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总量态势

 

    国民经济增速进一步放缓

 

    初步测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227098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7.8%。其中，一季度增长8.1%，二季度增长7.6%。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17471亿元，同比增长4.3%；第二产业增加值110950亿元，增长8.3%；第三产业增加值98677亿元，增长7.7%。从环比看，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8%。

    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5%，增速比一季度回落1.1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回落3.8个百分点。分经济类型看，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0%，集体企业增长8.0%，股份制企业增长12.4%，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增长6.3%。分轻重工业看，重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1%，轻工业增长11.1%。分行业看，41个大类行业中有40个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分地区看，东部地区同比增长8.9%，中部地区增长12.9%，西部地区增长13.2%。

 
    居民消费价格涨幅继续回落

 

    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3.3%，涨幅比一季度回落0.5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回落2.1个百分点。其中，城市上涨3.3%，农村上涨3.3%。分类别看，食品上涨6.9%，烟酒及用品上涨3.5%，衣着上涨3.5%，家庭设备用品及维修服务上涨2.2%，医疗保健和个人用品上涨2.4%，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上涨0.2%，居住上涨1.8%，交通和通信持平。6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2.2%，环比下降0.6%。

上半年，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下降0.6%，一季度和上年同期分别为上涨0.1%和7.0%；其中6月份同比下降2.1%，环比下降0.7%。上半年，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下降0.3%；其中6月份同比下降2.5%，环比下降0.8%。

    3. 就业形势不容乐观

 

    尽管工资和劳动成本上升，招工难和就业难的问题同时存在。大学生就业困难，其工资也不高，甚至出现大学生与农民工竞争的现象。既说明教育的失误，也说明就业市场的扭曲

 

    4. 外汇储备略有下降

 

    6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3.24万亿美元,比1季度末减少650亿美元。6月末，人民币汇率为1美元兑6.3249元人民币。

 

    二、因素与结构

 

    1．房地产投资增速明显回落，社会消费品零售相对平稳

 

    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150710亿元，同比名义增长20.4%（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8.0%），增速比一季度回落0.5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回落5.2个百分点。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投资48986亿元，增长13.8%。分地区看，东部地区投资同比增长19.3%，中部地区增长25.3%，西部地区增长23.9%。分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3654亿元，同比增长28.6%；第二产业投资67768亿元，增长23.7%；第三产业投资79288亿元，增长17.4%。上半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30610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6.6%（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4.3%），增速比一季度回落6.9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回落16.3个百分点。

    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98222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4.4%（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1.2%），增速比一季度回落0.4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回落2.4个百分点。其中，限额以上企业（单位）消费品零售额46592亿元，增长14.9%。按经营单位所在地分，城镇消费品零售额85123亿元，增长14.3%；乡村消费品零售额13099亿元，增长14.5%。按消费形态分，餐饮收入10837亿元，同比增长13.2%；商品零售87385亿元，增长14.5%。

    2.一般贸易增速较快 外商投资回落明显

 

    上半年，进出口总额18398.4亿美元，同比增长8.0%，增速比一季度加快0.8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回落17.8个百分点。其中，出口9543.8亿美元，增长9.2%；进口8854.6亿美元，增长6.7%。进出口相抵，顺差689.2亿美元。一般贸易出口4605.8亿美元，增长10.1%；加工贸易出口4152.7亿美元，增长6.4%。6月份，进出口总额3286.9亿美元，同比增长9.0%；出口1802.1亿美元，增长11.3%；进口1484.8亿美元，增长6.3%。

    1-5月，外商投资新设立企业9261家，同比下降12.16%；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71.1亿美元，同比下降1.91%。1-5月，美国对华实际投入外资金额12.89亿美元，同比增长0.29%。亚洲十国/地区（香港、澳门、台湾省、日本、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韩国）对华实际投入外资金额406.56亿美元，同比下降1.41%。欧盟27国对华实际投入外资金额27.81亿美元，同比下降5.06%，降幅比前4个月缩窄23个百分点。

    3. 财政收入增长较快 工业利润增长下降

 

    1-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18434亿元，同比下降2.4%。在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26个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3个行业同比下降，1个行业由亏损转为盈利，1个行业由盈利转为亏损。

