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非常高兴再一次来到法国巴黎银行的中国年会。我想用这个时间，介绍一下我个人对国际经济形势和中国经济形势的看法。

    首先呢，我想谈一下对全球经济形势的分析。我总体的一个结论是，全球经济进入了一个与制度改革同步的缓慢复苏的时代。这个命题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如果全球不进行深刻的制度改革，我们是难以从现在的经济困境当中走出来的。

    首先，当前的金融危机是从1971年全球进入信用货币时代后累积的结构性矛盾的大爆发。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不是现在产生的，而是自1971年开始将近40年矛盾积累的结果。因为1971年美元和黄金彻底脱钩，那么全球进入到了信用货币时代。全球的信用货币时代使得国际贸易失去了制衡。大家看这张图表，前三个方块这是1949年，1959年和1969年，在69-79年这十年当中，发生了什么问题呢？那就是1971年由于美国出现了大量的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使得美元在世界上供给比较多，大量的贸易顺差国，当时主要是德国和法国，他们的央行持有了大量的美元，要求用美元兑换黄金。美国无能为力，最后就产生了“牙买加货币体系”，使美元和黄金脱钩，从此国际贸易失去了实物的制衡。因为当美国出现了巨额的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时，它可以通过印制美元来解决问题。那么这样，从79年到89年，99年再到2009年，国际经济结构严重失衡，贸易结构的失衡导致了各个国家在内部的结构上产生失衡。

    上个世纪80年代，新兴市场国家开始了各种改革，特别是苏东和中国进行了市场经济改革，大量的、廉价的劳动力提供到了世界市场上，就使得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了降低制造业的成本，把大量的制造业转移到了新兴市场国家，形成了新兴市场国家提供生产、消费的产品，而西方国家是主要的消费者。美国的制造业大量转移到新兴市场国家，市场结构发生了变化，美国的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的利润在国民收入当中的比重极大地上升，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金融业偏离了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宗旨，而走向了自我循环。在2000年，科技泡沫破灭之后，美国政府为了刺激经济的发展，实行了宽松的财政政策，就是说来刺激那些没有能力购买房屋的穷人来买房子，于是发展了次级按揭贷款。金融业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创造了CDO，即组合的债券系统。CDO的创造使得次级贷款的证券化得到了极大地发展，多次衍生的金融产品制造了金融业的泡沫，而当过度创新、金融泡沫破灭的时候，就导致了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导致了经济危机，这就是我们过去40年以来所走过的一条道路。

    纯粹的信用货币使得各国的财政、货币政策失去了制约。从1971年到现在，美国、英国、日本、意大利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债务占GDP的比重均有大幅的上升。各个国家的债务都接近或超过了GDP。由于信用货币的创造失去了制约，财政赤字也失去了严格的制约，政治家在面对财政预算的时候都更愿意降低税收来向选民示好，更愿意增加福利的支出来讨好选民。因而在这种民主政治的体制下，增加财政赤字和增加债务是政治家比较容易选择的道路，要想财政紧缩需要很大的政治勇气。这种财政纪律的松懈一直延续了很长时间。为了应对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各国无一例外地采取了财政、货币扩张的政策，引发了目前美国国债问题和欧洲国家主权债务危机，这是触发过去40年来累积的矛盾的总爆发的导火索。

