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总量态势

 

    经济增长稳中趋降

 

    初步测算，2011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471564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9.2%。分季度看，一季度同比增长9.7%，二季度增长9.5%，三季度增长9.1%，四季度增长8.9%。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47712亿元，比上年增长4.5%；第二产业增加值220592亿元，增长10.6%；第三产业增加值203260亿元，增长8.9%。从环比看，四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2.0%。

    全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13.9%。1-11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46638亿元，同比增长24.4%。在39个大类行业中，36个行业利润同比增长，3个行业利润同比下降。

    2. CPI同比涨幅连续回落

 

    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上涨5.4%。其中，城市上涨5.3%，农村上涨5.8%。分类别看，食品上涨11.8%，烟酒及用品上涨2.8%，衣着上涨2.1%，家庭设备用品及维修服务上涨2.4%，医疗保健和个人用品上涨3.4%，交通和通信上涨0.5%，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上涨0.4%，居住上涨5.3%。7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涨幅达到高点6.5%后，涨幅连续回落。

    全年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比上年上涨6.0%,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上涨9.1%。

 

    3.就业情况变化不大

 

    城镇登记失业率变化不大，民工荒和用工荒并存。尽管劳动成本提高较快，今后每年还需解决几百万人的就业问题。

 

    4. 外汇储备增速略有回落

 

    2011年12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31811.48亿美元，同比增长11.7%。12月末人民币汇率为1美元兑6.3009元人民币。

 

    二、因素与结构

 

    房地产投资增速放缓  汽车销售回落幅度较大

 

    全年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301933亿元，比上年名义增长23.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6.1%）。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投资107486亿元，增长11.1%。分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6792亿元，比上年增长25.0%；第二产业投资132263亿元，增长27.3%；第三产业投资162877亿元，增长21.1%。分地区看，东部地区增长21.3%，中部地区增长28.8%，西部地区增长29.2%。全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61740亿元，比上年名义增长27.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20.0%），增速比前三季度回落4.1个百分点，比上年回落5.3个百分点；其中住宅投资增长30.2%，分别回落5.0和2.6个百分点。

    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81226亿元，比上年名义增长17.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1.6%）。其中，城镇消费品零售额156908亿元，比上年增长17.2%；乡村消费品零售额24318亿元，增长16.7%。按消费形态分，餐饮收入20543亿元，比上年增长16.9%；商品零售160683亿元，增长17.2%。在商品零售中，限额以上企业（单位）商品零售额78164亿元，增长23.2%。其中，汽车类增长14.6%，增速比上年回落20.2个百分点；家具类增长32.8%，回落4.4个百分点；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增长21.6%，回落6.1个百分点。

 

    2.出口增长趋缓  贸易顺差收窄

 

    2011年全年，全国进出口总值为36420.6亿美元，同比增长22.5%，其中：出口18986.0亿美元，增长20.3%；进口17434.6亿美元，增长24.9%。贸易顺差1551.4亿美元，比上年净减少263.7亿美元，收窄14.5%。

    2011年1-11月，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5086家，同比增长3.2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037.69亿美元，同比增长13.15%。对华投资前十位国家/地区依次为：香港（683.52亿美元）、台湾（62.45亿美元）、日本（59.38亿美元）、新加坡（52.94亿美元）、美国（27.39亿美元）、韩国（23.36亿美元）、英国（15.57亿美元）、德国（11.06亿美元）、法国（7.64亿美元）和荷兰（7.25亿美元），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的91.6%。

 

    3.财政收入高速增长  地方收入快于中央收入

 

    1-12月累计，全国财政收入103740亿元，比上年增加20639亿元，增长24.8%。其中，中央本级收入51306亿元，比上年增加8818亿元，增长20.8%；地方本级收入52434亿元，比上年增加11821亿元，增长29.1%。财政收入中的税收收入89720亿元，增长22.6%；非税收入14020亿元，增长41.7%。

 

    4.货币供应量增速回落  新增贷款比上年减少

 

    12月末，广义货币（M2）85.2万亿元，比上年末增长13.6%，增速比上年末回落6.1个百分点；狭义货币（M1）29.0万亿元，增长7.9%，回落13.3个百分点；流通中现金（M0）5.1万亿元，增长13.8%，回落2.9个百分点。全年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54.8万亿元，新增人民币各项贷款7.5万亿元，比上年少增3901亿元。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80.9万亿元，各项存款增加9.6万亿元，比上年少增2.3万亿元。

