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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危机下的“五化”
演讲者:李晓西    时间:2009-11-24    阅读:668次   

李晓西教授:非常高兴到清华大学来和同学们见面,谈谈我对经济形势的一些想法。这个讲堂不陌生,EMBA班10年庆时也是在这,5位学者同台讲演。50人论坛对我原来的题目提了个要求,说光讲“国际金融危机及其应对”不够,应增加点内容。我想就与“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信息化、国际化”这“五化”,结合起来讲。

开头语:对形势的三点思考

    1、应急管理与正常管理的关系

    应对金融危机,我们出台很多政策措施,行政性干预力量很强,比如国家投资提出4万亿,很大规模,这么做行不行,会不会对市场经济的改革形成阻碍?在这一点上,我自己有个理解,就是如果把应急管理和正常管理区分开来,就会认为中国政府这样做是完成可以接受的。应急管理有的时候就是救火,一切手段就在于把人救下来,什么力量快,什么力量大,就来什么,这是正确的。在这种情况下,某些行政干预和旧体制办法都可以理解。

    但另一方面,要界定正常管理和应急管理区演变和转化的条件,并防止由于传统思维方式造成的问题。具体讲,应该界定危机的时间和范围,以控制行政干预的长期化,在适当的时候要回归到“正常”管理。当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复杂化,一些被称为应急管理或者紧急管理的内容会逐步转化为正常管理的内容,但是两种管理还是不能混在一起。

    2、扩大内需与稳定外需的关系

    前不久参加中国国际经济中心举办的国际智库峰会的时候,WTO的原来秘书长素怕猜说,现在事情有点怪,在泰国、印尼出了危机,叫东亚经济危机;美国出了危机就叫全球金融危机,为什么不叫北美金融危机。这对我们东亚国家显然不平等。这个话虽然是开玩笑,也还挺有意思。美国的金融危机,一找根源就找到全世界,找到中国来了,说是危机源于全球经济不平衡,而这主要表现为美国高消费与中国高储蓄,这公平吗?这次金融危机真是由于中国人不花钱买东西,美国人太花钱买东西,就能造成危机,或就构成危机的经济基础,太荒唐了,这个理解我是绝对不同意的。金融危机出事了不能跑来找中国人的毛病,中国人不买东西,就造成美国的金融危机?不打美国金融骗子的屁股,反来打美国和中国民众的屁股,实在是别有用心!美国民众的高消费是有权利的,有资格的,人家工业化完成了,有高消费的能力。美国人的高消费也是近些年出现的,也有好多年是低消费的。道理很简单,一个国家经济上不来的时候,大家就得勒紧裤带搞投资。实事上,我们不要一味反对高消费,我们只是反对没有经济实力而被金融家骗钱杠杆出来、衍生出来导致的高消费。对经济转轨国家来讲,消费率相对低是必然的。养老看病,子女保障,为大件消费品的储蓄,这些考虑,都影响着消费率,都需要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与完善。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没完成,消费想大的提高是不可能的,中国这个阶段是必须要走的。

    这个问题就引出了内需和外需的关系,这非常重要。扩大内需完全正确,提高消费需求也完全正确,消费需求现在是偏低了,但是话不要讲过头,过度提高消费是不可能的。讲过头了就引出新麻烦,讲得好象出口有了罪,好象勤俭做错事;也不要讲得中国模式就是高投资低消费,因此,中国模式也不对。有必要讲这么过头吗?外国人就说了,为了帮助中国人扩大内需,我们控制一下你们进口是好事,是为了中国,不是贸易保护主义,本来中国人自己也说不要多出口?既使我们搞贸易保护主义,也是要帮助你们中国人扩大内需嘛?讲过头,好象消费提高不快是主观的事,政策可以大幅提高消费,这都过头了。说到底,消费率的高低,或者说储蓄消费的高低,是有内在的因素制约的,收入水平很关键。在经济增长的不同阶段,消费模式有所差异。事实上,合理消费率的决定,都是需要市场充分均衡时才能判断。如果我们把外需那块全整到国内市场上,国内的市场需要扩容一倍,至少是扩大1.9%倍,哪能装的下,装不下。因此,我认为,中国经济发展仍将需要内外需双轮驱动,我们在全球新均衡中的政策调整需要适度。

