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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之中西方对比
演讲者:易纲    时间:2009-10-15    阅读:750次   
 
中西方研究方法对比[1]
(长安讲坛总第160期)
易纲
论坛学术委员会成员、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
 
一、一则新闻引起的思考
    2009年3月4日11时,人大新闻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念了一个新闻稿,其中有这样一句话,“降低证券交易印花税并实行单边征收”。12点30分,某海外著名新闻社记者据此发表新闻:“中国将下调证券交易印花税,并执行单向征收制度,但没有提及新税率水平。” 实际上新闻发言人的意思是,这两项改革已经完成:2008年4月24日印花税已经由千分之三降至千分之一,同年9月19日双边征收改为单边征收,这都是已经发生的事了。而这一海外媒体则理解成了进一步刺激经济的计划。之后,北京马上更正,说我们说的不是将来时,我们说的是已有的进展。其实,仔细一听就知道新闻发言人的原话一点都没错,熟悉情况的人也知道我们已经下调印花税了。国外这个媒体也是著名媒体,我想也不会存心捣乱。但是,这是什么问题呢?这是中文的语法问题,在中文上已经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事情在动词上是一样的。这是一个小小的例子,但是说明我们的语言,在动词上没有过去时和将来时的区别,如果写得很简练的语句,没有相应的副词来指明,就会使人搞不清是已经发生的、正在发生的、还是将要发生的。如果这句话用英文、法文或是德文说出来的话,可能就不会产生这种误解,因为在这些语言中,动词的过去时和将来时是非常清楚的。
    从这个事情可以看出来,中西方文化是有差异的,可以引申出两点讨论。首先可以看出来我们中文的特点,它和西方的字母文字是不一样的,它很形象、很简洁、有自己的很多优势,但是也有自己的问题,在历史上,没有时态,也没有标点符号。第二,从中文的这种模糊性又可以联系到我们的思维方式,中国人非常聪明,思维能力非常强,但是中国和西方的一个很大的不同是我们在历史上没有发展出完整的形式逻辑框架,这使得我们讨论问题的时候常常没有一个框架,搞不清楚假设前提,推导过程和结论的区别和联系,导致有时没法进行有效的讨论和沟通。
    我在这里谈到中国的文字和文化,以及中国人的逻辑思维能力,是想回答一个问题,也就是著名的李约瑟之谜:为什么在前现代社会中,中国科技遥遥领先,但工业革命却没有发生在中国,到了现代以来,中国的科技水平就落后了?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已经了有很多个版本。李约瑟自己认为,中国强大的封建官僚制度是最主要的原因,在这一强大的制度下,商人难以获取地位与权力,商业得不到蓬勃发展,技术发明给发明者和使用者带来的利润和地位提高有限,因此工业技术革命没有发生。林毅夫则提出中国官僚制度中的科举制度扼杀了创造力,把人们都吸引到对四书五经的钻研上去了。这都是从制度角度出发解释。还有一个被广泛接受的解释是马克埃尔文的“高水平均衡陷阱”理论,这是一个经济学角度的解释。“高水平均衡陷阱”的意思是,中国的农业技术发展的太好,人口密度过高,这反过来阻碍了科技发展,因为人口太多,劳动力的相对价格就变低了,以至于任何节省人力的技术发明都显得没什么价值,因为只要把活儿交给人去干就可以了。
    上面这些解释都各有自己的道理,我都赞成。不过我想换一个角度,从中国文字和逻辑的角度找找中国的科技进步停滞的原因。我的观点是,我们的文字的模糊性和形式逻辑的缺乏阻碍了科学理论的建立,阻碍了技术的发展、传承和进步。我还想指出,这里面有些问题到现在还仍然存在。
    这就是我对李约瑟之谜的一个解释。下面我会逐一展开讨论。
二、中文与西语
    2.1、中文竞争力起伏
    汉字起源于象形文字(甲骨文、金文是象形文字),虽然目前已跟原来的形象相去甚远,但仍属于方块字、表意文字,音、形、意相互联系,为形象和抽象思维提供了方便的工具。中文代表了一个伟大的文明,我非常热爱中文。中华民族上下5000年的历史,有确切文字记载始于商朝(甲骨文),距今有3000多年历史,并且这个历史是一脉相承的,不像有些伟大文明,比如埃及文明就没有一直传承下来。中文有很多伟大的优点,在历史上很长一个时期,中文是有竞争力的,是先进文化的代表,中文汉字对日本、韩国等周边国家的影响足以证明这一点。