 

    5.银行间市场交投平淡  拆借和债券利率回落

 

    全年银行间市场人民币交易累计成交196.54万亿元，日均成交7861亿元，日均成交同比增长9.5%。

12月份银行间市场同业拆借月加权平均利率为3.33%，比11月份低0.16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高0.41个百分点；质押式债券回购月加权平均利率为3.37%,比11月份低0.15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高0.25个百分点。

 

    6.全球市场继续疲软  A股指数震荡下行

 

    受欧美金融危机的第二波影响，第四季度，全球股市及商品市场继续疲软。道琼斯指数及伦敦金属都呈震荡下行趋势。国内经济增长也明显趋缓。受国内和国外经济环境影响，A股也呈继续震荡下行趋势。上证指数从十月的阶段高点2500多点下跌至年终2100多点。上证指数从2007年6100多点开始下跌，2008年底出现1600多点的第一个低点，年终再现第二个低点。总体反映出危机后的双底形态。

 

 

    三，政策效应

 

    总体判断

 

    2011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471564亿元，增长9.2%，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上涨5.4%。从经济增长来看，呈逐季回落态势，四个季度分别为9.7%、9.5%、9.1%和8.9%。这种情况的出现符合人们的普遍预期，既是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下降的必然结果，也是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显现。

    经济增长高位回落（与2009年持平，比2010年下降1.2个百分点），为经济调整腾出了一些空间。有人据此得出结论，中国的“经济增长将告别唯GDP时代”，似乎有些过于乐观；以广东、北京、上海“十二五”8%的增长目标和发展文化产业为据，也缺乏说服力。因为，对于三地来说，8%的目标也是超过潜在能力的增长，而发展文化产业正在成为很多地方圈地、搞开发区、增投资、上项目的口号。其实，能否告别唯GDP的经济增长，既不取决于经济增长潜力如何，也不取决于宏观政策操作，而是取决于生产的制度结构及其决定的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如果以国家资本主义为基础和以政府投资为主导的经济增长不能改变，怎么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水平和增加百姓的福利？怎么从“投资驱动型”转向“消费驱动型”？唯GDP的增长是改变不了的。

    从拉动经济增长的三大需求来看，投资仍然是主要动力，名义增长23.8%，由于保障房建设和基础设施投资弥补了由于房地产调控而带来的投资减少，增速与上年持平，对GDP的贡献度达54.2%。消费增长17.1%，比上年有所回落，主要是汽车和楼市相关类产品增长趋缓，但基本比较稳定，对GDP的贡献达51.6%。而净出口比上年减少，对GDP的贡献为－5.8%。这既与国际经济形势有关，也是经济调整的题中应有之义。

 

    通货膨胀的长期趋势

 

    消费物价的高位回落，从7月份6.5%的高点回落至12月份的4.1%，虽然全年明显超过、但年末却接近了政府年初确立的控制目标。这既与经济增长的走势相符，也与政策调控的效应有关；通货膨胀预期也随经济增长回落和货币政策的趋紧而下降，再加上粮食丰收、猪肉供给回升，抑制了食品价格的进一步上涨，也使人们松了一口气。不过，我们既要看到物价的短期变化，更要关注它的长期趋势。

    在上个季度的宏观分析中，我们就提出了通货膨胀长期化的趋势，不少人不以为然，因而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要知道，我们不仅结束了低成本扩张的时代，而且长期的市场扭曲积累了价格上涨的压力。其中，劳动力成本的上涨将是一长期因素，城市营商成本的上升、环境成本的增加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这也包括对过去长期抑制的释放和反弹。如果再看看国际经济形势，世界经济复苏的迟滞和欧债危机的进一步发展，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有可能进一步宽松，大宗商品价格还可能上涨。这也不是短期能够解决的问题。人们只看到经济增长的回落，而没有注意到货币政策由从紧向宽松的变化，特别是资源要素价格改革滞后，已经造成了极大的扭曲。要加快增长方式的转换，要改善严重失衡的经济结构，就要解决资源要素价格长期偏低的问题，也决非一日之功。总之，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过程，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个价格上涨压力的释放过程。

 

    高投资和高储蓄与金融结构和金融政策

 

    前已指出，中国的经济主要是依靠投资拉动的，投资增长很快，投资率高。支撑高投资的是高储蓄。因此，看一看中国的储蓄率和储蓄结构是很有必要的。

 

