撇开那些算命先生式的“中国崩溃论”不谈，近来，学术界也出现了若干关于中国经济减速可能性的严肃讨论。有两个依据国际范围比较进行的研究，值得给予格外关注：一是摩根士丹利研究人员提出，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在人均GDP达到7000美元这个“魔幻数字”时，高速增长的经济体通常开始减速；二是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的一篇论文发现，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当人均GDP达到17000美元时，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开始减速。结合中国近年来发生的阶段性变化，这些关于减速的国际经验，对于中国有重要的警示意义。
　　从人口红利到全要素生产率
　　推动中国在过去30余年实现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所谓人口红利，通常用人口抚养比，即15岁以下及65岁以上依赖型人口与16岁-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来表示。在整个改革期间，抚养比都在降低的过程中，直到最近为止。虽然不同的预测有些许的差异，但是，抚养比停止其下降趋势的年份，跑不出2010年-2013年之间（图1）。那么，人口红利消失究竟对中国经济有什么实质性影响，有没有办法打破这种减速“魔咒”呢？
　　对于不同时期的经济学家来说，一个经久不衰的课题，就是探索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源泉。重农学派认为是土地，但是，土地会遇到肥力递减和报酬递减。丰富的自然资源给一些国家带来先天禀赋，但是也会遇到诸如“荷兰病”一类的“资源诅咒”。资本作为一种可再生投入要素，长期为增长理论所青睐，但是，资本报酬递减规律也否定其作为经济增长可持续源泉的地位。劳动力丰富固然可以延缓资本报酬递减现象过早发生，但是，这种人口红利终究是有限的，随着人口转变阶段的变化，必然将消失。归根结底，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才是经济增长经久不衰的可持续源泉。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两种方式。一是通过提高资本劳动比率。物质资本的投入快于劳动力的投入，从而企业和产业的资本构成提高，就意味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现实中，这就表现为随着劳动力成本的提高，企业购买更多的机器来替代劳动者。但是，提高资本劳动比率是有限度的，可能遇到资本报酬递减现象的困扰。所谓资本报酬递减，是指在劳动者素质和技术水平不变的情况下，增加设备后，工艺过程效率反而下降，包括人与设备的协调程度降低等情形。
　　二是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是指在各种要素的投入水平既定的条件下，通过提高各种要素的使用效率，而达到的额外生产效率。这个劳动生产率提高源泉可以抵消资本报酬递减的不利影响，是长期可持续的，是经济增长经久不衰的引擎。在人口红利消失，或劳动力短缺的情况下，增加资本投入时，要求设备本身也包含技术进步，要求操作者素质的提高以及体制机制的改革，以释放出更多的微观效率。另一方面，这些因素也要通过企业的优胜劣汰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发挥作用。
    经济增长从主要依靠资本和劳动的投入，到主要依靠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转变，是一个艰难的转变。从国际范围看，国家贫富差别主要缘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别，而那些曾经经历过高速经济增长的国家，其终究陷入低速增长或停滞的主要原因，也是全要素生产率停滞不前。例如，前述关于在人均GDP达到17000美元时经济体开始减速的研究就发现，85%的减速可以由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停滞来解释。
　　对于那些经历过人口红利期的经济体而言，抚养比停止下降就意味着人口红利消失。如果全要素生产率贡献未能及时跟进，减速乃至停滞就在所难免。日本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经济学家的研究发现，1990年以后，正是由于全要素生产率表现欠佳，日本相继陷入“失去的十年”和“失去的二十年”。如图2所示，在抚养比下降的过程中，日本经济保持了高速增长；而在抚养比停止下降时，经济增长便明显减速，进而，随着抚养比提高，日本经济陷入停滞。
　　近年来，推动中国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因素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根据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的估算，全要素生产率对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贡献，从1978年-1994年期间的46.9%，大幅度降低到2005年-2009年期间的31.8%，并预计进一步降低为2010年-2015年期间的28.0%。与此同时，劳动生产率提高更多地依靠投资导致的资本劳动比率升高。在上述三个时期，资本劳动比提高对劳动生产率贡献，从45.3%提高到64.7%，并预计提高到65.9%。
