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独生子女政策正式出台的1980年，决策者就认识到，这将是“一代人政策”。当时的政策宣示明确指出：“到三十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这里所谓的“人口增长问题的缓和”，就是指生育率的降低。恰好在30年后的2010年，中国进行了第六次人口普查，有人通过该普查数据估算，总和生育率即一个妇女终身生育的孩子数量只有1.18。

    不过，多数人口学家宁愿相信更加保守一些的估计，即正如联合国的人口报告指出，至少自2006年起，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已经降到1.4，不仅低于剔除最不发达国家之外的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也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这个总和生育率水平把中国当之无愧地归入低生育国家的行列。

    长期处于低生育的人口转变阶段，使得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发生了迅速的变化。根据人口普查，2010年开始，15-59岁年龄段人口已经开始绝对减少，预计在2010-2020年的10年间，这个年龄的人口将减少2934万。我们可以将此看作是中国劳动力供给的下降。

    与此同时，经济增长将保持对劳动力的强劲需求。例如，在2001-2011年10年间，包括城市劳动者和农民工在内的城市就业，总共增加了约1.15亿，今后的10年即使劳动力需求减半的话，也远远大于由人口绝定的劳动力供给。因此，无论是在过去很长时期内，还是在未来，劳动力供给主要靠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劳动力供给的下降和劳动力需求的增长，导致劳动力短缺持续存在，普通劳动者的工资不断迅速上涨。自2004年以来，民工荒和农民工工资的上涨成为持续性现象。由于这一转折点从理论上早已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刘易斯所预见，我们可以把2004年看作是中国达到刘易斯转折点的年份。

    刘易斯转折点之后，劳动力短缺成为经常性状态，根本性地改变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与趋势。在此前可以收获人口红利的年代，人口抚养比持续下降，保证了劳动力充足供给和高储蓄率，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带来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成为生产率提高的重要源泉。而随着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劳动力供给受到制约，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发生，生产率提高的难度加大，因此，推动经济增长的引擎明显减弱。

    在劳动力成本上升、投资收益下降和生产率改善速度减慢等导致经济增长减速的表象背后，是中国潜在增长率的降低。根据测算，2011-2015年即中国的“十二五”时期，GDP潜在增长率将从1995-2009年期间的9.8%降低到7.8%，2016-2020年即“十三五”时期，潜在增长率将进一步下降到6.3%。

    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乐观固然是合理的，但是，如果寄希望于政府出台各种产业政策、区域发展战略和宏观经济刺激手段，达到保增长的目标，则不可避免看到各种扭曲的结果，欲速则不达。那些旨在达到超越潜在增长率的实际增长速度的政策，通常会导致生产要素价格的扭曲、产业结构偏离比较优势、通货膨胀、产能过剩，以及对低效率企业和行业的保护。因此，我们需要向政策制定者提出的第一个建议是：潜在增长率是不应该超越的。

    然而，潜在增长率是可以改变的。也就是说，通过创造生产要素供给和生产率提高的更好条件，提高潜在增长率，从而在此基础上保持长期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对中国来说，提高潜在增长率有赖于一系列更深入的体制改革。例如，改革户籍制度可以增加和稳定劳动力供给，改革教育体制可以加大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清除生产要素在地区、行业和企业之间的流动障碍，有利于获得资源配置效率。

    不过，政府“有形的手”即各类保增长的政策措施，常常可以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因而有很大的诱惑力。而通过制度建设改善未来的增长潜力，需要付出更艰巨的努力，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看到实际效果。因此，决策者在短期内应该着眼于接受降低了的潜在增长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