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320692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9.4%。三个季度分别增长9.7%、9.5%和9.1%。第一产业增加值30340亿元，增长3.8%；第二产业增加值154795亿元，增长10.8%；第三产业增加值135557亿元，增长9.0%。第三季度环比增长2.3%。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2%，比上半年回落0.1个百分点。分类型看，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增长10.4%；集体企业增长9.6%；股份制企业增长16.1%；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增长10.9%。轻重工业分别增长13.1%和14.6%，轻工业增长；东、中、西部地区分别增长12.2%、18.3%和17.1%。工业企业产销率达到97.9%，与上年同期持平。

 

 

    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6.1%。其中，城市上涨5.9%，农村上涨6.6%；食品价格上涨13.4%，非食品价格上涨2.9%；消费品价格上涨7.3%，服务项目价格上涨3.0%。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环比上涨0.5%。其中，城市上涨0.4%，农村上涨0.6%；食品价格上涨1.1%，非食品价格上涨0.2%；消费品价格上涨0.7%，服务项目价格与上月持平。

    9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与上月持平，比去年同月上涨6.5%，1—9月，同比上涨7.0%。9 月份，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比上月上涨0.1%，比去年同月上涨10.0%，1－9月同比上涨10.4%。

 

 

    截止到9月末，全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同比增加555万人。全国跨乡镇以外外出农民工1.64亿人，比去年同期增加了606万人。

 

 

    9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32017亿美元，比6月末增加42亿美元；人民币汇率为1美元兑6.3549元人民币。

 

 

 

    前三季度，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212274亿元，同比名义增长24.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6.9%），比上半年回落0.7个百分点。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投资73481亿元，增长12.7%。三次产业分别增长25.5%、26.9%和23.4%；东、中、西部地区分别增长22.3%、29.9%和29.5%。

   
    前三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30811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7.0%（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1.3%），比上半年加快0.2个百分点。其中，城镇零售额113265亿元，增长17.1%；农村零售额17546亿元，增长16.4%。按消费形态分，餐饮收入14737亿元，同比增长16.5%；商品零售116074亿元，增长17.0%。其中，限额以上企业（单位）商品零售55607亿元，增长24.3%；汽车类增长16.0%，家具类增长31.4%，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增长20.5%，分别比上年同期回落18.9、7.0和7.6个百分点。

 

 

    1-9月，我国进出口26774.4亿美元，同比增长24.6%。其中，出口13922.7亿美元，增长22.7 %；进口12851.7亿美元，增长26.7%；顺差1071亿美元。9月当月，进出口总值3248.3亿美元，同比增长18.9%，其中，出口1696.7亿美元，进口1551.6亿美元。

    1-9月，外商投资新设立企业2.04万家，同比增长6.24%；实际使用外资金额866.79亿美元，同比增长16.6%。9月当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90.45亿美元，同比增长7.88%。

 

    1-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32281亿元，同比增长28.2%。在39个大类行业中，38个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个行业利润同比下降。

    1-9月，国有企业实现利润累计17107.8亿元，增长19.4%。

    1-9月，全国税收总收入完成71292.18亿元，同比增长27.4%。比上半年回落5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同比分别增长18.7%、24.0%、35.8%和34.4%；汽车消费税、车辆购置税分别增长10.0%和18.6%，比去年同期回落48.4和35.9个百分点；房地产营业税和契税分别增长20.1%和25.0%，比去年同期回落23.2和18.6个百分点。

 

    9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78.74万亿元,同比增长13.0%，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末低0.5和6.7个百分点；狭义货币(M1)余额26.72万亿元,增长8.9%，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末低2.3和12.3个百分点；流通中货币(M0)余额4.71万亿元,同比增长12.7%。前三季度净投放现金2557亿元，同比少投放1045亿元。

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5.68万亿元，外币贷款增加734亿美元；人民币存款增加8.11万亿元，外币存款增加300亿美元。

前三季度，银行间市场人民币交易累计成交143.47万亿元，日均成交7672亿元，日均成交同比增长11.0%。

9月份，银行间市场同业拆借月加权平均利率为3.74%，比上月上升0.44个百分点，比年内最高的6月份回落0.82个百分点；质押式债券回购月加权平均利率为3.75%，比上月上升0.37个百分点，比年内最高的6月份回落1.19个百分点。

    三季度，受欧美债务危机影响，世界各国股市大幅震荡跳水，原油以及金属等大宗商品价格下跌，避险资金把黄金价格不断推向历史高位。国内股市继续低迷，上证指数从2820点下跌至9月底的2300多点。

