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已经经历了超过30年的高速增长，这一势头还能保持多长时间？研究并回答这一问题，首先是基于对中国高速增长期何时结束的关切。中国有幸持续了如此之长的高速增长期，但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这是一个并不复杂的逻辑推论。问题是高速增长期的结束何时、以何种形态到来，并会带来哪些可能的影响。研究这一问题也是为了回应另一个关切，即中国是否会落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当中国人均GDP按汇率法计算超过4000美元，且面临诸多矛盾与挑战时，对中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担忧和讨论正在增多。在这一背景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开展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课题研究，本书正是这项研究的成果之一。这里我们回顾一下本项研究中关于若干重要问题的思考和观点，并作一些延展性讨论。

 

    一、两项意义长远的重要工作

    经济增长是经济研究中持久而热门的议题。随着全球化的空前深入，中国的经济增长实质上也是全球性增长中至关重要的议题，研究可以也必须在广泛国际比较的基础上展开。在研究开始的时候，我们作了两件现在看起来意义长远的事情。一是建立了包括先后进入工业化进程的几十个国家和地区、上百个重要经济指标的数据库。数据有不同来源，按照我们开展研究工作的需要进行“系统集成”。这是一项细致、繁琐，需要耐心、认真和专业精神的工作，课题组的有关同志为此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数据库的建立为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当大量数据展开后，以往未曾观察到的一些典型化或规律性现象就呈现出来了。这项基础建设也将为以后的研究提供重要支撑。

另一项工作是国际比较基准尺度的选择。比如，是现价美元还是购买力平价，后者也有不同的口径和算法。经过反复比较和讨论，我们选取著名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开发的各国长期经济增长数据，以1990年的国际元作为比较基准。除了该数据集较高的公认性和影响力外，其大范围、长时间的数据集较好地满足了跨国跨时的可比性要求。通过对重要实物指标的测算，该数据集也表现出优于其他数据集对实际发展水平吻合的特征。

 

    二、“挤压式增长”的若干发现

    在数据分析的同时，我们开展了对工业化历史进程和经验的研究。我们将先后踏入工业化征程的国家和地区分为五类：（1）英美等先行发展、始终处在技术前沿的国家；（2）成功追赶技术前沿国家的欧洲后发国家；（3）发挥后发优势，实现较长时间的高速增长，并在创新驱动方面取得一定进展的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4）曾长期奉行进口替代战略并创造增长奇迹，后来一度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和类拉美东南亚国家；（5）曾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并实现快速增长，一度也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前苏联和东欧诸国。在由上述几类国家和地区构成的工业化增长历史图景中，有先行者，有不同时期的后起者，后起者有成功者，也有为数不少的不大成功者或失败者。

    在国际比较研究中，我们注意到了一些重要的典型化事实。这里我们使用“典型化事实”而非“规律”之类词语，是因为已经观察到这些事实出现的可重复性，但并不很清楚导致这些事实反复出现的内在而持续的原因。“典型化事实”的用语较好地表现了我们的研究目前所处的状态。

    首先，我们注意到了“挤压式增长”以及高速增长后的速度回落。与先行国家相比，后起国家以较少的时间完成了大体相同的工业化、城市化“工作量”，而且越是后起的经济体，似乎所用的时间越短一些。比如，完成同样的经济增长任务，如果英美用了上百年，日本用了70年，韩国和其他东亚经济体用了50年，而中国（或者中国部分发达地区）用的时间可能更短一些。我们使用“挤压式增长”的概念来描述这一现象。增长速度在“挤压”之下提高，出现了高速增长期；一旦“挤压”增长的潜力释放完毕，将会合乎逻辑地发生增长速度的回落。以往的增长理论较多地关注高速增长的发生，如“经济起飞”问题，而现在需要关注的高速增长结束后的回落，即“经济回落”问题，以及对“挤压式”高速增长过程完整的描述和解释。

    其次，我们注意到工业化进程中两种不同类型的增长回落。一种是落入“中中等收入陷阱”时发生的增速回落。典型的例子是拉美国家。在我们的研究中，发现前苏联东欧国家在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普遍出现增长大幅减速，可以被认为是另一种类型的“中等收入陷阱”落入者。这一点已以往研究中论及不多。令人深思的是，这种增长回落是在前苏联东欧国家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依然强盛的情况下出现的，表明一旦体制失效，即使这一体制表面看起来仍很强大，增长回落亦未能避免。另一种增长回落出现在我们称之为“成功追赶型”的经济体，典型的有德国、日本、韩国和其他东亚新兴经济体。这些经济体的增长回落是在高速增长潜力基本释放完毕的情况下出现的。一定意义上说，增长回落是成功渡过高速增长期、进而转入中速增长和高收入阶段的标志。

