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次长安讲坛上，我想就新中国60年经济发展做一个历史性的回述，其中也包括一些历史的评价，但是详细的历史分析，还是要看一下去年我在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政经历史论1949—1976》。我正在写第二本，现在还没有写完，是准备写邓小平时代。很多外国的学者问我，未来中国会是怎么样？不管是未来20年还是30年会怎么样，我首先回答，你去看一下中国过去20年、30年甚至60年是什么样。如果你看清楚了，你就能够尽可能的去想象未来的20年、30年甚至60年中国会是什么样。

   

    首先，我们看看60年前到底中国是什么样的。对此，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比如著名的马歇尔将军，他曾经是美国的国务卿。1948年2月，他在美国参众两院的外交委员会进行申述，他讲，不得不承认美国不断的倾入大量的援助，也无法挽救中国的经济危机，因为当时中国也爆发了通货膨胀。而且他断言，由于缺乏原料和工业资源，中国在最近的将来难以成为一流的强国，这是他的一个基本判断。

    在1949年8月，艾奇逊继马歇尔担任美国国务卿，他在美国国务院的白皮书中讲到，中国最难的一个问题，就是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民以食为天”，这是中国历朝历代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他认为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能够解决好这个问题。他也预言，共产党政府也不一定能解决，将来可能还要靠美国的面粉，还是需要进口美国的粮食。对此，毛泽东驳斥艾奇逊的观点，专门写下了一篇《论唯心史观的破产》，这篇文章蛮著名。

    1959年周恩来曾经讲到，众所皆知，十年前也就是1949年，中国是一个经济极端落后的国家。周恩来列举了一些数据，中国的人口是世界第一，但是当时中国在世界各国中钢产量占世界第26位，发电量占世界的第25位，煤产量高一些，也不过是第9位。就是比较发达的所谓棉纺业的产品，棉纱产量也占世界的第5位。当时全国的产业工人只有300万人，不足全国人口千分之六。中国俗称以农业立国，但是在解放以前的几十年间，小麦、大米、棉花每年都需要从外国进口，当然主要是从美国进口。所以，艾奇逊讲的是1949年的事实。

    周恩来还举了相当多的数据，来说明我们怎么样从世界市场包括从美国来进口粮食，导致了我们的对外贸易不是顺差，而是逆差。当时政府的财政收入也是连年赤字，主要是1949年之前爆发了高的通货膨胀。他讲到从抗日战争到解放前，1937—1949年5月份，中国的通货大体蒸发了1400多亿倍，还不是万倍，物价上涨大约是8.5亿倍。我还特意查了查这个数字是不是搞错了，确实，在当时世界没有特别大的经济危机的背景下，中国却爆发了空前的高通胀，这也直接加速了蒋家王朝的灭亡。与其说毛泽东把蒋介石打败了，实际是蒋介石自己把自己打败了。最近正在连播的《解放》，很可惜没有谈到这个重大的事实。国民党国家治理的失败，就可能会成为毛泽东国家治理的成功，特别是在1949年到1956年，不到七年，我这本书曾经做过详细的分析。

    那么，1949年的毛泽东是怎么预言中国的？当时毛泽东在6月份组成的新政协筹备会议上就讲到，中国经济已经掌握在人民手里，中国人民会看见中国将如东方升起的太阳那样，以自己辉煌的光耀普照大地，迅速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一个崭新、强盛、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这就是毛泽东的一个梦想，也是毛泽东的一个预言。今年是建国60周年，我们看到毛泽东的伟大预言被应验了。艾奇逊所说的中国人始终不能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需要靠美国的面包的预言，显然没有被应验。

    我们今天取得成绩大家比较清楚。但是60年前是一个什么样的中国，我们确实需要很好的去思考。对于当今中国，国际上有一个斯彭森领导的全球经济增长委员会，最近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报告，报告之前他讲了这样一段话，是对中国的一个评价，他评价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是独一无二的。中国到底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模式，很多人是争议的。他是怎么做对比的呢？他不是指西方国家，而是指所谓的非西方国家。他讲到，虽然许多亚洲国家和地区，或者也曾经历过高速且持续的经济增长，但是从未见过像中国这样规模庞大的经济体，在一段长时间内如此强劲的增长。我怎么解释这个话呢？如果从1978年算起到今天已经30年了，这个长达9.8%的增长，在世界的经济史上，从大国的角度来看，已经打破历史记录了。因为在我们之前只有一个国家是有这个历史记录的，就是日本，从1950年到1973年，大约是9.3%，一共是23年时间。