 

 

    三，政策效应

 

    1，总体观察

 

    今年1－3季度，GDP增长9.4%，CPI上涨6.3%，仍然是一种高增长和高通胀的态势。经济增长率三个季度分别为9.7%、9.5%和9.1%，季度累计分别为9.7%、9.6%和9.4%，呈现出逐季平稳回落的态势，且三季度及其累计的降幅有所扩大。这既是宏观政策调控的结果，也是增长潜力下降的显示。在世界经济，特别是发达国家经济普遍低迷，且二次触底风险加大的情况下，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的确为世界经济做出了贡献，但却延缓了本国经济的调整过程。

    问题不仅在于当前的经济增长相当迅速而经济调整相对迟缓，而且在于经济增长的稍有回落，有些人就担心经济失速，要求改变政策以刺激经济，难道9%以上的经济增长还慢吗？其实，中国经济体制内在的增长冲动，快易慢难仍然是这种体制固疾的一种表现。君不见，全国各部门和各地区仍然是一种大跃进的架势。

    ――高铁“大跃进”，五年上万公里，今年上半年铁道部总负债20907亿元，最近还要再发政府支持债券；

    ――地铁“大跃进”，十多个城市要修地铁；

    ――填海“大跃进”，2009年沿海11个省市填海面积1.78万公顷，超过此前全部填海面积总和（1.1万公顷）的60%。国家海洋局下达了2010年控制填海计划，大连分得630公顷指标，实际填海1900公顷；

    ――高尔夫球场“大跃进”，2004年超过200多家以后，叫停7 年，又新建了400家，目前还在审批的有10 多家；

    ――电信“大跃进”，三大电信运营商在WIFI（无线宽带）领域投入巨资和跑马占地，中移动2013年在全国布署100万个WIFI个热点，这意味着它的总体数量要增加8倍；中国电信的“百万WIFI热点”2012年底从现在的30万个增加到100万个；而中国联通也计划在2012年底覆盖至少4万座单体楼宇。

……

    从拉动经济增长的三大需求来看，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4.9%，比上半年有所回落。不过，增速仍然过快，其中房地产投资增长32%，中国经济依靠投资拉动的方式仍然没有改变。消费品零售额增长17%，扣除物价因素增长11.3%，比上半年快0.2个百分点。投资和消费一降一升，显示了一种好的信息。与此同时，对外贸易仍在高位运行，但进口增长快于出口4个百分点，贸易顺差收窄10.6%，也有利于经济调整。

 

    2，通货膨胀问题和农产品价格波动

 

    今年以来，政府把控制通胀作为宏观政策的主要目标，到了第三季度，政策效应终于有了体现。虽然本季度的通货膨胀仍在高位运行，三个月份都在6%以上，但已经成为全年的高点，且呈逐月下降之势。随着流动性收缩，过旺的需求有所抑制；粮食丰收，食品价格上涨的动能可能减弱；欧美经济低迷带来的需求下降，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在波动中相对趋稳，四季度消费物价的涨幅有可能进一步回落，但涨幅不可能降到4%以下。这样，全年通货膨胀率有可能超过5.5%。对此，切不可掉以轻心，更要关注通货膨胀长期化的趋势。

中国的通货膨胀态势与食品价格的变化关系很大。9月份，消费物价上涨6.1%，其中，非食品上涨了2.9%，而食品价格上涨了13.4%，影响价格总水平上涨约4.05个百分点。其中，肉禽及其制品上涨了28.4%，猪肉上涨了43.5%，分别影响价格总水平1.86和1.24个百分点。虽然第4季度上涨的动能可能减弱，但上涨的压力并未消失。

    食品价格与农产品价格高度相关，而中国农产品价格的周期波动又相当明显而剧烈。三年来猪肉价格的周期波动大家已经领教过了，现在的价格处于高位，而且会维持到春节，成为推动价格上涨的主要因素；最近又出现了土豆和绿豆价格的波动，价格处于低谷。去年绿豆价格大涨，一时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今年江西农产品市场的绿豆价格比去年下跌了20%。去年土豆市场销售不错，今年却出现了卖难，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包头、乌兰察布市和锡林郭勒盟等主产区，土豆价格比去年下跌了30－50%。这种情况既不利于物价的稳定，预示着明年这些商品的涨价，更不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

