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0月份的数据公布后，又有许多人说中国经济四季度该触底了。的确，PMI反弹，工业速度反弹，工业利润反弹，出口反弹，财政收入也反弹了，这些都是判断经济向好的理由，但我仍然认为中国经济还没有触底，9月份的反弹是暂时的，只表现了经济是在下行趋势中的波动。这样说的理由，是因为观察短期经济运行不仅需要短期视角，更需要长期视角。

        长期视角就是看决定经济运行中的长期变量是否发生了变化。一般来说，短期变量是指货币、利率、财政收支和物价水平这些宏观变量，长期变量则是指收入分配、城乡人口比例这些结构因素、提供主要国际需求国家的长期经济走势，以及制度变化。短期因素是快变量，如银根可以马上放松或收紧，但长期因素的变化则需要几年、十几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积累。制度虽然也可以在很短时间内根本改变，但是改变一个社会制度则需要长时间酝酿。所以，长期因素决定长期经济趋势，至少是长达5年的中期趋势，不会因短期因素变化而立即改变。或者说，短期因素不能改变趋势，而只能改变扩张与收缩的幅度。如果是这样看问题，对短期经济运行的判断就不会因月度数据好一点就立即乐观，差一点就立即悲观。

        比如，分配关系是决定储蓄与投资比例的长期因素，因为它是制度性因素，是由社会的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决定的。现代市场经济的生产资料占有方式，是允许少数人通过占有生产资料而占有收入，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使经济体制也转入了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因此在这一点上与世界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已经没有什么不同。生产资料以及由其所决定的分配关系，大的变革是起于1997年党的“十五大”所开设的产权制度改革，改革带来了微观经济的高效率，也奠定了中国真正转入市场经济的基础，是进入新世纪这十年中国取得高速发展的最重要制度因素，或者说最大动力，但是也导致了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的社会现实，进入新千年以后的这十年里，消费率下降了14个百分点还多，减少的消费比率就增加到资本形成和净出口方面去了，其实净出口也是储蓄或资本积累的一种形式，是以外汇形式被储蓄起来了。

        影响分配关系的还有发展方面的长期原因，这就是工业化长期超前于城市化的问题。在市场经济国家，工业化与城市化是一个相互跟进的自然过程，在社会主义国家，如前苏联，城市化程度也基本是与工业化程度相匹配的，但是在中国，改革前30年为了发展国防军重工业，不得不实行了强制城市化滞后的政策，改革以来的30年，先是让农民“进厂不进城”，后来农民进城了又只能当农民工，仍然不是市民，所以城市化的滞后，有长达改革前后60年的战略与政策积累。日本和韩国在人均收入2500美元的时候，城市化率就已经超过3/4，中国目前人均收入已经超5000美元了，真实城市化率才刚刚1/3。由于农民和农民工收入低，消费也低，工业化超前的结果就是国内生产的大量产品只能出口。所以，城市化滞后也是一种减少消费和增加储蓄的机制，由于中国人口以农村人为主体，所以城市化滞后对分配差距的影响，比分配关系更大。

        还有出口问题。如果国内的长期因素都倾向于储蓄，而储蓄的实物形态是过剩产品，则出口就是消化过剩产品的唯一途径。如果国内的过剩产品增长快，出口增速也快，国内的实物产品过剩就不会出现，因为对企业来说，商品已经实现了价值和利润，是以外汇形态储蓄起来，企业就有为出口扩大生产和投资的积极性，而国内的分配矛盾，也会被出口的繁荣掩盖。反之，出口速度慢于国内储蓄或过剩产品的增长速度，甚至由于爆发国际经济危机而发生萎缩，国内的生产过剩矛盾就难以避免了。

        再来看投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需求决定供给，是利润决定生产，而最终需求只产生于消费和出口，如果国内消费和国外需求不增长，企业没有钱可赚，就不会生产，更不会扩大再生产，就是增加投资。投资虽然也是需求，但不是最终需求，因为投资是扩大再生产的源泉，因此其终点是供给，是产能。但投资是一个实物生产场所的建造过程，一个建设项目一旦开工，就很难因为市场不好而被中途放弃，因为这等于让企业扔掉已经投进去的钱，所以，市场需求可能已经萎缩了，但投资所建设的产能还在增长，这就是发生生产过剩危机的机理。如果政府为了制止市场需求萎缩而把刺激投资当成扩张需求的主要方向，而没有在扩大消费和出口需求方面有重大举措，则一定是在短期增加了需求，在长期则是使过剩矛盾更严重。

        以上已经说明了理论，现在看看中国的现实问题。先说消费需求，虽说消费增长率一直保持在高水平，去年的消费率也有所提升，但是从去年到今年，出台了对改善分配关系的大动作了吗？显然是没有，有利于消费增长较快的变化，主要是产生于前两年农业丰收和农产品提价，还有农民工工资上升所带来的居民收入增长，这是由短缺所造成的市场调整效应，是市场在根据生产部门间的要素余缺，通过价格机制重新分配资源，而不是政府主动改变制度所带来的分配关系改善。从9月份刚出版的2012中国统计年鉴看，中国城市居民家庭最高与最低收入差距仍然是10倍，也说明社会分配状况没有变。所以，如果分配机制不改，由于市场调整总有个边界，调整到位后，农产品和劳动力的供求在新的价格水平下达到均衡，居民收入和消费的增长就又会慢下来。特别是在经济减速的情况下，可能还会向回调整，比如最近就有许多有关企业裁员减薪的报道。