    我的第二个观点是，当今世界继续实施财政和货币的扩张政策难以为继，各国政府和全球的政治家都面临着严肃财经纪律、安抚民意、维持经济增长与就业的三难选择。当前，欧盟国家，特别是希腊、意大利和西班牙面临着主权债务危机，如果要是不很好地解决主权债的危机问题，对于欧元和欧盟区来说将是极大的灾难。但是欧元的崩溃，对欧盟和对全球也是灾难，维护欧元是全球的共识。怎么样来维护欧元呢？维护欧元、增强欧洲金融稳定基金的作用、扩大其规模和职责是必然的选择。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德国的总理和法国的总统他们在协商在要二十国峰会之前拿出一个新的方案来。大家都同意增加欧洲金融稳定基金，而且都希望通过各个国家对银行的注资来增强银行抵御风险的能力。但是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各国的政治家都面临着很大的难题。要救希腊、西班牙和意大利，特别是希腊，法国和德国的政治家认为是必要的，但是民众说，为什么勤劳的人要救懒惰的人，为什么节俭的人要去救奢侈的人？那么希腊、意大利为了要获得国际的援助，就要遵守财经纪律、要约束财政赤字的扩大，但是社会民众并不完全理解。谁都不愿意加税，谁都不愿意政府削减对自己的支出，于是民众走上了街头，向政治家施加压力，因而现在无论是财政好的国家，还是财政有问题的国家，政治家都面临着三难的选择。美国，作为国际主要结算和储备货币的发行国，美元作为主要的国际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也面临着很大的难题。它的经济平衡也会给全球带来新的问题，即国际结算货币的减少，这是“特里芬难题”。
    上个世纪60年代，IMF的专家们研究了SDR，为什么当时要研究这个问题呢？因为在60年代的时候，马歇尔计划基本上完成了，也就是说美元从美国流出到国际上的主要渠道，即资本输出的渠道没有了，美国在60年代初的财政和贸易都是平衡的，因而世界上出现了美元荒。在这样的背景下，IMF的专家们开始研究新的国际结算货币—SDR。但是，随着美国在越战的进行，美国的财政出现了巨额的赤字，贸易也出现了赤字，结算货币的问题解决了，SDR被放到了一边。到了69年后，美国的赤字越来越大，到了71年，它已经无法面对众多的顺差国所持有的美元要兑换黄金的要求，于是停止了美元和黄金的挂钩。但是如果当美国的经济结构完全平衡了，新增的美元不再向国际输出的时候，国际上又会面临着主要的结算货币短缺的难题。因而我们说，用一个主权国家的货币，作为世界的主要结算货币，它天然地隐含着这样一种矛盾。上世纪60年代特里芬教授就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大家把它称之为特里芬难题。

    第三个观点，二十国集团看到了问题，但怎么样落实尚无有效的途径。去年在首尔召开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上，大家通过讨论提出了一揽子共计6个指标来约束各国政府的行为。但是，这些指标尽管定的是好的，但是它缺乏约束力。在这6个指标中，制约一个国家内部经济失衡的指标中，是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私人储蓄率和私人债务。制约外部失衡的指标包括贸易账户、净投资收益、以及转移账户。这6个指标都是希望各个国家对内和对外，经济都是平衡的。但是如果不平衡，那么我们会有什么办法呢？当欧盟国家入盟的时候，是提出了严肃的财经纪律的，要求各国的财政赤字不能超过GDP的3%，但是当一个国家的财政赤字超过GDP的3%的时候，你有什么办法呢？现在提出来的这些指标是没有约束力的。我认为，全球现在需要一个新的货币锚，来制约各国的财政、货币政策，SDR有望成为这个货币锚。因为，这一次金融危机，不但是各国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监管出了问题，我刚才讲到了国际货币体系的致命的缺点，也是这次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非常重要的原因，那么怎么来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呢？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是全球的共识，但提出的方案是不一样的。有的人主张回到金本位，黄金价格的急剧增长，除了避险之外，有很多人认为可以恢复到金本位。其实，近百年的历程证明了回到金本位是根本可能的。各个国家的央行提出了通货膨胀的目标，也就是说各国的央行它的货币发行要和通胀挂钩，就是要各国的货币发行要保证币值的稳定。全球的货币需要一个稳定的锚，我个人认为应在上个世纪IMF专家研究的SDR的基础上，来研究全球的货币之锚。 

    欧元，是人类货币制度上的一个伟大的实践，欧盟从经济联盟走向货币联盟，就是要降低市场的交易成本，消除市场内汇率的过度波动给经济带来的负面的影响。因而，欧元可以作为创造一个世界货币的有益的探索，尽管它现在遇到了很多的困难和问题，但是在困难和问题面前，欧盟决定要走向财政的统一。那么全球走向财政的统一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改变SDR的构成，动用全球的经济学家和所有的经济人士的智慧，我们来设定SDR的构成，它的价值的决定、分配的原则，按照二十国集团大家所认可的6项财政纪律的标准，来设定SDR的话，我想有可能是我们完善国际货币体系的一条道路。