    3、短期举措与中长期发展的关系

    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应把短期应对举措与中长期发展和改革思路结合起来。实现短期与中长期的有机结合是十分复杂的,需要特别注意以下三个方面问题。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第一、在短期与中长期相结合中应重点考虑如何制定好短期政策措施。  第二、贯穿短期与中长期相结合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第三、用中长期的规范管理来制约短期应急管理容易出现的过度问题。今天我从城镇化、工业化、市场化、信息化、国际化的视角来看国际金融危机,就是在讲短期与中长期有机结合的思路。城市化不可能一下子完成,工业化不可能一下子结束,都是长期的事,但与短也有很大关系。有时长期影响短期,有时是短期影响长期,要具体分析。

    讲几对关系,核心是希望看形势、看问题更全面一点,更复杂一点。有一天大家走向领导岗位,或者是走到工作和研究岗位上,面临很多复杂的问题,要简单说黑和白都不行,肯定要有辩证的思维,分析利与弊。古人讲阴阳关系,也是对立统一的关系。这对认识世界非常重要。
一、国际金融危机与工业化

    十七大报告里提出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非常重要,5个化结合起来看,就是一个完整的思路了。实现5个化,肯定不是短期内能实现的,但确实与当前金融危机也是有关系的。中国的问题不是那一个化就能解决的,我自己多年来主张市场化,单一的市场化肯定是有问题的,需要结合起来。

    国际金融危机与工业化有没有关系?我们在分析金融危机时,少不了有产业机构来细化其影响的渠道。我们会问:金融危机传递中的产业链条是什么?金融危机冲击中的产业结构说明什么?金融渠道如何?贸易渠道如何?二者内在关系又如何?金融危机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一些航运公司也有航空公司,买了国外投行的石油期货,买了他们的金融衍生品,花了几十亿,最后吃了亏。这是从直接的金融渠道上看到的。贸易渠道就更明显,我们很多企业的国外市场,纷纷退了或不续定单,使企业的出口面临困境。

    进一步要问,工业化与应对金融危机是否也有内在的紧密地联系?有呵,比如,中国正是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时推出了产业振兴规划,这不是就看出点什么来吗?说明决策时有一个潜在的思维,即应对危机与我们的产业提升有关系,和我们的工业化有关。具体讲,产业结构与消费率提高相关,因此三产比例高有助于提高消费比率。看工业化与走出当前困境的关系

    2008年11月份,中央电视台做了一个节目“我为中国经济增长献计”,选了一些专家到5、6个城市,边调研边建议。第一个城市是顺德,我参与了这项活动。在调研中,我感觉到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一些企业订单下降要倒闭,这是正常还是非正常的?在平时,这正常。在金融海啸突降时,这就要另做分析。有同志认为,哪地方没有企业不倒闭,这很正常。有同志说,企业爬坡过了中间,有困难我们帮助一下;还在下面爬而不上去的企业,倒闭就很正常了。这让我想起2003年北京非典开始时。不也是有人认为,哪个地方不死人,死人很正常。 结果,一麻痹疫病很快流传起来了。所以说,非典中死人不正常。非常时期,要有非常之举动。金融危机若真的那么厉害,是否让企业倒闭就要谨慎。我建议顺德市政府搞100面旗子,奖励有压力不倒闭当然可以下降薪水的企业,把它叫做社会责任企业,保住就业是最主要的。当然,此时奢谈产业结构调整可能有风险。,正好象说,在金融海啸面前,我们要提高冲浪水平一样,这个口号太浪漫了。顶住第一浪后,下一步相机再说能否借机升级换代。政府还是管就业对,产业结构调整主要靠市场,靠企业。政府为主导做的产业结构调整,结果总是达不到目的。我们不要用行政的办法,一定要鼓吹谁要升级,用不着,企业家比我们聪明。