    猪肉、绿豆、土豆等农产品的价格波动，暴露了我国农产品市场的脆弱性，也说明了农产品流通体制的不完善和不适应。目前，社会上对于农产品生产和流通普遍存在着“两头叫、中间笑”的说法，一方面说明了在农业产业链条的各个环节上，利润分配是不合理的，存在着明显的中间盘剥现象，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农业生产和流通的信息渠道是不畅通的。这种情况的出现是由于流通体制改革的滞后，流通体系建设不足，也加大了宏观调控的难度，而我们的调控措施往往不是逆周期而是顺周期操作，进一步放大了农产品的市场风险。因此，在改进宏观调控的同时，应当加快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和流通体系建设，减少中间环节的盘剥和暴利，增加生产者的收入。

    根据统计局公布的资料，前三季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6301元，增长13.7%，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7.8%，其中，财产性收入增长23.4%；农村居民现金收入5875元，增长20.7%，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3.6%，其中财产性收入增长6.2%。这样来说，居民的通货膨胀承受能力增强了。然而，据智联招聘日前在北京、上海、广州、青岛、沈阳等城市对8716位职场人士的网络调查显示，消费支出前三位的是食品、住房和子女教育，所占比例分别为27.5%、21.1%和10.9%，合计将近60%；79%的人感到物价上涨使自己的生活质量受到严重影响，一半人感到工资上涨赶不上物价上涨，七成的人今年没有加薪，四成的人采取了节衣缩食的应对方式；如果再加上负实际利率对居民利益的剥夺，通货膨胀对居民生活的影响是明显的和严重的，对低收入群体的影响更大。需要采取相应的措施加以解决。

 

    3，货币政策操作和民间借贷问题

 

    由于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控制货币供应，今年前三个季度的贷款增加了5.68万亿元，同比少增5977亿元，9月份的贷款增速降至15.9%，为近三年来最低。如果第4季度按照前三个季度的平均数计算，全年新增贷款有可能控制在7.5万亿元左右。尽管中小企业融资出现了较大的问题，央行近日通过发行央票和正回购操作，回笼资金1000亿元，但国庆前曾连续11周在公开市场净投放，国庆后两周也净投放了1300亿元，至此，在近4个月的时间内，央行通过公开市场向银行体系累计注入5840亿元的流动性。虽然目前市场流动性的压力增大，但还属正常。

    然而，鉴于消费物价高位回落，一些人认为，此轮信贷紧缩已经结束，主张改变政策方向，全面放松。我们认为，改变方向，全面放松为时尚早，动作太大，效果不好。但作某些调整是必要的，主要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和民间借贷的问题。即使以后要适当放松，也不 应当重蹈2009年的覆辙，要设法改变实际利率为负的不合理状况，校正这一长期扭曲的政策工具。

    长期以来，民间融资在中国经济金融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是正规金融的重要补充。今年以来，由于国内经济金融形势的变化，货币政策由“宽”变“紧”，而融资需求却未见降温。在资金出现结构性供不应求的情况下，催生了民间借贷市场的繁荣，其参与者不仅有正规的民间金融机构，而且大量无融资牌照的担保公司、寄售行、典当行也参与其中。

    以温州为例。温州的民间金融一向发达，成为温州市场活跃和经济繁荣的一个重要标志。70年代大多采取各种“标会”形式，会首、会脚轮流担任，集资也轮流使用，由使用者支付利息；到了80年代，出现了专做借贷生意的“掮客”群体，成为今日担保公司、寄售行和典当行的主力。现在，温州出现了“满城借贷”的局势。据人行温州中心支行对民间借贷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在受调查者中，89%的家庭（或者个人）和59.67%的企业参与了民间借贷。据瓯海区对105家中小企业抽样调查，在初始资金来源中，有15家完全依靠自有资金，占14.3%；其余90家企业均涉及民间借贷，其中32家企业完全通过高利贷融资，占30.5%。