    直观地看，这两类增长回落确有相似之处，如都是在经历了一段高速增长期（或黄金增长期）后的速度回落。重要的是二者的区别。就人均收入水平而言，“中等收入陷阱”落入者的增长回落，拉美国家出现在4000-6000国际元，前苏东国家出现在5000-7000国际元；而“成功追赶者”的增长回落，则出现在11000国际元左右。前者是在高增长潜力犹存条件下出现“失速”，后者则是在这种增长潜力和后发优势基本释放后发生的。最重要的是，“中等收入陷阱”落入者，不论拉美国家还是前苏东国家，在推进工业化的体制、战略和政策上，都存在某些重大缺陷，如拉美国家封闭性的进口替代战略和前苏东国家的计划经济体制。由于在工业化起步阶段便存在这些缺陷，注定了经济增长达到一定阶段后不具有可持续性。而那些“成功追赶者”之所以成功，也正是由于避开了上述缺陷。我们的研究中构造了一个“六要素”模型，试图对这些问题给出初步的描述和解释。

    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外部冲击和增长下台阶的关系。从历史经验观察，一些国家的增长速度下台阶伴随着重大外部冲击，如拉美上世纪80年代的增长停滞伴随着债务危机，日本上世纪70年代的增速下滑伴随着石油危机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韩国上世纪90年代后期的增速放缓也伴随着东南亚金融危机。由此引出的问题是，如果不出现大的外部冲击，增长速度下台阶还会出现吗？这个问题实际隐含在另一个问题：增长速度回落是基于外因还是内因？我们认为，增长速度下台阶主要源于内因，只不过在特定情况下外因成为触发或加剧因素罢了。在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中，拉美国家所遇到的外债危机主要源于自身的结构和制度缺陷，而前苏东国家在增长滑落并未受到大的外部冲击，且处在表面看起来的体制强盛期。而在“成功追赶型”国家中，虽然同样经历了70年代初石油危机，也同样具有很高的石油对外依赖率，日本在石油危机后增速下了一个台阶，而韩国则没有。韩国的增长下滑发生在二十多年后的亚洲金融危机前后。根本原因是日韩两国分别在70年代初期和90年代中期达到了高速增长期结束的“时间窗口”。

    第三个发现，是“成功追赶者”增长回落伴随着经济结构的大幅度变动。高速增长期的典型结构，是工业加速增长，比重相应提高，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在工业化的中后期，重工业增长加快，在工业中的比重提高，呈现出所谓“重化工业主导”的阶段性特征。大量资源被投入“迂回生产”过程。农业比重持续下降，服务业比重稳步上升，但仍非经济增长的首要驱动力。与这样的产业结构相对应，投资率保持在较高水平，成为需求侧的主要拉动力量，而消费需求则处在较低水平。当高速增长接近尾声，增速开始“下台阶”时，经济结构也出现剧烈变化。其趋势是，工业比重趋稳并逐步下降，服务业取代工业成为经济增长的首要动力。相应地，投资比重下降，消费比重上升。容易引起误解的是，此时的“结构调整”，并非由于服务业比过去增长更快、具有更高的生产率而取代了工业的领跑者位置，而是由于工业的增长放缓相对提升了服务业的地位。投资与消费比例，也属于这种“相对变化”。

    第四个发现，是随着增长速度下台阶，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速增长，增长的动力机制也将发生实质性改变，由此引出了增长模式转型的问题。虽然增长速度下台阶令人瞩目，仍是表层或相当形式化的。它首先是大幅度结构变动的结果，在结构变动的背后，则是经济增长的需求和供给条件的显著变动和重新组合。在需求增长放缓的同时，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源等在内的要素成本加快上升，可直接引用的技术减少，加上老龄化带来的储蓄率下降，都将集中在一个核心问题上：生产率能否持续保持在一个适当高的水平上？显然，原有的增长模式已无法适应变动了的经济结构和要素组合条件。即使是那些“成功追赶型”的国家，增长模式的转型并非一帆风顺。增长模式的转型其实是体制、战略和政策的系统转变，尤其是对那些曾经有效并取得巨大成功的体制、战略和政策来说，转起来更为不易。如日本曾在相当长时间内实施扩张性宏观政策，试图恢复以往的增长率，不仅未能奏效，还带来了资产泡沫、国债高企等问题。但总的来看，这些国家还是较好地转入了更多依靠创新驱动的增长路径，重要标志是各自都形成了一批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具有稳定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和企业。