    上半年累计，全国财政收入63765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6919亿元，增长12.2%。其中，中央财政收入31819亿元，同比增长10%；地方本级收入31976亿元，同比增长14.4%。财政收入中的税收收入54932亿元，同比增长9.8%。分季度看，一季度全国财政收入增长14.7%，二季度增长10%。

 

    4. 社会融资规模继续扩大 货币供应量增速稳定

 

    初步统计，2012年上半年社会融资规模为7.78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135亿元。其中，人民币贷款增加4.86万亿元，同比多增6833亿元；外币贷款折合人民币增加2765亿元，同比少增596亿元；委托贷款增加4827亿元，同比少增2201亿元；信托贷款增加3432亿元，同比多增2519亿元；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增加6089亿元，同比少增7178亿元；企业债券净融资8244亿元，同比多1656亿元；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1495亿元，同比少1182亿元。6月份社会融资规模为1.78万亿元，分别比上月和上年同期多6381亿元和6940亿元。

6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92.50万亿元,同比增长13.6%，比上月末高0.4个百分点，与上年末持平；狭义货币(M1)余额28.75万亿元,同比增长4.7%，比上月末高1.2个百分点，比上年末低3.2个百分点；流通中货币(M0)余额4.93万亿元,同比增长10.8%。上半年净回笼现金1465亿元。

 

    5. 货币市场交投活跃 市场利率先升后降

 

    上半年,银行间人民币市场以拆借、现券和债券回购方式合计成交127.58万亿元，日均成交1.05万亿元，日均成交同比增长39.0%。

6月份,银行间市场同业拆借月加权平均利率为2.72%，比上月高0.53个百分点；质押式债券回购月加权平均利率为2.81%,比上月高0.58个百分点。从6月26日，央行连续启动逆回购以后，货币市场利率不断下降。

 

    6. 股市长期低迷 年中回到了年初

 

    二季度，全球经济继续仍处于低谷徘徊，国内经济继续回落。全球股市处于低谷，上证指数继续在2100点与2500点之间窄幅振荡。从长期来看，A股仍处于底部阶段，基本上又回到了今年年初。

   
    三、政策效应

 

    总体态势的观察与思考

 

    今年第2季度GDP增长7.6%，比1季度减慢0.5个百分点，系三年来最低；上半年，GDP增长7.8%，工业增加值增长10.5%，6月份的CPI上涨2.2%，显示出经济运行继续下行回落态势。

    总体来看，超过7.5%的增长仍然高于年初政府制定的目标，经济仍在目标区域运行，并不是严重失速，但却接近了政府可能承受的下限，也超出了一般人的预期。因为，在讨论1季度的宏观经济运行时，基于3月份的工业生产、消费品销售、出口增长和信贷投放都高于前两个月，经济运行的先行指标，如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企业景气指数和企业家信心指数也出现回升，很多人预测，2季度有望企稳回升。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当时，我们就明确指出，由于经济效益下滑，营商成本上升，中小企业问题仍未得到解决。经济运行仍然存在着继续下行的风险。

    现在，有人又认为，投资、消费和进出口“三驾马车”都有比较强的增长动力，预期第3季度的经济运行会企稳回升。我们认为，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仍然不能排除经济下行的风险。因为，2季度的经济运行就是在政策扩张的情况下进行的，但是，经济运行的内外环境并未改善，增长的基础也不稳固。国际经济环境谈不到好转，只要不继续恶化就不错了。国内已经把稳增长放在了首要位置，宽松政策陆续出台，但问题的关键也许不在政策层面，而在体制和结构层面，在体制和结构未能改善和无法改善的情况下，政策的作用不仅会受到限制，而且会发生扭曲。不仅如此，政策的宽松与结构调整和体制转型往往是矛盾的。而体制和结构调整并未取得突破，在政策变调的情况下，且有倒退和恶化的风险。

    这次经济增长“破八”与2009年的“破八”不同，那次是因为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带有突然性，这次是经济增长潜力下降，具有必然性；上次2009年第1季度一下子跌到6.61%，这次跌到7.6%；上次靠4万亿投资，第4季度就上升到了9.21%，这一次没有了4万亿，重回9%以上不大可能，站在8%就不错了。有人认为，经济增长“破八”是因为实行了以“控物价”为重点的宏观政策，当前物价上涨大幅回落，就是以“控物价”为重点的宏观政策的反映。这种说法掩盖了经济增长潜力下降的事实。去年的宏观政策以控物价为重点，今年初就逐步改变了。6月份的物价的大幅回落，既与经济走低有关，也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走低有关，季节性因素也不可忽视。