    与2008年金融危机时不同，今年一些中小企业的订单比较充裕，然而，紧缩的信贷规模和恶劣的融资条件使得大量中小企业不得不走上民间融资的道路。因为，中小企业能从银行借到款的只占15%，而金额在100万元以下的贷款基本是盲区。今年的情况更为严重，据温州金融办对350家企业的抽样调查，一季度企业运营资金构成中，自有资金、银行贷款和民间借贷三者的比例为56：28：16，银行贷款比上年同期和年初分别下降2和4个百分点，而民间借贷分别提高6和4个百分点。另一方面，民间资金充裕，据估计，温州的民间资金规模达8000亿元，现有市场规模1100亿元，招商证券的报告估计全国民间资金规模达6－7万亿元，但缺乏投资渠道，民间资金和民营企业之间没有沟通的桥梁，而民间借贷利率高企，放贷人获得巨额收益，吸引更多的资金蜂拥而入，也就成为民间资金投资的首选。于是出现了“满城借贷”和人人都是“食利者”的情况。在民间借贷的资金链条上，个人、银行、担保公司、企业、投资公司分别扮演着各自的角色，整个链条环环相扣，共同造就了高利贷的活跃和繁荣。例如，某机关单位一工作人员以一分月息从某银行获得数十万元的贷款，然后以2分月息将其交给一亲戚开的担保公司放贷，担保公司再以3分月息将其借给某民间高利借贷机构或者企业。于是，民间借贷出现三大特征：一是范围广，从江浙沿海扩展到内地、从制造业扩展到商贸流通领域甚至家庭；二是利息率高，年息高达60%，甚至超过100%；三是参与者众，有些银行也充当了民间拆借的“二传手”，有些官员也插手其中。据银监会估计，大约有3万亿元左右的信贷资金注入民间借贷市场。

    由于民间借贷利率太高，再加上贷款规模较大，而中小企业的利润率太低，一般在3%左右，5以上只有20%左右，50%的企业亏损。因而发生了不少企业老板因欠高利贷而“跑路”的事件。据不完全统计，今年8月份，温州至少发生了20起借款人“跑路”事件，其中两起大案，涉案金额达数十亿元，借贷者上千人。要知道，中小企业融资难和高利借贷泛滥不是温州一地的地方性问题，而是一个具有全局性的全国问题。不仅浙江温州、台州、衢州、宁波，而且福建晋江、广东南海，甚至内蒙古的鄂尔多斯都出现了类似现象。由于不少资金从银行流入民间借贷，资金链条越拉越长，借钱的企业无法偿还，就会对银行形成冲击，有可能引发一场中国式的次贷危机。

    高利贷的泛滥反映的是我国经济金融体制上的缺陷，是这种体制缺陷导致了中小企业生存环境的恶化。我国的金融体制仍然是一种国有银行垄断下的二元结构，表面上看金融市场化的程度不低，实际上银行信贷仍然在政府的严格管制下运行。一是信贷规模管制，一方面表现为央行每年把商业银行的信贷增长限制在一定规模，如今年的7.5万亿元左右，然后层层分解；另一方面表现为存款准备金率控制，一旦贷款规模收缩，首先殃及中小企业。二是银行利率管制，表现为“存款利率上限管理，贷款利率下限管理”，这样，央行直接调整银行信贷利率，进而决定了整个金融市场的价格机制。这不仅扭曲了商业银行的行为，银行业之间的竞争不是价格竞争，而是规模扩张竞争，而价格管制又成为财富再分配的手段，不仅负利率把财富从债权人转移给债务人，而且利率管制为信贷人员提供了巨大的获利和寻租空间，于是，银行信贷资金在源源不断地流向大城市、大企业，特别是大国企的同时，也大规模地注入了民间借贷市场。而在贷款的可获得性和利率方面，中小企业除了自身的缺陷以外，还受到体制上的歧视，集中表现为融资渠道不畅，再加上货币政策收紧流动性，贷款规模受到限制，而IPO和发债等渠道也存在困难，于是迫使中小企业走上高利贷融资之路。因此，要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金融体系的改革刻不容缓。

    面对这种情况，继温州市政府9月28日出台了稳定金融的措施――《稳定规范金融秩序促进经济转型发展意见》以后，温家宝也去温州调查。10月12日，国务院出台了“国9条”，急救民间借贷恐慌。其中6项金融政策，3项财税政策。包括加大对单户授信500万元以下小型微型企业的信贷支持；适当提高对小型微型企业贷款不良率的容忍度；清理和纠正不合理的金融服务收费；对金融机构向小型微型企业贷款合同三年内免征印花税；将金融中小企业贷款损失准备金税前扣除政策延长至2013年底；提高小型微型企业增值税和营业税起征点，将小型微利企业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政策延长到2015年底并扩大范围。

    应当肯定，“国9条”因“温贷”而起，但对于中小企业来说，是“及时雨”，是“救生圈”，是“安神剂”。而且与以往的政策相比，这9条措施简单明了，可操作性很强。对于缓解目前的危机形势，会起到一定作用。

