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WTO这样一个国际组织，对许多国家来说是一件再寻常不过的事情。可对于中国来说则远非如此。这一方面是中国自身具有的巨大市场潜力，对许多国家来说充满诱惑；另一方面在于世界市场对中国更为开放，“中国制造”经过长期积累迸发出的潜在竞争力令各国担忧。利益之争是永恒的话题，无论是零和还是超越零和的双赢，都是如此。

 

    伴随入世，带来很多话题，其中之一便是规则。在“以开放促改革，以开放促发展”的宏大格局下，广义的规则意识深入人心，无论是官员还是普通民众，遵守国际规则成为当时广泛的共识，至今十年，依然在影响着我们，也为我们带来了巨大变化。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发现，国际规则这一概念逐渐分化，一种是基于国际交往中形成的国际惯例，这是一整套维系国际政治和经济关系运行的基本行为准则，另一种就是真正意义上的狭义的规则，是在WTO框架下的协议。而这种协议，包括惯常的多边协议，以及基于双边谈判成果多边化的协议。协议确立的规则是必须遵守的，这是现代公民基本法律意识的内在体现，也是约束现代国家行为的规范。

 

    但是，当我们遵守和执行规则的时候，我们发现，规则本身并不清晰，规则存在不少谈判过程中的妥协，以及国力不同、谈判地位和能力不同、需求阶段不同、专业追求不同而导致的规则不公。这首先是国际法有别于国内法的重要特征，其次也是现实政治的内在逻辑和必然选择。抱怨规则不公是没有用处的，但是，不公的规则在解释上的裁量权过大和各方对此的回避，自然使得不公的规则雪上加霜。

 

    入世后，人们发现，非市场经济、特保等条款无论从法律意义上还是现实意义上讲都是值得关注和深思的。严格来说，非市场经济、特保等并不是入世带来的，非市场经济在美欧、特保在美国的国内法中是客观存在的，只是伴随入世而显现了，并被规定了一定的期限。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是入世的一种胜利，是对美欧的一种制约；而从另外一个层面讲，美欧等少数国家的实践做法在中国入世过程中通过最惠国待遇被多边化，也给其他WTO成员提供了搭便车的机会，这也是需要予以关注的。

 

    入世后，世贸成员在监督中国履行承诺的同时，中国也在监督各成员的行动。防止特保和非市场经济的滥用，成为中国入世过渡期的重要任务。这种格局和态势决定了规则博弈成为入世十年的主要特征，也让规则这一话题对于中国来说异乎寻常的沉重。特保条款2013年到期，其危害已基本结束；非市场经济的字面到期日是2016年，而现实情况则远非如此。随着中国要求美欧在政治层面承认市场经济地位，欧美的技术层已早早开始了后2016的准备。这不仅是利益决定的，也是政治、经济模式的差异和对政府干预市场的不同理念引发的。非市场经济问题短期内难以铲除，长期内也会产生变种。这种变种日益隐蔽，需要我们持续的跟踪，稍不留神就会酿成大患。而政治层面的交涉已远远不够，技术层面的监督跟踪已不是无足轻重，而是至关重要。围绕这一问题的纷争将是长期的，且主要集中在美国、欧盟、印度等主要贸易伙伴，我们对此要有长期艰苦的思想准备。

 

    入世十年，我们认识到，规则不是死的，而是活的；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演进的。规则有时又是移动的靶子。规则澄清十分重要，规则跟踪十分重要，规则谈判十分重要，规则博弈同样十分重要。制衡是规则博弈的重要手段，这种制衡不是简单的报复和以牙还牙，而是横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知识产权等多领域的综合谈判能力和综合筹码。部门协调的加强是避免简单报复的理性选择，也是推动双向市场开放的不二法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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