    中华文明伟大,但几千年来是精英的文明,一直没有穿透到大众。在90年前(1919年“五四”运动之前),我们的书写文字仍以文言文为主,和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语言不一样。虽然在历史上也曾出现过一些白话文经典著作,如《孔雀东南飞》、《木兰辞》、《石壕吏》、《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和《三国演义》。这些使用接近于当时白话文的语言写成的著作往往流传更广,更受老百姓欢迎;然而,更多的著作都是用文言文写成,难以被普通百姓所读懂、所接受,只能在精英阶层流传。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几千年,直到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胡适等先进文人提出倡导白话文,这才把中国人书写的文字和日常语言统一了起来。胡适于1917年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率先提出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写作。他认为,文学改良应从八个方面入手: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滥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胡适说的这八点,很多对现在都还很有借鉴意义。就拿第一条“须言之有物”,胡适说的是文章必须有情感,有思想。我们现在还能看到许多的文章,大话、套话、官话连篇。又比如最后一条“不避俗字俗语”,胡适以《水浒》、《三国演义》等通俗文学为例,认为用俗语俗字,用当前人们在用的文字,写所有人都看得懂的文章才是真正有价值的文学,模仿洋人和古人写作是不可取的,这在现在看来也非常有道理。
    与中国的经济文化的落后相伴随,中文在20世纪中叶可以说是到达了一个低点,特别是在文字输入上有很大的劣势。甚至有专家提出汉字将最终被汉语拼音代替。上世纪七十年代,计算机已经开始使用,但是中文输入问题还没解决。我是北京大学77级的学生,我在北京大学上学的时候也被中文的输入问题所困扰。有一次我写了一篇文章,老师认为这篇文章写得很好,说去把这篇文章打出来。我到了打字室以后,打字员很忙,没有时间打我的文章,所以我想我自己能不能打这篇文章。那是在1979年,当时我已经会英文打字了,但是我一看这个中文打字机就没办法了,我还得求这位打字员。因为那时中文打字机的键有几百个,找一个汉字要花很长时间。当时我曾想我们的中文能和西方竞争吗?我们幸亏有王选先生、五笔输入法等,现在已经完全解决了中文的输入问题。我在这里这么讲话,一个训练不久的速记员可以完全按我的语速,把我的讲话记录下来,就是说现在中文输入不比字母文字的输入差,有可能还比它好。汉语拼音是中文的重要辅助工具,但我们现在不用再提“汉字要走拼音化道路”了。汉字是一种与字母文字完全不同的,但非常有竞争力的文字。
    中文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特别有利于所谓“照相记忆” (Photographic memory)。有些研究单位或者医学院,曾经做过许多类似的试验,就是把一张中文、英文、或者其他文字的报纸交给被试者,报纸的复杂程度是差不多的。试验是几百人甚至上千人的样本,就是给你几秒钟的时间,比如说30秒钟,让你看一看这一版报纸,这一版报纸可能有十几个甚至更多标题,有横标题、副标题、大标题、小标题,看你在30秒钟能记住多少内容,就是扫一眼能记住多少,结果中文和英文、法文、德文的记忆字数都是不一样的。这个试验要求被试者是同样的学历,同样的智力水平,受教育程度是一样的,试验中其他条件是一样的,只是文字不一样。调查结果表明,被试者在给定的时间内对中文大、小标题所记忆下来的内容比字母文字要多,这就是所谓中文有利于照相记忆的结论。我们的文字印在脑里,它首先是一个映像,然后在我们头脑里反映出这个映像所代表的概念,而字母需要把它读出来、念出来,字母文字是一个语流,而汉字一个文字就是一个概念,汉字组成的词是一个一个的映像。所谓照相记忆,中文处理起来很快。现在的信息时代,我就在琢磨为什么中文的短信这么发达,在欧洲生活,在美国生活,他们也有短信,电信技术是一样的,他们的技术并不比我们落后,但是他们一般普通人的生活,没有这么大量的使用短信。其实中文有这么大量的短信,和中文的文字,和象形文字有关。
    2.2、字母文字的起源与发展
    距今约5000年前,古埃及人创造了一种象形文字——圣书字。公元前15世纪,在地中海产生腓尼基字母。腓尼基字母传入希腊,演变成希腊字母。希腊字母孳生了拉丁字母和斯拉夫字母,成为欧洲各种字母的共同来源。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欧洲也存在和我们中国一样的书写语言和日常语言的不统一:尽管各国各地都有自己的语言,精英们写作、谈话交流中都使用拉丁文,不会拉丁文就没有办法读懂他们的著作。
