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当前经济出现了健康发展的苗头

    我在2011年年中、年底曾判断：“从趋势看，未来中国经济必然处于一个从过去两位数高增长的平台，逐步迈向相对趋缓增长的平台。这一趋势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力量决定的，并不完全是经济周期的问题，也不是宏观政策力量所能简单支配、调控的。此时如果采取相反‘过度的’政策调控，只能使经济震荡加剧。所不同的，只是表现时间的早晚问题。”“这一点，从中央政府到各级地方政府，到市场，都应该清醒看到。”注

    一年多过去了，经济增速已经出现逐步下滑的态势。GDP增长一季度8.1%，二季度7.6%，三季度7.4%。面对这些数据，又如何看待？市场舆论都认为是“筑底企稳”。但进一步分析，有两种看法：一是认为经济已见底反弹，快结束在底部的运行，盼望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另一种看法则认为，季度GDP数据逐季下滑并趋稳，说明经济进入了正常的发展轨道。

    对此，我个人更倾向于后者。我认为，中国经济正在进入正常的发展轨道，国民经济开始进入了结构调整的阶段。所谓“正常”，是相对于过去不协调，不可持续的发展状况，开始出现了健康发展的苗头。

    这表现为：一是伴随过去那种GDP两位数不可持续的高增速，出现了明显下滑，海外所担心的“中国崩溃”并没有出现。社会未出现大量的失业，整个银行体系也未出现系统性风险，社会是基本稳定的，经济实现了“软着陆”。

    二是多年期盼的以消费为主导的结构调整出现了好兆头。前三季度最终消费对GDP的贡献率达55%，超过投资50%的贡献率。当然，我们仍然必须警惕，在中国经济成长中间，居民消费仍然很低很低，政府的消费比重较大。如何进一步提高居民的消费率，这是中国结构调整中需长期努力解决的任务。

    三是地区结构、产业结构方面也有所改善。中西部地区的增长明显快于沿海地区的增长。第三产业增长速度也在加快。

    四是在经济总能耗下降的同时，三季度单位GDP能耗下降了3.4%。

    五是在货币总量相对偏紧的同时，全国信贷结构得到了改善。其中按新统计口径计算的小微企业贷款增长速度明显加快，三季度同比增长20.7%，比大、中型企业分别高出9.9和4个百分点。

    六是国际收支结构正趋于基本平衡。

 

    二、看中长期中国经济，仍是喜忧“纠结”

    可喜的方面：从纯经济理论逻辑分析，中国未来的发展潜力仍然很大，中国在本世纪20年代赶超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仍有希望。理由正如我在本人《中国金融战略2020》一书中反复强调的，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存在四大机遇：

    第一，高储蓄率。纵观历史，一国的经济起飞，往往都与高储蓄相联系。相关数据研究表明，尽管中国人口正趋老龄化，但在未来的10年、20年，在大国经济体中中国仍能保持相对较高的储蓄率。这意味着，中国未来发展仍有充裕的资金实力，以支撑经济的增长。

    第二，我国城镇化、工业化仍在过程之中。欠缺的服务行业、产业的转移过程，孕育着很大的发展空间。这既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不足表现，同时也意味着未来存在较快发展的空间。

    第三，全球化趋势不会中断。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凭借“人口红利”因素，通过逐步参与全球化，从中得到了充分的收益。虽然危机后世界上对全球化有各种反对的噪声，但这毕竟是支流。迄今看来，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政治、经济格局未发生颠覆性变化，全球化仍是大家共同追求的目标，趋势不会逆转。因此只要这一趋势不变，发展中的中国仍能继续享受其中的收益。

    第四，改革的红利。有效的制度改革与安排，能对经济主体提供可靠的利益保护，协调利益冲突，维护公正的市场秩序，能给经济发展以正激励，这是中国经济得以长期增长的基础。过去的30多年，正是渐进的制度改革，使我国能较好地适应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要求，积累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和一定的制度基础。但是从目前看，这一系列制度仍带有过渡的、转轨的特征。只要进一步改进现有的制度与机制，经济效率还能得到明显提高，还能支持经济快速的增长。

    另外，相对于世界上其他正处于危机中的国家特别是博弈中的大国而言，中国政府手上掌握了几十万亿元的优质国企资源，存有3.3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是我们进一步解决经济中问题、深化中国改革的条件与优势。是中国经济能得以长期发展的雄厚的物质基础。由此从长期看，中国经济应该存在持续高增长的潜力。

    但是，以上只是一种纯理论的分析，是一种“潜力”、“可能性”的分析。至于潜力或可能性能否变成现实，是有前提的，有许多条件的约束。

    担忧的方面：当前的中国社会，经济等矛盾交织；房地产泡沫、地方融资平台等系统性风险问题尚未清除；结构调整和改革滞后；贫富差距过大、民怨较大等，问题重重。不加快改革，本人同样又相信中国会陷入“中等收入陷井”。经济发展将停滞，社会、政治矛盾更加凸现。

    要改革，就经济而言，又将涉及土地制度的改革、国企的改革、社会安全网的建设、财税改革、金融改革，收入分配改革等等。问题错综复杂，需要顶层设计，更需要横下决心。

    要改革，就经济改革的复杂性和艰难性而言，又必然涉及政治体制等各方面的改革。

    由于今天的经济、政治的进一步改革，已不可能再会面临32年前改革之初那样宽松的环境条件。只要进一步改革，必然会触动一部分人的利益，阻力不小，未知数不少。因此从中长期而言，改革能不能真正的深入、中国会不会陷入“中等收入陷井”，又不能不存在一种忧虑。