　　然而，单纯依靠物质资本的投资，无论是作为需求方面的经济增长拉动力，还是作为供给方面的经济增长源泉，都是不可持续的。
　　此外，目前中国出现的投资增长，具有政府主导和资本密集程度高的特征，容易违背特定地区的比较优势，进一步伤害资源配置效率。因此，探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方式，对于保持未来经济持续增长，打破减速“魔咒”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全要素生产率实际上是一个统计残差，即在经济增长率的各种贡献成分中，生产要素增长所不能解释的部分。其实，随着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和计量技术的改进，这个残差可以不断被分解出可以解释的部分。例如，研究者已经普遍把人力资本的贡献从残差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解释变量。而目前作为残差的全要素生产率，仍然可以被看做是由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和技术效率两个部分构成的。事实上，改善全要素生产率的秘诀，就是要懂得如何保持这两种效率的改善，并提高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产业转移与资源重新配置效率
　　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是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或者高度化而获得的。例如，劳动力和其他要素从生产率低的产业向生产率高的产业转移，就是部门间资源重新配置的典型形式。除此之外，部门内部也可以形成资源重新配置效率，主要表现为生产率最高的企业得以扩大，因而效率与企业规模成正比。研究表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中，一半的因素来自这种资源重新配置过程。
    在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期间，资源重新配置对经济增长贡献至为显著。经济学家观察到，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对经济增长率做出的贡献大约在16%-22%之间。实际上，人们通常所说的人口红利，在计量经济学的意义上，部分体现在这个贡献份额中。因此，不言而喻的是，随着人口抚养比降到最低点，从而人口红利消失，劳动力转移的速度也将大幅度减慢。例如，外出六个月以上的农民工数量，在2002年-2006年期间平均每年增加6.0%，而在2006年-2010年期间平均每年仅增加3.7%。
　　表面上看，人口红利消失所导致的“民工荒”现象的出现，以及非熟练工人工资的迅速上涨，似乎预示着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在中国的终结。其实，这个结论并不准确。至少在今后10年到20年中，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的潜力仍将存在，并主要体现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区域间的转移。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两个因素，将会有力地支撑这个转移过程。
　　第一个有助于产业在区域间转移的因素是，我们迄今为止尚看不到哪个国家或者哪一组国家，有足够的规模和力量替代中国制造业大国的地位。当一些记者看到有投资者因中国沿海地区工资上涨，而把投资转移到印度和越南等地时，便尾随而至，到那些新的投资地采访。结果，他们惊讶地发现，这些国家普通劳动者的工资也在上涨，而且与中国工资的上涨时机十分相符，涨幅也相差无几。其实，这也算不上奇怪。既然过去20年到30年中，中国廉价劳动力可以抑制全球的工资上涨，今天中国的工资上涨也可以带动其他国家，特别是那些追随中国之后，等着收获人口红利的国家。
　　我们不妨做一个小小的实验。如果我们把不包括比中国发达程度高的俄罗斯、巴西、南非在内的、所谓“金砖五国”（BRICS）和“新钻十一国”（N-11）劳动年龄人口相加总的话，观察各国的份额会发现，与那些等着收获人口红利的国家放在一起，中国的劳动力份额仍然超乎寻常的高（图3）。
　　这意味着，由于中国的劳动力总规模和庞大份额，它不是全球劳动力价格的被动接收者，而在某种程度上是全球劳动力价格的决定者。也可以说，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的比较优势，虽然因劳动力成本提高而有所削弱，但短期内尚没有足够大的竞争者，可以替代中国的地位。这给予我们一定的时间，推动产业从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