    第四个观点，世界经济的近期形势。我认为是较长期的缓慢的复苏。问题大家都看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目前还缺少共识。新的货币体系、新的世界治理规则需要共同研究和建立。平衡利益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短期内只能被迫做出妥协。我想，现在希腊、意大利和西班牙出了问题，如果希望新兴市场国家来救欧元，那么也同样面临一个问题，我们怎么样在救欧元的同时，不产生更大的道德风险。因而，在短期之内，可以去救一下，不要让市场产生恐慌。但是这个短期的援助，只能为长期的重新严肃财经纪律、制定新的游戏规则争取时间。如果没有新的游戏规则来约束的话，全球就会继续陷入到财政无约束、货币无约束、通货膨胀不断积累这样一个恶性循环过程当中。

    总结上半段的讲话，我的观点就是，市场的恐慌无益于事情的解决，而安抚市场需要切实的措施。现在欧盟在研究这些问题，其实新兴市场国家也在研究欧元出了问题对世界的影响。现在经济已经全球化了，我们大家都住在地球村里。我们面临的问题需要大家共同来解决。但是，制定一个好的规则、约束那些个不负责任的人，我认为是必要的。各国的政治家也需要在给公民以福利和量力而行之间做出一个抉择。每个国家的经济调整，也需要各国自己的努力，不能指望外面的人来解决自己国家的问题。各个国家努力地建立好自己的财经纪律、调整好自己的结构，使每个国家能够平稳地发展对于全球来说是有利的。这是我对世界经济的一些看法。

    下面，我再讲讲对中国经济形势的看法。第一，中国经济在2012年增速放缓是大概率事件，但增速在全球范围来看还是快的，财政赤字和物价也是可控的。今年各个方面对中国经济增速的预测在9%-9.5%之间。低的有9%，最高的我看到的有9.4%左右。但是，我认为，明年中国经济不会再以9%的速度增长，经济增长速度会下降。
    现在全球对于中国经济有两个担忧：一个是中国的财政债务问题。财政债务会不会拖累中国的银行，使得银行的盈力能力下降。第二个问题是，中国的通货膨胀是不是可控的。会不会因为治理通货膨胀而过度地拖累中国经济增长。中国政府的债务在这几年的确有了比较大的增长。中央政府的债务增长不多，但地方政府的债务在“四万亿”投资计划的刺激下，有了较大幅度地增长。但是，我认为，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的债务风险是可控的，因为和其它国家的政府不一样，中国政府拥有大量的资产。只要中国政府看到了问题，妥善地解决问题，那么债务问题是不会成为一个大的问题的。在处理的过程中，我认为要有两项原则：一个是如果想保住“四万亿”所铺开的摊子，那么债务就必须再增长，这是不可能控制的。因而，在中国的投资结构上，要做调整。要减掉一部分投资来保一部分投资，使投资更强化、更集中，在短时间内产生效应。中国政府已经开始了这种调整过程。铁路、高速公路以及其它领域一些投资的减缓，其实都是在做这件事情。第二个方面，债务问题是不能够一下子过于着急地解决的。如果把债务问题稍微延缓一下，用时间来换空间，还是可以解决问题的。也就是，很多的地方政府债务到明年就到期了，如果不允许它延期或者发新债的话，要求地方政府马上兑付，很可能就会出现债务危机。但是，如果债务所投资的项目，在短期之内有可能产生效益的话，借新债还旧债，用这样一种办法来化解债务问题，也是一条可行的路径。就像我们的银行经常出现债务重组的情况是一样的。这里说的债务重组并不是削减债权，而是在不增加原来的余额基础上，借新债来完成项目，我认为对于化解债务风险是有帮助的。其实中国的金融业，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过一些问题。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政府处理了大量的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我们关闭了300多家城市信用社，有100多家信托投资公司被关闭，我们两次重组了国有银行的债务。这些都没有造成大的金融动荡，都使得我们的金融业平稳地过渡了。所以我想在处理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上，中国不会有大的问题。但是我说的前提条件是，我们看到了问题，我们还要严格地控制债务。如果说看到了问题不认真地对待，还想扩大债务的话，我认为是不利的。这是我对问题债务的看法。

    对于通货膨胀，我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按我们现有的调控办法，中国不会出现恶性通货膨胀。我认为恶性的通货膨胀是指持续地通货膨胀超过5%。在增长方式转换的过程中，在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当中，我们必须要进行资源性价格的改革。而且，我们又面临着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升这样一种趋势。尽管最近由于经济形势不好，大宗商品价格在下降。也由于美元走强，大宗商品的价格在下降，但是这个价位和危机之前相比还是很高的。而且中国还面临着劳动力价格上升这样的压力。在这三重压力下，有资源价格改革的压力、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升的压力、有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压力，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经济如果能保持3%-5%的通货膨胀率，是比较合适的调整经济结构的价格环境。所以，我不认为通货膨胀在中国会有恶性地发展。但是，在一段时间内，保持3-5%的温和通货膨胀，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必要的。