 

    三、中国增长速度下台阶的“时间窗口”

    在总结上述“典型化事实”的基础上，我们把中国放在国际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历史背景下展开观察。

    中国已经经历了超过30年10%左右的高速增长，无疑是另一个“挤压式增长”的典型案例。研究中国经济增长回落，需要放在“挤压式增长”的全过程观察。我们采取三种不同但可相互印证的方法进行测算，结论是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有很大可能性在2015年前后下一个台阶，时间窗口的分布是2013-2017年。增速下降的幅度大约为30%，如由10%降低到7%左右。

    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对中国目前人均收入水平的估计，或者说要回答“我们在哪里”的问题。近期对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研究中，经常以这样一种方式提出问题：拉美国家在人均收入达到4000美元后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人均收入也已达到这个水平，所以进入了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期。我们认为，这种比较方法过于直接和简单，且容易引起误解。如前所述，我们采用公认度和可比性较强的基于麦迪森数据集的1990年国际元，并采用不同方法相互比较和印证，以提高国际间历史数据比较的准确性。其结果是中国2010年人均收入已经接近8000国际元，超过了拉美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时的人均收入水平。由于对人均收入水平估算不同，对问题的判断也就产生了差异。

    第二个问题，是在国际比较中，如何对中国这个超大型经济体正确运用国际经验。就人口数量而言，中国超过了OECD国家的总和。根据最新人口统计，中国大陆31个省级行政区中，27个人口数量超过千万，前10位超过5000万，前3位超过或接近1亿。进行国际比较时，即使是那些较大的经济体，大多数人口数量相当于中国一个省级行政区。加上中国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一定意义上说，中国本身就是一个“世界”。为了增强国际经验的可比性，我们把中国省级行政区区分为五种不同类型，比如把京沪等大都市与新加坡、香港等城市型经济体相比，把经济发展条件较好、人口数量较多的省份与日、韩等经济体相比，把其他一些发展条件较差的省份与国际上发展水平较低的经济体相比，然后将各省的分析结果汇总为全国作为一个大经济体的数据。

    坦率地说，预测未来的经济发展前景往往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单就意愿而讲，如果中国经济能够继续保持10%左右的增长率30年乃至更长时间，那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然而，我们不能不承认挤压式增长到达一定“阀值”后呈现下台阶式的回落是规律性现象。仅仅指出趋势是不够的，需要在深入研究基础上给出这种回落发生的时间点。事实上，我们给出的是一个被称为“时间窗口”的区间，即2015年左右，从2013年到2017年。也就是说，这个区间出现增长回落将是大概率事件，不论在哪个具体年份出现增长回落，都可以看成是“正常的”。相对于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四年的增长回落“时间窗口”似乎并不算过于粗糙。

 

    四、从发展阶段理解经济结构调整

    更重要的是，通过对“挤压式”增长后期增速回落过程的研究，可以深化我们对长期讨论的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问题的理解。

    产业结构、投资消费结构等是通常我们所讨论的经济结构的主要内容。从“挤压式”增长过程看，产业结构中的工业高比重和投资消费结构中的投资高比重，是与宏观经济的高速增长高度相关的。分析中国过去一些年的经济增长数据，能够清晰看到，消费增长通常是比较稳定的，净出口增长有较大不确定性，决定增长速度的主要是投资比重，而投资比重又与工业比重密切相关。由于体制、政策方面的原因，中国确实存在着工业和投资比重过高的问题，但应当把这种“过高”与“正常的高”谨慎地区分开来。当“挤压式增长”结束、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速增长后，工业和投资比重将会趋稳并逐步下降，相应地，服务业和消费比重将会上升。值得提出的是，这种“结构调整”是由工业和投资的增速降低而导致的相对变化，而非服务业和消费出现了较过去更快的增长，其结果是整体经济增速的下降。当高速增长潜力犹存时，为了“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人为压低投资比重和工业比重，并不会出现“结构合理、效益提高”，相反，将会出现增速下降、企业盈利和财政状况变差的情况。值得注意和警惕的是，这种状况与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国家当年的情景极为相似。而当高速增长潜力耗尽后，随着增长速度的回落，经济结构的大幅度变动将水到渠成。

