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中国在科技发展上长期领先西方，而现代科学竟出现于西方而不是中国？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问题”。对于这个世纪之问，真正引人兴趣的不是其具体答案，而是由此引起的思考。笔者发现，西方“科学”的思维方式，与古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之间，存在着重要差别，理解这一差别，对理解科学本身，可能有很大帮助。

    轴心时代的中国，是个百家争鸣的时代。但百家之说，显属夸张，班固曾列为九流十家，司马谈仅分为六，但就实际而言，其间真正重要的仅四家，即儒、墨、道、法。

    总括而言，各家的重要代表人物都是政治活动家，其学术思想均围绕当时的现实政治问题而展开。儒家站在贵族的立场，竭力维护周初所确立的礼法体制；法家则着眼于乱世争胜的现实，尊君权、抑贵族，以富国强兵为事；而墨家站在“役夫”、“贱者”的立场宣扬兼爱、尚贤、非攻的政治理想；道家以田骈、慎到为代表[1]，也提出了其特有的社会管制理念。然而，尽管各家立场不同，持说各异，他们的思想和学术资源却是同一的，即都是源自于《易》的思维模式。其基本原因在于，《易》的思想的提出，最早可回溯到诸子所处年代之前数千年之远的伏羲。经过数千年间无数哲人的酝酿、整理、充实和发展，《易》所提出的思想观念到周初已经是成就蔚然，成为华夏族群思想和文化的传统基因。

    《易》的思想基点是什么呢？按清代大易学家胡煦的总结就是：“开物成务，冒天下之至道。”归结到一点，即：世间万物的生成和变化，都是自发生成的、自然的和自在自为的；故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这句话中的天地二字，必须理解为“阴”、“阳”；阴阳相合，是万物形成和发展的基本原因，因而任何事物内部都存在既相互对立、又相辅相成的因素，其最高境界就是“和”，就是“中庸”。

    这一思想推至极致，容易形成泛神论的观念，不仅认为动物有灵魂，甚而至于草木、石头都可以有灵异，都有其“性”。总之，宇宙间万物均有其“性”。而“性者，生之质也。”（《庚桑楚》），“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荀子‧正名》），“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礼记‧中庸》）也即：凡循物性而动，则合乎道。古人“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观念，如果循着宇宙万物相辅相成的方向去理解，虽不中亦不远。

    方之《易》的基本思想，以田骈、慎到等为代表的道家的社会治理观念尤其值得关注。因为他们的政治主张基本是从《易》的思想直接延伸而来。他们的观念集中到一点，就是“因循”二字。“因也者，因人之情也”，因为“天道因则大，化则细。”理由是“人莫不自为也，化而使之为我，则莫可得而用矣。是故先王见不受禄者不臣，禄不厚者不与入难。人不得其自为也，则上不取焉。故用人之自为，不用人之为我，则莫不可得而用矣。”（转引自蒙文通《古史甄微》）这里“为我”之“我”是指人主。你指望臣民们一心一意去为人主办事，这是件很不靠谱的事，只有因势利导，让臣民以自为之心来为我办事，这才叫懂得天道。杨朱“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则是这一思想的另一表述方式。这一思想为后人概括为“无为而治”。可以说，这些稷下先生们是世界上最早的自由主义学派，甚至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提法都与此如出一辙。

    但无为而治的理念有一重大缺陷。如果说因循人的本性就是天道，那么，如果人性本恶，后果就不甚美妙。因此人性善恶的问题，从来就是中国古代学术的基础性问题。庄老哲学选择了回避这一问题，但他们均主张弃圣绝智；在庄子的笔下，他心目中的大人或至人都是“心如死灰，形似枯槁”、“隐几而坐，嗒然如丧”，由此不难推想他们对人性善恶的实际理解。因此，黄老学说“无为而治”的治世理论虽可称完备，也屡屡为后世所称道，但在根基上却存在巨大疑问，其在汉初实行一段时间以后，即为新儒家学派所取代，良有以也。儒家虽然认定人性本善，但要让人止于至善，则取决于教化的功夫是否到家，因而社会的教化和治理完全不可以是无为的。