    700多年前大文学家但丁(Dante)极力主张用意大利语代替拉丁文。600多年前英语(English) 是伦敦附近的方言,叫做“中部土语”。大文学家Chaucer(1340-1400)作中部土语诗歌、散文,大神学家Wycliff(1320-1384)将《旧约》、《新约》译成中部土语,从此英语变成英国的标准母语。后来许多伟大科学家的科学著作和文学家的文学作品如莎士比亚用英语创作出的文学作品,使英语成为丰富简洁严谨的语言。
    可见,西方国家大约在数百年前完成了书写文字与口语的统一,而我们直到新文化运动才完成这件事情,至今还不到一百年。
    2.3、中文与西语的对比
    我非常地热爱汉字,但是我们的文字,我们的文明,也有一些和人家相比起来不足的地方。从思维上说,要形成概念,需要抽象。例如,讲什么是苹果,拿出一个具体的苹果很简单,但是一个具体的苹果永远不能说清楚苹果的属性。要说清楚苹果的属性必须要抽象。马的概念和具体的马,山的概念和具体的山,水的概念和具体的水在一定条件下差得很远,人类只有在概念上作了抽象,才能对事物的本质作进一步的认识。英文和中文抽象的路径是不同的。中文始于象形文字,例如说山,我可以画三个山峰;水,我可以画三个水纹;“馬”,我可以画成马头、马脖子、马身子、马尾巴,然后四个点是马的四条腿。中文形成文字以后的马和实际的马是联系在一起的,它实际上是从映像、从眼睛中所看到事物的映像抽象出来的概念。而英文是创造了26个字母,是人类的创造,然后由这26个字母的排列组合组成任何一个概念,抽象的过程和方法与中文不同。马的英文就是horse,这几个字母和我们真实生活中的马根本没有关系,水的英文是water,这几个字母和我们看到的水也没有关系,字母文字更加抽象,与现实中我们所看到的映象形态无关。能否从这里得出西文字母文字的抽象能力高于中文呢?恐怕不能,这个问题很复杂,学术上有争论。但有一点是事实,仅仅从文字和人类眼中的映象是否相关而言,西文的抽象程度是高于中文的。此外,我们的文字一直到近代才在借鉴西文的基础之上引入了现代意义的语法和标点符号体系,之前的几千年中文都没有语法意义上的标点符号,而且,我们的文字没有由动词变化表现的时态,没有由动词变化表现的语态,名词基本没有单数和复数,基本上没有性(阴性、阳性、中性)和格的变化,在主语和宾语上也没有变化。
    中文是很简洁、很严谨的,如果你到联合国、国际大会,会看到一叠一叠的文件,比如说有英文、法文、西班牙文、阿拉伯文还有中文——这是重要会议的几大官方语言。一眼放去,最薄的一叠就是中文,因为中文简洁。但是中文的简洁有一个问题,懂的人能够欣赏,但不懂的人不容易看懂。
    我有一个亲身经历,1978-80年在北大期间,我试图读过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当时凯恩斯的《通论》是北大的一位姓徐的教授翻译的。我是一个很用功的学生,但是中文的凯恩斯的《通论》我读了就是不懂,也不是完全不懂,只能读懂50%,反正就是没有读得很明白。后来我到美国读研究生,我就把凯恩斯的《通论》原文找出来,我发现凯恩斯《通论》的原文特别的简单,非常的明确。然后等我把英文《通论》读懂了以后,我再回头读徐先生翻译的中文《通论》,我觉得徐先生翻译得真好,真准确、简练,“信”、“雅”都做到了,唯独“达”字没有做到,对于年轻人,对于不懂的人来讲就是看不懂。
    此外,你们要是读一读数学、力学、物理学、化学的英文教材就会发现,他们的英文教材写得非常简单明白,写这个教材是为读者着想。我们的教授、我们的学者写东西,是为了要写得简练,是板着脸说话的,是为了要学术化,这是不一样的。这就引出这么一个问题:中国伟大的文明,传承了几千年,但是我们的文明始终是精英的,始终没有穿透社会的下层。
    你们现在看一看网上,看一看社会上的议论,看一看我们中国发生的很多很多的事,我们的文明好像还是没有穿透社会的底层。拿互联网来做例子吧,我们互联网上公共论坛的水平不高,网上的贴子有许多都是恶言恶语,谩骂发泄,少有理智的讨论,谩骂和诅咒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有人告诉我网上注册发言的网民有很大一个比例都是大学生,我看值得怀疑。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比较悲哀了,大学生的水平也太差了。
    为什么我们的文明始终没能够穿透社会的底层呢?究竟是什么阻碍了文明的传播?我觉得有三个原因。一是汉字本身的缺点,汉文可以写出唐诗宋词这种世界上最美的诗篇,但是在把事情写准确上有缺点,看文章的人常常不能弄清楚写文章的人要表达的准确意思。中文的时态和语态不用动词的变化来表达,但能用副词等修饰语表达清楚。过去一直没有标点符号是个大问题。三字经都有一句“明句读”,其中“读”发音为逗号的“逗”。讲的就是念古文要学会断句。三字经写于宋朝,但真正解决标点符号问题大约是在90年前的新文化运动。