    然而，这些政策都是短期措施，且有时间限制，因而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因为，从上面的讨论可以看出，民间有大量资金，民营企业有强烈需求，关键是缺乏融资的平台和渠道，因而高利贷乘虚而入。要知道，对于民间高利借贷立足于“堵”，不仅堵不住，而且会使问题越来越严重。而立足于“疏”才是上策，只有开大正门大道，才能堵住旁门左道。因此，给民间资本以合法的地位和出路，放开民间融资渠道，搭建民间融资平台，实现资本要素的自由配置，使民间融资阳光化和规范化，才是根本的出路。在这方面，我们已经讲得很多，“新36条”也有明确规定，关键是我们只说不做，或者说得太多，而做得太少，有关方面不愿意放弃既得的权力和利益。近日传出消息，发改委正在与有关部门协调，出台有关36条的实施细则，人们将拭目以待。

    此外，这里还有两个理论问题需要澄清，一是民间借贷利率相对要高，而地下金融的利率更高，以至形成高利贷，除了资金供求的原因以外，政府管制使其在市场风险贴水以外，还要加上政治风险贴水。二是民间借贷阳光化以后情况会发生根本变化，但还有风险，还要加强监管，因为金融业是一个外部性很大的行业。那种所谓真正的市场借贷无风险的想法是天真的和幼稚的。但是，监管不等于管制，监管的前提是放开，而管制的前提是垄断。

 

    四，体制分析

 

    1，公共财政的名与实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财政体制经过了分灶吃饭、利改税、分税制，又提出了建立公共财政的目标。这是正确的选择。然而，经过多年的发展，我们离公共财政的目标还相当遥远，或者说，我们有了公共财政的名分，而缺少公共财政的实际。

    财政体制其所以重要，就在于它是政府生命攸关的大事。因为财政是通过对私人产权的限制和删除而确立的政府产权，反映着政府与纳税人之间的交易关系，决定着政府的行为。

    公共财政并不只是财政支出要用于公共服务，而且主要是指财政预算是一个公共选择的政治过程。即财政预算的决策、执行和监督检查都要有纳税人的参与、讨论和决定。为此：

    １），所有政府收支都要纳入财政预算，有一个全面统一的预算；

    ２），要有一个规范的政府采购制度和转移支付制度；

    ３），要有严格的会计和审计制度；

    ４），议会要对预算进行真正的审查和监督。

    按此来衡量，我们的差距是一目了然的。具体表现在以下10个方面。

    1），现有税收20多个税种、300多个项目，只有两个税种是通过立法程序的，即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且不说现有的立法也是部门立法；其他都是政府条例，也就是说各个部门都在征税。如，10月10日通过的资源税改革仍然是资源税《暂行条例》。

    ２），现有财政预算只有预算内的一部分，预算外、财政外的部分均未纳入。如去年的土地出让金2.7万亿元，相当于预算资金的1/3，均不在预算之列。至于游离于财政外的部分，如各个部门和各单位的小金库，谁也说不清楚。

    ３），重大支出项目不经过人大讨论批准，连个橡皮图章也不盖。如４万亿投资决策的出台，对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数千亿美元的注资。

    4），一方面，省长、书记都有增加预算科目和支出项目的权力。另一方面，省市区本是一级独立财政，但却没有独立的发债权，而要中央代地方发债，不能自求财政平衡，然而，实际上各省都在发债。地方融资平台债务就是一例。

    5），缺乏规范的政府采购制度。各部门直接通过自己设在商业银行的账户为提供的商品和服务付款，而不是公开的政府采购。这也是腐败的一个重要途径。

    6），预算不透明，也无从监督。现有预算收支报告，只有大项，没有细目，谁也看不懂，无从进行审查和监督。再加上没有问责，审查何用？如今年三月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三公”经费零增长的目标和要求，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中央部门在6月底以前公开“三公”经费的预决算。到7月15日止，共有科技部、教育部、审计署等18个中央机构公布了 “三公”支出信息，占中央98个部门的20%。科技部的公告只有一句话说明2011年“三公”支出核定总量。最为详尽的是审计署，说明了每项支出具体包括的内容及增减变化的原因。

    7），2009年全国预算支出结构：一般公共服务，即行政事业费支出占12.01%，加上国防费用和公共安全支出，合计占24.72%，教育经费、社保就业、医疗卫生和环境保护四项民生支出合计占31.41%。