    第二个他讲到，中国发展的规模和重要性之大，影响人口之多都是空前的。不管我们是用1978年的人口数据还是用1949年的人口数据，我们都看到影响的人口规模是非常之大的。1870年美国经济起飞的时候正好是4200万人，到1913年，长达43年的时间，它曾经保持在4%的经济增长率，它的人口达到了9700、9800万。可以说是美国的空前繁荣时代，同时也是美国的矛盾凸现期，即所谓“最好的时代”和“最坏的时代”。日本在1950年经济起飞的时候，人口规模是8000多万。因此，从人口规模的角度来看，它的发展也是空前的。

    尽管世界现有206个国家和经济体，但上亿人口的国家只有11个，中国十几亿人口，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口大国，而是一个人口巨国。能不能在这个意义上进行讨论？马克思曾经提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能随心所欲的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马克思这一段话指出了历史舞台的局限性，你这个历史人物包括你这个国家发展所要考虑的过程。我们要对初始条件做一点分析。

    我们从经济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初始条件是什么？这个初始条件是如何去影响它的发展轨迹的？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选择了共产党。如果我们不从历史出发点去讨论的话，我们很难去理解这个历史选择的必然性。回过头来，我们也看到，中国领导人正是基于这样一个继承过来的历史条件，他选择了不同的国家模式，包括发展模式，克服了1949年中国根本不具备的现代经济发展增长的主要障碍包括人力资本条件。至少我的研究和讨论过程中，它不具备这个条件。完全是由于它采取这样的一个体制，这样的一个发展模式，从而克服了发展的障碍。

    对此我从两个方面来讨论1949年。1949年以后，我们选择了共产党的领导，包括多党合作这样一个制度安排，也包括当时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以及像民族自治等很多制度安排，实际上我们就具备了一些进入现代经济增长和进行一个国家现代化的有利条件。我们简单的把它概括：

    第一个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文明基础。中华民族历史悠久而且文化统一，文化的凝聚力和生存延续力的深度，是我们这个国家走向民族复兴、实现现代化的一个文化根基。

    第二，从政治条件来看，它已经具备了发动工业化的政治前提条件。各国工业化的实践告诉我们，如果一个国家不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或者这个国家不是统一的并且长期保持政治稳定、社会稳定的话，这个国家是很难来发动工业化、现代化包括城镇化。从1840年直到1949年，我们基本上不具备这样的一个条件。因此，我们可以看到1949年是带有标志性的。

    第三个方面，作为后发国家要实现现代化，需要利用各种资源，团结各方面的力量，建立良好的经济社会秩序，形成全民的认同，维护这个民族的统一，这些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制定更加明确的现代化目标、蓝图，并且付诸实施。

    孙中山先生提出，中国有一个基本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就是中国人口多，但是它是一盘散沙。毛泽东不仅认识到这个问题，还能够非常理性的提出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1949年的9月30号，也就是60年前，他在政协第一次会议就明确提出，解放以后我们应当将全中国绝大多数人组织在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文化的，以及其它各种组织之中，结束中国长期以来一盘散沙的状况。因此，可能1949年是一个非常大的转折点，一个一盘散沙的中国，经过共产党的领导，形成了两大优势，形成了两个特有的可能是其它发展中国家都不具备的模式，就是组织优势和政治资源优势，从而来动员人民从事现代化的一个目标。

    我们从一个很简单的财政能力或者是国家财政汲取能力来看，根据王韶光的研究和一些分析，1936年是国民党政府最好的时期，它的财政预算也不过只有GDP的8.8%，这可能是近代以来作为现代财政的角度来看最高的点。1950年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将近16%，到了1953年就迅速超过了30%。我们用任何经济指标来衡量，这个国家不可能有这么强有力的汲取财政能力，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集中力量办大事，总而才能强制性启动工业化、现代化。

   另外，还有一个大国优势，在自然灾害面前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我几年前去过北朝鲜，从1994年持续自然灾害，到了1997年，它就没有办法体现大国优势了。我们很多地区的干旱，包括前年的重庆和四川的干旱是相当严重的，四川去年的地震都是毁灭性的，但是由于有大国优势，可以举全国之力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作为大国体会不到，对于小国，自然灾害一旦来临，确实是带有灾难性。甭说小国，就像印度尼西亚的海啸事件，对它都是一个带有毁灭性的。