    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稳增长首先要稳投资。限购限贷等政策名义目标是限制房价上涨，实际是既抑制需求，又限制供给，房地产投资的大幅回落就是证明。如果说去年保障投资的增加弥补了商品房投资的下降，房地产投资的增长仍然稳定在30%，那么，今年上半年保障房建设抓得又早又紧，而房地产投资增速只及去年同期的一半左右。尽管政府表示，房地产调控不能功亏一篑，也不会公开明显放松，但绝不会进一步加码。为了稳投资，政府加快了投资项目，特别是大型项目的审批速度，鉴于投资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短期内的拉动作用有限，国务院希望在铁路、市政、能源、电信、教育、卫生等领域抓几件实事，以提振投资者的信心，甚至去年停止和下马的高铁项目也重新上马建设，各地政府也想搞点大手笔。这种情况发展的结果，一方面有可能实现短期的保增长，使下半年的增长回升，另一方面，有可能使已经过剩的生产能力更加过剩。笔者从去年末以来多次去上海出差，来回均乘京沪高铁，一等票的上座率不到1/3，其他线路不比京沪线好。我们不知道，这种投资和增长除了一个好看的速度数字以外有什么好处？这种投资如何收回，何时能够收回？为了增加投资，铁道部再次举债，这种债务如何偿还，用什么偿还？更为重要的是，如果通过这种办法保住了今年的增长，一旦经济再次下行，还能拿出什么挽救的办法？

    为了稳增长，政府出台多项政策刺激消费，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也有所加快，但消费增长仍在回落，一方面说明政策选择不当，另一方面，也说明问题的关键不在宏观经济政策，或者说，这不是单纯的政策调控就能解决的问题，不改善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和体制环境，消费很难改善。比如，财政部、发改委和工信部“关于印发《节能产品惠民工程高效节给平板电视推广实施细则》的通知”，从6月1日起，中央财政将安排256亿元用于支持扩大节能家电产品消费，推广期限暂定到明年5月31日。但实施1月，市场反应平淡，其原因在于家电市场基本饱和，消费能力遭到透支，消费者考虑的不是环保，而是腰包。

    由于欧债危机继续发酵和国际经济衰退，出口下降明显，进口也由于国内经济回落而失速。在外部需求减少的同时，成本上升也是出口企业面临的大问题。据海关总署对1856家出口企业的调查，76.7%的企业认为出口综合成本同比增加，其中劳动成本增加的占80.4%，汇率成本增加的占56.4%，原材料成本增加的占56%。利息调降0.5%的成本降低抵补不了5%的利润减少。因此，稳定出口更不是宏观政策能够解决的问题，问题的根源在于国际经济形势不好以及造成企业利润减少的体制和结构原因。虽然官方对今年的出口形势比较乐观，有望实现10%的增长目标，但对严峻的形势应当有充分的估计。

 

    货币政策的喜与忧

 

    今年以来，货币政策已经变调，从适当从紧变为适当宽松，从微调变为中调，在具体操作层面也频频出手。到5月份年内两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以后，6月份开始了利率操作。6月8 日，央行把存贷款利率下调25个基点，并将存款利率浮动的上限放宽到1.1，把贷款利率下浮的幅度扩大到0.8。不到1 个月，7月6日又将存贷款利率分别调降0.25和0.31个百分点，同时将贷款利率下浮幅度扩大到0.7。与此同时，在货币市场，央行从6月26日开始，连续两周启动逆回购操作，向市场释放流动性4180亿元，货币市场利率也明显下降。随着7月份CPI仍处在低位，下半年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和降低利率的操作还会继续跟进，货币政策还会进一步宽松。

    央行此次连续降息，原因非常明显，一是经济持续走低，二是CPI大幅回落。从历史上来看，连续降息的操作很少见，且都是在经济增长处于低谷和通货膨胀压力很小的情况之下才启用。上一次的类似操作发生在2008年9－12月，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提振国内经济的信心而连续五次降息。也只有在这时，才会出现实际利率由负转正的情形。目前也是如此，我们不知形势变化以后，还会不会再次重回负利率？

