例如，2009年农民工加入基本养老保险的比例只有9.8%，参加失业保险的比例只有3.7%，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比例为13.1%。

    对农民工社会保护不足的一个重要制度基础，是现存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即那些在城市务工的农民工及其家属，尚未成为户籍意义上的城市居民，流动性还很强，所以常常被社会保障所遗漏。因此，以农民工市民化为主要内容的户籍制度改革也应加快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