    全球经济衰退中,东部地区是否应主动放弃劳动密集型产业呢让其向内陆地区转移呢? 事实上,经调研,发现东部地区对企业外迁、对外投资缺乏积极性,主要源于这样的担心:一是大量建设资金外流、税源流失、财政收入减少;二是可能会出现外移产业“空心化”问题。正如东部政府:“腾笼换鸟,旧鸟走了新鸟在哪里”?三是短期内会影响当地的居民的收入。以民宅出租为例,广东有2000多万人口居住,当地村民或居民的房租收益、以及集体的厂房出租收益,是收入的重要内容。四是制造业西移会带来结构性失业的难题。东部地区一旦产业结构升级,必然产生资本、技术对资源、劳动力的高替代率,就会造成从业人员的大量过剩。东部企业也有迷惑:企业在转移当中有什么好处?由于中西部地区在发展中面临着交通运输、环境恶化、水资源不足、产业配套能力不足、投资环境有待改善等困难,因此,东部企业在考虑:是转向中西部还是转向国外,尤其是东南亚?

    更关键的是农民工失业问题。当时传说一下有2千万农民工回到内地,没有工作,到处转。这听起来很吓人,后来听说各地都解决了,我去成都了解,说90%都回沿海打工了。而广东来了个内部大调整,把原来不发达的粤北搞起来了,上了新的产业,打工人员也有了新的工作,他们叫内部消化了。

    为了积极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给我国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2009年国家先后出台了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主要是:钢铁、汽车、船舶、石化、纺织、轻工、有色金属、装备制造、电子信息和物流业。其中主要是工业,也二、三产交叉。但这提出一个问题,出现金融或经济危机,主要是需求引发的,但我们同时也从供给上找办法,工业化也是应对的大思路。为什么?就是因为中国工业化没有完成,应对这场金融危机既要有短期措施,也要考虑要完成工业化。中国处于工业化中期,这是与美国工业化对照的结论,主要比较的是二产占GDP的比重,二产中就业人数的比例,三产的比重及就业人数等等。我国第二产业占GDP比重对应于美国1950-1960年的水平,即美国工业化后期阶段;就业比重对应于美国1900年的水平,即其工业化初期阶段;而我国第三产业就业相当于美国1900年,即工业化初期的水平,三产产值占GDP比重相当于美国1870年以前的水平,还达不到工业化初期水平。根据美国学者钱纳理他们根据101个国家搞的工业化前期、中期、后期的划分,我们大致属于工业化中期偏前一点。

    事实上,我们已看到,工业作为中国经济的主导产业,上半年沿海省份工业和重工业的起色,已成为中国经济转危向好的亮点。中国的工业化也存在不少问题,如何才能真正做好?还是要回到一个提法上,就是“新兴工业化”,这是广义的工业化,包括了三产、一产,包括了持续发展,包括了很多内容。这样的新兴工业化和传统的工业化就有了很多区别。如果只从二产为主搞工业化,那投资率偏高的格局是无法调整的。虽然我们因储蓄率高和投资率高,获得30年的高增长,但现在到了适度调整工业化速度的时候,可变快速为匀速,或者说,变政府主导的高速工业化变为市场调节均衡增长的工业化。

    最近出现绿色产业的提法,非常重要,我们的工业化不能是黑色的工业化,需要绿色的工业化。可持续发展对工业化是有要求的,要求节能、环保、保护资源等,这种要求非常重要。如果因此工业化速度有所下降,那是正确的,正常的。2008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说,全世界已经进入了绿色新政的时期。2009年4月份,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又一次强调提出。绿色新政的提法非常重要,这意味着一批绿色产业要起来。绿色的含义是什么呢?绿色的旅游、农牧业,工业由灰黑向绿色变。工业中间的环保工业,本身是绿色的。还有一些工业加强了环保西,也在变绿。我在青海,参观一望无天盐湖,非常激动。这里可以游泳,浮力很大,还可以保养皮肤。我说这应“昆仑瑶池”,搞工业旅游太有前景了。