    8），2009年转移支付２万多亿元，超过中央本级支出的1/3，相当于地方收入的60%。地方层层扒皮，到真正用途瞄准的目标所剩无几。

    9），中国的政府是世界上最昂贵的政府。铁岭市、新乡市与纽约市和东京市的比较。人口分别为后者的17%、23%和31%、43%，GDP分别为0.18%、0.42%和0.38%、0.91%，而市级领导人数分别是后者的6.85、5.9和7.2、6.1倍。2009年全国人均交税4459元，相当于当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153元的87%。行政经费德国占财政收入的2.7%，印度占6.3%，俄罗斯占7.6%，中国占12.01%。

    10），中国政府的腐败在世界上也是有名的。腐败成集团化、部门化、市场化和黑帮化趋势，“不反腐败，就要亡国；真反腐败，就要亡党”。默克尔访华，给总统套房不住，而住70平方米的小套间，而我们的官员如何？

    要走向公共财政，恐怕要从约束政府，约束权力，特别是最高权力，扩大财政预算的透明度入手。舍此，没有别的途径和办法。

    2，欧债危机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和中国的对策

 

    2010年，希腊发生债务危机。为了防止希腊债务违约和政府破产直接危及欧洲经济，进而拖累世界经济复苏，欧共体联合IMF伸出援手，2010年5月10日，成立了欧洲金融市场稳定基金（EFSF），总规模7500亿欧元，分期向希腊提供1100亿欧元贷款。由于推出时的体量前所未有，一时解除了市场对希腊债务危机的短期忧虑，并使欧洲三大股指当天实现了4%以上的增长。

    然而，今年8月以来，美国遭遇了债务上限，在最后时刻得以暂时化解，欧洲债务危机也出现了新的情况，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由于希腊未能满足欧盟和IMF的援助条件，第6笔80亿欧元救助贷款暂时搁浅。当前希腊面临着新一轮偿债高峰，新的援救计划要到11月初才能决定。这样，希腊政府的资金将会枯竭，债务违约将不可避免。即使新一轮援救计划实施，只是将问题推迟，并不能解决希腊的经济问题。因为希腊经济实际上已经崩溃，危机后希腊的GDP下跌了7%，今年的衰退将超过5%（IMF估计衰退5.5%），难以实现将财政赤字降至国内生产总值7.6%的目标，而政府的总负债已经达GDP的150%，十年期国债的收益率已高达22%，失业率更是达到了可怕的16%。为了得到救命钱，希腊政府宣布了进一步的紧缩措施，加剧了政府与民众之间冲突，希腊一次又一次暴发了反政府的游行示威。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希腊债务危机正在发酵和蔓延，出现了由边缘向中心、由小国向大国扩散的趋势，意大利和西班牙也上演着与希腊同样的故事。

    意大利是欧共体第三大经济体，却是第一大债务国，现有公共债务1.9万亿欧元，比希腊、西班牙、葡萄牙和爱尔兰四国债务总和还大；债务率高达120%，且几乎只能通过发行国债融资。9月14日，意大利众议院通过了总额为540亿欧元的财政紧缩计划，当即引发了数百人的游行示威和接着而来的大规模的罢工。9月20日，标普以经济低迷和政局不稳为由，将意大利的主权债务评级调降至A/A－1，前景展望为负面；9月27日放言，有可能再度下调；穆迪也有可能在10月份下调意大利评级。这样一来，为满足融资需求，在9月至年底，意大利还需要发行或者展期1113亿欧元国债。10月7日，惠誉又调低了意大利的主权债务评级。这无异于雪上加霜。

    西班牙是欧洲第四大经济体，其欧元债务总额6370亿元，超过希腊、葡萄牙和爱尔兰三国GDP之和，失业率为欧洲之最，超过了21%。10月7日，惠誉也调低了西班牙的主权债务评级。10月18日，穆迪把西班牙的主权信用评级从Aa2下调至A1。前景展望为负面。

    应当指出，各国的情况也不一样。有的是流动性问题，如爱尔兰；有的是偿债能力问题，如西班牙；而希腊是二者兼而有之，既有流动性问题，也有偿债能力问题，而且都比较严重。而偿债能力问题与实体经济状况高度相关。