资料来源：按《中国统计年鉴》资金流量表数据计算。

 

    从上表可以看出，中国的储蓄率很高，而且是不断提高的。到了本世纪超过了40%，近几年超过了50%，去年超过了53%。高储蓄和高增长是彼此相关的，然而，即使处在高速发展阶段的国家，也很少有达到这么高储蓄率的。日本储蓄率的峰值是1970年的40.4%，台湾地区1989年最高达38.5%，韩国1988年最高也是38.5%，只有新加坡的储蓄率1995年达到 50.8%。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来看，储蓄率达到峰值以后会逐渐回落，而中国目前的情况似乎是还未达到峰值。储蓄率的高低既与经济发展阶段相关，也与人口年龄结构有关，还与文化传统有关，恐怕与制度结构不无关系。

    储蓄包括居民储蓄、政府储蓄和企业储蓄。从上表的数据可以看出，居民储蓄率相对稳定，通常在20%上下；而政府储蓄率和企业储蓄率提高较大，前者从1995年的2－3%提高到2007年的8－9%，后者从15%左右提高到20%以上。

    政府的高储蓄既与政府财政收入的高速增长有关，也与政府在公共服务上的支出不足有关。从90年代中期以来，政府收入的增长一直高于GDP的增长，甚至达GDP增长的2－3倍，而政府用在公共服务上的支出却相对较少。根据徐滇庆的文章，2010年中国政府花在教育上的支出占GDP的3.1%，在世界排名第128位；花在医疗上的支出占GDP的4.6%，居世界第148位。2009年政府用在教育、医疗、社保就业和环境保护四大民生支出占全部财政支出的31.2%，也是相当低的。

    企业储蓄的高增长与国有企业的比重太高有关，特别是国有垄断企业比重较大，高额的垄断利润和垄断租金，再加上优越的融资条件，为其保持高储蓄创造了条件。

    居民的高储蓄与居民的消费动机和消费行为有关，也与金融抑制和金融体制有关。居民银行储蓄存款的增长也说明了这一点。近10年来，居民储蓄存款以年平均16.2%的速度增长，2010年，总额已经超过30万亿元，相当于当年GDP的75.6%。特别是近三年来，在实际利率为负的情况下，居民储蓄存款增加了7万多亿元。

    很多研究表明，我国居民的消费行为有着明显而强烈的预防动机，这与人们的预期不稳密切相关。除了收入增长的不稳定以外，更重要的是消费支出增长的巨大压力，主要是子女教育、住房和养老支出增加太快，如，北京幼儿园入园赞助费、中小学择校费已经达到数万元，有的甚至高达数十万元，再加上高额通货膨胀的压力。因此，人们明明知道存款吃亏，也要把钱放在银行，而不敢增加消费。

    居民储蓄的快速增长是在实际利率为负的情况下发生的。而负利率是金融抑制的重要表现。这说明了投资渠道的狭窄和不畅，人们宁可承受财富的不断缩水，也不得不把钱存放在银行，而没有其他保值增值的投资途径。如果考虑在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和融资困难，这种情况的不合理之处难道还不清楚吗？如果考虑到银行的巨大利差和高额盈利，难道不是对老百姓明目张胆地剥夺吗？

    居民的储蓄率高，说明民间的资金是相当充裕的。这也为民间金融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资金来源。既然中小企业又有资金需求，正规金融又满足不了，民间金融的发展，甚至高利贷的泛滥也就是无法避免的。监管当局想用杀鸡给猴看的办法，严厉整治几个违规违法的非法集资案来解决这一问题，如最近吴英案的改判，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会造成很大的负面效果，这是给民间金融的“猴”看的。最根本的途径还是放开民间金融和中小金融。这一点也许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

    过去我们一直主张放开民间金融和中小金融，但对民间金融和中小金融在金融结构中的地位并未充分讨论。有人主张以中小金融为主，也有人主张以直接融资为主，但从金融业在现代经济发展的地位和中国的实际出发，也许大型金融与中小金融并重为好，现有的以大型金融为主的结构应当改变；直接融资应当发展，但中期内难以为主，还要以间接融资为主。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的金融发展相对落后，资本市场更为落后，股市的情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如果没有大量中小金融的基础和支撑，不仅满足不了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且大型金融的发展也会走样，形成大而不强的态势，缺乏应有的效率和竞争力，不要说到国际市场上去打拚，如果真正放开民间金融和中小金融，就是在国内也难以立足。不仅如此，也许从放开民间金融和中融入手，是打破国有部门垄断，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的一个可行途径。