    延伸说一点关于三产的事。现在“服务外包”业很热。,给这个名字起的时候,听着不是特别的清楚。什么叫服务外包?举个例子,在美国纽约预订到中国的机票,发现电话里说话人的声音不像美国人,问哪里,说对不起我在印度。美国把订票业务放在印度,这个服务外包是跨了大洋了。类似的事非常多。现在印度在服务外包上发展很快。一方面得益于他们的电脑业发展,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把英语当母语了。中国现在有20个城市,在国家重点支持下发展服务外包,南京是其中之一,做的最好是北京和杭州。我在南京参加关于服务外包的国际会时,建议要从民众容易接受的角度,进一步宣传服务外包的意义与作用服务。外包业它用的是90%的头脑10%的体力,外语要好,计算机要好,还要有很多创新的能力,沟通协调的能力,很不简单,完全不是通常理解的个体服务业。因此,它完全是白领就业的最新机遇。未来的博士、硕士,就要来这里当白领。中国服务外包业有个特点,就是企业做不大,而印度的很多服务外包企业做的非常大,为什么?中国人有一种宁当鸡头不当牛尾的心理或说文化。碰上两个大单子就杀出来,不给人家打工了。也在一个阶段可能也是好事,但发展到一定程度还得联合,才能有国际竞争力。顺其自然,市场调节,事情会解决的。

    我想到那就讲到那,主要想把一些兴奋点讲给大家,逻辑性倒没太考虑,工业化就讲到这里吧。

二、国际金融危机与信息化

    下面简单讲一下信息化。从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前前后后情况看,我想对这个题目谈4点看法:

    一是信息太复杂而造成信息不透明,这是个新问题。信息的透明度问题,尤其是政府信息的透明度问题,长期以来人们就很关注。但人们对信息太复杂而不透明关注是不够的。我们看到,由于金融衍生品发展速度或说杠杆化的发展,信息无法辨识,对金融危机形成起了重要作用。也就是说,由于信息的过于复杂化,造成了事实上的没有了透明度,看不懂了。

    杠杆化如何使金融产品信息难以把握,网上有一篇文章 “大家来看看美国金融危机有多严重!”举例分析这个问题,对我很有启发。据介绍说,许多投资银行为了赚取暴利,采用20-30倍杠杆操作,假设一个银行A自身资产为30亿,30倍杠杆就是900亿。也就是说,这个银行A以30亿资产为抵押去借900亿的资金用于投资,假如投资盈利5%,那么A就获得45亿的盈利,相对于A自身资产而言,这是150%的暴利。反过来,假如投资亏损5%,那么银行A赔光了自己的全部资产还欠15亿。于杠杆操作高风险,所以按照正常的规定,银行不进行这样的冒险操作。所以就有人想出一个办法,把杠杆投资拿去做“保险”。这种保险就叫CDS。比如,银行A为了逃避杠杆风险就找到了机构B。机构B可能是另一家银行,也可能是保险公司,诸如此类。A对B说,你帮我的贷款做违约保险怎么样,我每年付你保险费5千万,连续10年,总共5亿,假如我的投资没有违约,那么这笔保险费你就白拿了,假如违约,你要为我赔偿。A想,如果不违约,我可以赚45亿,这里面拿出5亿用来做保险,我还能净赚40亿。如果有违约,反正有保险来赔。所以对A而言这是一笔只赚不赔的生意。CDS市场。B做了这笔保险生意之后,C在旁边眼红了。C就跑到B那边说,你把这100个CDS卖给我怎么样,每个合同给你2亿,总共200亿。B想,我的400亿要10年才能拿到,现在一转手就有200亿,而且没有风险,何乐而不为,因此B和C马上就成交了。这样一来,CDS就像股票一样流到了金融市场之上,可以交易和买卖。实际上C拿到这批CDS之后,并不想等上10年再收取200亿,而是把它挂牌出售,标价220亿;D看到这个产品,算了一下,400亿减去220亿,还有180亿可赚,这是“原始股”,不算贵,立即买了下来。一转手,C赚了20 亿。从此以后,这些CDS就在市场上反复的抄,现在CDS的市场总值已经抄到了62万亿美元。 在CDS市场上,这个金融产品就完全脱离了现实,真实的信息就看不到了。从这个例子要以看到,次贷意味着可能坏账,这种风险因投资银行杠杆操作而被几十倍放大,又去做“保险”,进行CDS交易和买卖,经反复的炒作,CDS的市场总值就超过了60万亿美元。 当次贷爆发坏账危机后,引发了系统的金融危机。没有能控制风险的国际金融体系,这场危机就很快转化为全球的金融危机了。