    欧债危机的性质是财政危机，但正在向银行金融危机发展蔓延。据IMF统计，欧债危机已使欧盟各银行持有的政府债券缩水2000亿欧元。目前，德国银行是希腊海外第一债权人，意大利海外第二债权人，前十大银行存在1270亿欧元缺口，日前又暴出39亿美元豪掷拉斯维加斯赌场失败的消息。摩根大通的报告显示，法国三大银行因大量持有意大利债券，资金缺口达1730亿欧元。有鉴于此，今年以来，美国货币市场基金纷纷停止向欧洲银行业提供美元贷款，过去一年中已经关闭了逾7000亿美元的贷款渠道。与此同时，银行间拆借市场基本上是“一潭死水”。因此，一旦希腊发生主权债务违约，不仅意味着本国债务负担的进一步加大，而且银行系统行将崩溃，物价飞涨，进而对欧洲银行系统产生影响，必将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如果说欧元区救助希腊尚且可以做到，那么，一旦意大利和西班牙也走上求助之路，欧元区现有的救助机制将难以应对。事实上，欧债危机已经烧到银行业，10月4日，法国和比利时合资的德克夏银行宣布，因“结构性问题”再陷困境，比利时方面则宣布拆分该集团。因此，德克夏成为欧债危机中倒下的第一家银行。麻烦还在于此事可能波及到美国，因为该行为美国100－150亿美元的地方债券提供支持，所融资金用于纽约市等地的公共项目。德克夏出事使上述债券利率近期大幅上涨。10月7日，穆迪又调低了英国和葡萄牙多家银行的信用评级。10月18日，全球最大的信用担保公司之一的法科斯调降了欧美十个国家的贸易风险评级。欧元危机迫在眉捷。

    希腊危机的前途和结局可能有四：一是希腊成功稳定财政，欧元和欧元区以及世界经济所受的冲击最小，这是最好的结局，但可能性越来越小。二是希腊债务违约，希腊与债权人达成协议后部分违约，结局可控，7月21日的救助协议接近于部分违约，因部分私人投资者也参与其中。即将于10月23日举行的欧盟峰会将通过扩大欧洲援助基金作用以及调整银行资本结构的方案。三是希腊退出欧元区，重启本国货币或使用欧元而与欧元区切割，这样，希腊银行持有的国债全部作废，欧洲银行体系受到冲击，欧元贬值，危机蔓延到其他国家。四是欧元区解体。这将对欧洲60年一体化进程形成重创，其代价将超过救助成本，自然应当避免。如果说前后两端的可能性较小，那么，应当争取二而力避三。

    问题不仅在于债务危机本身，而且在于各方面意见达不成一致。比如，欧盟主席巴罗佐提出发行欧洲债券，德国总理默克尔并不认可；德法首脑建议成立欧洲经济政府机构也遭到冷遇。其关键是内部矛盾难以调和。一是欧洲央行与德国央行有矛盾，德国央行不同意欧洲央行的债券购买计划，认为这样做违背稳定币值的基本原则，影响了央行的独立性；二是核心国家与非核心国家存在着矛盾，现有解决办法实际上是核心国家用本国纳税人的钱去救助危机国家；三是政府政客与选民的矛盾，德国选民对救助持排斥态度，危机国家的民众反对紧缩政策。这些矛盾都是现实存在，其中的反对意见也都有合理成份，问题在于如何妥协和如何化解。

    由于发行欧元债券还有一系列准备工作要做，短期内难以实现。短期内的任务是缓解危机，盈得调整的时间。目前存在着两种思路的争论，一种是欧洲央行通过债券购买计划和流动性管理来缓解债务，过去几个月已经购买了近550亿欧元的西班牙和意大利国债，目前共持有希腊、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债券1450亿欧元；一种是让EFSF发挥更大的作用，不仅向受援国提供紧急贷款，而且购买主权债务，进而向欧元区永久救助机制欧盟稳定机制（ESM）过渡。其实，两者可以适当分工而又配合，欧洲央行以解决银行业的流动性为主，EFSF以购买债务为重。

    从长期来看，欧元危机不在救助，而在改革，对金融体系的救助应与一些国家的经济重组同时进行。正如欧元之父蒙代尔所说，解决欧债危机有三条出路：首先是财力充裕的国家对资金紧缺的国家施以援手，以免其破产；其次是受援国将福利项目调整到与其财力匹配的水平，实现预算平衡，以赢得其他成员国的支持；再次是欧洲建立一个财政机构，以弥补欧元区管理结构上的裂缝。

    有人认为，欧元危机三年可以解决，此议过分乐观。2008年从美国开始的金融危机至今，已经过去了三年，经济复苏还看不到头。既然根本出路不在救助而在于改革，就不是短期可以解决的。如果实体经济出了问题，可能谁也救不了。