    最近的两次降息操作有两点改进，一是放宽了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浮动的幅度和区间，第一次存款放宽到1.1，贷款放宽到0.8，第二次贷款放宽到0.7。表明央行允许和鼓励金融机构根据实际情况灵活掌握存贷款利率的优惠空间。这是向利率市场化前进了一步。从商业银行的利率调整来看，以一年期定存为例，形成三大梯队：工、农、中、建、交五大国有银行公布的利率为3.25%，相对于央行的基准利率上浮8.3%，一年以上定存执行央行基准利率；中信、光大、华夏、浦发等股份制银行为3.3%，上浮10%，一年以上定存与五大行一致；城市商业银行一年期定存上浮10%到顶外，南京、广州和渤海银行中长期定存利率三大梯队中最高。对于居民来说，可以货比三家，对于银行来说，也可以自主选择目标客户，服务出现差异化。然而，实际情况是，存款利率普遍上浮，资产合理配置效率提高，而贷款利率的竞争效果并不明显，对于中小企业融资的利率优惠有限。二是第二次操作实施了非对称降息，开始了差别化的利率调控，存贷款利率调降的幅度相差6个基点。这样做是对的，也是我们所希望的，实际是货币当局对舆论批评的一种回应，但也是不够的。因为，现在的利差还有3.25个百分点。如果按照1.1和0.7的浮动区间来看，利差就不算大了，但在目前的情势下，实际情况并非完全如此。

    要知道，长期实施高利差政策，已经严重扭曲了中资银行的行为，有百害而无一利。一是在去年全球银行的利润统计排名中，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成为全球最赚钱在三家银行，工行以432亿美元的税前利润蝉联榜首。这些利润来自老百姓的腰包，是对老百姓的盘剥，不管你是存款，还是贷款，都等于向银行“捐款”。因此，国有银行的高利润并非国人之福。二是这种“不赚钱都难”情况是由于央行的利率管制和利率政策造成的，非商业银行的贪婪。但是，它却使得商业银行的日子很好过，既无亏损的压力，更无破产之虞。谁还会去改进经营管理呢？这是一种养懒汉的制度。三是这种政策造成一种反向激励，它鼓励银行的不当放款，增加了银行的不良资产。因此，银行业的高利润只是个表象，它掩盖了银行业的风险。2011年末，中国信贷规模总存量达55万亿元，特别是银行系统内的中长期贷款都是以人民币资产为抵押贷放的，诸如像矿产、厂房、房地产等抵押物，当经济下行，资产缩水，风险也会增加。如果不良率上升2%，1万多亿元的利润就化为乌有。四是它使得银行之间的竞争不是风险定价竞争，而是做大规模竞争。因此，中国的四大国有银行虽大，利润虽多，但却不强。将中国经济命脉维于这些虚肿的国有企业，将来是要出大漏子的。五是银行的高利差使得银行的盈利水平大大超过实体经济，等于从实体经济中吸血，不利于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增长方式的转换。正因为如此，我们支持上述的政策操作。

    7月12日，央行发布《2012上半年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4.86万亿元，同比多增6833亿元，6月份新增贷款9198亿元，同比多增2859亿元。然而，从贷款结构来看，票据融资和短期贷款的比例再次上升，上半年票据融资达7642亿元，中长期贷款的比例从5月份34%降到6月份的30.75%。说明金融部门对“稳增长”项目的支持力度不够或者尚未发挥出来。因为，票据融资折射出市场信贷需求情况，银行会根据市场情况自动调节信贷额度，当信贷规模偏紧且需求旺盛时，银行会压缩票据业务；反之，银行趋向释放票据业务，拉动信贷增长。现在的情况是，经济下行，企业的利润受到挤压，4、5两个月，规模以上企业利润分别下降2.2%和5.3%，与此相应，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反弹，银监会的数据显示，不良余额一季度较上季度上升4.9%。于是银行信贷审批的标准会更严。在贷款投放受到限制的情况下，银行为了保住规模，于是票据融资再次发挥了作用。因此，分析问题和观察现实，不能只看总量不看结构。这样往往会出现差错。