    还有,围绕金融危机进行分析,感觉做研究从来没有过这么难,难在信息太多,不知真假;难在涉及全球,不知如何处理过量的信息。

    二是信息交易的规则不清楚,金融衍生品交易失去了监管。由于金融衍生品的信息过度复杂化,造成金融监管部门无法识别,管理范围没有界定,因此,失去了监管。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当然,是否认识到这个问题,政府是否要进行管理这是更重要的。美国政府管理的加强,往往是在自己本土出了问题后才关注。如果金融衍生品在世界上为美国带来经济利益,美国政府就非常放任之,这是我的观感,因为1998年美国政府出手管理金融危机,就是因为一家美国基金管理公司到处乱冲最后亏损几十亿美元后,克林顿政府才真正对金融机构行为提出要求了。政府金融监管落后于金融创新,金融衍生品泛滥形成了超长的金融链条,金融投机助长了金融失控,政府管理的失灵是这次金融危机根本原因。中国虽然没有出现金融危机,监管上没出大问题。但事实上,在中国,监管金融运行也是有漏洞的。比如一件事,监管部门有央行,证监会,保监会和银监会,这些机构对哪些衍生品归谁管,是需要明确的。而金融创新使这种明确困难很多,事后的可能多于事先的明确。

    三是信息主体出现道德危机。从国际金融危机谈到信息化,我们看到一个新问题,就是主体问题。信息化工具不断发展,越来越好,但从金融危机中我们看到,关键还在谁掌握信息化。信息化过程,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信息化手段的发展,是技术进步的过程。问题在于:信息手段很发达了,但发出信息的主体与程序出问题了,那怎么办?。一个骗子越掌握贪信息化技术与工具,就越是对社会不利。此次金融危机,有不少金融家应负责任。华尔街的麦道夫之流,是应挨公众的板子了。这次金融危机,美国经济学家、诺奖得主蒙代尔说,是次贷危机、银行危机和国际金融体系三大危机结合,讲得非常好。这是在中国国际交流中心的国际智库会上讲的,我亲耳听见,很受启发。从他的这个观点,我们就知道,对那些操作金融信息的主体不能不审查一下,他们到底做了些什么?有人不是这样,把国际金融危机说成是美国高消费与中国高储蓄造成,这就不仅打美国老百姓的屁股,也打中国老百姓不的屁股,这太荒唐了。银行家鼓励美国民众超出经济实力购买大房子,这就不对嘛。问题在银行家,不要怪老百姓。

    第四点,我想讲一下,金融危机中,信息产业仍在持续发展,这是我一个很深的印象。2009年5月份,为参加世界银行的会议,我去深圳并参观了中兴、华为等几家通讯类公司,受到很大鼓舞。我前前后后去华为好几次,这次去发现华为变化太大了。在深圳大概职工有4万,业务是24小时不间断的。还有一个是中兴通讯公司,国有股多一些,还做手机。非洲10个国家会议代表来参观,看到华为、中兴的产品与公司建设,都非常激动,想学习中国的经验。在国际金融危机下,这两个企业逆势而上,订单最好,发展很快,而且职工收入一概不受影响。我们感觉到,中国这样一批信息产业真是了不起。