    二是观念上的问题。中国从古至今的大部分文人学者有这么一种心理,他们不愿意把事情用老百姓能明白的语言写清楚,不屑于记录描述细节过程,而是见大不见小,喜欢写大文章讲大道理。我们历史上,中华文明曾有非常细腻的、细节的办事操作方法,但是这个文明已经发展得很久了,而我们的学者总是乐于做那些大的东西,不屑于把这些小的、细节的东西记录下来,而“魔鬼”恰恰都在细节上。
    三是历史上的封建专制和多次发生的文字狱,使得文人不敢把事情说明白。为什么是连篇累牍的官话和套话,就是不能把话说明白了。对于官话、套话,社会精英尚且可以体会其中的含义,能够体会这种微妙的关系,但是你想一想社会基层的老百姓怎么样,他们云里雾里的,他们就是不明白。
    以上三点加在一起,就使得我们的文明长期不能穿透到社会底层,老是陷入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状况,老百姓总是不能明白,总是处于糊涂之中。
    中华文明之伟大,在于她提供了一个与西方文明完全不同的参照系和坐标系,我们应该发扬其优势,克服其劣势。目前,普通话、电视和互联网提供了将中华文明穿透到大众的客观技术条件。我们要利用这些条件,真正的把我们的文化知识传播到大众中,最直接的任务就是把话写明白,尤其在教学和学术探讨时语言要精确、严谨并把细节讲清楚。
三、形式逻辑与科学研究方法
    形式逻辑(Formal logic)是研究演绎推理及其规律的科学,研究前提和结论之间的关系。它是对人的思维形式的一种抽象。形式逻辑其实是把人们的认识和判断抽象成逻辑命题,然后研究这些命题可以有哪些形式,之间有怎样的关系,怎样从几个现有的命题推理出新的命题。
    形式逻辑在西方文明中的历史很悠久。在欧洲,形式逻辑的创始人是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他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出了三段论,其实就是最简单的三个直言命题之间的推理关系。比如最常举的一个例子,“所有人都会死”,“我是人”,所以“我也会死”。亚里士多德的这个三段论也是一种演绎法,是从前提假设出发推导出结论,前提是结论的充分条件。
    大家可以体会到,形式逻辑、演绎法、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的区分,这些在科学研究中都是很重要的,有了这些工具,研究者就可以从有限的前提假设中推导出结论,只要前提是对的,结论就是对的。古希腊的欧几里德的伟大著作《几何原本》就从若干公理(最重要的是平行公理:两条平行线永不相交)出发,利用纯逻辑推理的方法,推导出一系列定理,组成一个定义和公理体系。《几何原本》分13卷,一共有465个命题,都是从这些公理推导出来的,只要你承认了这些公理,你就必须承认推导出来的定理;你要是换了公理,就会得出别的结果来,这就成了后来的非欧几何。
    《几何原本》是开创性的,欧氏几何的建立使几何学成为一座建立在逻辑推理基础上的不朽丰碑,其严密的逻辑演绎方法成为训练科学思维的基础性工具。西方后来的科学研究大多都遵循了这个方法。牛顿在1664年4月的奖学金考试中落选,考官巴罗博士对牛顿说:“你的几何学基础太差,再用功也不行”,牛顿就重新深入钻研《几何原本》。到了爱因斯坦,他的狭义相对论也是建立在两条公理上的:相对原理和光速不变原理。后来莱布尼茨等人又进一步建立了数理逻辑,其实就是现代的形式逻辑,用数学符号让复杂的推理变得更加简单,容易操作。可以看到,形式逻辑的方法是广泛应用的。
    形式逻辑在中国起源的时间也很早。春秋战国时期,墨子在《墨经》中就提出了“大故:有之必然,无之必不然”和“小故: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的区别,实际上是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的雏形。但是,逻辑关系用于实际还有一个必要的条件,就是我推理里面用到的概念必须是明确的。春秋战国时候中国的形式逻辑发育程度还不高,当时的名家代表惠施、公孙龙等人就通过对概念的混淆、极限情况的讨论,比如“白马非马”、“离坚白”(就是石头不能同时既是坚的又是白的),建立起了这么一套诡辩论,把当时的形式逻辑初步框架搞垮了。其实名家当时的想法也是很有发展的,比如他们提出的“飞鸟未尝动”,其实一定程度上是揭示了运动和静止之间的关系。但是他们并没有在此之上建立起新的逻辑体系,只是热衷于诡辩,把别人说糊涂了,他们就高兴了。形式逻辑在中国的发展就这么停滞了。形式逻辑在西方也遭到了批判,黑格尔第一个系统的批判形式逻辑,将逻辑研究的重心转向逻辑的内容,但是他不光是批判,还建立了自己的一个逻辑体系来替代它,就是黑格尔的辨证逻辑体系。
