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的研究表明，一个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在人均收入达到7000-17000购买力平价美元时，有很大的减速可能性。如果这个减速程度很深，而且不是暂时性的，这个曾经的高速增长经济体还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按照同等口径计算，中国目前的人均GDP恰好处于 这个减速概率最大的区间，因此，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顺利过渡到高收入阶段，是中国面临的严峻挑战和紧迫任务。
    虽然大多数学者和政策制定者都同意，通过深化改革保持增长可持续性，是应对这一挑战的重要途径，但是，现实中推动改革却遇到两个难题：其一，迫切需要推进的改革领域可以列出一个庞大的清单，而究竟如何确定优先序则始终没有一锤定音；其二，很久以来政府的关注点更多地集中在产业政策和投资项目上，改革没有被放在优先的议事日程上面。本文认为，在众多的改革任务中，社会领域的改革具有优先序，不仅本身是极其紧迫和重要的，对于其他领域的改革可以起到纲举目张的引领作用，还可以指明和引导政府积极介入的投资方向。

    一、投资主体转换导致的“潮涌现象”
   
    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成因，就是当一个国家从低收入阶段进入中等收入阶段时，传统比较优势逐渐丧失，而尚未找到赖以推动经济增长的新比较优势产业。具体表现是，大多数减速后不能保持可持续增长的经济体，通常都遇到过缺乏有效益的投资领域，从而整个社会缺乏投资冲动的难题。一些国家对此做出的反应就是反复推出刺激方案，力图通过政策诱导的大规模投资打破经济停滞的恶性循环。但是，许多国家在不同时期的经验都表明，这种努力往往不能奏效。例如，尽管尝试了各种刺激政策，日本经济增长率还是从1955-1975年的平均9.2%降至1975-1990年的3.8%，进而跌落为1990-2010年的0.85%，减速变为了长达20余年的停滞。
    一个社会的投资，通常要求在纯粹的“私人产品”到纯粹的“公共品”这个广大的“光谱”中形成一种平衡，但是，由于不同类型投资的主体是不一样的，每个时期的私人储蓄率、技术可得性、宏观经济景气、需求强度以及政府财力也不尽相同，因此，在现实中不同类型的投资往往会集中发生，即在某一时期此类投资可能起主导作用，另一时期其他类别的投资占主导，这样就形成了投资的“潮涌现象”。在实施刺激性方案或战略的情况下，如果人为刺激的投资未能选准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或者还导致资本报酬递减，这种投资“潮涌现象”不仅无助于促进可持续增长，还会造成宏观经济的失衡。
    为了简化起见，我们可以从私人产品到公共品做一个性质排序，把社会投资粗略地分为三个类别。类别Ⅰ是这样一种投资，通过形成私人产品的生产能力和实施生产，追求即时的、私人的回报。由于这类投资的回报是排他的，因此，投资诱因是市场化的，投资主体为独立自然人或法人，如个人、企业和其他营利组织。类别Ⅱ是这样一种投资，通过在或多或少具有公共品性质的领域如基础设施投资，追求获得长期的，并且具有共享性质的回报。这种投资的回报可以通过制度设计而具有排他性，但是与前一类投资相比，具有更明显的外部性。因此，政府往往以某种方式介入或干预这类投资。类别Ⅲ则是这样一种投资，回报是长期的，并且具有更为显著的外部性，以致常常不能明确地界定受益者。这类投资领域包括政府、社会保障和社会保护、基础教育、基础研究等等。据其性质，政府更深地介入这个类别的投资过程。
    在迄今为止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时期，包括各种经济成分在内的投资主体，在类别Ⅰ的投资活动异常旺盛，在一定时期投资回报率也很高，对经济增长做出了十分显著的贡献。而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国有企业进行抓大放小的改革，国有经济部门在拉动投资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大，分税制改革后中央财力显著增强，这类投资的政府介入愈见明显。特别是在包括西部大开发战略、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中部崛起战略等区域发展战略的推动下，以大型制造业项目、产业振兴项目和基础设施投资为主要对象的政府主导型投资，即投资类别Ⅱ，也越来越成为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在应对世界金融危机出台的一揽子刺激计划中达到顶峰。与此同时，在经济增长的需求拉动因素中，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也到达无以复加的程度。
   