三、国际金融危机与城市化

    由于我国城市化更准确讲是城镇化,因此,城镇化数据更有代表性。我国2003年、2004年城镇化率分别为40.53%、41.76%。美国著名经济地理学家诺瑟姆(Ray M.Northman)在总结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经验基础上,建立了反映城市化进程的“S”型曲线规律模型。他根据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即城市化率来判断,以25%、59%、75%为分界线形成四个阶段,而在25%和75%之间又可称为城市化的中期阶段,因而可划分为初期、中期、晚期三个阶段。我国属于“S”型曲线规律处于城市化中前期框内。中国目前的城市化水平还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却是世界上城市化速度最快的国家。比如,从1990年到2003年,每年提高1.08个百分点。而同期世界的平均水平提高不足0.4个百分点。

    一些学者提出新型城市化的概念。所谓的新型城市化,就是不能只看居民占的比重。居民住在城里了,却没有就业,没有享受到与城市人一样的福利,这就不是真正的城市化。麦肯锡提出一个研究报告,题目是“10亿人口进城市”,标题很有震撼力,是个大胆的预测。几百页的调查报告,内容很丰富。这份报告建议中国搞更多的两千万人口的大城市,认为这是最有利的。他们认为特大城市能源更节约、土地更节约。其实,建大城市有好处也有不好处,中国的城镇化不能小看,大中小要齐头并进。

    城乡统筹的提法比城市化提法更有意义。城乡统筹把农民当回事,大家平等商量办,而城市化意味着农村是应该被消灭的落后生产力,听着不舒服。我下过乡,感受农民是很聪明的,很了不起的。农民会生产,懂生活,面临艰苦的自然环境而代代相传焉,真不容易,他们的语言还非常生动丰富。现在搞城乡统筹,把农民的土地拿过来的时候,要尊重农民,不能通过行政的办法剥夺。城乡统筹最重要的是土地问题。周其仁教授最近出了一本关于成都土地流转的书,值得一看。

    面对国际金融危机,不少专家提出要更重视城市化。著名经济学家王建提出:城市化对走出经济低谷很重要。他提出一个有意思的观点,工业化创造供给,城市化创造需求。要扩大内需,城市化就太重要了。他的这个观点值得关注。中国城镇化提高速度已相当快,继续提速困难也会很大。因此,我想应提出一个思路:一是把城镇化工作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尽全力去做好,不简单提速度,防止损害农民利益的城市化;二是要关注并有选择地推广成都城乡统筹的经验,促使城镇化更能健康发展。三是要重视新型城镇化的提法,这提法是有道理的。
四、国际金融危机与市场化

    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有些人说你看美国都搞不下去了,要搞国有化了。是不是这样?还有一些人说,主张市场化就是主张新自由主义?这条路行不通了。真得吗?约翰·格雷写的《全球资本主义的幻觉》和《超越新右派》,在反思经济自由主义是不是有问题。他原来是极其崇拜哈耶克,全盘否定计划经济;现在反过来,认为市场是造成社会危机与灾害,他的转变比较大。美国哈佛大学的库珀教授说,美国现政府权力比较大,政府支出占GDP,上世纪30年代才是10%。。凯恩斯主义为美国政府的干预提供了理论根据。但是他说,是不是会走社会主义?他说不可能。美国银行的国有化暂时延续几年,之后会把它卖掉,一个临时措施,更不具有意识形态的内涵。

    我想起1998年金融危机,香港现在的特首曾荫权主管金融,当时真是了不起,为了应对金融大亨的冲击,他在证券市场上采取了三道防线,一道防线是国有企业要上,抛售或者买进。二是国有银行要上。三是政府就改游戏规则。当然他改了游戏规则以后,全世界引起哗然,大家知道1998年的9月份、10月份,欧美多家报纸攻击说,香港不是自由港。但是到了11月份,克林顿召开20国央行行长会议,讨论控制金融泛滥,要管理这些金融大亨的乱炒行为。为什么?道理很简单,美国自己出事了,它的一个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炒输了, 输在香港和俄罗斯,40亿美元的亏损,美国政府就不得不出手了。当金融资本乱闯,闯得到处赚了钱回到美国,他高兴的时候就不管。只有当他自己出事的时候,才喊着要金融监管,要强化国际金融体系。这也说明, 贸易自由化很正确,但金融自由化要反思。西方的一些学者以及其政府,当有力量攻占全世界市场的时候,他们主张自由贸易,以英国为代表;当他们发现新兴国家贸易发展起来了,就打出一个新的大旗,叫公平贸易。这个大旗谁最先举起来的?里根。用公平贸易来对抗所谓的自由贸易。