        在城市化方面，去年以来也没有什么大动作。

        二是出口。决定出口的长期因素，是当前这场仍没有结束的国际经济危机，导致这场危机的原因是发达国家的虚拟经济严重脱离了实体经济发展，是实体经济在长期萎缩的过程中，出现了虚拟经济的疯狂膨胀。比如，美国的制造业比重在90年代初还高达28%，新世纪初就下降到15·8%，到2010年又下降到只有11%，日本和欧洲的实体产业情况也大体如此。而导致发达国家实体经济衰退的根本原因，是在冷战后全球实体经济市场的统一，而广大发展中国家有着比发达国家低得多的要素价格，由此形成实体产业的竞争优势。直到目前，以中国来说，工资水平仍是发达国家的1/10，所以，发达国家的实物产品供给远低于需求的矛盾仍会长期存在，并由实物产品供求的长期失衡，决定他们的贸易失衡、财政失衡以及资产负债表的失衡都难以纠正。搞QE解决不了发达国家的实体经济竞争力问题，所以只能是一碗“续命汤”，并且会引起新的、更大的危机。爆发这样更大的国际危机也许会来得很快，因为欧元区的主权债务危机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美国和日本也面临明年初的“财政悬崖”。如果是这样，中国的外需萎缩就会持续。实际上，9月份的出口反弹也有假象，因为去年9月的出口比8月大幅度下降了7个多百分点，是基数变化使9月份的出口显得反弹了很多，10月份出口的持续反弹，仍然是去年出口基数持续下降的影响。

        三看投资，今年以来虽然一直保持在20%以上的高位，但我仍然要强调我一直在强调的一个观点，即不能用投资完成额来代表投资需求，因为投资完成额更接近投资从需求到供给变化的“质变点”，投资完成额越高，说明马上会变成产能的投资越多，所以把它理解成是产能的增长指标会更合适。比较合适代表投资需求的是“施工项目计划总投资”这个指标，但是这个指标今年前10个月只增长了16%，比去年同期19·8%的增长率低得多，也显著低于同期20·7%的投资完成额增长率。所以，投资需求还是在向下走，而且也没有理由不向下走，因为消费和出口需求都没有出现实质性的反弹，在这样的背景下，投资完成额的高增长，只说明了未来的产能过剩会更严重。

        国研中心企业家调查系统刚刚发布的调查数据说明，2012年中国制造企业的平均设备利用率只有72·7%，而2010年是78·3%。根据国际统计经验，设备利用率在75%以下就是危机状态了。其中有些严重过剩的部门，如钢铁、有色、汽车等，设备利用率分别只有68·8%、67·6%和66·6%，已经低于70%，按国际标准已经是陷入严重萧条，但前10个月汽车产业投资完成额的增长率高达33·7%，有色高达18·3%，钢铁也有3·9%，整个制造业的投资完成额增长率则高达23·1%。所以，许多已经严重过剩的产业部门，虽然产品价格不断下跌，亏损不断增加，但产量仍在高增长，例如10月份钢材的增长率高达11·7%，十种有色高达14%，原因就是由于有新的产能不断加入进来。同时也说明，投资完成额的高增长，更多的反映着产能的高增长，而不是投资需求的高增长。这种情况也可以从前9个月的贷款结构中反映出来。根据央行的贷款投向统计，贷款增速虽然从3月末的15·7%提高到9月末的16·3%，但主要反映新增投资的工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却从3月末的7·3%下降到9月末的5·1%，贷款的增长主要是由住户贷款增长带动，这反映了居民对房地产已经触底的认识。

        生产过剩就是需求不足，反过来也是如此。如果没有内外需求的增加，由于投资完成额增速仍处在高位，过剩就会加剧，企业利润还会继续下降，企业就不会增加生产和投资。需要指出的是，9月企业利润和财政收入的回升都有假象，因为与企业利润高度相关的企业所得税增速，从8月份的-5%扩大到-11%。一般来说，财政的数据都比统计数据更可信。至于财政收入的反弹，则主要因为非税收入的高增长，因为9月份的税收只增长了5·8%，远低于同月11·9%的财政收入增长水平。

        所以，由于决定经济下行的长期因素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中国的经济下行趋势就不会结束。目前的经济反弹，更多的是反映着政府增加投资和贷款供给的效果，对经济来说仍是外生因素，而不是内生性的需求增长。由此而言，如果没有推进城市化和调整分配关系的根本措施出台，中国经济的触底反弹时刻就不可能到来，我以前说经济下行会在2013年下半年结束，也是基于判断到那个时候会发生大的改革和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