    形式逻辑在中国没有发展的结果是什么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文化,我们这个文明,见长于归纳,但是我们缺少形式逻辑,缺少演绎的、严格的框架。
    我在北京大学教书的时候,曾向季羡林老先生请教过中国历史上是否有比较系统的形式逻辑的论述。季老是国学大师,我在北大工作的地方和季老住的地方很近,我经常去看季老并和他聊一些哲学历史、宗教文化问题。季先生治学严谨,对这个问题没有给我明确的回答。就我国古代有没有完整的形式逻辑,我还问过一些哲学家,都没有清楚地回答这个问题。我们知道数学上有二项式定理,我们中国历史上有杨辉三角形,杨辉三角形展开以后实际上就是二项式定理,但是它的表述和思考方法不一样,杨辉三角是中国古时候的数学家为解决高次开方问题找到的工具,但当时的著作中没能说明为什么要用这个三角,没有给出具体推导过程,所以我们只能认为杨辉三角是当时的数学家通过归纳总结发现的。而二项式定理不同,是逻辑推理演绎出来的,牛顿给出了二项式定理的一般公式和推导过程。我们知道欧几里德几何学有假设,比如说有两条平行线永不相交,在这个假设下,能够推理出非常有用的定理、推论和几何学的一套体系,他用的这个方法是逻辑的,是演绎的,是形式逻辑的。
    所以,我的初步结论是到目前为止,我尚未找到中国历史上有对形式逻辑成系统地论述和框架体系。我宁愿相信中国历史上有这样的框架体系,只是我没有找到。缺乏逻辑是解释李约瑟之谜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四、目前经济类学术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
    好,以上我讲了我对李约瑟之谜的解释。现在这些问题应该解决了,我们汉语有了一套现代意义上的语法,我们也来分析句式,分清主语、谓语、宾语和表语等。我们有完整的标点符号体系。在形式逻辑上,我们已经可以运用形式逻辑、辩证逻辑、数理逻辑在各个领域。
    但是文化有很大的惯性,下面我讲几点目前我国经济类学术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你们就可以看到我上面分析的问题仍然存在。
    4.1、研究选题上,见大不见小
    现在经济学研究的问题,比如今天所讲的有关经济问题和货币政策,学者们发表了很多很多的意见,但是你们检索一下,你们用一个逻辑的框架检索一下这些文章、言论,你们就会发现我们很大一个比例的讨论,是没有逻辑的,是不讲逻辑的,我们习惯于这样。你们可以看网上的讨论,比如说汇率、利率,比如说要不要刺激经济,要不要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要不要积极的财政政策,刺激经济的方案要做到多大,经济是见底了还是没有见底、外贸等等。我们很多很多的文章不讲逻辑,然后就直接跳到了一个结论,而且我们喜欢把这个结论拔高,这是一个我们文化非常见长的事,我们喜欢把事情拔高。拔高就是上纲上线,就是我们动不动就把一个具体的问题上纲上线,比如说阴谋论,比如说亡我之心不死,都上纲上线到这个高度。实际上世界是由具体问题组成的,你实施货币政策也好,你分析宏观经济金融形势也好,你要分析一个一个具体的问题,我们的舆论,我们思考问题的方法,没有时间和耐心来分析这样一个一个具体的问题,而是把一个现象,把一个争论的问题,把它迅速地拔高到一个是爱国还是卖国的高度,是阴谋论还是亡我之心不死,然后就是经济安全、金融安全,直接上升到这样一个高度。直接上到这个高度好不好呢?没有什么不好,但是上升到这个高度以后,我可以说不是你们考虑的问题。在座的多是本科生和研究生,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可能是更加重要的,那么高、那么大的问题,可以等积累了经验再来做。你们毕业后要脚踏实地的从头做起,小问题需要千千万万人去做,比如金融市场交易系统,支付清算系统,农村金融,小额贷款,住房抵押贷款,消费信贷等等,都是具体的、有价值的问题。
    古人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毛主席在接见红卫兵时也对年轻人讲“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北京人在皇城之下,好论国家大事。现今大家都忙,又有很多电视节目可看,聊国家大事的时间少了,唯独把这个传统保留下来的就是北京的出租车司机。你若运气好,来北京坐出租车兴许能遇到一位健谈的的哥,可以从党中央国务院的人事安排一直说到美国总统大选,从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聊到北朝鲜的核试验。