    我刚才谈到中国经济明年的减速是一个大概率事件。为什么呢？就是外需的减少，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了更大的转型的压力。落实“十二五规划”，实现经济结构的调整、发展方式的转型，会使一些产业减速。刚才我也谈到了我们的一些高耗能的产业，我们是要控制的。还有，房地产的调控、高铁、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发展战略的调整，都会减少投资的拉动力。政府投资能力受限、内需增长乏力，外需减少，使得经济增长拉动力减弱。“十二五规划”很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过度依赖外需和投资拉动转向依靠消费的拉动，这一切都需要我们来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中国经济的竞争能力。而且要改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但是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改变，不是一种容易的事情，因而让内需来拉动经济的增长，也不是能一蹴而就的。这些都决定了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速度会降低。但是我个人认为以目前的情况，如果世界不出现更大的动荡的话，8%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还是会有的。在全球而言，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也是不低的。

    第二，我认为中国会成为国际上的负责任的参与者，新兴市场国家要与发达国家一起来完善世界的治理结构，完善市场规则，这个我刚才讲过了，这里不再展开。

    第三，中国会继续以做好自己的事情为重点，发展经济，造福人民，以此对世界发展做出贡献。中国现在已经下决心要节能降耗，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但是非常遗憾的是，我们今年上半年在节能降耗方面做得并不够好，为以后的节能降耗增加了很大的压力。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发展这30年的成就得益于改革和开放。那么未来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也必须有赖于继续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们从报纸上和网络上看到大家已经在争论中国未来的改革方向是什么。尽管绝大多数人认为放弃市场化的改革方向是不可能的，改革市场化的取向是不可逆转的。但是对市场化改革提出质疑的声音，也会对决策造成一定的干扰。

    可是我相信，在中国要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的话，必须坚持走改革之路。那么改革之路，最重要的要消除二元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首先是要实现农业的现代化。中国的农业生产率是很低的，中国现在还有很多人在从事农业生产。这和我们现在城市的大工业是不相匹配的，我们应该提高农业的生产率，实现农业的现代化。第二要让农民工成为真正的城市人，实现真正的城市化。中国目前的城市化率，按统计来说已经达到49%，这是按城市人口加上常住人口除以总人口来评判的。实际上，很多的农民进到了城市，但是他没有享受到和城市人平等的教育、卫生、住房、社会保障等等权力。这不是我们所要求的城镇化，我们要求的城镇化是节约土地，提高生产率，和使每一个公民能够享受到平等的公共服务的城镇化。围绕着这样一个目的，我们还有很多的改革的事情要做。第三，我们要创新社会管理，完善社会保障。我们看到，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尽管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拉大了城乡差距，拉大了国民收入分配的差距，埋藏了很多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因而，政府提出要建立和谐社会，要创新社会管理方式，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来更好地解决城乡差距问题，收入分配问题，和如何更好地提供社会公共产品的问题。同时我们也应该吸取很多国家的教训。中国是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我们在解决社会公共品的提供方面，在解决社会保障方面，我们的政府要量力而行，要低水平、广覆盖，不能承诺太多。如果承诺太多，未来财政的负担会太大。但是我们要做到在低水平的基础上，做到所有的公民能够更加公平地享受公共品和公共服务。

    我认为，中国经济有发展的动力和空间。因为，中国还面临着工业化和城市化。中国还有改革的愿望和条件，中国人民有改革的诉求，有改善自己生活的诉求。中华文明有五千年的沉淀，这个国家能够在五千年的时间当中，保持一个大的统一的民族国。而且中国人民有一种向心力，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愿意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尽自己的力量。我想，这种中华文明的沉淀，也是对中国未来发展有利的条件。今年正好是“辛亥革命”百年，中国经过百年的探索，已经找到中国能够发展的一条道路。尽管在这条道路上，我们还面临着很多的问题，在认识上我们还有很多的不同。我想看到了问题就是解决问题的开始。我们共同来探讨和研究问题，中国经济还是能够平稳地发展的。谢谢大家。

(本文系作者在法国巴黎银行第十八届中国经济发展和投资论坛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