    “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当毛泽东用通俗语言讲述马克思的辩证法时，他表达的其实正是中国古人的智慧——重视事物的内因、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由于物没有善恶之分，因而因循物性即为天道的观念，成为了中国人传统上对待自然的根本思维方式。中国古人也天然就是生态保护主义者。在对自然事物的理解和解释上，当我们解析到事物本性即是如此的时候，事物就被最终理解了。

    但在西方人的概念里，世界是被创造出来的。早在古希腊时代，哲学家们曾探讨过物质的来源这类问题，但基本上都流于肤浅。希腊智慧的成就主要在于社会哲学（伦理学）、辩证法和数学。欧洲人在基督教神学占统治地位以后，经过长期教化，创世说遂成为西方人根深蒂固的理念。至于创造世界的上帝是从何处来，似乎无人问起，大概这类问题本身是对神明的某种亵渎，所以在明面上这从来就不是问题。

    重要的一点还在于：被创造出来的世界中，所有事物都没有灵魂、没有物“性”。甚至在创世之初，人都是没有灵魂、没有思想的。生活在伊甸园里的亚当和夏娃，基本上就是两个行尸走肉；人类的思想和灵魂是通过非法的途径获得的——被某种邪恶所引诱、偷吃了智慧果。有思想的后代人类因而天然地身负某种“原罪”。

    由于物体没有自己“性”，因而在没有任何外在刺激或外力作用的情况下，物体将保持自己的运动状态不变；进而言之，在外界单一因素刺激下，物体的反应将会是唯一的和确定的。无疑，这个论断是人类理性所获得的一个惊人成果，也是牛顿力学（科学的经典范例和样板）的基础性定律之一。该定律的假设前提非常明显——尽管很少有人提起，这就是物的非“性”化。如果物体自身具有某种“主观能动性”，牛顿力学将会整个地坍塌。

    当年，当伽利略站在比萨斜塔上往地下放下两个轻重不同的物体时，科学的雏形就此产生：首先，人们提出了后来称之为惯性定律的理论；其次，为验证这个理论而设计并进行实验；第三，计量实验结果。如果当年伽利略实验的计量工具足够准确的话，人们将会发现，两个物体下落的时间应该不一致，因为空气阻力是个重要的干扰因素；因此第四，实验必须排除一切干扰因素，以便于足够纯粹地观察，在外力作用下、物体对外来刺激能够产生的唯一对应的反应。科学实验因此是需要精心设计的。现代科学由于越来越复杂，以至于某项实验从设计到完成，其成就并不下于提出新理论本身。然而实验过程无论如何复杂，其本质仍然是：排除一切干扰因素，观察物体对单一外来刺激的反应。由于假设了物体没有自己的性志，这个反应必须、也必然是唯一的。第五，最后，但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实验结果必须是可测量的。在科学家的眼里，不可测的东西难以进入科学。因为科学必须对上述实验结果达到数学上的把握。

    这种狭义理解的现代科学，从伽利略时代以来虽然已经有了极其巨大的进展和变化，但科学研究的基本模式仍然可大致区分为上述几个环节。这种类型的科学因此又被称为实证科学或实验科学。按照科学概念的这一狭义理解，李约瑟问题显然就是个假问题，因为中国古代根本不存在这类科学（中国古代科学如果称之为工艺或许更恰当），更谈不上发达不发达了。对于物“性”的理解的不同是否就是导致现代科学没有产生于中国的原因或原因之一，这不是本文讨论的主题，笔者想强调的是，对象的非“性”化，这确实是一切科学隐含的前提。