    此外，我认为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现代化的内在动力。1840年以后，从清王朝到民国政府，搞现代化在某种程度上是被动的，而且它也没有完整地提出现代化的目标。1949年以后，中国还是相当贫穷的，但是毛泽东在1953年就居然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构想，此后这个目标持续一直到今天，我们都在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反映了现代化已经成为外源型向内源性的一个转变过程。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发展的起点低，对一个国家是具有制约性的。金德伯格等人对发展中国家就提出了扩大缺口，他举了一个例子，一个A国，一个B国，A股的人均收入是3500美元，B国是一个弱国、穷国，是人均240美元。如果A国保持2%的增长率，B国保持4%的增长率，最后模拟算下来，即便落后国家增长率高，它和发达国家绝对差距仍在拉大。因为他们大约差15倍，直到一百年之后，它的绝对差距才有可能能缩小。这么一看，按照购买力评价计算，1950年人均收入中国相当于美国的1/20。言外之意，它实际上存在一个巨大的绝对差距缺口，而且不断上升，这是它的一个理论的假设和预言。再有一个，拜柔曾经计算过，当两个国家、两个经济体都在同一人均收入水平的情况下，由于年平均增长率不一样，从1%到2%，不需要100年，只需要50年之后就发现，2%的国家的增长率就比1%的国家人均收入要高出了64%。3%的国家就高出167%。要是5%的话，就高出将近6倍。假定一直到10%，就高出了70倍。很显然，它告诉我们，你要想追赶发达国家，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显然就是需要要比较高的增长率。如果你要低于它的增长率，就不可能缩小，而是会进一步扩大。

    这两个是作为我们去分析1949年中国经济增长和西方国家差距的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基础。我们正是提出这样一个思想，来进一步对所谓的工业化的初始条件做一点讨论。

    我们设想一下60年前毛泽东所处在的历史的条件和历史的舞台是什么样的情况。一个是中国发动工业化时间晚，大约比西方滞后100年—200年。根据西蒙库茨涅斯的研究，英国是1765—1785年，法国是1831—1840年，美国是1834年，持续增长超过1%。通过这个时间你就可以看出来，他从人均GDP的角度来都给了详细的数据和讨论。只有一个国家是最低的，就是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按照1965年的美元价格，西蒙库茨涅斯计算，日本人均GNP也在75美元。如果按这个数据来推，我们发现到1950年中国人均不到50美金。如果看一下麦蒂森的数据（我们对麦蒂森的数据还可以做进一步研讨），1820年（根据1870年数据取证），用对数Log的角度来看，所有现在的发达国家，日本是最低的，它发展工业化也是相对晚的。其次就是韩国，中国就更低了。

    从一个经济学家的角度来看，我认为1949年中国基本上不具备进入现代经济增长的门槛的条件，除非与欧美国家或者是至少要接近日本的人均收入水平，它才有可能进入现代经济，这个现代经济就是前面反复强调的人均收入或者是人均GDP，要持续超过1%。可以说中国在此之前没有超过1%（只是在局部像满洲、东北地区和局部的一些地方）。为什么？因为中国绝大多数的经济活动是农业，不可能靠一两个地区或者是某几个工业部门，就能把整个中国带入持续高增长这样的一个阶段。

    这是我们对1949年初始条件的一个认识。它告诉我们，你就是一个落伍者、后来者，还是一个什么呢？实际上还是一个挨打者。为什么？因为别的国家已经发展起来了，它已经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格局。对此，罗斯托做过关于经济起飞的研究，他有详细的论述。他把世界各国的经济起飞分为四个潮流，或者是四个阶段。第一，只有一个国家，就是英国。第二阶段，只有三个国家，应该是法国、美国、德国。而后就是欧洲国家，包括加拿大等等，就开始进入第三轮。中国属于第几轮呢？我们现在所说的发展中国家实际上是第四轮，这是罗斯托早年做出一个研究结果。它从一定意义上告诉我们，中国现在经济增长是大大滞后于其它国家，包括印度在内都是同样的，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我们还可以从更多的角度去讨论，去观察它的发展情况，其中也包括不光是人均收入低的问题，也包括我们产业结构的起点也相当低。

    依据麦蒂森的数据，我们大大低于发达国家当时的经济起飞，这是从经济结构角度来看。从劳动力的情况来看，英国现在的农业劳动比例是30%多，我们现在还没有完全达到。因此，一个国家能够实现现代经济增长，关键是看你能不能有效地促进内部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发生一些变动。很显然，特别是1949年的时候，和已经发达的工业化国家比较，中国这些结构指标处在不同程度的、非常低的起点。