    孔子、孟子、老子、庄子,他们实际上已经在哲学意义上把最大的道理都讲透了,我们今天的人,想在哲学层次上,在文化层次上,在伦理层次上,在道德层次上超过孔孟老庄,实际上是很难的。关心国家大事总的说来是一个好的文化现象,但我想向年轻人讲清楚,只有少数人可以把关心国家大事作为他的职业,以关心和处理国家大事为谋生的手段。绝大多数人对国家大事和世界政治只能是新闻性质的了解以满足好奇心。普选投票是表达政治倾向,评论调侃国家大事多半是娱乐话题。年轻人、学生选论文题目时,还是研究具体问题比较靠谱。现在你再看胡适先生《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会有更深的体会。
    4.2、人云亦云,研究跟风,缺乏独立的观察与思考
    我们现在培养经济学和金融学的人才,一定要注意观察和思考。对自己身边发生的现象,要观察,要思考为什么?我们中国几位朋友出去吃饭多是一个人请客,外国人出去吃饭愿意AA制,这是为什么?我的解释是和人口(朋友圈子)流动性有关。中国人的朋友圈子流动性低,我这次请客,我的预期是你下次请,他下下次请,长期而言,大家都不吃亏。而外国朋友流动性高,此次见面,不知下次何时再见,干脆一把一清,AA制,交易成本最低。你要观察地域文化的差异,比如说西北的文化和浙江的文化有什么不同,和东北文化有什么不同,文化和经济社会发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你们要注意观察身边发生的事,比如说去菜市场买菜,如果是去赶早市,可以看看老太太和卖菜的是如何讨价还价的等等。如果有来自五湖四海的人,那就更有意思了。你要注意浙江人是这么行为的,江苏人是这么行为的,东北人是这么行为的,咱们西北人又是这么行为的。这么行为是为什么呢?上海人为什么算事情这么细,这么精?你要观察,你要思考。我们周围发生的事情,小到刚才我所说的这些琐事、小事,大到汇率、利率、货币政策、宏观经济形势、国际金融危机,G20会议,是无穷无尽的经济学所能解释的问题。你要能够看得见这些问题,你要善于观察和思考,然后是注意研究小问题。
    4.3、概念定义不清,缺乏完整的逻辑框架
    我们20多岁的一个年轻人愿意提出一个宏论,愿意提出一个框架,那么一个框架是什么?比如说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是一个框架,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是一个框架,理性预期是一个框架,它是一个思维模型,它是一个逻辑框架,那么这个框架的要素是什么?你要谈问题,首先要定义你谈的是什么,我们现在很多的争论特别的热闹,但是一看就知道这个争论没有意义,因为争论的双方所争论的概念、定义不一样,而在规范的经济学中特别忌讳这个。首先要定义我说什么,我的概念是什么,比如说我们争论最多的医疗改革,很多文章有很多的争论,但是没有把医疗服务到底是一个公共产品还是私人产品这个问题讲清楚,它可以争论的非常感情化,可以上纲上线到特别高的高度。
    什么是一个模型的要素,什么是一个框架的要素,如果你是一个认真学习、训练有素的学者,你首先要从定义开始,你要知道讨论的问题是什么,然后就开始想逻辑框架。实际上逻辑框架的始点是假设,一定要有一系列的假设,不管是凯恩斯、弗里德曼、理性预期,还是期权定价模型,都是从一系列的假定开始的,在这个假设条件下,才有逻辑框架,就是从我所说的形式逻辑开始了。形式逻辑开始了以后,就是由1就能推导到2,一直往下推导,比如凯恩斯是怎么推导的,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是怎么推导的,理性预期是怎么推导的,真实周期理论是怎么推导的。逻辑框架以后就可以进行分析,如果你给出一个积极的财政政策,把它输入进去,那么根据假设和逻辑框架,它的产出会增加多少,对出口、价格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对利率、汇率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会通过逻辑框架计算或推理出一个结果,推理出的结果是根据假设和逻辑框架得出的,这个结果正确与否要经过检验,就是要拿分析、模型中推导出的结果和实践中观察的数字相对比,看推导的结果和实践观察的现象是相符还是不相符。如果相符,说明你的这个理论可以解释实践,如果不相符,就要看看是不是逻辑错了,还是假设不对,就要重新反思。什么是经济学,什么是货币政策,什么是宏观经济,我们要用训练有素的方法论来分析,我的结论可能不对,你可能不同意我的观点,但是你要找出来是我的假设不对,还是我的逻辑不对,这样我们的讨论就有基础了。
    你现在检索一下关于宏观经济、货币政策的网上文章,包括很多学术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没有办法读,讨论双方完全不知道相互的定义,然后就是因为结论不同,大家都非常情绪化地争论,所以文人相轻,情绪就来了。只要掌握了方法论,你就可以心平气和了,因为你找到了为什么我们的结论和人家的不一样的原因。我坐在这讲课,也不是说我讲的都是对的,你可以不同意我的观点,你可以和我讨论,你可以批评,但是我们得有一个批评、讨论的基础,只要你说的对,我就听你的,这样就有了一个健康的学术氛围。