    迄今很多人愿意用“中国模式”、“中国奇迹”，“中国道路”等词来总结概括我国过去30多年的骄人成绩与经济奇迹。在此，我更愿意用“中国故事”一词来概括。可以说改革开放的“中国故事”，前30多年是刚刚演完了“上集”，确实是成功的、精彩的，但是“下集”能否继续成功、继续精彩，作为一个国人来说，但愿继续成功与精彩，但就眼下而言，情愿多一点忧虑，更期待改革速度的进一步加快。

    同时，只有以长远的眼光来面对、寻找解决短期问题之策，才不至于迷失发展方向，可最大程度地避免宏观政策对经济稳定发展带来的震荡。

 

    三、2013年的政策取向

    展望2013年，由于目前我国正在处于结构调整的开始，从制度层面看还没有形成固化的气候，多年积累的一系列矛盾和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整体改革滞后和一些刚刚着手的改革措施其效应在慢慢体现；加上明年的外部需求环境不会好到哪里去，因此从总体上说，明年的经济形势仍不容乐观。要有心理准备，中国经济今年遇到的困难，在明年起码是在明年的上半年仍会存在。中国经济仍处于“稳增长”和“调结构”的纠结中。

    具体从出口看，全球经济仍是继续低迷，出口存在很大的压力。尽管政府在“稳出口”上采取了各种措施，但全球创新型增长需要一个过程，百年一遇大危机后的各国经济结构调整和萎缩的全球需求重新振兴，需要一个漫长的时间，因此对明年的出口仍不应抱有过高的希望。

    从投资看，过去以政府主导的高投资模式已不可持续。因为政府财力毕竟有限，地方融资平台风险已经存在且又尚未解决。特别是当经济增速下来之后，财政收入状况更处困境。“新非公36条”的实质性落实及由此带来的民间投资潮并未出现刮目相看的变化。

    从消费看，收入分配的改革方案还没有出台。即使出台，在危机后中国出口大量减少的环境下，仅想通过目前收入分配改革来提高消费，填补减少的一块出口以稳定高增长，这是不可能的。要想真正提高居民的消费率，在城市，应寄希望于社会安全网的建成和财产增值的投资渠道（是落实“新非公36条”而非房地产投机）；在农村，寄希望于确保农民在城市化过程中的土地持续增值权益的土地制度改革，而这两方面的重要改革恰恰又未真正破题。

    现在大家都在期盼十八大。在经济层面应期盼什么？不应是期盼更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经济速度的大反弹，而应企盼持续、彻底意义上的结构调整和深刻的政治与经济改革。

    作为结论，尽管明年的经济形势不容乐观，尽管全年仍会处在“稳增长”与“调结构”的纠结与平衡之中，但GDP的增长保持在7—8% 是有希望的。

    具体的政策取向：

    第一，货币政策仍会是谨慎的、中性的，主要是确保实体经济合理发展的货币需求。作为官方语言，可能仍会用“稳健货币政策“一词。在此背景下的货币调控，包括微调、预调与灵活性、针对性原则的实施，主要是将配合国内金融改革各方面的内容，以及包括金融开放中的汇率、资本项下改革、人民币国际化等项内容，通盘考虑，协调推进。

    第二，财政政策仍会是积极的。但受制于经济增速减缓后财政收入的减少及财力的有限，不可能再去实施以往那样的以政府主导的大力度投资。以减轻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税负的结构性减税将持续。“营改增”的全国性税收改革效应会逐步体现，这有利于进一步的结构调整，也会对中央财政收入形成一定压力，进而可能有利于推动进一步的财税改革。

    第三，房地产调控方向不会变。所谓不变，是指坚决打击投机炒房，加快社会保障房建设的方向不会变。至于限购政策，行政调控措施什么时候退出，市场性、税收等长效性制度什么时候出台，取决于投资替代和稳增长的状况。所谓投资替代，是指在打击投机炒房后相应的房地产投资和相关产能投资减少后，为了保持经济仍能合理稳定的增长，需要有新的投资替代，即曾经的社会保障房投资、今后如何加快“新非公36条”的落实，使更多的民营资本进入国民经济各行各业，通过稳定推动投资增长，进而推动总体经济的稳定增长，这一点可能是当前及明年在稳增长中如何处理好投资问题的最关键问题，也是判断今后宏观政策取向的重要视角。

    第四，以消费为主导的结构调整和城镇化战略的推进，相信在2013年会有新的迹象。这包括通过“新非公36条”如何在各行各业的真正落实、包括医疗、教育、养老等社会保障内容在内的社会安全网建设的进一步推进。

    第五，进一步的土地制度改革是刺激中国未来消费的一股主要力量。2013年寄希望于《农村集体土地征收条例》的尽快出台，通过法规形式以真正保护农民在土地上的权益。

    第六，“国退民进”是必然大趋势。但本人并不指望在2013年会有通盘的、实质性的制度安排，只是寄希望于通过策略层面上的以下两条措施来加快国退民进的进程：第一，真正加快“新非公36条”的实质性落实，这是明年稳增长中稳投资的“逼上梁山”之策。只要真正加快了“新非公36条”的落实，在国企与民企问题上，自然意味着国企在往后退。其次，可从当前财政收入不足的角度，从解决中国经济中系统性风险的角度出发，以“问题导向”为切入点，进一步提高国企的分红比例，部分出售国有企业的股份，直接解决社会安全网建设中的财力不足，直接解决可能出现的地方融资平台风险问题，间接实现部分国企的“国退民进”。　

 

（根据2012年11月4日在搜狐财经年会上的发言内容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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