    此外，从工业基础的角度，从固定资产的角度来看，如果从19世纪70、80年代算有现代工业的因素，到1949或者1950年洋务运动到这一百年的时间，按照1952年人民币价格，工业部门大约积累了将近一百多亿的人民币。如果再考虑到交通基础设施等等，估计可能只有200多亿人民币的原始积累。我算了一下，按照1952年的价格，当时我们人均固定资产大约是40元左右。从这个角度来看，毛泽东后来所说到的中国底子薄，本质上是指人均工业资本存量水平极其低下。

    再看一下基础设施，以铁路为例，中国真正的铁路建设是19世纪末期才开始，1890年，我们只有10公里。印度因为比较早的在英国统治之下，当时它的铁路它已经达到2.6万公里。到1950年，我们只有2.2万公里，比印度1890年要低得多。也不如当时的日本，日本已经达到2.7万公里。日本国土面积是37万平方公里，就拥有2.7万公里的铁路。我们是960万平方公里，只有2.2万公里铁路，而且绝大部分还是在东北地区，是日本侵占时期进行的一些基础设施建设。更不要比像美国当时已经达到40万公里。

    现代经济增长不仅要有一些经济要素来做基础，还有很重要一条是它的人力资本，包括中国的人口过多，劳动力过剩，包括巨大的二元经济结构。尽管中国人口多，毛泽东当时也没有意识到中国的人力资本是极其缺乏的。我们算一下，从有现代大学以后的教育，累计到1949年当时中国只有大学生18.5万人，相当于总人口的万分之三点四，平均受教育年限算下来大约是1.0年。其中的文盲人口占了80%。所以，中国不仅是贫穷大国，也是一个文盲充斥的、愚昧的人口大国。

    再看一下国际比较，麦蒂森用他的方法去算平均受教育年限，比我们的方法要高一些，他认为1950年为中国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60年。大家看一下，在所有同年代的过程中，我们和其它的发达国家，也包括日本、韩国、台湾地区差距是很大的。这也反映了我的研究，1949年不仅年人均收入和这些国家差别很大，在人力资本初始条件上也是相当大的差距。

    再一个，中国也是一个所谓 “东亚病夫”。东亚病夫只是形象的语言，我们做一点专业化的计算和研究。

    这是麦蒂森的计算，1950年全世界的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是49岁，中国是41岁。1949年之前中国人是35岁，大大低于英国，低于1820年的瑞士，和1820年西欧的国家差不多。你是在极低的人力资本水平条件下，强制性的启动工业化。

    当然不光是这些问题，我们资源短缺是一个长期的问题。中国的耕地一直在扩大，到了1949年之后，已经达到极限了，我们又进一步开垦，直到1957年达到中国历史最高峰，而后下来了，这条曲线一直还再继续下降。和美国是完全不一样，它可以不断的开垦更多的荒地，保持总的耕地的面积不断扩大。

    我们可耕地的面积和印度也没法相比。我去印度感慨万千，我们很多自然条件远不如他们。他们可耕地的面积占了国土将近一半以上。印度一马平川，基础设施的建设成本低，不像我们修高速公路，除了洞就是桥，交通成本非常高。这都是我们当时所面对的。

    此外，我们的生态环境也是非常脆弱的。根据现在专家的考证，在远古时代，也就是4000多年前到180万年前，中国的国土面积森林覆盖率估计可能会在60%—64%，东北几乎100%覆盖了。但是到了1949年，已经降至为8.9%。中国从一个世界上森林最多的国家，到了近代成了一个最贫林的国家，不管是人均的概念还是总量的概念都是相当低下的。这些都是我们发动工业化的一个长期制约因素。

    我这本书中详细讨论了共产党是如何在一个根本不具备条件的（不管是经济条件、社会条件，还是生态环境、资源条件）情况下，强制性发动了工业化、城镇化包括现代化进程，当然也包括政治体制以及经济体制，包括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的体制。

    当时的选择，是一个历史性的选择，也是一个必然的选择。我们应该承认历史选择的合理性、进步性，也要看到它本身的局限性。正是这种局限性，引发了像大跃进的失败、文革的失败，以及后来我们必须要改革。从这个初始条件，从我个人的研究和角度来看做一点分析，对毛泽东时代做一点定量评估，这是我这本书的最后一章。

    对毛泽东时代的评价其实就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评价，它和对毛泽东个人评价既相关又不完全一样。在这里我是用历史的合力和历史的分力（分力就是指毛泽东的个人力量）去讨论。但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把它称之为是中国现代化的初步成长期，我自己有一个分析框架。中国也好，其它国家也好，就像一个有机生命体一样，实际上有一个国家发展生命周期。第一阶段叫做初步成长期，第二阶段叫迅速成长期，第三阶段叫高峰期，第四阶段就是衰落期。能不能这么讲？1949年以前是中国传统农业文明的衰落期，而且衰落到历史最低点，我们后面会用一些数据来表征。但从1949年以后，我们就把它称之为中国现代化的第一个时期，或者我们叫做初步成长期。