    容易理解，以人为研究对象的科学，首先面对的，就是对象的非“性”化难题。有智慧的人类确实是宇宙万物间的一个异数。由于有思想，人类甚至于能不服从上帝的意志而“胡作非为”，以至于上帝曾几次想把这些他亲手制造的物种毁灭掉。出于仁慈，最后上帝不得不派遣他的儿子降生人间，劝导这些身负原罪的物种服从其教化。因此，面对这些桀骜不驯、有着巨大“主观能动性”的人类的时候，科学的前提假设不成立了，科学何以自处呢？

    迄今为止，凡能够成功把人非“人”化的学科，例如人类生物学、医学等，都取得了巨大成就。他们取得成就的第一步，就是把人的思想和灵魂抽调，视人为“行尸走肉”，从而使有关研究得以跻身于科学的范畴。心理学以人的心理活动为研究对象。但人的心理活动和人的思想活动是有区别的吗？其区别何在？现代心理学试图把人的心理活动归结为神经单元、大脑沟回和体液浓度及其变化，在这方面的研究真正成功之前，心理学的脚能否最终迈进科学的门槛就始终是个疑问。而社会学、伦理学、历史学等学科，由于必须将人当“人”看，从来就被视之为“人文科学”，从而明确与实证科学相区别。经济学是（实证）科学吗？对该问题的回答，实际涉及的是经济学与“人”的关系。

    据说，经济学研究的是“稀缺资源的配置”。乍一看，经济学研究的对象确实与人没什么关系，或至少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稀缺意味着什么呢？稀缺是相对于人的需要而言的；离开人的需求，任何资源都谈不上稀缺或不稀缺。把人抽象为“经济人”（或荒岛上的鲁滨逊），是经济学把人“非人化”的一个极其失败的尝试，因为我们根本无法排除一切干扰因素（包括但不限于：年龄、性别、家庭、社会地位、经验、习俗、意志力、思想观念等），从而得以在纯粹的意义上观察人的需求对于价格、收入等单一因素变化的反应。如何处理有“人性”的人，这是经济学要成为科学必须首先克服的障碍。

    而“配置”一词，其中暗含的问题更大。经济学所讲的配置，当然是指以市场为手段的配置。但市场是什么呢？就实际意义而言，市场就是市场制度。其中荦荦大者包含了货币制度、各类商法、民法、税法、贸易监管法规等等；韦伯曾探讨过“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他的研究表明了，甚至于社会宗教的和道德文化传统对人的市场行为都具有某种潜在而基本的作用。而制度，作为某种人造的事物，是根本不可计量的。以货币制度为例，货币虽然具有数量化的外貌，但货币的实质是某种市场交易制度，货币反映的是某种特定的社会关系。早期的货币无例外都以金属的重量为计量单位，但人们很快就发现，货币的重量与其价值是相互独立的。当实物货币制度转化为信用货币制度之后，货币的制度特征已然极其明显了。

    因此，按照前面提及的原则，鉴于市场制度是不可计量的，经济学要成为实证科学，它要做的另一项工作，就是如何妥善地处理市场。

    把市场的制度因素过滤掉，这是当代主流经济学在这个方向进行的一个重点努力。从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到里昂惕夫的“投入产出理论”，再到“帕累托最优态”等，就是这种努力的具体成果，但均不成功。这类理论实际上成为了现代经济学理论中最空洞无物的部分。原因在于，抽掉了制度这一本质内涵，市场就成了一个不可理解的怪物。

    另一类常见的做法，就是把市场制度视作某种“外生变量”，从而把制度这个难缠的部分悬置起来。例如，把市场归结为某种神秘的力量，强调“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并进而把市场制度描述为某种“自发形成的秩序”（或“制序”——一个生造而面目可憎的怪词），这类理论强调市场的神秘力量，假设市场是完善的，反对一切对市场的干预，因而被人称为“市场原教旨主义”。但该理论实际拒绝了对市场的理解。你当然不能指望这样的理论能有真正的出息，更遑论什么科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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