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世界经济恢复的步伐可能出人预料地强劲，中国经济则能保持9.5%以上的增长，物价涨幅能够控制在4%左右，收入分配恶化等问题在宏观层面上也可能得到缓解。而2011年最值得期待的，是中国能够在房地产市场机制、公共财政体制、宏观调控机制等若干重大改革领域取得实质性进展，从而使这一年成为中国的“二次房改”元年，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理顺元年，宏观调控方式改革元年。
　　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又一个年轮的累积。在这一道又一道的年轮中，有的让人记忆深刻，有的却很快让人淡忘。在中国与世界的历史进程中，2011年会是道什么样的年轮？2011年值得我们有怎样的期待？
　　我认为，2011年有可能成为世界经济快速恢复的一年；更可能成为中国经济平稳增长的一年，同时也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步伐加快的一年。但是，仅仅这些不足以让2011年成为中国历史上让人记忆深刻的一年。我的期待是，2011年能够成为后危机时代新式改革的元年。我期待，2011年的中国在若干重大领域推出新的改革举措，以崭新的方式重启改革的议程，从而为未来较长时间内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打下坚实基础。
　　世界经济较快恢复的一年
　　2011年的世界经济很可能超过预测家们今天的预期，其恢复的步伐有可能出人预料地相对强劲。为什么这么说？笔者认为，2011年世界经济的主要支撑点有可能出现健康有力的恢复。
　　在美国，2011年有可能成为金融危机后经济增长最快的一年。在二次量化宽松政策以及奥巴马政府与“瘸鸭子”国会达成的减税计划的强劲刺激下，美国经济有可能出现接近4%的增长，失业率有可能出现比较显著的下降，从当前的接近10%降到9%左右。美国的企业现在处于盈利水平较高、现金储备充足的状态，随时有可能追加投资。美国的房地产，尤其是经济恢复较快区域的房地产，则有可能在2011年第一季度触底反弹。同时，由于股市会在量化宽松政策的推动下出现持续的上涨，这会进一步缓解资产负债表破损的金融机构的困境。
　　在欧洲，尽管主权债务危机的大戏还可能反复重演，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欧洲经济的支撑点，不是出现了债务危机的小国，而是德国。德国经济2011年完全有可能以3%的速度平稳增长。德国是欧洲经济的中心，打开欧债危机的金钥匙掌握在德国手中。德国既是欧洲经济进一步一体化的受益者，也是欧洲不良债务的主要持有者，因此，2011年，德国很有可能更加积极、全面地介入欧洲财政困难国的经济调整，并更加乐于扮演欧洲经济警察的角色。所以，整个欧洲的情况2011年有可能相对比较稳定。
　　而包括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等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2011年完全有可能持续当前强劲的增长步伐，继续引领全球经济的增长，其平均增长速度达到6%以上，应该不会有太大的疑问。因此，世界经济环境总体上讲是好的。
　　当然，世界经济在2011年最大的不确定性就是通货膨胀。在美国、欧洲、日本超级宽松货币政策的引导下，包括原油在内的国际原材料价格很可能出现巨幅的上升，这对中国这一处于工业化、城市化热浪之中的发展中国家，毫无疑问会带来巨大冲击。
　　中国经济有望平稳增长
　　2011年的中国经济完全有望持续过去两年平稳较快增长的态势。当前，中国企业的盈利处于非常高的水平，流动性依然十分宽松，中西部地区内需增长迅速，基础建设需求，包括高铁、地铁、高速公路、机场，以及应对自然灾害的国土投资，如水利、山坡、水库等建设，依然需求强劲。因此，我预计，中国经济在2011年能保证9.5%以上的增长速度，而这一增长的动力很有可能主要来自中西部地区。
　　中国的物价2011年应该能够控制在比较合理的水平。因为中国今天的物价上涨主要来自成本的上升，包括国际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劳动用工成本的上升，这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需求过快上涨的典型通货膨胀的产生机制完全不同。在总供给相对充足、总需求成为增长短板的大环境下，这种成本上升的压力不至于演变为全面的、高速的价格上涨。在货币政策转型、针对个别农产品等生产领域成本过高所出台的供给政策的引导下，中国有可能在2011年下半年出现消费物价指数回落到3%左右水平的局面，全年的消费物价应该能够控制在4%这一公众基本可以忍受的水平。
　　特别值得强调的是，中国经济在2011年很有可能出现一个比较全面的、健康的发展局面，经济结构的战略调整可能出现一定进展。居民消费增长有可能在过去十几年以来第一次取代出口、取代投资，成为整体经济增长最大的推动力；而贸易顺差有可能基本保持2010年的水平，也就是处于2000亿美元之下，这意味着，中国2011年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很有可能降到3%以下，如此，中国毫无疑问将会成为世界经济结构调整的榜样。