    这个时期的特征，就是通过强制性发动来奠定中国未来的现代化，包括我们改革开放以后现代化的基础。它也是中国社会大规模的变革和迅速经济成长的历史时期，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奠定了政治基础、物质基础、人力资本基础以及对外开放基础。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也出现过两次比较重大的事件和时期。我这本书也分章详细讨论过这些东西。

    因此，我们可以把这段时期划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中国现代经济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期。这一个时期正是我们提出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到一划三改，实行五年计划的时期。成功可能成为失败之母，这是我讨论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因为1956年、1957年，毛泽东和邓小平多次讲到，我们能不能避免在新民主主义时期老犯错误。但是还没说完，就犯了一个比较大的错误，就是大跃进。这是空前的危机，也差不多到了经济崩溃的边缘。1966—1976年是文革时期，我认为经济上确实受到很大损失，但主要还是在政治社会上。因此，我们把它称之为一个特殊的政治历史时期，把大跃进称为一个特殊的经济时期。这是回顾历史来看。

    对此，麦蒂森出了《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表现》这本书，对毛泽东时代做了一些评价，还是相对比较客观的。他指出在毛泽东时代，政治上的改变使中国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抵消了他为发展所做出的努力。在大跃进时期，自我残害所造成的创伤，使经济政治体制几近崩溃。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教育和政治体制再次受到根本的动摇。但无论如何，经济建设同过去相比取得很大进展。他引用大量的数据来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还是给予了比较高的一些评价。

    我这本书比较详细的论述和讨论了毛泽东的成功之处和不成功之处，或者是失败之处。

    首先，他基本上奠定了中国工业化发展的基础，实现了工业化的初级目标。大家要问初级目标是什么？从1953年到1956年周恩来、刘少奇的几个重要的报告，以及在60年代中期提出四个现代化来分析，就是希望能够在1980年前后（1964年的提法是至少在1980年之前），建立一个比较独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我认为，如果按照这个去评价，实这个目标基本上达到了，我们把它称之为目标一致性方法做评估。就是你提出了一个目标，我们看看你达没达到，我们且不论这个目标的合理性，应该说是达到了。

    需要指出的是，任何新兴工业化国家，工业化原始积累在很大程度上还是靠外援。中国在“一五”时期一直到1960年，也确实争取到苏联的外援。但是相比我们基本建设的总投资，实际上是相当之低的。主要还是靠我们国内的资本，而国内的资本主要还是靠国有资本。由于共产党的政治体制和计划经济的经济体制，使得你一个落后国的工业资本，包括全社会的资本持续高增长，达到10%以上。这种情况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根本不具备，或者说只有少数或者是个别的，包括像韩国等等。从资本驱动的角度上来看，这个会在一定意义上奠定我们的基础，当然效率要低很多，这是资本的投入，我也不详细讨论了。

    由于我们已经形成了比较独立也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本身也为后来中国能够积极吸引外资提供了条件。我十年前就问过张瑞敏，他们到巴基斯坦投资，巴基斯坦是一个大国，最大的一个头痛的问题就是产业不配套。搞冰箱生产，冰箱的包装企业就没有，但是在中国就不存在这个问题。我们的工业体系比较完整，形成了工业产业链前向、后向等等一系列。

    越南实际上也算一个人口大国，在全世界可以排第14位，但是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它同样存在着一个产业链的问题，一旦出现问题，它也没有办法。

    作为大国，形成一个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还是非常重要的。当然过于大而全、小而全也不行，还需要和专业化达到一种平衡。

    我们要看一下重要的数据，这很重要。在1830年，根据普尔拜彻的推算，它和麦蒂森得出的结论差不多，中国的制造业产出占世界总量比重将近三分之一，他们计算大约是29.8%。但是到了1953年，大家看一下，已经降到2.3%了。当然也不只是中国，印度也比我们低，它也是从17.6%降到1.7%。但是在毛泽东时代，不管怎么说，他算到1980年，基本上达到5.0%。就是说它没有沿着这条曲线继续下降。在这个意义上来看，毛泽东时代的工业发展也为我们后来提供了一些重要的基础。