    从中长期来看，由于体制僵化、结构失衡，政府为了追求经济增长，舍本逐末，不去推进改革，加快调整，而是利用这种带有鲜明统制色彩和凯恩斯主义的货币政策强烈干预经济运行。2001年年末，我国M2存量15万亿元，今年6月末达92万亿元，10年间经济总量增加1.5倍，而货币供应增长6倍。特别是近几年，为刺激经济，货币供应的增长更快，我们往往是用2、3倍的货币来换取GDP的增长。不仅成本太大，而且造成流动性泛滥，吹大了资产泡沫。有人说，货币池子里的水已经很深，不需要进一步放水，但也正因为池子里的水多，也便于“兴风作浪”。这也是货币政策难以稳定的原因。要知道，中国货币政策的作用机制与市场经济国家不同，人家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旨在释放流动性，以促进银行向私人企业放款，而我们的情况则是政府和国企直接向银行借贷，私人企业拿到的贷款很少。而政府投资搞建设注定是低效率的。

    应当看到，货币政策作用的空间已经不大，一是由于政府很难像2008年那样再搞几万亿投资，退一步讲，就是再搞几万亿投资，效果也会递减，带来的问题更多；由于已经用的政策也用得差不多了，其实，加快项目审批，加大基础设施投资，都是货币政策的体现；特别是由于经济下行，市场偏冷，产品没有地方销售，很多企业都在压缩生产规模，对资金的需求欲望不强，而有需求的企业资金又流不到那里去。因此，放松货币信贷政策，释放的资金不一定会流到实体经济上去。关键也许在于如何增加消费，活跃市场。

 

    财政政策的长与短

 

    在货币政策走向宽松的同时，积极的财政政策也受到重视。今年以来，财政方面的最大变化是，财政收入增长趋缓，而财政支出增长加快。数据显示，上半年财政收入63795亿元，增长12.2%，同比回落19个百分点；财政支出53893亿元，增长21.3%。表面看来，政府财政有点吃紧，其实并非如此，收入增长高位回落，稍慢于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改变了长期以来财政收入的增长2－3倍于居民收入的态势。上半年的人均纳税额4099元，相当于人均GDP的24.2%，不可谓不多。财政支出的增长明显快于财政收入，特别是地方财政支出的增长达到了24%，问题在于支出结构和效率。虽然提出加强民生，但目前的重点仍然是投资。上半年到位建设资金180950亿元，同比增长17%，其中，国家预算资金增长26.7%。除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以外，如果维稳费用不断增加，“三公”经费得不到控制，支出结构更不合理，支出效率也会大打折扣。

    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作为政府的预算外收入，土地出让金大幅下滑。据中国指数研究院的数据，上半年全国300个城市的土地出让金6525.98亿元，同比下降38%，缩水超过4000亿元。这是本轮房地产调控的直接结果和最明显的结果，它必将对地方政府的行为和经济布局运作产生重要影响。据审计署公布的资料，今明两年地方融资平台偿债规模将达到4.5万亿元，如果其中的一半用土地作抵押，明年将面临2万亿元的偿债压力。不仅如此，按照有关规定，目前土地出让收入中已有45%明确指定用途：10%用于保障房建设，10%用于教育投入，10%用于水利建设，15%用于农业土地开发。6月26日，财政部和国土部联合下发通知，从今年 1月1日起，中央财政按照20%的比例，从土地出让收益中计提农田水利建设资金。如果说土地出让金中60%是征地拆迁成本，只有1/3才构成地方土地财政的净收益，这些指定用途的资金能否得到保证就成了大问题。

    在今年的财政政策中，特别强调结构性减税，但是结果并不理想。一是营业税改增值税。去年11月，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发布《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方案及相关政策》，今年1月上海开始正式试点，改革的行业主要集中在交通运输和现代服务业，同时在建筑业进行前期调研。此举被有关学者和人士说成是财政改革的大手笔和减税的重要举措。然而，上海试点的结果，其说不一，有说税收不降反增，有说减少了20亿元。面对经济增长趋缓，财政收入下滑，加大民生支出，支持建设世界城市，北京已经感到财力吃紧，而“营改增”一测算，一年少收70多亿元，因而 ，原定7月1日出台，现在没有了消息。二是对小微企业减免税的政策早已出台，但真正贯彻落实并非易事。三是增加出口退税，这也受到WTO规则的限制，不能借此增加对出口企业的财政补贴，唯一可以做的是调整出口退税率，这对那些没有达到法定退税标准的企业有作用。