    前已指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高储蓄和高投资，这种情况中短期内也许改变不了，它是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问题的关键在于，储蓄结构不合理，投资效率低，特别是政府投资效率更低，除了大量基础设施投资以外，楼堂馆所投资占了不小的比例。就是基础设施投资，既有不足的方面，也有过剩的地方。如果到内地一些地方看看，6车道、8 车道的高速公路没有几辆车行驶。所以，与其把力量放在增加和争夺投资上，不如把心思花在提高投资效率上。这也有赖于激励约束机制的改变。

 

    关于地方发债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10月20日，财政部宣布，上海、浙江、广东、深圳四个地方进行自行发债试点。应当说，从中央代地方发债到地方自行发债是财政改革的一个突破和进步。因为，地方作为一级独立财政，应当有独立的设税权和发债权，以便自求财政收支平衡。过去虽然不让地方发债，但所有地方都在举债，一万多家地方融资平台就在经营地方债务，其中的问题不少。而地方自行发债，一方面增大了地方自主财力，另一方面也了增强了地方的自主意识，同时有可能加剧中央和地方、地方与地方的竞争。

    但自行发债不等于自主发债。现行办法规定，发债总额一定，如上海71亿元，广东（不含深圳）67亿元；实行年度发行限额管理，当年有效；发行的是记账式固定利率付息债券；期限为3年和5年，各占发债规模的50%；由财政部代办还本付息。

    现行办法的首要目的不在于建立起一套地方发行债券的制度规则，而在于解决地方资金紧张问题。比如，各地的债务使用方案先报本省（市）政府审批，再报财政部审批，地方人大一直缺位，连个橡皮图章也不盖。再如，现行发债依赖的是中央信用，所以也得由中央兜底，财政部代办还本付息，地方政府无破产之虞。还如，发行地方债券本身是通过市场对地方政府形成约束，因为债券价格的起伏波动反映了政府的行政能力和行政绩效，从而影响到辖区居民对政府的信用度，进而影响到下一次选票的归属。我们没有这样的机制。允许地方自行发债有可能增大对地方政府的市场监督，但能否建立这样的机制，我看很难。

    在发债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一旦放开，能不能控制得住也是个问题。因而，此举有可能增大政府债务风险。这是值得特别关注的问题。因为在现行体制下，地方政府的投资饥渴是无法抑制的，地方政府钱不少，但没有一个地方不缺钱的，而地方发债机制中最大的问题是偿还资金的保证问题，包括担保和抵押问题。据2012年审计署第1号审计令，历经半年多的整改，去年审计中总额约5300亿元的“问题”地方政府性债务，整改到位率不到49%，而2012－2014年将分别有1.8、1.2和1万亿元的地方债务集中到期，偿还资金尚无着落。因为不少地方债务的偿还对土地出让收入的依赖很大。据中国指数研究院、中原地产、世联地产等机构的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全国130个城市的土地出让金1.86万亿元，同比减少13%，加上未统计的城市，约2.4万亿元，减收5000亿元。今年地价有可能继续下跌。还债资金如何筹集还是个问题。此外，中央债务也不小，尽管4万亿投资中1.12万亿落入铁路，但铁道部负债高达2万亿元，现在还要增发政府担保债券。中国潜藏着不同于发达国家的债务危机。

    除了地方独立的设税权和发债权以外，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还有两个重要问题值得关注。

    一是财权和事权的划分。从财权来看，1）增值税75%归中央，25%归地方；2）消费税、关税全归中央；3）所得税60%归中央，40%归地方；4）营业税中铁道、商业银行总行、各保险公司集中交纳的部分归中央，其余归地方。从事权来看，除国防、外交外，地方承担着绝大部分公共服务：1）教育94.6%；2）社保和就业94%；3）环境保护98%；4）医疗卫生98.4%。可见，财权和事权是不相匹配的。中央的财权大于事权，地方的事权大于财权。这既是中央控制地方的手段之一，也是地方行为扭曲的重要原因。往往是中央请客，地方付账，而地方则跑部（步）钱（前）进。更重要的是，这种情况看来难以改变，因为17大报告指出，中国将进行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改革，这里的一字之差改变了财政改革的方向，即在保持中央和地方分成比例基本不变的基础上，通过完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为地方培植财源。

