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注意十二五的历史背景。十二五与以往的五年规划最明显乃至最重要的区别是什么？是我们将有很大的可能性会碰到高增长的边界，增长速度下一个台阶。我们最近做的一项研究，以日本、韩国、德国的战后的成功追赶型经济体为参照，发现当人均GDP达到11000国际元（1990年）时，增长速度下降30%左右。中国2010年人均收入近8000国际元，如果上述规律有效，增长速度下台阶的时间窗口的2010年左右（2013-2017年）。增长速度将由最近一些年的10%左右，降低到7%左右。

增长速度降低将会遇到什么问题？会遇到两方面大的挑战。

    第一个挑战是如何防范和化解高增长时期形成或隐藏的，到增长下降后将会显露的矛盾和风险，比如，速度效益型经济中企业盈利水平进而财政收入等大幅下降；资产估值因高增长预期改变而使资产价格下降或泡沫破裂；长期贷款项目到期后的风险外露，等等。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当潜在增长率下降后，还想通过刺激性政策维持以往的高速度，将会加大经济泡沫。日本就有这方面的前车之鉴。

    实际上，应对增长速度下降而引起的两个挑战，将会使中国的发展方式或增长模式转型实质性发生。只有当高增长无法维持时，“转方式”才会面对无法回避的现实压力，否则仍然会停留在口头上。可以说，高增长结束是经济转型的必要条件。

    深圳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什么角色？30年前深圳在全国知名，是由于开放，以及开放而带动的改革。政治条件是伟人邓小平在这里“划了一个圈”；地缘优势是面对香港，开放了有新东西进来。这是深圳的第一次机遇，这30年的发展基础都在于此。有这样的机遇，“天时”、“地利”成分较大。

    过去30年是一个发展模式，现在走到头了，要升级转型。可以说，对“创新驱动”的转型来说，深圳目前具备了全国最好的条件，包括技术条件、产业条件和体制条件。如果不能在转型升级中走到全国的前面，是非常可惜的，很不应该的。

    如果说30年前深圳有一次大的机遇，促成了这30年的神奇发展；那么，30年后的今天，深圳面临在改革开放以来第二次大的机遇，抓住这次机遇，深圳完全可以再创辉煌。

 

    深圳转型升级中有较大的选择空间，也有不少发展中诱惑，如何定位，至关重要。

    我国产业调整升级中正在呈现出三个重要趋势性特点：一是区域分工越来越专业化，二是在全球产业竞争格局中，将会形成为数不一定多（不可能是大多数或全部产业）、但具有持久竞争力的产业；三是向产业链条上技术含量、附加价值较高的高端攀升。遵循这些特点，深圳未来的产业结构应该处在为数不多的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的高端环节。

    究竟应该是哪些产业？如果有一定选择性，首先要有勇气避开一些诱惑。比如，如何看待深圳金融业的发展。深圳金融业已经有相当好基础和相当强的优势，我们也不怀疑今后还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但是，如果我们转型升级的目标主要定位在通过深港融合，形成国际性的金融中心，一方面这样的机会有多少（与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相比），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这样是利用了还是浪费了深圳已有的转型升级资源。

    所以，深圳转型升级的核心，应该明确地定位于：第一，实体经济；第二，高技术产业（包括“战略性新兴产业”），第三，前沿创新环节。这里所说的“前沿创新”，是相对于过去的跟在别人后面的创新而言的。中国产业发展到现在，已经有一些领域（尽管还不多）可以和发达国家并驾齐驱或者局部领先了。第四，由于全球化的推进和深圳高度的开放性，深圳的这一定位的影响力必定是世界级的。

    综合起来说，深圳的产业定位应该是“世界级高技术产业的前沿创新中心”。深圳已经提出了一些有基础的产业领域，比如互联网等IT产业、新能源、基因工程等产业。具体地说，应该形成两方面的优势。

    一是有一批处在行业领先位置的创新型大企业和更多的非常活跃的中小企业。从国际经验看，大企业创新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自身形成创新体系，如贝尔试验室和朗讯公司等；另一种是自己有一个好的技术架构，主要是吸收小企业的创新成果，如思科公司。深圳华为等大企业正在形成这样的机制。此外，同样要重视创新型小企业，不能低估深圳大量的“山寨型”企业。问题是如何将模仿转为创新。