    在经济下行和市场偏冷的情况下，货币政策操作空间受到限制，财政政策应当发挥刺激需求的更大作用。这就需要在减税政策上来点大手笔。与其结构性减税，不如一次性减税，因此，有人提出临时性降低增值税税率，是一个可以考虑的办法。还有，当年受到金融危机冲击时，政府出台的鼓励家电下乡、汽车消费等政策，曾经起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城市拥堵的增加和环保要求的提高，不少城市转而限制购车，限制消费。最近出台的鼓励环保型家电产品消费的政策是在这个方向上的一次新的努力，效果如何，还需进一步观察。

在减税的同时，也要注意减少各种各样的收费，如高速公路的收费，各种流通环节的收费等。

 

    四、体制分析

 

    1，“新36条”细则出台及其反应

 

    本季度的一件大事就是“新36条”细则出台的收官之战。

    早在6月5日，发改委发言人李朴民宣布，按照国务院的要求，今年上半年，也就是6月底以前，要把民间投资“新36条”的各个方面、各个领域的实施细则全部出台完毕，重点是放宽市场准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

    在国务院政令的时限和社会的巨大压力之下，最先是交通部，接着是铁道部、卫生部、国资委、证监会、银监会、发改委等 6部委，到6月25日是18部委，最后关于落实“36条”新政的分解式“实施细则”如期完成。先不管内容如何，能如期出台，至少比去年公开“三公”经费预算的表现要好得多。

    2005年和2010年，国务院出台了新旧两个《非公经济36条》，但始终无法落实实施。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国务院不得不急令各有关部门尽快出台“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政策”的实施细则，于是各部门密集发布文件，纷纷表态要打破行业壁垒和垄断，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铁路、市政、金融、能源、电信、教育和医疗卫生等领域。这既是为了平衡近几年来国资强势过度扩张和民资持续受压造成的社会经济失衡，也是为了扭转今年以来经济持续下行的无奈之举。

    本来，“新36条”细则的公布之日，应是民间资本欢呼雀跃、大步前进之时。然而，这样的场面并未出现，反而招致了更多的怀疑和批评。有人认为，“这些细则并不能打破诸多领域的市场准入封锁，民资进场依然受限”。有人认为，“细则不细，回避了很多重要话题和关键环节，缺乏实质内容，甚至是一种‘作秀’”。有人说，“铁路缺钱了，民资进去是填坑，会被套牢”。总之，一件大好事弄得却让人高兴不起来，甚至有点啼笑皆非。

    还是让我们看看一些细则的内容及其与现实的差距和矛盾吧。

    5月18日，铁道部发布了《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投资铁路的实施意见》，提出对各类投资主体平等对待，对民间资本不单独设置附加条件。但是，对民间资本如何进入，经营权和收益权如何分配等关键问题未置可否。再加上铁路改革滞后，长期独家垄断，有“铁老大”之称，无人敢轻易把巨资投入。不要说民间资本无成功的先例可鉴，就是地方国有资本也斗不过“铁老大”。

    原来，铁道部下放建设权，地方可以自主修建城际铁路。于是调动了地方修铁路的积极性。例如，广西筹资修建了四条铁路：即南宁－防城港、钦州－北海、钦州－钦州港、黎塘－钦州铁路，并成立了广西沿海铁路公司负责运营。今年1－4月，仅防城港运输段就完成货物到发1582.35万吨，同比增长18.6%。尽管如此，现有运力仍无法满足北部湾港口物资外运需求。铁道部支持四条铁路扩能改造工程。然而，扩能改造后经营权的归属出现问题。铁道部南宁铁路局给正在修建的南钦铁路等几条线路下发委托运输管理协议，要求委托方将包括安全、运营和调度等铁路运输相关业务委托给所在辖区的地方铁路局（即受托方）。尽管这是一份没有具体托管方式、没有收益分配方式、没有协议双方权利义务规定的“被”托管文件，仅仅靠一个笼统的托管概念，就将全部铁路经营权控制在自己手中。而来自铁道部的文件似乎也给这样的托管提供了政策合法性的依据。

    无独有偶。2010年，西安铁路局强行托管当地地方铁路西延铁路公司。在托管后的29天里，西延公司少收7220万元。一位西延公司内部人透露，托管后，西延公司的经营业绩从年盈利3亿元变为亏损5亿元。