    有人说改革开放市场化把教育搞乱了,说教育应是公益性质的,应完全实现公费。对此理解,我是有怀疑的。我认为教育是事业和产业的结合,它既是高尚的,老师不能唯利是图,为利是教。义务教育一定是事业化,非义务教育则有很多市场化的因素。高校运行体制不能全靠国家给钱。试看现在各高校后勤全部是市场化运作,出版也是。招生一方面要收费,另方面要提供奖学金,不是义务教育。如清华经管学院每年给学校可上交一个亿的培训收入,这就是市场化操作的,也是对社会有贡献的。2007年北师大组织干部去美国高校考察,去了美国东部的7个学校,包括哈佛、MIT等。所访的几年美国高校,教育经费60%、70%是来自于社会,20%、来自于中央联邦政府,10%来自地方政府。经费来自社会,就体现着社会办大学;经费来自社会,就会使大学精神有了物质基础。

    有人说改革开放市场化把卫生搞乱了,说卫生应是公益性质的。我认为,政府把全国人民的看病全包起来是不现实的。别说农村人包不了,城里人也包不了。现在搞新农合,很好,就是合作医疗,就比较现实。其实,卫生也是事业和产业的结合。举个例子,美国的防疫也是有市场化操作的。为防止大规模流行性疾病,美国政府卫生部门与各个部门签合同,如与防化兵签合同,只要出现公共卫生重大情况,防化兵就出来帮忙。做什么事,就给多少钱,事毕后就回兵营去。不是搞一套从上到下的防卫系统,更不是全包人民看病。我说这个话的意思是说,不要以为市场化是坏事,我们完全没有真正做好。

    再举个例子,现在大家都提出应提高消费率,甚至有些人提出要反消费率提高几个点作为咱们国家的年度指标,这好象是可以通过计划来做的。但其实,无视市场化是不行的,因为真正均衡的消费率只有在充分市场竞争条件下才能判断出来。这是两位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的理论所提出的,一个是索洛,讲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均衡问题。另一位是菲利普斯,讲劳动力增长的边际效益和资本的增长边际效相等时市场才能达到一种均衡,合理的消费率才能确定下来。应对金融危机,政府提出对策,但也要由市场来完成,而不是把市场经济搞掉,恢复什么计划经济。

    我们这一代经过了30年河东、30年河西,充分体会到市场经济的重要性。计划经济年代,大量东西匮缺,我结婚的时候想买花生米也买不着,我爱人生孩子是领导批条子坐大卡车去50里外干校买了一篮子鸡蛋,因为我是五七干校的老师。这一代年轻人没有见过布票、油票、肉票,这都是供不应求的产物。有些网站高唱计划经济好得不得了,那就请这些人自己享用好了。当然,计划经济集中力量办大事,两弹一星干得好。但要看到,集中力量办的错事也很多。计划经济的含义就是相信只有少数的精英,不相信人民。认为少数精英最聪明,能决定千千万万人的生产什么、交换什么、消费什么,实践证明这是空想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太重要了,虽然问题那么多。
五、国际金融危机与国际化

    中国与世界经济的互动正在从资金的互动、贸易的互动、技术的互动走向政策的互动;从不允许别国干涉我内政,到要与他国讨论各自的内政,这是巨大的变化。世界性的金融危机,也让我们深深感到了全球化后风险传播速度加大的这一面。

    这次危机是次贷危机、银行危机加国际金融体系三大危机的结合:次贷意味着可能坏账,这种风险因投资银行杠杆操作而被几十倍放大,又去做“保险”(CDS),进行交易和买卖,经反复的炒作,CDS的市场总值就超过了60万亿美元。 当次贷爆发坏账危机后,引发了系统的金融危机。没有能控制风险的国际金融体系,这场危机就很快转化为全球的金融危机了。政府管理的失灵是这次金融危机根本原因。政府金融监管落后于金融创新,金融衍生品泛滥形成了超长的金融链条,金融投机助长了金融失控。把金融危机的产生原因说成是中国的储蓄高与美国的消费高,是不正确的。