    二是中央收入和转移支付。在90年代中期以前，地方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60－85%，且大于地方支出，中央曾向地方借款。从1994年实行分税制以后，中央收入占比增加到50－60%，而中央支出占比在30%左右，进入本世纪逐渐下降到20%。

    中央财政收支差额主要是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2009年，中央收入35915.71亿元，其中，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20659.92亿元，占中央收入的57.5%和地方支出的33.8%，相当于中央支出的1.35倍和地方收入的63.4%。2010年，中央财政收入42488亿元，其中，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32341亿元，占中央收入的76.1%，相当于中央支出的3.19倍和地方收入的79.6%。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的数量过大，前者是收的多返还的也多，对发达地区有利；后者在很多不发达地区甚至占收入的一半以上，且很多是戴帽下达，专款专用，地方还要有配套资金，进一步限制了地方财政的自由度。进而形成强政府、富中央、穷百姓、地方苦乐不均的格局。

    最近，财政部提出了实施结构性减税的政策，这虽然是必要的，但是不够的，财政问题事关大局，直接决定着政府的行为。恐怕要考虑从如何建立中国式的财政联邦制入手。

 

    四，体制分析

 

    改革的最后时机

 

    未来5－10年，对于党和政府来说，有可能是进行改革的最后时机。其原因有三。

    一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是经济增长。现在经过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潜力已经明显下降，经济失衡已经相当严重。   
    二是目前的社会矛盾已经非常尖锐，群体性事件多发，每年达10万多起，最近的乌坎事件已经出现了新的趋势，而现行的维稳办法成本巨大而收效甚微，不仅无济于事，而且有火上浇油之效。社会的稳定性已经受到严重威胁。表面的稳定掩盖着严重的社会危机。

    三是人们对现实普遍不满，几乎人人都在抱怨，政府的话很少有人相信，人们往往从反面解读政府的言行，发生一件事情，人们也往往归罪于政府，人心的背向正在发生变化。

    因此，未来5－10年是一个相当不确定的时期，如果不能通过社会政治经济的改革，化解矛盾和危机，那么，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

 

    改革的方向和思路

 

    现行体制的弊端是政府太强，社会太弱，市场扭曲。政府是目前中国最大、最强、最重要的行为主体，占据了太多的资源，又直接参与和干预社会经济生活，主导经济的运行和发展，社会太小太弱，几乎没有发育起来，改革开放以前，我们基本上是以党代政，以政代社，社会组织和社会机构基本上没有什么地位。改革开放以后，虽然有所发展，但仍受到很大限制，可以说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市场虽有一定的发展，但又发生了很大的扭曲，该市场化的方面政府仍然管制，或者市场化不足，而不该市场化的部分，政府又通过甩包袱的办法给市场化了。在整个社会生活经济中，其他行为主体如果不能与政府保持一致和与官员保持联系，很难存续，很难发展，因而主动投靠政府和官员，并通过政府寻租成为普遍的行为方式。因此，改革的方向是：约束政府，壮大社会，回归市场。三者的关系是，要回归市场，必须约束政府；要约束政府，必须壮大社会；从壮大社会入手，可能是解开三者连环关系的一个可行的选择。

    人的行为是由制度规则决定的，因此，制度是重要的。然而，制度变迁又与人的理念高度相关，有什么样的理念，就会建立什么样的制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理念可能更重要。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理念？

    一是要从壮大社会取得突破，就必须从落实宪法第35条做起，即真正实行言论、集会、结社自由。让民间机构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自由设立，独立活动。社会机构发展起来，不仅可以代行政府的很多职能，对政府形成监督，而且相互之间也会形成合作和制衡。这样的社会才有可能达到真正的和谐和稳定。

    二是改革无限政府，建设有限政府。这是政治理念的根本转变。小政府大社会不是个严谨说法，我们的政府的确很大，大到拥有无限权力，大到权力不受约束，因而是一个无限政府。其实，政府只是社会机构中的一个，尽管是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一个，但究竟只是多元社会中的一家。在现代社会，政府只能拥有法律明确规定的权力，而且这种权力还要受到必要的约束、制衡和监督。而真正对政府和官员形成约束、监督和制衡的，不是依靠纪检委和反贪局，而是依靠社会机构，依靠独立的司法和自由的新闻。