    我们再看一下基础设施，这可能是更重要的一个参数和指标。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基础设施，这里还不光是我们说的非农业的基础设施，也包括农业的基础设施，也包括灌溉面积。这一时期出现了我们所说的历史上最高的增长率，只不过改革开放以后要比这个增长还高。需要指出的是，在1952年—1978年期间，它的年平均增长率是1.5%，但是实际上在1953年—1957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居然高达9.25%，比当时的日本经济增长率还要高。也就是说我们曾经出现过一次黄金时间，国际上只要不折腾，你就是9%以上。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理解改革不是突然间变成9%，它在50年代计划经济初期，已经出现过一次，而且也留下了历史记忆、历史因素、历史根源。

    从社会进步来看，毛泽东时代取得的成绩更加显著。我们的人均收入水平很低，但是很多重要的社会指标其实超过我们人均收入指标。包括人口转型，特别是从传统的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到高出生率，但是死亡率下降，又变成高的自然增长率，然后再到比较低的出生率、死亡率以及自然增长率。这个过程走的比较快。另外，城市化增长也比较快。当然也出现了逆城化潮流，这就是人口转变的一条曲线，比较经典。

    另外，从就业模式来看，我们明显的看出来，总人口中的就业比重迅速降低。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这个曲线是不断上升的，这在经济学上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说明就业机会增加了，特别是对女性。根据麦蒂森计算，1950年我国女性人均受教育率为1.60年，到1973年达到4年，从中可以看出中国人力资本发生的变化。当然这个水平还是低的。大家不要忘记了那些发达国家，他们很多年以前就克服了教育屏障，进入了较高的人力资源时代。

    上世纪70年代，中国解决了与美国的关系，恢复成为5个常任理事国之一，重新找回真正意义上的大国地位，这件事为后来邓小平对外开放打开了机会窗口，或者我们可以把它界定为战略机会窗口。我们曾经做过综合国力的研究，八大类战略资源23类指标，即便是1980年，我们也是核大国，政治、军事和综合国力也排在世界第4位。中国只要有很好的发展环境，国际环境，包括我们周边环境，中国成为世界强国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

    但是我们也看到，第一次黄金时期非常短，非常可惜，出现了很大的曲折。所谓曲折包括大跃进、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很大的损失，1978年GDP总量损失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影响2—3个百分点，积累起来就很大了。决策失误，不只是毛泽东个人的因素，还有其他的因素。1978年之后，中国又恢复了长期的增长，持续增长8—9%，甚至还高一些，等于又回到了一个增长轨迹上，创造了我们所说的第二次黄金时期。

    从国际视角来观察，有三个可比较的国家，中国、印度和日本。1950年，中国和印度增长率基本上都是百分之四点几，中国是4.5，印度4.1。日本要比我们低，大家看一下那条线。而后中国在世界经济的比重提高了，从世界总量比重4.5%到1957提高到5.5%，大跃进那两天就快接近6%了。而后大调整，就回到了4.1、4.2这个水平，还不及1950年的水平，我称之为毛泽东惨痛的失败。经济调整一直持续到1965年。1966年上半年，中国在世界经济总量又开始提高了零点几个百分点，而后一折腾，又下来，尤其是1967—1968年是负增长，1974年负增长，1976年是负增长。但是我认为，文化大革命并没有导致经济崩溃，只是负增长，后来变成经济濒临崩溃。我们做了详细的分析，没有任何数据说它是崩溃。文革对我们的政治体系、社会体系造成损害是摧毁性的，但是对经济体系的影响是冲击性的，我们称之为政治斗争的冲击。但是中国本身就存在着现代化的动力，一旦你不折腾了，稍微回复一下经济就上去了。我们把它称之为中国人民以及领导人的学习曲线，学习得好就上去，学习得不好就下来。这个分界线我只是划到了1978年。根据麦蒂森2006年的数据，1978年以后中国经济就全上去了，我们达到16.8，和美国差17个百分点，这是他最新的研究，大家可以上他的网站看他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毛时代的特点，第一是高增长，第二就是剧烈的波动，第三还有一个结构性的问题，这三个问题实际上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比较核心性的问题，直到现在这三个问题也没有完全解决。但是当时它的波动系数是不得了的，大体达到245%。我们把中国的实践定义为，只要你的波动低于50%，叫基本稳定；如果低于25%，就是稳定类型。