    这里需要提出讨论的一个相关问题是，未来中国工业特别是制造业的位置如何看、如何摆？我们认为，应当关注和吸取部分发达国家过度“去制造业”而导致的产业“空心化”、实体经济力量减弱的经验教训。即使中国未来制造业比重下降，不宜降幅过大，比如应保持在30%左右。服务业发展的重点，应置于包括研发、金融、物流、培训、信息服务、售后服务等在内的生产性服务业，以带动和促进制造业效率提高、产业升级。这里还有一个对未来全球范围内中国产业竞争优势的展望问题。在全球化日益深化的背景下，任何一个国家（包括大国）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在所有产业中都具有竞争优势，而只能在部分产业，有些国家是在少数几个产业上具有竞争优势。在高速增长背景下的规模快速扩张基本结束后，中国产业长期稳定竞争力的培养将比此前更为重要。然而，中国未来究竟哪些产业具有长期稳定的国际竞争力，基本上要由市场竞争来决定。就制造业和服务业比较而言，在可预见的将来，尽管服务业会有很大的成长空间，但中国的产业国际竞争力可能更多地仍将体现于制造业。所以，中国有一个比重较高且具竞争力的制造业，将是更长一个时期参与国际竞争的需要。

 

    五、如何评估和理解已有的增长模式

    发展方式转变，或增长模式的转型，首先涉及到对已有增长模式的评估。现在有一种奇特现象，即国内外对中国增长模式评估出现反差。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后的突出表现，国际上对“中国模式”的兴趣日浓，总体上给出了积极评价。反观国内，对增长模式的批评要更多一些。如何客观、历史从而正确地看待评价中国的增长模式，确实是一个重要问题。如果说中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增长堪称奇迹，同时又认为中国的增长模式“落后”、“不行”，逻辑上难以自圆其说。事实上，回过头看，特别是在国际视野下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比较，不难发现中国的增长模式具有诸多重要而独特的优点。例如，达成自上而下、广泛而持久的“发展是硬道理”的社会共识，近些年又上升到“科学发展”的新境界；推动以“摸着石头过河”、“双轨制”等为特色的务实而有效的市场化改革；实施多层次而稳定持续的对外开放，较深程度地介入国际分工体系；以世界上最大规模人口为基础、虽不平衡但可互补的国内市场体系；在保持社会和政治稳定的条件下求得改革和发展的平衡推进等。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显著特点是“地方竞争”。省与省之间，市与市之间，县与县之间，以至更低层面的政府之间，都进行着通过改进本地投资和发展环境而争取外部资源、促进自身发展的竞争。有一级政府，就有一个竞争主体。这种独特结构是中国传统政府治理结构和市场经济结合的产物。当市场机制驱动的商品和资源跨区域流动以后，“强政府”在促动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交易者信用、动员本地要素并提高其质量、改进政府办事效率等方面，都表现出组织资源上的优势，在工业化处在起步或较低阶段时，此种优势更容易得到体现。而客观上存在的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又刺激了对这种组织资源的利用。值得研究的是，这种也被称为“发展型政府”的特点并非出自预先设计，而是在改革实践中通过适应性调整逐步形成，事后被观察和认识到的。这一点恰恰体现了中国改革的特点。

    事实上，我们对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认识仍有待深入。中国经济已经取得了持续高速增长的奇迹，但我们对这一奇迹仍处在“知其然”，很大程度上“不知其所以然”的状态。而处在这种状态就存在着一种可能，即不经意间将一些原本难能可贵的东西否定甚至丢掉了。比如，中国的高储蓄、高投资是高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现在被视为增长模式中的突出问题。如果考察一下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这个因素正是其缺少且长期以来难以具备的。

    当然，这样的观察并不否定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缺陷，问题依然是如何理解这种缺陷。通常认为，现有增长模式导致了几大不平衡，包括内外不平衡、投资消费不平衡、产业结构不平衡、地区发展不平衡、收入分配不平衡等。那么，这些不平衡是真正问题所在，还是更深一层问题的外在表现？我们认为注意力应主要放在深层问题上。目前最值得关注的深层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是能源、土地、金融、劳动力等要素市场不同程度存在的扭曲，导致资源误配和结构失衡。比如，要素市场扭曲促成了“虚高”的出口竞争力和过高比重的资源消耗产业。二是以国有经济为主、垄断性较强的非贸易部门（以基础产业为主）与以非国有企业为主、高竞争性的贸易部门（以出口导向型产业为代表）并存的二元结构。不少研究表明，前者在占有大量资源的同时产出效率大大低于后者，并包含了日益增长的金融财政风险。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主要来源于后者。