　　第二个有助于产业在区域间转移的因素是，我们可以预期在一定时期内，中西部地区工资水平将继续低于东部地区。随着“民工荒”现象的出现以及中西部地区发展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农民工工资在东中西三类地区之间出现了趋同的趋势。2003年，中西部地区农民工平均工资仅仅相当于东部地区的74%，而2009年这个比例提高到96%。
　　不过，我们仍然可以预期，沿海地区工资上涨速度会逐步快于中西部地区。因为从目前劳动争议案件总数量和发生率看，东部地区占压倒性多数。例如，目前全国立案的劳动争议有72%发生在东部地区，这里的劳动争议发生率，即每一千个职工对应的劳动争议案件数为5.2，大大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的1.5和2.0。由于劳动争议的主题是工资，这就意味着东部地区的现行工资水平更加不能使工人满意，而为了吸引劳动者，工资的继续快速上涨是可以预期的。相比而言，中西部地区的现行工资水平，对本地劳动者，特别是那些年龄偏大的农村劳动力仍然是有吸引力的，因此，在他们被动员到非农产业就业的情况下，工资的提高可能会相对平滑。这样，我们从地区工资差异以及潜在的劳动力供给角度，看到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巨大空间。
　　创造性毁灭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在分解出资源重新配置效率之后，能够解释经济增长绩效的残差，可以被看做是全要素生产率中的技术效率部分。这部分效率通常可以通过改革经济体制、完善激励机制、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等努力获得。如果仅仅把产业结构升级变化作为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的度量指标，则产业内部的资源重新配置，即最富有效率的企业得以生存、发展，从而达到较大的规模，也常常包含在技术效率中。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特别是其中的技术效率，是企业自己的事情，政府所能做的，不是在微观层次或投资领域的越俎代庖，而是创造一个良好的政策环境，让有效率的企业存活和发展，并淘汰掉那些没有效率的企业。其实，整体经济的健康程度，取决于那些全要素生产率表现好的企业能够占主导，并不断提高其份额，因此，熊彼特所倡导的“创造性毁灭”就是提高整个经济健康程度的机制。只不过，这个机制包含的内容很多，而不是简单地把创造与毁灭相提并论。
　　首先，政府要舍得让那些没有效率，并且被证明没有希望回到效率轨道上的企业被淘汰出局。中国的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长期以来扮演着发展型政府的角色，为许多企业的诞生和成长殚精竭虑。在企业生存面临挑战时，政府无论出于感情，还是出于现实的GDP、税收和就业考虑，都十分地割舍不开。但是，在经济发展方式和产业结构调整时期，一部分企业垮掉是取得更高整体效率所必须支付的代价。日本政府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犯了保护低效率企业的错误，而且这个错误如此严重，形成了一批该死不死的“僵尸企业”，成为“失去的十年”乃至“失去的20年”的微观根源。
　　其次，政府职责是加强人力资本的积累，加快建设社会保护制度，使劳动者获得能够适应产业结构升级的技能，以及一旦经历结构性冲击，能够得到必要的社会安全网的有效覆盖。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之后，出现了非熟练劳动者短缺的现象，他们面临着就业机会增加、工资上涨迅速的大好时光。然而，这个“好时光”不会延续太久。如果在这个时候，劳动力市场上产生了不利于人力资本形成的激励机制的话，如果更多的就业岗位和不断提高的报酬使青年人急于辍学就业，这一代劳动者群体终究会遭遇到产业结构升级的冲击。
　　此外，一个有效保护暂时被劳动力市场排挤出来的劳动者的社会安全网，也是创造性毁灭机制达到预期目的的制度保障。创造性毁灭的目的不是毁灭，也不是对劳动力市场上的脆弱群体视而不见，而是通过这种机制提高整体经济的健康程度。因此，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并进一步将社会保护扩展到更广泛的领域，包括教育干预、医疗援助和家庭扶持等等，面临着巨大的需求和最适当的时机。
　　最后，政府应该把握宏观经济政策的适度性，为创造性毁灭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熊彼特认为，经济危机是实现创造性毁灭的最佳方式，所以，发生危机的时候也是创造性毁灭的最好时机。其实，这只是理论上的设想或者一种理想表述而已。在危机和衰退时期，金融体系变得缺乏信心和格外谨慎，企业创新和风险投资几乎无法获得任何金融支持。此外，在危机时期，政府为了稳定就业，往往不加区分地对濒死企业加以保护，所以并不是筛选有效率企业的恰当时刻。
　　推而广之，过于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是不利于勇于创新的新生企业以及有活力的中小企业获得金融支持的，这种政策环境并不鼓励资源重新配置的发生。反之也是一样，在过于宽松的宏观经济环境下，那些缺乏效率的企业和错配的投资，也变得容易生存和发生，因此，这时也难以发挥创造性毁灭的筛选功能。总而言之，稳定和适度的宏观经济政策力度，是保证市场行使优胜劣汰职能的合适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