如果我们对建国以来做一些概括和分析，又有哪些失误呢？我觉得至少有4个方面的失误。

    第一我们忽视了中国的自然国情，1949年我们的森林覆盖率只有8.9%，是历史最低点。但是我们并没有想到这个问题，拼命的学习苏联，搞林业部，我把它形象比喻就是“砍木头部”，最大的指标就是砍木头。我最近到伊春看了以后非常的难过， 1948年我们派出解放军砍大木头，把世界最好的红松差不多光了。建国初期到1973—1976的数据表明，中国的森林量减少24%，比历代王朝减少都快，中国进入了森林赤字时代。日本正好相反，今天的日本已经完成了工业化、现代化，基础设施现代化，包括城市化，它的森林覆盖率是66.4%，留下了一个国家最宝贵的自然资产。所以说，我们去反省领导人，不光是看他在经济上有什么失误，最重要的他对整个国家自然资产的认识。1966年2月，周总理曾经谈到，有两件事他最为担心，一是把木头砍多了，二是把水给治错了，我们将来可能是吃祖宗饭造子孙孽，不幸被他言中。到目前为止，像伊春这样的企业、资源枯竭型城市也没有转型过来。同时我们也欣喜的看到，现在当地已经开始进入森林盈余时期，但是这个量远比1948年低。我专门做了一些调研，结论是生态赤字给我们造成的损失非常之大。1977年，主管农业工作的陈永贵写了一篇文章，说我们现在耕地太少，只占我们国土面积的10%，我们要学大赛精神，开垦更多的耕地，垦到20%，甚至30%，我们就能解决吃饭问题了，这种想法看上去不错，但是完全违背自然规律。后来他没有继续当副总理，否则的话今天就不得了。这就是人们对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认识。

    第二个方面，就是人口失误，出现生育高峰。第一次就很高，解放初期，邓小平、周总理、刘少奇都提出了节育的思想，党外很多民主党派人士提出的更清楚了。孙文本先生就提出来中国8亿人口应该是比较适度。马寅初先生提出来一对夫妇两个孩子是最好的目标。很可惜我们听进去。我初步算了一下，包括在座的，我也在内，1950—1959出生人口达到2亿。1962—1973年，又形成了第二次人口高峰，又是很高的增长。1974年毛泽东说人口太多了，非控制不可。1974年以后强制性计划生育，出生了3亿多人。这两个生育高峰在全世界可能都没有，这样的人口结构和规模，会影响我们很长的时间。

    第三个就是大跃进，也包括文革。这里既有领导人的决策失误，也有深层次的制度根源。基于60年的经验和教训，最大的成功是战略决策成功，最大的失败就是战略决策失败。这也反映出我们这个体制的双刃剑。我在1988年当时写第一份所谓的成名之作“生存与发展的国民报告”，提出6个假设，第一个假设，不要主动参与他国的战争，别人打仗是别人的事，你是不是参与了。第二个假设，不要犯大跃进性的经济决策的失误。第三个就不能再犯文化大革命政治性的失误。还包括避免巨大的自然灾害、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等等一系列。只要你避免了这些大的决策失误，成功虽说不会是自然而然的，但至少不会出现严重的问题。

    60年来我在想一个问题，中国有自己的梦想，这个梦想是谁提出来的，这个梦想又如何从一个设想变成一个现实。首先是孙中山的梦想，他的志气非常宏大。他提出应该快速追赶，当时中国实际上非常贫穷。第二个毛泽东这个梦，1953年提出四个现代化，是指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交通运输业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1955年在党的八大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一个追赶目标，要超过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是谁呢？他提出要用50、60年，钢铁应该超过美国，如果到时候如果赶不上，要开出“地球籍”。50年后就是2006年。60年正好是2016年，现在我们钢铁是美国的5—6倍，而且生产能力过剩，还要消减。为什么要提追赶美国的目标呢？有这么几条理由：

    第一个理由，就是6万万人口，人口比美国多得多。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国土面积大，和美国差不多。第三个很重要，听说你搞了社会主义，据说社会主义还有优越性。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是他的一个政治动机了。不光是毛泽东，赫鲁晓夫也是这样想的。他提出这个梦想是需要人口的基本条件。从全世界来看，目前超过1亿人只有11个国家，劳动力超过1亿人只有三个国家，第一是中国，现在大约8亿人，再就是印度，4.5亿人，美国是1.5亿人左右。再一个指标就是我们所说的RMD，从事RMD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人数，第一个就是中国，去年已经突破161万人/年，这个统计要加人年。第二个就是美国，140万人/年。第三个是欧盟，130万人/年。因此只有中国和日本才有可能赶超美国，苏联性只是国土面积大，人口不够。从世界的角度看，中国追赶美国是必然的。毛泽东提出追赶美国梦想的时候，中国和美国的经济总量，相差5倍以上，但是毛泽东有这个雄心壮志就不得了，而且这个雄心壮志在他所预言的时间内从钢铁角度基本实现。另外一个梦想，我觉得毛泽东更伟大了。他提出到2001年，就是45年之后，中国应当对人类做出较大贡献。党的17大报告把这个词改的一句话，做出“更大贡献”。