    这次危机持续的时间很长,始于2007年12月,至2009年12月,已经持续达24个月,超过1973-75年和1981-82年那两次长达16个月的严重衰退。对消费、GDP、收入和就业带来的综合影响大。金融的衰退时间,这一次持续时间最长,格林斯潘说百年没遇。这次危机影响的范围也极其广泛。一方面,危机跨越了绝大多数国家,波及到所有的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另一方面,危机覆盖了所有的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和实体经济。中国的企业家调查中,70%认为金融危机对企业是有影响的,认为没有影响的是少数。我们2008年进出口情况还是不错的,但到了第4季度和2009年上半年,出口就有很大的下滑。

    全面金融危机下各国拉开了构建国际金融新秩序的序幕,2008年11月8日至9日,二十国集团华盛顿金融峰会;2009年4月2日至3日,二十国集团在英国伦敦召开第二次金融峰会; 2009年9月24日—25日,二十国集团在美国匹兹堡召开第三次会议金融峰会……等。为了应对金融危机,提出多种措施,如通过多种手段恢复和提高金融市场流动性,进行干预金融机构等更广泛的金融救援,实施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依据形势需要不断推出新的工具补充和改进传统经济手段等。这些在报纸上有很多介绍。

    全球化程度,最重要的是两方面的联系,一是金融的纽带,一个是贸易的纽带。国际储备基金、互联网通讯、跨国公司都是全球化的一部分。

    当前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稳步回升。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迅速下滑的趋势在2009年二季度得到了初步的遏制,经济企稳回升。三季度,GDP增长率再次加快,全国经济呈现稳步回升的趋势。按可比价格计算,全国前三季度经济增长率为7.7%,比上半年加快了0.6个百分点。分季度来看,2009年一季度增长6.1%,二季度增长7.9%,三季度增长8.9%,GDP增速逐季加快,同比降幅逐渐收窄。综合来看,200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仍将会达到8%以上。美国尼尔森公司调查全世界包括欧洲、美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三季度中国消费者信心指数上升了7个点,美国上升了4个点,说明美国消费还在提高,我们也在好转。  就业形势根据调查都认为明年可能好转,这个判断就是5000户企业家的判断,应该是了不起的,企业家认为明年就业形势好转。


结束语:形势展望

    今天的分析,实际上是站在中长期结合的角度看待这个危机问题。中国的三驾马车消费增长有点弱,投资的增长快一点即拉动大一点,出口这一块压力比较大。总的来讲是蹒跚着前进。前两天一个会上讨论,我作为一个乐天派,说未来十年中国经济保持7%以上的增长能做到。我可能算是比较乐观的,也是胆子比较大一点。资本、劳动、技术、资源这四个轮子,还是有一定的活力。资本这个轮子问题不大,中国自己都感觉到有些钱了。技术呢,我们提高得非常快。我们的劳动力相对来讲还是比较丰富的。惟一的明显的问题就是我们的资源,投入太大,难于持续。我们要搞绿色经济,资源要优着点用,不要把地都挖掉了,矿都挖尽,这确实不行。所以,三匹马还能拉,四个轮子晃晃荡荡总体上也还可以。拉到7%或者高一点还行,这是我的判断。但要看到,經濟復蘇的基礎還不穩固,金融危机影响仍在延续 ,经济增长主要靠政府投资驱动,通货膨胀出现的可能性加大,企业发展还面临着诸多困难,还要努力。

    最后要说,面对这么大的金融危机,我们可能不是一种思路就能解决,不是一个政策就能解决,我们需要把各种思考综合起来,要考虑各个领域,同时要把我们辩证的思维树立起来,只有这样才能使得我们真正能够认清与应对各种危机,也才能够使中国经济走向更美好的明天。

    谢谢大家。