    尽管这样的托管不符合市场规律，也是明目张胆地公开侵权，但是，铁路系统的强势垄断地位和霸道作风，拥有铁路运营的绝对话语权。在这种情况下，民资敢进入吗？能进入吗？

    也许有人会说，“铁老大”太霸道，其他方面不是这样，至少会好一些。其实，天下乌鸦一般黑。6月19日，电监会发布了支持民资投资电力的实施意见，第二天，能源领域“新36条”细则揭开面纱。明确表示，“列入国家能源规划的项目，除法律法规明确禁止的以外，均向民间资本开放”。但是，业内呼声甚高的民资进入电网领域没有提及。电监会的细则内容涉及市场准入、监督电网公平调度、可再生能源无歧视接入电网、电价改革等15项，但没有民资进入电网、参与电价改革的内容。再加上，现在发电行业亏损严重，民资只会望而却步，未来电网垄断，也不会因为民资引入而打破。到目前为止，煤炭、石油、天然气等领域的实施细则仍然难产，已经出台的几个细则对于开放原油进口权，如何与国企合作，如何实现公平经营和竞争，如何保障收益和产权等关键条款，仍然只字未提。更为吊诡的是，黑龙江气象部门为争夺新能源（如风电）审批权，竟然倒行逆施，出台了一份气候资源探测和保护条例，明确规定，“气候资源归国家所有”，“从事气候资源探测活动，应当经省气象主管机构批准”。

    限于篇幅，我们也不想再去列举更多。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行政垄断已经融入我们官员的血液、侵入了人们的神经末梢。不彻底改革，能打破吗？也许我们会在这棵树上吊死。如果不能真正废除像《电信业务经营许可管理办法》、《食盐专营办法》、《关于清理整顿小炼油厂和规范原油成品油流通秩序的意见》、《铁运函150号令》之类的规定，并保证各个部门不再通过发布各种《条例》、《意见》、《通知》之类的东西自我授权，私设垄断，如果不能把引入民资纳入立法体系，以有法可依、易于操作的法律细则，真正保障民间资本的合法权益，从而营造一个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我们离这种前途不远。即使发布再多的《新36条》细则也无济于事。

 

 

    在中国的经济运行中，往往会出现一大悖论，即政策鼓励的方向与体制限制的方向相互矛盾，其结果可想而。最近的事实再一次证明了这一点。一方面，政府政策在帮助小微企业解困和鼓励民间进入，另一方面，体制障碍小微企业经营恶化，民间资本去实体化。

    去年10月12日，国务院出台了扶植小微企业的“国9条”，其中6项金融政策，3项财税政策。包括加大对单户授信500万元以下小型微型企业的信贷支持；适当提高对小型微型企业贷款不良率的容忍度；清理和纠正不合理的金融服务收费；对金融机构向小型微型企业贷款合同三年内免征印花税；将金融中小企业贷款损失准备金税前扣除政策延长至2013年底；提高小型微型企业增值税和营业税起征点，将小型微利企业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政策延长到2015年底并扩大范围。三个季度过去了，小微企业的情况不仅没有多大改善，反而更加艰难，甚至超过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据《中国经济时报》今年5、6月份对6省16市10多个行业113家企业的调查，1－5月，销售持平的占32.7%，减少10－30%的占26.7%，减少30%以上的比例超过增长30%以上的比例，销售收入减少的企业，广东占七成，山东占五成，浙江占四成；微利、不盈利亏损的企业超过30%；半数企业信心不足，61.4%的企业持悲观态度。

    问题在于，在经济进一步下行的情况下，小微企业承受的压力还在进一步增大，再加上激励机制的扭曲，一部分民资纷纷逃离实体经济。其原因如下：

    一是劳动力成本高、生产成本高、负税高是压在企业头上的三座大山，甚至把企业逼入绝境。劳动力成本上升的企业占69.6%，原材料等生产上升的企业占50%，税负过高的企业占45.1%。如果说劳动力成本和原材料成本上升还可以理解，企业还可以通过改进经营管理予以缓解，那么，政府机构的各种收费和税负的增加就荒唐了。在企业运营中有各种各样的费用：工商年检要收费，技术监督局检测要费用，环境卫生要收费，派出所联防也要收费，而且收费还不低。有人仔细计算过，有20多个部门对企业进行各种行政性收费，有69个收费项目，近1000个子项目。不仅如此，企业的税负每年以30－40%的速度增长。如济南一家企业今年1季度，销售收入下滑10%，利润下降15%，而税收却增长了50%。更有甚者，由于一些企业停产倒闭而无法交税，税务部门为了完成收税任务，就把税款转嫁到尚能盈利的企业身上，企业不堪重负。