    欧债危机的影响是世界性的，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人民币汇率有影响，加大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从2009年12月到2011年10月16日，欧元兑人民币汇率中间价由10.25贬到8.7651，贬值近20%；二是欧共体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欧债危机将减少中国对欧出口。自2010年第2季度开始，中国对欧盟的贸易进入下行通道，今年1－8月，中国对欧盟出口低于整体增幅1.7个百分点，8月环比出现负增长；三是欧元走低，会直接带来欧元储备缩水。这些都会直接间接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平衡。中国应从这几个方面分别采取相应措施加以应对。

    正因为欧债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明显，也可能使世界经济陷入二次衰退。因此，要不要救助以及如何救助成为争论的焦点。金砖四国表示将予救助，但只是表态而已，并未见之于行动；即使行动，也救不了欧元。中国迫于外汇储备多元化的压力已经开始增持欧债，9月14日，在大连达沃斯夏季论坛上，温家宝总理明确表示，愿意伸出援手，但要以欧盟承认中国为市场经济国家为前提。24日，周小川行长在华盛顿表示，现在谈“援手”欧元为时尚早。到底应当如何决策，值得慎重考虑。

    应当明确两点：一是欧元只能自己救自己，特别是欧元区的主导大国德国，应当接受1992年欧元危机的经验教训，主动应对。且欧元区成立十年，虽其调节机制存在着严重缺陷，但条件比当年要好得多。二是中国救不了欧元。有人以为，中国的经济规模世界第二，经济增长率9%以上，外汇储备3万多亿美元，世界第一，完全可以扮演救世主的角色。要知道，欧盟是发达经济体，中国只是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的人均GDP与欧盟的差距何止一个量级，中国的社会保障水平与欧盟的差距更大，中国不应当硬充老大，哪有穷汉救富翁之理。其次，欧债危机，进口减少，对中国也不完全都是坏事，可以迫使我们进行结构调整，走提高质量，发展品牌之路。再次，以欧盟承认中国为市场经济国家为条件出手相救也不恰当。中国是不是市场经济国家，这是有客观标准的，与他人承认不承认是两回事。中国是，别人不承认，对中国没有多大坏处；中国不是，别人承认，对中国也没有多少好处。我们没有必要为了一个名头而出让自己的实际利益。就像在对外交往中一样，我们往往为了一个承认而付出巨大的代价和利益。在援不援救的问题上以及援救的规模和方法上，我们只能以国家的实际利益权衡为准则。切忌听到几句恭维的好话就忘乎所以，慷慨解囊。

    由于世界经济已经连成一体，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且欧债危机也影响到中国经济，因此，适当援救是必要的，援救欧洲是为了保护自己。但援救的规模要适当，援救的方法也要有所选择。比如，欧洲央行可以购买和增持危机国家的国债，中国则不可，因为持有危机国家债券的风险是明显的。再如，通过IMF参与EFSF机制是可以的，但对参与的条件要做出安排。还有，持有欧洲银行的债权或股权比持有危机国家债券的风险要小，但也要慎重选择。当然欧债危机是投资欧洲的一个好机会，投资于一些有前景又有困难的实业可能更有利，但机会与风险并存，需要很好把握。

 

 

    世界经济特别是发达经济体经济严重失速，有可能陷入二次衰退，各国和各大国际机构普遍调低了今明两年的经济预测。欧债危机对中国的影响有可能在第4季度显现出来，明年的情况也不会比今年更好。对此应当充分估计。

    国内的经济运行短期内问题不大，政策方向也不会有过大的调整，下行之势还会继续，但中长期的发展则潜藏着巨大的风险和危机，如果不能通过体制改革做出重大调整，前景令人担忧。

据此，对第4季度和全年的经济做出如下预测

 

季度   经济指标	2010年全年（实际）	2011年1－3季度（实际）	2011年4季度（预测）	2011年全年（预测）
	增长（%）	增长（%）	增长（%）	增长（%）
GDP	10.3	9.4	8.8	9.2
工业增加值	15.7	14.3	14.2	14.0
固定资产投资	23.8	24.9	24.5	24.7
消费品零售额	18.4	17.0	17.2	17.1
出口	31.3	22.7	18	20
进口	38.7	26.7	22	24
消费物价	3.3	6.0	5.2	5.6

注：1.GDP和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按可比价格计算，其余指标按现价计算；

2.固定资产投资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3.工业增加值为国有企业和产品销售收入在500万元以上的非国有企业的增加值。

 

作者：
张曙光（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

张  驰（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

2011－10－20，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