　　同时，收入分配恶化的局面2011年有可能在宏观层面上得到缓解。劳动工资的增长速度完全有可能继续超过 GDP增长速度，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也有可能继续上行；在农民工工资上涨的带动下，农村居民的纯收入增长水平有可能继续领跑，超过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的增长。推动这一切良性变化的主要因素，是市场经济自身的调整能力。以劳动工资为例，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已经逐步转移殆尽，劳动工资自然会在市场力量的推动下不断上升，而被压抑多年的消费也会在居民储蓄相对充足的大前提下逐步释放，这是居民个体理性决策的结果，也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机制所致。
　　总之，中国经济2011年不仅有可能出现平稳较快增长的局面，更可喜的是，结构调整也将开始出现一些良好的势头。
　　重启全面改革最值得期待
　　如果中国经济在2011年仅仅出现以上的平稳较快增长，结构调整仅仅出现进展，那么，这一年不可能在我们的记忆中长存。我的期望是：2011年的中国能够在困扰国内经济运行的重大问题上，出台一些根本性的改革措施。眼下，在社会各界的呼吁下，一些改革措施已经初见端倪，一些改革方案的论证也已经逐步成熟。
　　1、房地产业的新改革措施
　　房地产行业，毫无疑问是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一个产业。坚持了多年的房地产调控并没有完全达到预想的目的，究其原因，就是在房地产发展上，思路需要改革，需要改变单一的由政府拍卖土地、房地产商开发房地产，然后完全依赖市场机制分配住房的局面。越来越多的政府官员、企业家以及学者都认识到，房地产业需要一个市场和政府共存的双轨机制。
　　具体说来，就是需要各地方政府改变以土地出让金为基础的土地财政，从拍卖土地转向经营房地产。其具体的运作模式为，地方政府先行融资，设立房地产基金，以此建设一批由政府长期持有产权的平租房。这些平租房不仅能够通过公开、公平、合理的方式分配给当地最迫切需要住房的居民，以支撑本地的产业升级和经济的健康发展；更重要的是，这些平租房也完全可以成为地方政府长期赖以发展的、健康的收入来源，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这些政府持有的房屋产权可以在金融市场上进行运作，通过打包上市转变为可流转的资产。
　　在笔者看来，经过了多年的辩论，各方在这样一个新的房地产发展模式上已经基本达成了共识。这种双轨式房地产体制的推进，也可以称作“二次房改”。2011年，“二次房改”完全有可能在一批最受现行地产发展模式困扰的地区率先推开，从而使这一年成为中国的“二次房改”元年。
　　2、公共财政体制的改革
　　公共财政是困扰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也是新时代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重要“抓手”。中国经济几乎所有的问题，包括地方融资平台风险、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以及房地产畸形发展等等，根源都可以追溯到当前的公共财政体制。当前的公共财政体制是16年前应对当时的经济问题推出的，16年以来，这种改革的红利已经丧尽，公共财政体制已经在很大程度上约束了经济的发展。这一问题需要从两个方面来解决。
　　其一，要理清中央、地方的财政关系。当前的一个基本情况是：中央集中了大量的财力，而地方政府却财力匮乏，因此，不得不以土地出让及不尽规范的银行贷款等方式来支撑当地经济的发展。这毫无疑问是不合理的。需要进行的改革是：中央以更大的力度、在更广的范围之内推行转移支付，而转移支付的量与各地的财政税收量不直接挂钩；相反，与当地的社会建设、民生建设挂钩，这样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少地方政府干预本地经济活动的积极性。这种“地方政府干预当地经济活动”的格局，是中国经济过去30多年发展的一个重要“推手”，但是，在今天中国经济以市场经济为基本力量和基本形式的背景下，地方政府过多的干预显然并不合适。
　　其二，从总体上讲，需要减税。不仅要对企业减税，也要对个人减税，尤其需要推出的是个人所得税的改革。这方面，我们需要改革的不仅仅是提高起征点，还要拓宽税基，即将劳动收入与其他收入合并纳税，同时大幅降低税率。这样的改革能够给百姓带来实惠，并能直接促进中国的消费，改善民生；也有助于纳税人与政府之间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
　　3、宏观调控机制的改革
　　过去十几年以来，宏观调控持续成为政府机构工作的重点，在很大程度上讲，占用了过大的政治资源。现在看来，中国宏观调控的手段和方式亟需改革，而这种改革的呼声和讨论已经比较充分。其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过去那种仅仅关注银行贷款总额的管理方式需要改革，宏观调控的方式可能会从仅仅管住银行贷款，转为从总体上把握整体经济的金融融资量，把债券融资、股票融资和银行贷款的融资放在一起通盘考虑。宏观调控也可能会更多地依赖市场的价格工具，也会更加注重逆周期的、审慎的宏观管理，区别对待各金融机构的具体情况，减少“一刀切”的方式。中国当前的金融机构改革已经取得了进展，资本市场运行基本稳定，这为宏观调控手段的改革创造了有利条件，2011年完全有可能成为宏观调控方式改革的重要年份。
　　总之，我所期待的2011年的中国，不仅能够取得平稳较快的经济增长，而且在若干重大改革领域取得实质性进展，为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