    二是融资难且贵仍然是中小企业最大的问题。无锡市有10多万家企业，有银行贷款证的只有27000家，而真正能够得到银行授信的顶多有2000家，中小企业对GDP的贡献度超过了50%，而获得的贷款只占银行贷款总额的20%。不仅如此，从银行贷款的实际成本高达20－30 %。虽然一般利率6%，加上各种申请费、担保金、保险、财务费、顾问费等，实际将近2分。再加上与大企业往来往往采取承兑汇票，银行不给提现，且有数月或半年的期限，企业只有找到下游愿意接受汇票的单位才能使用。而贴现率很高，一般贴现率为6%，高的达10%以上。所以很多企业都说，“贷了款净成了为银行‘白打工’了，别说不好贷，就是好贷也不敢贷”。有企业甚至说，“不贷款等死，贷款是找死”。

    三是资产泡沫推高实体经济的成本。在现行金融体制和增长方式下，一方面，政府主导的固定资产投资导致中小企业融资被挤，另一方面，货币超发，宏观上过剩的流动性，并不能流向微观上急需资金的中小企业。再加上银行金融业的高利润，来自体制的力量和扭曲的激励约束机制，不仅阻碍民间资本进入实体经济，而且鼓励中小企业逃离实体经济。

    应当指出，在经济下行的情况下，中小企业和实体经济是“稳增长、调结构”的基础和主力。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要解决这些问题，仅仅采取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政策是不行的，必须进行根本性的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

 

    五、趋势预测

 

    今年以来，美国经济的复苏依然乏力，而欧债危机还在发酵。希腊议会选举暂时稳住了局势，而西班牙又出了问题，不得不向欧盟求救，近日穆迪又调低了意大利政府主权债务和13家银行的信用评级。虽然G20峰会达成向IMF增资的协议和帮助欧盟的承诺，欧盟也决定推进财政改革的进程，解决货币集中而财政分散的矛盾，但都非一日之功。日本的政府债务占GDP的200%，贸易48年来首现逆差，日本会不会陷入一场欧式债务危机，也成为舆论关注的问题。

    发达经济体的情况不妙，新兴经济体也有自己的问题。5月31日，印度中央统计办公室发布，今年第1季度GDP增长5.3%，较去年同期下滑2.3个百分点。印度的经常项目赤字占GDP的4%，财政赤字占GDP的5.8%，贸易赤字占GDP的9.9%，而4月份的通货膨胀率达到了7.23%，超出了政府预计的控制范围。印度的外汇储备2900亿美元，不足以为卢比筑起一道坚实的防火墙，在扣除了账户赤字、短期债务和外国投资回流之后，政府可实际操作的外汇储备不足200亿美元。因此人们担心，“印度象病了”，“如果欧债危机继续恶化，暴发国际收支失衡危机，印度很有可能会重蹈1991年的悲剧”。

    印度情况的确不好，巴西经济增长前景也欠佳。巴西央行16日发布的《焦点调查》显示，金融市场分析师将经济增长预期调低到1.9%，大大低于年初的预期（3.5%），也低于同期央行（2.5%）和政府（4%）的预期。因此，巴西不仅把基础利率调到历史最低，而且出台了一系列财政刺激政策和汇率干预措施。

    总之，今年的世界经济不如去年，明年也不一定强过今年。16日IMF也将今明两年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期比4月份调低了0.1和0.2个百分点，即调至3.5%和3.9%。

    国内的情况前面已经做了分析。据此，我们对第3季度的经济运行有如下的预测。

 

注：1.GDP和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按可比价格计算，其余指标按现价计算；

2.固定资产投资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3.工业增加值为国有企业和产品销售收入在500万元以上的非国有企业的增加值。

 

　　　　　　　　　　　张曙光（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

　　　　　　　　　　　张　弛（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

　　　　　　　　　　　　　　2012－07－18，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