    4.4、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滥用参考书目
    除了不讲逻辑,现在中国的学术研究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现在有很多的研究成果,很多的学术文章,它最大的问题是你去看的时候,你分不清哪些是文献中已有的,哪些是作者的新贡献。很可能这一篇文章通篇讲的都是别人的东西,只有最后一小部分是作者自己的贡献,但是文章里就是不说清楚。用别人的模型是正常的,但要证明你在边际上的一点点贡献:或者是推广了一点限制条件,或者是改了一个变量,或者是加了一个变量,又或者是进行了实证检验,这都要说清楚,你这篇文章才有意义,才算是在现有的研究基础上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尊重别人的成果,自己才能被尊重。
    我们还有个问题就是出在参考文献上。研究经济问题,很重要的是要搞清来龙去脉,要吃透已经存在的文献,避免无根据的研究和重复研究,确立自己的研究方向;但是我们很多研究,后面放了一大堆的参考文献,但里面很多都是不必要的。参考文献中的文章可能是得诺贝尔奖的,但和论文一点关系都没有,有的作者自己都没有看过;信洋人,不信中国人,拿洋人经典文章吓唬人、充门面,喜欢引国外的文献,不喜欢引中国人的文献,明明中国已经有了很关键的研究,他就是不引用;更严重的是,读了近两年的不重要的文献,但是最经典的、最重要的文献没有看,结果他的研究从头到尾就是错误的、重复的,实际上这个问题很多年以前的经典文献就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这个参考文献的坏风气不修正,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不可能繁荣。
五、创新之本
    我们讲软实力,竞争力,思维方法、方法论,如果我们没有对中西方在这方面的差别有一个比较深刻的认识,对很多东西的理解就深入不到哪去。我们就不会明白,为何制度体制创新概念、方法论多是西方的,西方比中国先进那么多。例如,公司、股份公司、有限公司等概念都来自西方,且在英文的法律中有非常清晰的定义。这就是制度创新,我们就缺乏这方面的创新。
    我们现在要成为创新型国家,特别强调技术创新,但是我们所强调的这个技术创新,是在技术层面上、在专利层面上,比如世界产权组织公布,我们的华为公司是2008年度世界上递交专利申请最多的公司,注册了很多专利,技术上解决了很多问题,也就是说我们所讲的创新是技术层面的。技术层面的创新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所看到的技术型创新大多数是西方人做的,我们生活在现代社会里,如果我们问这个麦克风是谁发明的,是西方人发明的,笔记本电脑是谁发明的,也是西方人发明的,笔记本里面的软件Microsoft 是谁发明的,PowerPoint是谁发明的,都是西方人发明的。即使在华为夺得世界第一的2008年,美国仍然是世界上申请专利最多的国家,并且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但是这些都只是比较浅层的创新,西方人更为骄傲的是他们那些概念、制度、法律的发明,企业组织形式的发明。
    举个例子,公司的概念是西方人发明的,独资公司、有限公司、无限公司、合伙人制、股份公司、上市公司、私募、公募所有这些,这都是西方人发明的。现在看看公司的组织形式,公司的组织形式是我们市场经济最基本的一个生产、服务提供的组织,公司从概念上以及种类上,每一种的定义上,特点上,那是规定的非常严格的,不仅仅有这个概念,还可以操作,而且还可以把操作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公司有这么多的组织形式,成立公司还要注册,得有资本金,还有年检,然后你如果资不抵债还有破产。就看看破产这个概念,西方破产的概念是非常严谨的法律概念,你可以讲第七章破产,就是破产清盘,你可以讲第十一章破产,就是破产保护,其实不是真的破产,第十一章破产其实就是告诉债权人现在不能马上进行追债。那这是不是就忽略了债权人的权利呢?破产保护可以,但是债权人得有相应的权利,它是讲究债权人、公司、社会公众的平衡利益问题,是防范道德风险的。我们来看一看能够把破产做到多精确呢?如果把这些概念讲得非常明确并且有一部法律叫做《破产法》,那么所有的公司,所有的公众,所有的债权人、债务人,都可以按照《破产法》来预测这些公司行为的话,那么节约了多少交易成本,法院判决的时候就可以依法判决,按照案例判决,提供了多少的方便,有了破产的法律就使得公司和公众,就使得债权人和债务人在追索债权上,在他们的行为上有了一个透明的指引,大家可以根据《公司法》、《破产法》、《合同法》去追诉、去行为、去诉讼、去打官司。而如果这一套不成立的话,在讨债时就只有找别的方法,比如断几根手指头,打几个耳光,也就是暴力催收。