    深圳这样一个转型定位，区别于香港，不聚焦于金融；也区别于广州，不聚焦于大区域城市中心。深圳的金融、物流等现代服务业一定会有大的发展，深圳必然是一个扩散力和吸引力很强的大都市，但这些都要服从和服务于一个更高的核心定位：世界级高技术产业的前沿创新中心。比如，金融以创投金融见长，城市为高技术人才提供最好的发展环境。

    如果要有一个比喻，深圳应当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的硅谷”。这种说法早就有过，但现在和以后的含义将大不相同。眼下的中国城市，能够成为金融中心和区域中心的城市不少，但有条件像深圳这样定位的城市确实很少。

    首先是要守住优势。这里所说的优势包括产业和技术上的优势，更重要的体制优势。提出这个问题是有针对性的，因为面对的诱惑和压力不少，很容易守不住。

    比如，对技术和产业来说，房地产和金融的诱惑就很大，有些原本搞技术和制造业的企业，搞了房地产，搞了“资本运作”以后，就不愿意继续搞技术和制造业了。如果这种情况比较普遍，产业竞争力肯定是要下降的。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原来的一些制造业中心正在“空心化”。

    又如，近年来吸引央企投资落户是一大热点，不少地方下了很大功夫。央企有自身的优势，如规模优势，有利于上大项目，还有政策资源等。但在促进创新上，并看不到多少优势，反而问题较多。

    深圳最大的优势是体制优势。深圳的一批知名企业，如华为、中兴、比亚迪、华大基因、腾讯等，还有一批不大知名还很有潜力的中小企业，他们的创业者原来基本上都不在深圳，为什么都要深圳来了，而且成功了？是因为深圳有体制优势。不仅仅是规章制度，做事方式，更重要的是文化和理念。对创新来说，我认为深圳最需要保持的是两条体制优势。

    一是一批民营大企业作为创新的主力军。从国际经验看，成功追赶型经济体由中等收入阶段比较顺利地进入高收入阶段，排在前10位的大企业基本上都是历经市场竞争民营大企业，相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多是外资企业和国营企业。华为是中国企业创新和转型升级的典型，问题是这样的企业目前太少，如果中国每个行业都有一到两个华为，中国企业和产业转型升级的基础就有了。

    二是要保持充分而公平的竞争环境。深圳有两个大的通讯设备制造商，华为和中兴，按照我们有些同志的观点，这两个企业应该合并起来，才能做大做强。事实上，如果没有这两个企业互为对手的竞争，它们各自都不大可能发展到今天的水平。

    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这两条已经成为常识，似乎很容易做到，其实很难，在很多地方、很多行业是做不到的。深圳对这两条一定要珍惜、守住，需要警惕的是，自己拥有的东西往往不知道珍惜，丢掉后才知道其重要。守住这两条，深圳在全国就有创新上的体制优势。

    另一方面，要创造新的优势。这里要有一个基本思路：过去30年我们重点是推动初级生产要素的市场化，解放初级生产要素，农民工、低成本竞争优势等，都是初级生产要素市场化的结果。进入转型升级阶段，重点要转向加快中高级生产要素的市场化，进一步解放中高级生产要素。其中涉及的科技、教育、金融、医疗卫生、体育、文化等领域和要素，目标是加强人力资本建设，提高劳动者素质，激发人们的创造性。

   
    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这里重点说一下大学教育改革问题。

    中国大学教育的突出问题是行政化、官僚化倾向，学术主导、同行评价机制还没有建立。没有世界水平的大学教育，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建立创新型社会和国家是不大可能的，深圳要成为世界级的高技术前沿创新中心也是不可能的。

    如何突破，还是要靠开放。开放是个好东西，我们很多改革和创新是靠开放带出来的。深圳在这方面有条件，也有责任。深圳已经有不少探索，如南方科大的建设。

    下一步，能否争取搞一个大学教育开放的试验区，或者叫特区，请国际是一流的大学到深圳合作办分校，也可以独资。国际一流大学是什么样子，看的见，摸的着，学得了。在中国有上几所一流大学的样子，其他学校就可以学习，这就是开放带动改革，否则，在原有的圈子里搞改革，很难有实质性突破。

    香港的大学短时间达到亚洲领先水平，深圳也完全有赶超的机会。中国现在那么多的学生要发达国家留学，应该创造条件让他们在国内也要上国际一流大学。国家中长期教育规划中已有这方面的内容，深圳可以步子大一些，走得快一些。这件事情上有突破，既是深圳自身发展的需要，对全国也将是一个重大贡献。

    以上为个人意见，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