    现有增长模式的缺陷与其特点或优点直接相关，一定意义上说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即都根源于政府对资源配置深度介入。它在创造高增长的同时，内生了诸多结构性不平衡；它在促成高投资时，包含了不容忽视的低效率和风险隐患。人们一再警告说，如果不解决上述问题，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将是不可持续的。理想的办法应当是，通过深化改革去掉现有增长模式中不好的东西，保留好的东西，所谓“兴利去弊”，通过纠正不平衡保持经济的高增长。然而，改革未能取得预期的实质性进展，但高增长看起来依然可以维持。这样我们需要关注现有增长模式的另一个特性，即高增长本身具有较强的缓解或后推不平衡、低效率和风险隐患的能力。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银行业改革时所剥离的上万亿不良资产，就是在以后的高增长过程中逐步消化的。这次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主要靠的还是投资拉动，虽然对此有不少质疑，但只要高增长的潜力还在，中国经济已有的增长态势并不会被打断。

 

    六、增长模式“时效性”带来的严峻挑战

    中国经济下一步面临的问题是，如果高增长不可持续，将会发生什么？这里所说的高增长不可持续，并不是指所谓“主动调控”、人为压低的结果，而是潜在增长率下一个台阶。我们认为，在这种情景下，中国经济将会面临两方面的严重挑战。

    首先是高增长时期能够掩盖的矛盾和风险无法继续被掩盖了，正所谓“水落石出”。部分是由于规模扩张速率放缓所致，部分是增长预期改变后资产重新估值所致。如果说美国由于过度消费而引发了次贷危机，那么，中国需要防备的是由于过度和不当投资引发的某种金融财政风险乃至危机。

    其次，增长速度下台阶不仅是速度本身的改变，背后是经济结构和增长动力的改变。寻找和培育新的增长动力是所有曾经经历这个阶段的经济体都要面对的问题，但中国在增长动力转换中遇到的问题将会与那些成功追赶型经济体有所不同。

    概括地说，中国在增长速度下台阶背景下的经济转型将会面对防控风险和增长动力转换两方面的挑战。具体地看，本项研究提出了一系列需要解决的问题清单，包括能否在增速下台阶时有效防范和化解高速增长期所积累的财政、金融风险；企业能否适应较低的增长速度环境，逐步改变“速度效益型”的盈利模式；能否随着增速回落而相应调整宏观经济调控目标；能否形成充分有效的市场环境，在竞争基础上产生一批创新型大企业和大量的创新型中小企业，培育出具有长期国际竞争力的技术、知识密集型制造业与服务业；能否进一步开放市场，放宽垄断行业特别是服务业准入限制，为服务业的大发展提供空间和动力；能否在城乡统筹的基础上，加快进城农民成为完整意义上的市民的进程，促进农民承包土地在保障权益的前提下优化配置；能否通过改革开放形成适应创新型社会建设需要的大学和科研体系；能否通过促进就业、创业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使中等收入群体快速成长；能否建成适应新阶段发展和创新需要、有效分散和防范风险的现代金融体系；政府能否由增长主导型向公共服务主导型转变等。

    回过头再看增长模式转型，我们可以把问题分为三类：结构性、体制性和时效性。浮在表层的是由一系列不平衡表现出来的“结构性”问题，背后则是资源配置中的扭曲所体现的“体制性”问题。值得探究的是，体制上的缺陷与优势很可能是共生的。尽管人们期待“兴利除弊”式的改革，事实上改革难度很大，不是因为没有“可改革”的空间，而是因为“能改革”的空间被大大压缩了。然而，只有经济仍有高增长的潜力，经济增长的势头并非象有些人担忧的那样不可持续。这说明既有的增长模式与高增长阶段具有相当强的适应性，不仅表现为可以启动和维持着高增长，更重要的是可以容纳、消解或后推看起来相当严重的不平衡、低效率和风险隐患。这可以理解为“时效性”。

    本项研究所强调的是，当“时效性”成为一个问题，即潜在增长率下台阶、进入一个新的增长平台时，不能不面对原有结构性、体制性问题所引致的矛盾尤其是风险冲击，而且要构造一个与新阶段增长特征相适应的增长模式。这就是下一步改革所承担的历史使命。

 

    改革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前面列举的问题清单只是较为紧迫的部分。有效而成功的改革需要一组条件，中国以往改革中的一些成功经验并不过时，但新时期的改革需要加入新的要素。我们认为，有必要进一步明确新时期改革的目标，从另一个角度说，改革应当确立一种更为明确的价值观。