    为什么产品的创新、专利大都是西方人发明的,因为从根本上它是由概念创新来的。比如说有公司组织形式的创新,有激励机制的创新,大多数创新都是在公司这种组织形式中诞生的,那么为什么公司这种组织形式能做出这个创新。公司有产权的所有者,公司有老板、股东,为什么老板、股东有这么大的动力能够调动人的积极性去创新,为什么比尔·盖茨能有这么大的号召力去创造一个Microsoft,因为他的激励机制和组织形式是有效的。有了概念的创新才有组织形式的创新,有了组织形式的创新才有激励机制的创新,然后才是产品、技术专利的创新。如果我把所有这些制度创新逐步的、慢慢的、一点一点地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那么就有公司法了,就有破产法了,就有专利法了,在稳定的法律基础上,社会的每个人就可以有明确和稳定的预期,就有行为的激励机制了。美国为什么能有那么多的创新,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创新专利写入了美国的宪法,美国的宪法是1789年颁布的,美国是1776年建国的,他的一部宪法讨论了十几年,争论了十几年,到1789年,美国的创新专利条款就写入了宪法。美国的第一任专利局局长是托马斯·杰斐逊,他是独立宣言的起草者,在美国被称为建国之父之一。美国第一任总统是华盛顿,美国建国初期的很多专利权的签字人就是华盛顿,可见美国对创新、对专利的重视程度。汤姆斯·杰克逊是第一任专利局的局长,他从美国建国开始就看到了创新、保护知识产权、保护专利的重要性。美国首都华盛顿商务部入口处有一个大门,大门上方刻了一段话,是弗兰克林写的,这句话翻译成中文就是“专利是给那些有创新天才的人的创新行为火上浇油的那个东西。”这就是说不是所有人都能创新,只有一部分具有创新天才的人才可以创新,而专利是给那些有创新天才的人的创新行为火上浇油的那个东西。现在去美国商务部的时候,这些字由于刻写的年代比较远了,这段字还看得见,但是得仔细看,这些字像碑文一样,是刻在美国商务部入口处上方的石头上的。
    我讲创新,讲概念,讲方法论,我更加强调的是概念的创新,思想的创新,组织形式的创新,有了这些东西,产品的创新、技术的创新是随之而来的,产品的创新和技术的创新是比较浅层的创新,是这些制度创新所带来的结果。我们都知道美国VC(venture capital),即创投风险基金搞得好,因为这个创投风险基金有一整套机制,有上市退出机制,有公募、私募,有一般合伙人、有限合伙人等制度安排,这些机制可以保证创新源源不断地、可持续地发展下去。在这个概念创新上,我们落后了,不过将来我们也会奋起直追的。很多很多的概念、创新确实是西方人发明的,包括很多很多游戏规则的制订,包括WTO、IMF、世界银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游戏规则是他们制订的,现在就要增加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在运动方面,很多的游戏规则也是他们的制订的,我们中国人最喜欢打羽毛球,我们的羽毛球全世界第一,但是羽毛球的游戏和场地大小、网高、游戏规则都是英国人制订的,羽毛球的发源地就是英国的一个小镇badminton。我讲这些就是想让大家要从小处着眼,然后有一个持久的思考能力,争取将来我们也能够进行概念的创新、组织形式的创新。
    我为中华文明而自豪。司马迁的《史记》是两千年前写的,其中记载了大约三千年的历史和传说,这样就使中华文明有了上下五千年的传承[2];四大发明等伟大贡献确立了中国在世界科技史上的地位。但是到了近代,中国的科学技术就落后了,这让我们意识到,我们也有弱点,要心平气和的对待。中华文明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和发展的,将会更伟大,兼容并包,被广泛的接受和喜爱。


[1]根据易纲2009年3月在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和行内学术讲座,以及2009年4月在兰州大学,2009年10月在长安论坛演讲的内容整理而成。
[2]当然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的传承不只是《史记》一本书,还有许多著作的佐证,但《史记》是最权威的一本。如果以有确切文字记载的文明时计算,应该从甲骨文算起,中国文明史有三千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