    三是打破国有部门垄断，扶植民营经济发展，走出政府主导和政府控制的怪圈，真正回归市场。

    至于改革具体内容，举其要者有：

    一是改审批制和登记制，让各种社团法人，包括工会、农会等自由建立，独立发展。撤销违宪的游行登记审批的法律规定。从而形成政府与社会、社会中的各个机构互动制衡的格局。

    二是真正实施公共财政。让纳税人参与、讨论和决定政府预算，通过公共选择的政治过程而不是现行的行政过程进行预算决策；建立全面统一的政府预算，把预算外和财政外资金（包括各单位的小金库）纳入预算；按照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原则重建中央和地方的财政联邦制关系；为财政支出用于经济投资的规模设定上限，保证财政支出主要用于教育、医疗、社保就业和环境保护等社会公共服务。改变现行强政府，富中央、穷百姓、地方苦乐不均的不合理状态。

    三是先收租，再分利，推进资源要素价格改革，解决国有企业的利益侵占问题。使资源要素租金真正成为全体人民的财产，人人有份，共同分享。

    四是推进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改革，解决利率和汇率的长期呆滞和扭曲问题。

 

    改革前景

    一切改革都是在出现危机的情况下发生的，是在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都无法按照原来的方式生活下去的时候进行的。1978年的情况就是如此，文革使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30年的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使老百姓吃不饱肚子，于是开始了市场化的改革。今天也面临着一种危机的形势，只是与1978年时的危机情况不同罢了。因而存在着改革推进的可能。

    一是决策者认识和感受到危机，因为，如果说本届政府能够平稳落地，那么，下一届政府要想平稳落地，就不大可能。因此，从维护执政党和决策者的地位出发，当权者有可能推进改革。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可能性不会很大。

    二是社会矛盾在某个方面激化，现行链条从某个环节断裂出事，迫使决策者进行改革。这种可能性较大，但其结果如何也很难说，有好坏两种可能。

    今年面临换届，决策者以稳为重。但如果想推进改革，应当展开研究和讨论，进行必要的准备。

    未来是不确定的，情况究竟如何，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今年的世界面临着很大的不确定性，56个国家面临政府换届，中国也是其中之一。地区性的冲突更是无法避免，美伊的对峙也在不断升级。世界经济也是前景暗淡，IMF等国际机构普遍调低了对2012年世界经济增长的预测。

    自从金融危机暴发，特别是欧债危机深化以来，发达经济体陷入了一个长期疲软和衰退的境地。人们提出了一个描绘世界经济态势的用语，“新常态”。所谓新常态，就是增长率低，失业率高，货币宽松，财政吃紧，风险和危机大增。这种情况不是短期内可以解决的，甚至可能会持续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因此，发达国家同样面临着一个结构大调整的任务。

    然而，从现有的情况来看，几乎没有一个国家认真对待这一问题。美国并没有设法提高储蓄率，减少消费，降低两大赤字，而是仍然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力图迫使别的国家进行调整，则自己从中得利。想以制造业重新回归，减少失业，振兴经济，谈何容易。欧洲的调整更是艰难。几个危机国家虽然通过政府更迭，削减政府支出和政府债务，但没有欧盟的支持帮助和一致行动，单靠危机国家是不可能的。但是，上个月欧盟峰会达成的协议未能取得足够的突破，无法解决欧元区的金融难题，欧洲领导人近期采取的政策措施不足以应对欧元区内部存在的系统性压力。因此，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公司1月13日“血洗”欧元区评级，包括法国在内的9个国家遭到降级，其中，法国和奥地利丧失了最高的3A评级，被下调一个等级；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被下调两个评级。欧元区17个国家中，只有德国、芬兰、卢森堡、荷兰四个国家维持3A的最高评级。

    日本经济长期衰退，再加上地震的影响，仍然是看不到出头之日。

    发达经济体的日子不好过，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的情况好一些，但也有自己的问题。不可过分乐观。

    中国经济也面临着不同的结构调整，也寄希望于改革和调整的推进，近期内进行重大改革和调整的希望不大，小的调整还会出台。在经济增长潜力下降和国际经济不振的情况下，未来一年的经济增长会继续趋缓，物价上涨也会比今年稍低，出口增长会放慢，净出口会继续减少。据此，我们对2012年第1季度和全年的经济走势作预测如下。

 

 

注：1.GDP和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按可比价格计算，其余指标按现价计算；

2.固定资产投资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3.工业增加值为国有企业和产品销售收入在500万元以上的非国有企业的增加值。

 

张曙光（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张　弛（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

2012－01－21，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