    毛泽东谈4个现代化，这个化是什么指标？没讲。但是到邓小平就清楚了，邓小平既是理想主义，同时又是务实主义，他提出三步走的设想，提出2050年我们GDP达到4千美元，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他用的不是强国目标，而是富裕目标，而且他这个目标更加具体。同时邓小平提出个目标也是强国目标，只要民富国就强了。邓小平这个设想，已经提前实现了，由于中国改革开放，由于中国人口占人类五分之一，这就必然要对人类做出重大贡献。我到新加坡，新加坡的教授跟我说，你们中国太大。什么含义？就好比如来佛，如来佛打盹的时候都有人给你烧香。我觉得这30年，建立在毛泽东时代所奠定的基础之上，充分吸收了毛泽东成功之处，又充分的汲取了毛泽东晚年的失败之处，两者都是财富，改革开放释放了中国11亿人空前的创造性和生产能力，中国排名迅速上升，回到他世界应该有的位置。

    可能大家说我们人均还低，这没错，我也一直承认，但是我认为中国的迅速发展会对世界有三大贡献。第一经济增长的贡献。第二是对全球贸易的贡献，第三可能对世界最大的贡献还是减贫贡献。如果按照世界银行推算，按照国际平均线，1978年中国至少有7亿以上的贫困人口，现在消减到不到1亿人，这在很多国家是不可能实现的，当然我们觉得还不够。

    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做一个评价，邓小平最大的勇气就是给我们提出了一个现代化的路线图，修改了毛泽东和周恩来2000年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的目标，就是小康社会。同时我们也提出实现了前两步走，迎来了一个空前的经济建设的时代，也成为中国最开放的时代。由于中国的改变，也对全世界产生的重大影响。

    我们来看看未来30年。尽管我们人均收入水平还比较低，但是中国在经济上超过美国是指日可待。大家看一下最近麦蒂森的书，他已经告诉我们，2015年中国将在经济总量超过美国。

    中国还将在哪些方面有所超越？

    第一个，我想是在科技上。这就是2006年提出中长期发展的决定，要成为世界最大的创新型国家。中国人内在的潜力和追求现代化目标的动力是巨大的。中国应该是继欧盟、美国、日本之后，世界第四大创新中心之一。这个命题也不是我们完全开始就能意识到，都是外国人找我们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就觉得我们自己怎么没做研究？我们自己找了比较简单的方法做出同样的结论。

再一个，我们应该建成世界最大的绿色家园。国家主体功能区的规划，就是构建绿色家园。我到福建、江西等等地区考察，当地森林覆盖率现在已经达到接近60%或者是超过60%了。今天我们面对气候变化，需要构想新的现代化，我们称之为绿色现代化。实现绿色的技术，绿色的能源，绿色的家园，绿色的城市，绿色的乡村，这是一个很大的梦想。中国第一次和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在同一个起跑线下开始构建这个设想，我把它称之为这次绿色工业革命的孕养期，又是发动期。进入新的世纪，我们为世界做出最大的贡献就是绿色贡献。应该提供新的理念来引导社会，这种理念将会推动整个中国社会的变迁。

   中国的经济复兴必然伴随着文化的复兴，当然这个文化是广义的，不光是出版、文艺，包括教育，包括其他，包括语言等等各个方面。在唐代，我们是世界上最开放的国家，也是文化最发达和复兴的国家。今天我们又迎来了大发展的时代、大开放的时代、大繁荣的时代。我认为更重要的还是大开放。这种开放就使得我们有条件、有能力吸收世界人类最好的、多样性的文化，来创新我们自己的文化，从而中国也对世界多样化的文化做出重要的贡献。

    结论就是未来仍然是中国、中华民族复兴的时代，也是我们同样为世界做出更多贡献的时代。中国期待世界，世界更期待中国。简单说一下，60年前，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文盲充斥、东亚病夫、一盘散沙、生态赤字的人口大国，60年后，中国成为了世界人力资源大国、科技实力大国、经济实力大国和综合国力强国。几十年之后，中国还将成为世界人力资本强国，科技实力强国，经济实力强国，可以说是综合国力最强的国家，中国也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绿色家园。人民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我们相信未来中国还会创造更多的奇迹，包括绿色革命的奇迹等等等等，人民仍然是这场奇迹的主体、动力，最重要的他们也应该成为这个奇迹的受益者、分享者。今天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