    二、刘易斯转折点后的投资报酬递减
   
    政府和国有企业在投资中占据日益增大的份额，不仅加重了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而且导致资本报酬递减。投资的“潮涌现象”与比较优势变化的趋势有关。虽然以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为标志的刘易斯转折点，只是在2004年前后才显示出明确的到来，但是，在此之前比较优势的变化是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逐渐发生的。应对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式微的对策，无疑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出现了资本投入增长加速的势头。但是，如果劳动力供给的增长速度也呈现下降趋势，这种资本深化的结果不可避免地是资本报酬的递减。因此，自90年代初以来资本增长加快的同时，资本回报率相应下降了。
    新古典增长理论在劳动力短缺的假设下，预见到了资本-劳动比不断提高必然导致资本报酬递减。在二元经济发展时期，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使中国经济增长在一段时期内免除了这个资本报酬递减律的困扰，获得了人口红利。但是，劳动年龄人口虽然至今保持增长，事实上早在90年代初已经开始减速，而这与资本报酬递减现象的发生在时间上是吻合的，可以看作是人口红利消失的先兆。因此，虽然上述投资“潮涌现象”反映了寻求新的比较优势的尝试，以及通过提高资本-劳动比改善劳动生产率的努力，也算是符合经济逻辑的。但是，资本报酬递减律的作用表明，通过更为密集的资本投入这个途径保持增长可持续性，似乎并非畅通无阻，因而需要另辟蹊径。
    政府主导的以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的大规模投资，看上去好像可以逃脱资本报酬递减的命运。因为投资于公路、铁路、航空、港口、能源，以及城市建设等领域，回报具有长期性和外部性，需要用不同的标准来评价其效益。或许是出于这种理念，这类投资大有成为新的“潮涌现象”的势头。但是，这种效益的不同评估方式并不改变投资需要回报这个根本要求。即使在投资类别Ⅱ这种需要适度超前的领域，因为用于投资的资金归根结底是有成本的（实际融资成本和机会成本），如果过度超前，同样会导致产能过剩从而报酬递减现象。在地方政府的这类建设投资高度依赖土地财政或者负债的情况下，建设效益显现出来之前也可能就出现了债务危机。许多经济体减速的长期趋势，往往是以周期性的事件作为拐点的。中国一旦发生这种情况，探寻新的比较优势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良好愿望，便会造成适得其反的结果。
   
    三、报酬递增的投资与社会领域改革
   
    提高资本-劳动比固然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途径之一，但是，资本报酬递减现象为这一途径设置了限度。只有持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才是劳动生产率增长的不竭源泉。这个道理是广为人知的，但是，改善全要素生产率并保持其持续增长的秘笈，却是由如日本这样经历过因全要素生产率徘徊导致经济发展停滞的国家，用惨痛的代价换来的。即便这些经验和教训如此弥足珍贵，却仍然鲜为人知或者被包括日本的决策者在内的人们所忽略。
    在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通过劳动力从低生产率部门（农业）向高生产率部门（非农产业）转移，可以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是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在改革开放时期的高速增长，已经获益于这个效率源泉。通过变革体制、改善管理、积累人力资本、激励当事人、创新技术和更新生产流程，可以获得全要素生产率的另一个源泉，即技术效率。这个道理也是不言而喻的。关键在于如何使这些事件在现实世界里发生，政府应该做什么、不做什么才有助于这种效率的实际获得。
    简单的答案是：政府减少对直接经济过程的介入和干预，转而着力于社会资本的积累，并创造一个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环境。很显然，这涉及到政府职能的根本性转变。这时，投资类别Ⅲ就闪亮登场了。以提高人力资本存量为目标的社会事业投资，不会发生报酬递减的现象，因而是不会犯选择性错误、具有可持续性的投资领域。并且，教育、培训、科学研究和社会保障等领域，因直接改善劳动者的素质和预期，发挥其生产和创新的主动性，也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源泉。不过，这类投资看似市场回报不那么直接，价格信号也不那么明显，有时还会遇到激励不足的难题，非要有良好的制度安排，不能引导充足的投入。因此，我们需要一系列相关的改革。
    具体来说，这样的改革主要包括以下一些领域和突破点。第一，教育体制亟待一个脱胎换骨式的改革，核心是实现“政教分离”，即政府集中于管理、规范和公共教育资源的均等性分配，而给予教育事业更充分的空间实现自主发展。当务之急包括放松对社会办学的制度禁锢，同时实现高中教育和学前教育的义务化。第二，通过接纳农民工在城市落户，以及消除户籍人口与流动人口之间在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不均等性，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第三，社会保障制度要在提高覆盖率努力的同时，理清并确立总体思路，避免保障项目的碎片化倾向，在人口加速老龄化的条件下保持其可持续性。第四，以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为重点，推进劳动力市场制度的建设，实现劳动者报酬和工作条件决定的良性机制，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上述改革领域不仅是进一步深化整体改革的重点，这些领域的改革也是众多改革选项中“低垂的果子”，已经显现出可以迅速切入的改革突破口，因此应该给予最高的优先序。首先，社会领域的改革有利于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政府的管理能力也是稀缺资源，一旦在社会领域明确了政府的责任，特别是与政府管理与服务有关的支出和投入责任的硬化，不仅有利于直接引导政府职能向这些方面的转变，也会因为优先序的变化，降低政府部门干预直接经济过程的机会。其次，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不协调也表现在社会领域改革的相对滞后上面，因此，不仅这些领域的改革越来越紧迫，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同时也使这些领域的改革边际收益最大，相对而言，具有帕累托改进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