    就常识而言，改革应当达成多方面的目标，比如解放生产力；扩张人的自由空间；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如此等等。这些目标出自不同角度，均有其合理性，但相互之间也可能有冲突。在此之上，我们应当有更高层面的目标追求，这就是使每一位社会成员的潜能尽可能得到发挥。这个目标属于“规范性分析”范畴，看起来似乎相当抽象甚至遥远。但若将其放入实证分析过程，将会发现它是非常具体和有针对性的。事实上，提出这一目标，正是为了在纷纭复杂的改革格局中找到一条能够展开价值判断、理顺关系并以一贯之的逻辑主线。

    比如，收入分配差距拉大是现阶段最突出的社会问题之一。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是仅仅在再分配上做文章，甚至“杀富济贫”，还是立足于改进社会成员特别是弱势群体发展能力建设和发挥的条件，使他们具有大体公平的发展机会，进而通过自身努力提高收入水平，并缩小收入差距？收入再分配无疑是必要的，但当前的基本问题是社会成员发展能力和机会的不均等。打一个比方，有两个青年人，一个来自城市，受过良好教育（比如海外留学归来），加上有一定社会关系，在某金融机构从业，属高薪阶层；另一个来自农村，勉强上完初中，外出打工，收入菲薄，仅能糊口。如果脱去由各种社会关系构成的“外衣”，两个“赤身裸体”的人的潜能到底有多大差距呢？正常情况下差距应该不大，至少不会如实际收入差距所显示的如此之大，抑或差距是相反的，即农村青年的潜能大与城市青年。两者在现实生活中所表现出的收入（以及能力）差距，主要是由历史、文化、体制和政策等因素所导致的。解决这样的差距问题，最重要的还是通过改革、创新、政策调整，通过持续的发展，为他们创造出日益扩展且大体相同的发展能力建设和发挥的条件。有了这样的条件，即使存在差距，社会接受程度较高，也较易治理。

    又如，转向创新驱动社会，实质上要求社会成员在更高程度和更大范围内表现出内在的创造力。一个创新不足的社会，必定是一个人们创造力受到抑制的社会，即使有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模仿。改变这种状况，就需要更多地拓展就业、创业、创新的空间；需要保护创新者的知识产权，给创新者足够激励；需要给各类创新者获取资源的平等机会；需要形成一种鼓励创新、容忍失败、给创新者以社会尊重的文化，如此等等。

    再比如，消费比重低既可能来自对劳动者收入增长的人为压抑，也可能来自公共服务的不足。前者表现为劳动者贡献（能力发挥）的低估，后者则表现为在劳动者社保、医疗卫生、教育等方面的欠账，而这些方面对劳动者的发展能力建设至关重要。

    类似例子还可以举出一些。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经济发展中呈现的种种不平衡，追根溯源，都会看到与社会成员发展能力建设和发挥之间的实质性关联。有理由相信，一个人的潜能得到尽可能大程度发挥的社会，应该是一个富有创新活力的社会，一个投资消费及其他重要经济比例关系较为合理的社会，同时也是一个收入差距较小且社会容忍度较高的社会。

    提出这样的改革目标或改革的价值观，是以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为基础的。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理论学说的出发点和核心内容。经济学已经区分了增长和发展的不同涵义，人的财富增长与自身的发展也不一定等同。贫困可以源于发展机会的不均等，但富有未必来自发展能力的实现，比如某些石油输出国的居民，巨额财产的继承者，社会财富的贪占和盗取者等。我们应当追求财富增长与人的发展的内在一致性。当一个人陷入贫困的时候，最需要关注的是他的潜能未能得到发掘；当一个人的能力得到充分发掘时，他的财富将合乎逻辑地增长，更重要的是，能力发挥和得到的社会认可，将带给他更多和更有价值的乐趣。这种状态也是我们致力于建设的和谐社会的至高境界，因为只有人的发展潜能得到充分扩展的空间，社会才会获得可持续的和谐稳定性。

    正是基于以上思考，本项研究提出了推动“参与促进型改革”的问题。所谓“参与促进型改革”的涵义，是以促进社会成员更大范围、更深程度、更高质量参与工业化、现代化进程，进一步释放社会成员发展潜能为目标，着力推进相关领域改革取得突破。其要点可概括为扩大参与机会，提升参与能力，完善鼓励创业、创新的制度和政策，创造稳定参与预期的法治环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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